标题: 万历是明君还是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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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0 19:11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不要脸的万历(搞笑)

是不是昏君转个笑话

话说一天万历在内宫游玩,忽然一个小太监来报:不好了!
万历大怒:“什么事情,看把你慌的。”小太监跪地接着说:“不好了皇上,自从皇上下令开服色禁后,京城商贾大肆穿着皇家服色。御史纷纷上书,要求皇帝严办,以正皇家脸面。”
万历先是大惊,然后大喜,他笑着对小太监说:“有确着证据的有多少人。”小太监忙承上奏报,万历看后脸上全是欢乐的笑容,就像中了百万大奖一样。小太监不明白,就问:“万岁,您为何欢喜至此呀?”万历大笑说:“钱来了,我能不高兴吗?告诉首辅,所有商贾一律释放,以后一切服色之禁废除,但这次犯规的人不能放过,让他们一人贡献五万两白银,呵呵,军费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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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0 19:13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出自李清《三垣笔记》第250页
  
  1,有一内侍犯法,走入大内,巡城御史书朱票入内索之。诸阉泣愬神宗,谓无是例,神宗哂曰:我弗能救也。辄命押出
  
  2,神宗一日演戏为乐,闻巡城御史呵呼声,辄命止歌,曰:我畏御史
  
  这两条是反驳阎包衣所谓“万历间宦官肆虐”和“万历一天到晚享乐奢侈”的,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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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0 19:23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万历做得怎么样崇祯做得怎么样历史自由公论,小冰河期是从万历二十几年就开始的为什么一直到了崇祯年间农民军才彻底爆发,而万历三大征加上末期的辽东战事所耗响音未必比崇祯年间的战事少多少,而万历只是在辽东战起之后才加了一个辽饷,三大征全靠内帑就够了。拿上朝祭祀来说事大概也就阎包衣哪种人了吧!连明朝政事的基本运行渠道都搞不清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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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0 20:29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QUOTE:
明遗民顾梦游说“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

在明朝遗民眼里万历治下可是堪比唐玄宗开元盛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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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0 21:44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QUOTE:
原帖由 三种不同的红色 于 2008-4-10 21:01 发表
明朝的政治制度还是有问题的。

裁撤宰相,皇帝亲自领导六部,这实在是很搞笑的。

当然清朝的制度只能用变态来形容了。居然连六部都不管事了,全凭皇帝和几个秘书在那里胡搞。

制度缺陷那朝那代都有,北宋的叠加式宰相也未必就有多好

明朝废宰相,也要分开来看。制度架构的作用其实很有些,遇到孝武这样的设宰相

还不跟没设一样。太祖成祖的时候确实是直接领带六部。等到了后来有了内阁未尝

不是六个宰相。明朝的基本制度可以说是  文官监督皇帝或者替皇帝管理国家 太监

监督文官 皇帝任命太监  三者不可偏废任何一个 当文人与太监勾结时,这种平衡就

打破了,太监的监督职能基本等同于丧失,皇帝这种虚君的存在=没有,他根本无法

通过太监来制约官员。例如张居正。

文人内部原本就有所谓“清浊”之分,当清流的力量过分坐大时,后面的事情可想而

知。例如东林党。

无论是刘瑾还是魏忠贤得势真真靠的都是身后的一大批文官。张居正想当一个真宰

相也是靠和冯保配合,弘治中兴正人贤士能进朝堂内廷有一个怀恩也是起了很大的

作用的。

但是明朝有一个好处就是给事中御史还保留着很大的权力,而且皇帝也基本上也不

杀这些人。基本算是无论他们说了什么。像海瑞那样敢骂嘉靖皇帝“天下人不值陛下

久已!”也没怎么样,反倒官越当越大。海瑞说的还不算是最激烈的,直接骂万历桀

纣"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这个就太过了。骂正德也有很多比较过的。基本上最

多也就廷杖贬官。像“大礼议”“争国本”就不说了。满清的最大问题其实倒不是说它制

度上有多么集权,关键的就是没有这帮人了。

QUOTE:
武帝问司录校尉刘毅曰:“朕可方汉之何帝?卿实言之。”毅曰:“桓、灵似陛下耳。”武帝曰:“朕何至于此?”毅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今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這種對話在清代以前都不少見的吧。清代以后就基本没有了,少数的几个结果不是凌迟就是斩首,杜车别的文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以看看

