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金刚捣锤于2004-06-06, 1:34:23发表
此论在下不敢苟同, 谬论胡说, 四不先生指点.
历史会不会因为英雄的出现而改变. 我个人认为是可能的.当然,这是和在大陆长期的历史教育观不同的, 教育基本上认可历史的车轮是阶级关系, 经济发展的必然, 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 而否定能够改变历史的偶然因素和特殊人物.
我的观点,必然因素是推动作用,但英雄和重要人物的决策,也会改变历史的进程.
这是我以前的观点，现在我的观点也同意你的。我在“初唐史的若干问题考证”中其实谈到过这个问题，录于下面以供参考：
之二十：如何评价玄武门事件，及其影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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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史家均认为，李世民不同于杨广，是隋末农民起义的威吓性对统治者起了作用。所以，即使是李建成继位，甚至是隋末任何一个非李姓的割据势力的首领做统治者，都不会走向杨广的反动。唐初的治世是隋末农民起义的必然结果，而与李世民这一具体统治者无太大联系。
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在南北朝及唐后的五代十国，其间农民起义及割据混战都经历了很长的时期，对封建统治的破坏不可谓不严重。但在这么长一段时期内，始终无一割据势力能吸取那所谓农民起义所带来的教训，调整统治手段以便长治久安，这就可见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在此还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诚然，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能统一全国并建立较长时间统治的皇朝往往在开国之初都因其统治者对农民施行让步政策而带来治世的美誉。如秦末农民战争后有汉代的“文景之治”等。但其原因并不是农民起义直接地决定了治世的出现，而恰恰是统治者有精明的眼光能吸取教训而带来治世。
不妨假设，若李世民并没有吸取隋亡之教训，继位后一如杨广那样胡搅，完全有可能将国家再次推向战乱，唐朝就将是两代而亡，再次群雄并举，再次有一势力讨平天下再建新朝，可能又不能吸取教训，又再灭亡。如此反来复去，直至终于有一个统治者能吸取教训，改变统治方式为止。
这完全是可能的，只不过隋末农民起义就成了类似于南北朝及五代十国期间那样，各个短命政权在政坛上昙花一现、陆续粉墨登场罢了。要打断这个乱世的循环，仅有教训是不够的，还得有英明的统治者来吸取它。
固然，终有一个统治者来吸取教训是必然的，只是早晚的问题。但早几十年与晚几十年，情况已大为不同。像隋末那种乱世，对社会生产力之破坏是极其惊人的，唐朝建立后也花了好几代人的时间才使之完全恢复。这对整个历史进程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提这个问题，主要是想指出，一直以来，史学界总不愿意谈某一特殊个人对历史发展的独特作用，以为这么做就是“英雄史观”，总要将历史发展归于一个虚泛的概念“人民”。
我却认为，人民与英雄对历史发展各有其不可互相替代的作用。人民往往是造就一种历史契机或历史的可能性，而英雄则是去把握这个契机，使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人民对英雄有制约作用，即英雄只能在认识人民所创造的契机的前提下，并在其划定的可能性范围内才能创造出现实的历史。但人民对英雄也有依赖性，即人民不可能作为一个虚泛的整体去创造现实的历史，必须借助于英雄来实现。这一点直到现在仍是如此。
所以，历史人物不会利用时势（即人民创造出来的可能性历史），就不成为英雄，也创造不了历史；但仅有时势，没有英雄，人民也只能坐着干等，让现状以其惯性运行下去，直到有英雄出现和这时势一拍即合，从而扭转乾坤。
所以，在南北朝、五代十国等长期分裂状态中，打仗打了那么久，有谁不想结束分裂重归统一呢？民心背向的时势早就已经成熟，但就是不像隋末那样有李氏父子一类的历史英雄出现，便只有继续分裂下去，直到杨坚、赵匡胤这些符合条件的英雄出现，才终于一举结束了分裂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也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耦合。人民创造可能性历史，这是必然性；而什么时候英雄会出现，使之变成现实性，则是偶然性。而其时间早晚是确实会影响到实际的历史进程的，并将这种影响传递到下一次人民创造出来的可能性历史中。这样人民与英雄之间互相影响、制约、推动，才构成完整的历史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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