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佩剑公主于2004-07-18, 18:36:20发表
这个帖子一年以前在其他论坛就见过。
请问滑膛炮，这是原创吗？？
如果是转帖的请一定要注明
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啊
公主殿下说的是，是我转贴的。实在不好意思，凡我转贴的东东，基本上都注明了的。若是阁下不快，鄙人万分遗憾。
以下为原创，请批评。
议和——从明朝的最后机会谈起
明朝和满清议和？如果这样是不是又招来后世的一片指责，因为我们一向认为谈和就是投降、就是汉奸、就是秦桧，但是明清议和也许应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明朝末年，崇祯皇帝守着祖宗留下来的烂摊子，面临着外患内忧，一方面要对付日益强大的满清，另一方面又要镇压农民军。两线作战导致国家财政破产，更加难以为继，很快亡国。其实明朝本来有最后一次战略的机会：他可以选择与满清求和，来集中精力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甚至可以通过割地赔款等方式借清兵的力量来打击农民军。可是这样一个最后的机会却在一片反对议和声中丧失了。
此时的明朝，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已濒于崩溃。对民间的搜括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崇祯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对于朝廷来说，这时最大的威胁不是关外的满清，而是星火燎原的农民起义。有山海关，有袁崇焕的关宁铁骑，皇太极一时也无办法，而李自成、张献忠等的农民军却是日益强大，说不定哪天就打到了北京。两害相具选其轻，在不能同时承担的情况下，明王朝必须有个选择。
当时的满清并没有灭亡明朝的计划，就算皇太极有统一天下的野心，但是在那个形势下看来，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满清当时是奴隶制，掳掠汉人农耕，生产力低。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市场，军队又大加扩充，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向中原侵略，又打不破山海关。皇太极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对于缔结和平具有极大诚意。清方的议和主要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和给予一定的钱粮，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出于这个基础，后来满清能够把握住明朝内溃的战机，入关为王，可以说是“一不小心”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战略：进占中原，创建王朝！这无疑是吴三桂带给意外的收获。
所以，当时议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
明与后金交战之初，努尔哈赤曾经很想议和，但明朝朝廷瞧不起后金，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而且对于议和一概不予理会。仗一直打到崇祯十五年（1642），洪承畴在全军覆没后降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主动想和满清议和了，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此时，国家财政也趋破产，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但是，崇祯和陈新甲的秘密商议，却不慎被公开了出来，群臣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崇祯见包瞒不住，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但陈新甲声辩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两年后即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元，渡河东征，三月初，攻破了北京城,明灭。
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漏，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思想认为谈和就是投降、就是汉奸、就是秦桧。于是，这个对于明朝可行的最后一个战略也被放弃了。
说到议和，肯定避不开宋朝。
两宋与辽、夏、金、蒙，国力、军力双方互成反比，用经济的优势弥补军事的劣势，应该是明智的。只要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来保证和约的顺利执行，用和约来保证双方和平也是可行的。
澶渊之盟是宋朝在辽的巨大军事压力之下，不得不选择的外交策略。宋、辽停战后，双方贸易大大发展，北宋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每年都有上百万的收入，而且也有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力大大增强，而“岁币”也就愈发无足轻重。这“岁币”只占宋朝7000万财政收入的一小部分，可以当作是给比较贫困的邻邦的一种援助，以弥补双方的贸易赤字。而辽也无力南侵，也乐于“岁币”的供养。这种为和平付出的代价无疑要比军费来的便宜，当然，这种政策必须放弃感情色彩而由地缘政治来仲裁。用确有保障的外交手段代替毫无信心的军事行动，三十万岁币要比两次北伐带来的成果丰厚得多。澶渊之盟后，宋、辽基本保持和平120余年，一直到宋徽宗才联金灭辽。所以，澶渊之盟应该是成功的外交。
而南宋的和约外交的失败，除绍兴和议是生不应时，其余的隆兴和约、嘉定和约正是因为总体上南宋的国力、军力要大大弱于北宋，和约才没有保证，屡屡被撕毁。首先看绍兴和议，宋高宗在己方军事占优的局势下，或为了避免钦宗回朝，或为了防止武将专权，而固执地坚持议和，浪费了大好形势，牺牲了一代名将，确实不值！再到后来，几乎都是宋军在军事上失利，而不得不受人敲诈。绍兴和议的出台，并非宋金两国之间局势的需要，完全是出于宋高宗的个人，先不论高宗议和出于何种政治目的，和约既已签了，如果绍兴和议一直能执行下去，和平能持续，对后人对历史也算多少有所交待。这样就没有以后的隆兴和约、嘉定和约，估计后世也不会过于批判其丧权辱国。但是，正因为南宋没有军事实力来保障和约的顺利执行，要么对手视和约为空文，要么自己军事冒险而失败，结果成了屡战屡败，屡败屡和，屡和屡毁的恶性循环。
议和本身无非是一个政治手段，战争也同样。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战争并不是政治的唯一选择。就像一团乱麻，解不开只好用刀斩，但若能解开那又何必动刀呢？就如今天经济学给“道德”下的定义：道德就是使社会的最大多数得到最大的利益。那么，政治的基本目的就是使本国或本朝得到最大利益，至于是战争还是和谈并不重要。两国之间，没有必要始终兵戎相见，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境战争并不应视为耻辱，至少现在这就是我国外交的基本政策之一。和平还是战争，首先要看得到的好处和付出的代价，还要看自己的实力，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至于是否丢了面子，就是末节了。
历史转到今天，我们应该放弃所谓议和即汉奸的病态之论，承认暂时的妥协是人类政治的正常行为，承认议和乃形势所然。秦桧的罪恶在于其全无恢复的欲望，不在于议和。无论是句践的卧薪尝胆，还是列宁的布列斯特和约，都是暂时的忍耐，以后总是要想办法恢复中原的，而我们从赵构、秦桧那里看不出有任何恢复的打算和措施。正如钱穆先生所言，秦桧最大的罪恶是因他的所作所为给妥协背上了罪名，自他以后中国就受制于舆论压力，再也不能妥协，因而就只能进不能退了。在宋以前，中国的政治家总能根据力量对比决定进退，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如果明末朝廷能抛开无谓虚名，站在务实的角度上认真考虑怎样才能得到最大利益，恐怕历史就会有另外一个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