明代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财政税收,万历冒着被官员骂成是昏君,收矿税海关税,却不加收农税 (只加了一个辽饷)。比起崇祯一味的加三饷

好太多了。所以小冰河期从万历二十几年开始直到崇祯年间才爆发了比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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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1 10:38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明朝的体制是有问题,但偶不认为这个有问题的体制影响能有多大。你要说三权分立,明朝的大臣上奏——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皇帝下旨——内阁附属——六部执行岂不是更好?还有六科给事中可以驳回。

如果要说虚君,唐代能比得上汉初?三省六部制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为了分宰相的权,也是集权的一个过程。汉初的宰相权力够大吧?碰到孝武还能有什么用?
我个人看重的不是这个制度上的集权分权以否,而是大臣的那种态度,明朝的确比前代更集权但是大臣敢说话的态度是值得赞赏的,这不仅仅只是制度上的保证,更是皇帝个人的开明。这种态度甚至是前代也未必有的。

我个人最讨厌满清的问题就在这方面,基本上没人敢说话,大臣都不敢,更别说清议。少数的批评了几句立马就定个凌迟,最后再改判个斩首以显示皇帝的仁厚
民间的文网控制得也太恐怖了,诗词里有个明字甚至都有危险。像明末的泰州学派东林书院那种党社更是被禁止。最有名的就是金圣叹的士子哭庙案。这在明朝乃至前代是不可想象的。

你要跟我提康乾盛世,一个没人敢说话的时期,一个没人敢提出建议规劝皇帝的时期,一个老百姓报个欠收都被斩首的时期连治世最基本的政通人和都做不倒,简直是在侮辱文景贞观仁宣。

[ 本帖最后由 zfxweng 于 2008-4-11 10: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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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1 12:18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说到虚君,除了君主立宪,想在制度整体的架构上保证是很困难的。汉初真正实现了虚君,可到了孝武,该怎么样就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点跟皇帝个人的风格有关系。

至于说到明朝,说万历不上朝所以不管事所以是虚君我觉得是很不靠谱的。前提就有问题。明朝的好处是皇帝权力受到舆论的很大压力,无论是民间那,文官集团那,清议那。皇帝根本不可能冒着和整个文官集团作对的风险去推行自己的政策。甚至有时候对于民间的一些行为也不得不妥协。

什么君主立宪那资本主义那不过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中国按照明朝的历史正常发展下去未尝就不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东西。受别人的影响发展君主立宪倒还有可能,但是想要自发的形成这样一套制度我觉得未免自作多情。毕竟世界乃至欧洲也仅仅是只有英国一个国家自发的形成这套制度,别的国家说白了都是受到英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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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1 12:32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万历不上朝,但不是不管事,他也不能算是虚君。

明朝自万历年间就出现西学东浙,已经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明朝不但有工商为本的说法,而且对皇权也有质疑,这些都是很进步的东东,不能无视。

————————————————————————————————————————

西学东渐主要是科学,而不是制度层面,毕竟即使英国那时候也没有确立君主立宪

工商业为本对皇权的质疑也基本是明末士大夫自己形成的,尤其是对皇权的质疑,

是明朝遗民在反思明朝历史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所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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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1 12:53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西学东浙不仅是科学,还有思想,制度的变化首先要建立思想开明的基础之上。英国难道是先出现了君主立宪,然后才出现相关的理论思想?


工商业为本与对皇权的质疑是外来的,就有可能发展成君主立宪,是明末士大夫自己形成的,就无可能?

—————————————————————————————————————————

君主立宪涉及到很多权力分配问题,绝对不是英国偶然确立的。英国君主立宪最大的前提1215年签订的大宪章。我不认为中国能像英国那样自发的去形成所谓君主立宪,最多也就受英国影响之后再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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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1 13:12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要说威胁皇权的集团。明朝是文官集团,欧洲是贵族领主集团。明朝的文官集团有点像欧洲的新贵族带有一点资产阶级性质。杜车别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明末的文官大多出身商人家庭或者当官之后有家人在经商。这就可以很明确的解释为什么那帮子文官要搞海禁免商税了,搞海禁实际就是使国家没办法对海洋贸易收税,都成了走私了嘛!而相应的武官集团大多都是世袭的在某些方面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有人也说明末的文武矛盾实际上也有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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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1 13:16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要说工商业为本大概也有士大夫自己经商这个因素在里面吧!明朝文官工资低,想要贴补家用光靠贪污恐怕是不够的,经商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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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1 14:34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QUOTE:
原帖由 天涯明月刀 于 2008-4-11 13:47 发表
明代海禁是文官提出的?为什么禁海?劳驾,拿出你的史料证实一下,禁海是因为明末的文官大多出身商人家庭或者当官之后有家人在经商。

隆庆年间开海,又是如何一回事?

胡宗宪,涂泽民为什么开海?

与什 ...

你的问题还真多。我说的不是明初的。隆庆开关之后崇祯年间撤过海关不是海禁是什么。所谓的开海还不是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需要使走私合法化收收海税。明末的文官和海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搞海禁正好就使国家不能对海商征税。

关于明朝的文官经商你看以看看杜车别的那篇文章,里面有很多例子。

[ 本帖最后由 zfxweng 于 2008-4-11 14: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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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1 14:42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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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三种不同的红色 于 2008-4-11 13:58 发表


说“明朝的好处是皇帝权力受到舆论的很大压力”,这点偶很认同。其实不止是明朝,在中国,皇帝历来受到清议的牵制,只要不是昏倒底的昏君,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有顾虑的。但可惜这仅仅只是舆论的制约,而非制度。

说“万历”虚君,这偶也非常不认同,这是只一些其他人的论调。如同偶前面所说的,你皇帝不管事了,可管事的还是你的秘书,从行政制度上说,皇帝秘书管事就是皇帝自己管事,如此一来,虚了个P君。

明代因为制度对皇权的制约小了所以在舆论上比历代的制约都要大。其实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最明显的就是万历,经常说万历年间矿监肆虐,但其实很多矿监甚至在文官的纵容下被当地老百姓打死,万历怎么应对?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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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1 14:48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饥荒是从万历二十几年就开始的为什么一直到了崇祯年间农民军才彻底爆发?东林的那帮人一上台就搞海禁废除了大多数商税把国家财政压力全部集中到了受灾的农民手里,农民怎么受得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裁撤驿卒,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李自成。

撤了河道监管,基本上治水的钱就都到了文官手里,黄河也就再没有治过,撤了收茶税的太监,茶税就基本上很多被文官贪污了。当然,自此以后各省的茶税收入就急剧下降,文官连年报灾,茶叶岁岁歉收,到崇祯十年,仅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地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白银,注意这里不是“十二万两”而是“十二两”。撤了个海关的太监基本上就没海税了,撤了绢税布税,你说?国家那还有钱?这就是崇祯初年东林上台干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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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1 14:53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其实明朝最糟糕的地方就是朱元璋继承蒙元的几个东西,什么军户那,匠户那。还有廷杖,不过施廷杖的目的完全被扭曲了,本来是为了侮辱文官,结果成了文官的荣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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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1 15:22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明朝的海事管理的力度一直有限,海禁时期走私贸易一直很猖獗。而单纯的走私事不要交税的。隆庆开关之后就设立了海关,对海洋贸易收取一定税金。你说海商是愿意禁海还是开海?撤海关只是崇祯初年东林上台的一系列废税政策中的一部分。你说这些人是为了什么?将对外贸易掌握在官方控制下?禁止不了走私何谈控制对外贸易?

这些东林君子不经商,不参与海商,废海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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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1 15:29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举几个文官的例子

江西铅山的费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由经商发家,然后再以此为基础,培养子弟读书,使得大批家族成员都进入政府内部。
  “铅山费氏是靠业贾起家的,《族谱.孝友.谦十四公事实》卷首记载:‘’谴十四公讳广成,……学小贾给母自治,……乃后数年,三致千金之产,’为家族今后长远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费广成死后,其二子:一经商,一业儒。长子费荣祖‘承父之业’,据称经商时‘积阴德行善,好赈人之急’,……四世费应麒继承父母未竟之业,一面经商维持生理,扩大家族财富,成为远近颇有名气的商人,……,一面延请名师教授子侄,……,膝下五子,三人习举子业,二人治理家务,在家族内部实行分工。
  ”[197]
  以后费氏家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进入政府担任高官的层出不穷,其中包括了曾经担任嘉靖初期内阁首辅的费宏。

除了费氏家族的例子,其他知名文官出身于工商业家庭的也不在少数,“许多工商业者特别是他们的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加入官绅之列。这类例子很多。姑举一例:刑部左侍郎张鸾乃‘西安咸宁人也。其曾祖曰景德、祖惟义、父约,皆隐于贾,有资而好礼,世闻为三秦故家云。……惟父甚爱人,以颖悟可学举进士,余子皆以服贾’”[194] [34]p160
  
  
  再有“比如曾经担任过明朝兵部尚书的王崇古的父亲王瑶就是大商人,‘公蒲善士,为养而商也,生财而有道,行货而敦义’
    再比如中了进士,担任陕西右布政史的徐节的父亲徐息也是山西的大商人‘逐盐荚之利’‘积赀巨万’”[34]p280-281
  
  
  李开先的舅父是大商人。汪道昆的父亲、祖父皆为盐商兼地主。李梦阳祖上也是业贾起家。王世贞的祖父是商人兼地主。归有光先世‘皆以高赀雄乡里’。……李攀龙的祖父乃是历城大贾,兼放高利贷。……邢侗家资巨万,他的祖上也是地主兼商人,收放高利贷。……华亭唐默,‘父亲以贾起家,积资雄一乡’。……钱一本当时说“古人仕则不稼,今人仕则并为商贾,鱼夺琐细牙侩之利,亦无所不至。”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说,东林党人也统属于这一阶层[151]p497
  
  比如东林党的主要领袖顾宪成,高攀龙
  
  “顾宪成的父亲,当过酒人、豆人、饴人、染人、破产之后,‘遂迁回泾里卖浆’”[147]p59
  
  是典型的工商业者,小资产阶级的代表,
  再看另一位高攀龙,“高攀龙祖父高材,父亲高梦龙从事于经营放贷。但高攀龙过继给祖父的弟弟高校为子,所以和父亲成了兄弟关系,高校治生产米盐,以其赢与里中交质为什一息”[通商]
  
  同样是典型的工商业家庭出身。
  
  沈垚说宋朝明朝的时候“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于前,子弟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于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198]
  
  这几乎就是说明朝的时候只有商人家庭的子弟才能出来读书作官,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的社会情况。
  
  事实上不仅大量文官出身于工商业家庭,而且明代许多文官本身在进入仕途以后,依然没有放弃工商业活动。
  
  “嘉靖年间学者唐顺之指出,当时徽州‘即阀阅家不惮为贾’[200]。文学家归有光说,当时徽州‘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201]
  此外如“东林党的著名人物汪文言本身就是徽州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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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1 15:30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再看看这些文官都做的些什么

还拿费氏家族作为例子。
  “
  正德初年,凤阳人孙幼真出任江西参议,费宏即以同年身份为其赠言,告以‘江西地方千里,大率土狭而人稠,闾阎小民虽力作啬,用不能自给,操末技以食于四方者恒十之五。……’,又称‘大过之时而求大壮之才’,寓寄勤政爱民之盼。”
  
  这显然是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希望即将到自己家乡的地方官能够对自己家乡以及相关阶层多多照顾。
  
  此外费宏为了自己家乡和相关阶层的利益,甚至对地方知县都要拉拢歌颂一番
  “如费宏《庆太守杜公世美七十序》云‘……’。费宏以宰辅之尊,对桑梓七品县令及其老父极尽颂扬之能事,当不是一个简单的礼贤下士问题”[197]
  
  
  再看看汪道昆“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贾,去而为儒;羸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此其大氏(抵)也。”
  他还说:“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也即行贾、为士,只是谋利手段不同,并无等级的高下贵贱之分。二者各有功用,人们各随所愿。这种思想从当时许多人“弃儒经商”、“贾而好儒”的行为中也得到体现。 [151]p138-p139
  
  “翻开明朝士大夫的文集,我们会发现大量的为商贾树碑立传的文章,这些商贾被称为‘隐君’,‘处士’,‘大贾’。由于官员经商的普遍化和大量工商业者子孙进入仕途,官绅士大夫不再讳言其父祖的工商业者身份,反而把他们打扮成亦商亦儒的形象,说成是善士善贾。”
  [34]p280
  
  
  东林领袖顾宪成给一个明代大商人写的墓志铭(《明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中说“昔司马子长著《货殖列传》,谈文者以为千古绝调,予特嘉其取善之周,不择巨细。乃世人卒讳言富,……夫此何足讳也,……吾锡故有东湖邹公望,桂坡安公国(都是大商人),其人皆翩翩豪举,其名与资俱倾一时,本之各有所长,非苟而已也。予以为国家得若人而用之,必有裨于会计。即不然,而一乡有若人,可备一乡之缓急;一方有若人,可备一方之缓急。作史者仿子长遗旨,采而列之货殖,……岂为过哉”[151]p498
  
  
  东林党另一个领袖高攀龙完全是商人资本家的代言人自居,天启初年,他在《上罢商税揭》,大力诋毁商税,危言耸听,夸大其辞
  “加派之害以税计,商税之害以日计。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也贵买绝不贱卖,民间物物皆贵,皆由商算税钱。今税撤而价不减者,实由矿税流祸四海,困穷加以水旱频,仍干戈载道,税撤而物且踊贵,况复而宁知底极乎”[151]p499
  
  按照张宪博等人的说法
  “高攀龙认识到国家征收商税对整个经济的破坏,并指出万历朝矿税之祸的深远影响。他在《揭》中还说:‘夺民之财,非生财之道也;生财之道,生之,节之,两端而已’他认为征收商税是‘夺民之财’,完全站到百姓一边,而不是国家君主一边,表现出‘民财’不可随意掠夺的思想。限制税收就是限制皇权,这在13世纪以后西欧国家的历史上看得十分清楚,批准税收是英国议会和法国三级议会的一项重要职能,这一职能成为长期限制王权的重要手段,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十分有利的作用”[151]p499
  
  
  “高攀龙在《申严宪约则成州县疏》中专列一款,以保护铺行免受官府侵夺
  
  ‘本县每日供给,顺照时价给现银与市民,两平易买,不得依官减值,亏短赊欠,不得纵容买办人索取铺行钱物’”[151]p500
  
  “万历年间,在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中,东林党人表现尤为突出,中外官员不断有人上疏,在劝谏中,以李三才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五月所上《请停矿税疏》最为尖锐,他直接质问皇帝:‘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
  “被列为《东林党人榜》中第二号人物的叶向高,入阁前就曾上疏要求神宗撤回矿监税使。万历二十六年,叶向高补皇太子讲官,掌左春坊事,以东汉‘西邸聚钱,中珰肆虐’为鉴,上《请止矿税疏》。不久又上《再请止矿税疏》,请撤消临清税珰马堂”[151]p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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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1 15:31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明代思想家何心隐有一段话
  “商贾之大,士之大,莫不见之,而圣贤之大则莫之见也。农工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商贾。商贾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士。商贾与士之大,莫不见也。使圣贤之大若商贾与士之莫不见也,奚容自主其主,而不舍其所凭以凭之耶?”[151]p139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强调圣贤之大,而其隐含的前提却是“商贾之大,士之大”在当时的社会已经是众所周知,已经到了“莫不见之”,也就是没有人不晓得不明白的地步。而士和商贾的关系是什么?何心隐说的很清楚“商贾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士”,士就是商贾的利益代言人,就是商贾在政治上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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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12 17:16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QUOTE:
原帖由 堕落的战神 于 2008-6-27 12:03 发表


明史的资料完全不能采信……

我对二十四史的意见是,不可全信,不可不信。

但是,如果对明史的资料完全不能采信,那么我们根据什么来了解过去呢?野史?

基本的史料学常识啊

《明史》这种断代史在具体数目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数目上往往很夸大,追求一种文学性而不是真实可靠

明代的史料不说原始史料,每件大事基本都有专史,比如靖难之役就有《奉天靖难记》,万历三大征就有《万历武功录》,万历御倭援朝还有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

比如援朝兵数你就要看《经略复国要编》,据宋往兵部发送的奏报,壬辰入朝的兵力原计划为七万,但结果发现许多地方的驻军都存在虚报人数现象,七万人凑不出来,如原计划征调山海关的三千火器手,山海关回复根本没这三千人;命吴惟忠招募三千人,结果只募了二千一,而且配给的车辆装备等“皆朽坏不堪”;此外,四川的杨应龙本应出兵五千,结果他忽悠了大明朝,先是拖延最后干脆造反了,刘铤的五千川军也因此耽误;延绥本应出游击高彻的1700骑兵,结果被当地长官以防虏之名议留了。报给朝鲜的人数先称是十万,给李朝壮壮胆,入朝时给了他们一个实数四万三,这就是《宣祖》上的那份名单,但据宋所说,实际人数是38537,“且内多疲弱不堪,临阵所选精锐不过二万”。

这些东西不是你看《明史》《纪事本末》《实录类纂》一类比较大路的史料能看到的

如果不多看专门的史料,而是只看这种泛泛而谈的断代史,自然没法了解事情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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