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番外篇之二:不知垄断为何物, 由台湾土改帖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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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望侯光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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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篇之三:不知市场失灵为何物(续)

前面提到过,我能在经济学方面成功地摆脱凯恩斯主义,多亏了我对政治哲学的认识。其实,不仅仅是政治哲学,历史学也助了我的一臂之力,这使我深刻地感受到,我所喜爱的各门学科,看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其实是互相渗透,共同协助着塑造了我今天这个统一而非分裂的学术人格。历史学在帮助我摆脱凯恩斯主义方面的作用,就表现在经济思想史上。
  
由于我对历史感兴趣,因此我在对经济学感兴趣的同时,也对经济思想史发生了兴趣。当然,经济思想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学理论大多是错误的,否则就用不着改成现在这个样子了。但不知道什么是错误的,就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就象不知道黑夜就无法真正对于白天有真正的认识一样。所以,我一直认为懂得经济思想史对于真正掌握经济学的理论是很要紧的事情。历史的作用就在这里,柏杨曾在其翻译的《资治通鉴》的白话文版前言里谈到过这个问题,虽然他说的与经济学无关。他的意思大概是,不了解历史,就无法明白我们今天的处境,更无法预计未来。我们的祸福命运的秘密,其实全都在历史里隐藏着。经济学也是这样,不了解经济思想史,就无法明白经济学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也难以预计未来应该如何变化。如果了解经济思想史,就会明白,虽然凯恩斯使经济学走了一个好大的弯路,但两百多年来的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依然在斯密一开始指出的方向和路径上行走着。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受凯恩斯的迷惑,也能更好地明白为什么凯恩斯终于会被请下“神坛”。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主流,经济学在他那里一度进入了歧途,但最终还是会回到主航道上。在漫长的历史洪流中,凯恩斯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浪花而已,他改变不了经济学发展的大趋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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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happytime于2004-05-27, 11:17:47发表
生产者是在相关严格的法律下进行竞争的,一般来说,竞争的优胜者提供的产品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但政权的竞争就不一样,政权的竞争不所不用其极,基本上没有游戏规则可言,胜出的政权很可能是一个垃圾政权,古今中外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再说的,优胜而出的政权可以制定相关的法律,来严格限制未来的竞争者(这就不是行政垄断吗),将其扑灭在萌芽状态。所以,一般的结果,当这个政权腐败得不能再腐败,堕落得不能在堕落才会遭到淘汰。

MM,你把国家政权想得太不受约束了,不是这样的。政权不受法律这些人定的东西的约束,但它依然要受到自然律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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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无缘贪于2004-05-27, 11:17:09发表
凯恩斯主义一度处于主流地位,后来又被打倒在地,现在新凯恩斯主义在吸收了新古典主义学派的优秀之处和解决了自身的一些问题后不是又卷土重来了么?

新凯恩斯主义其实很边缘,根本不入主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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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篇之三:不知市场失灵为何物(续)

不过,最终使我幡然顿悟到凯恩斯的问题的,仍然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有一段时间,我对于养老保障体制发生了兴趣,于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在看了不少关于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文献之后,我忽然想到,其实这些社会的养老保障制度,与私有自我保障行为是有着共通之处的。
  
私人的自我保障行为有两类,一类是存钱养老,一类是养儿防老。然后我马上发觉,其实社会保障制度也只有两类,一类是政府强制私人存钱于养老基金一类的储蓄性资金池中,到老时再归还这些钱给私人,正类似于私人的存钱养老;另一类是政府抽取社会保险税,直接转移给退休人士,而由于能纳税的大多是正在工作的年青人,因而其实与私人的养儿防老的方式是一样的。
  
然后我进一步想到,以前只有私人的自我保障,没有社会保障,现在为什么要有社会保障呢?显然应该是有些事情私人的自我保障做不了,所以需要有一个社会保障制度来做成这些事情。自我保障做不了,而社会保障做得了,但社会保障的方式显然是模仿私人保障的方式的,那么社会保障到底跟私人保障有什么不同呢?显然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社会保障是政府介入,带有强制性质的。私人保障随各个具体个人的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一些人可能根本不存钱,而即使存钱,也有存得多,存得少的;也有一些人可能不养儿,而即使养儿,也有孝顺不孝顺之分。但社会保障却是强制性的,政府以统一或少数几种税率抽税,相当于大家的储蓄率都一样,或养出来的孩子的孝顺程度都一样。也就是说,社会保障相对于私人保障而言,它消除了个别人的不确定性,即非系统风险。但是非系统风险显然不是私人保障的缺陷,因为社会上个把人安度不了晚年,那并非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严重的是大多数人都无法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那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系统风险,而不是非系统风险才是社会保障应该解决的问题。然而,社会保障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它也不能解决系统风险,所以它对于私人保障的替代是失败的,而且正因为这个原因,它自己现在也面临破产的危险。
  
这是我原来开始思考时没有料想到的结果,这使我明白了一件事:私人保障虽然无力解决系统风险,但这不等于社会保障就可以,私人保障的失败并不能证明社会保障会成功,二者是完全没有内在的逻辑因果关系的。推而广之,就会得出类似的结论:市场失灵并不能证明政府干预会成功,所以把市场失灵作为政府干预的籍口是逻辑混乱的表现。
  
详细的情况我就不说了,因为有关的分析和结论我都已经写在《社会保障体系、凯恩斯主义》一文中。从题目就可以知道,我是从分析社会保障体系而得出推翻凯恩斯主义的结论的。事实上,我在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本来只打算谈社会保障体系的事情,写到后来却不由自主地写到凯恩斯身上,水到渠成地写出了这样的话:“从这样的逻辑推理下来,凯恩斯确实是将经济学导向了歧途。虽然他对于市场并不一定能自动地达到均衡状态的批判是正确而深刻的,但他对这一问题所开出的国家干涉主义的药方,却是在逻辑上风马牛不相及,在实践上也是于事无补的。”并且我终于解决了多年以来的在政治哲学和经济学上对于自由主义的矛盾心态。我在那篇文章中写道:“行文至此,我猛地意识到一件事:我终于变成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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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篇之三:不知市场失灵为何物(续)

  在逻辑上澄清了这个问题,一切在我眼前豁然开朗。后来再读到塔洛克关于寻租的经济学分析,更证明政府干预永远比市场的效率要差。但这些我觉得都只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关键的是将最重大的问题弄清楚,即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没有任何因果逻辑关系。如果结合寻租的问题,就可以得出这么一句话:市场能做的,政府不用做;市场不能做的,政府也不能做,所以政府最好还是不要做。当然这个“做”不是指政府任何职能都没有,而是说不要干涉市场。
  
  这就是我进入的第二个阶段了。这个阶段里除了在逻辑上廓清了这个问题外,还找到不了少现实的例证。如我一位在北大社会学系的朋友送给我一本关于温州人在北京形成的“浙江村”的社会学调查的书和一篇相关的获奖论文,使我对于“浙江村”的形成有了很深入的了解。“浙江村”是一个市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社区)自发生成的活生生的案例,它那顽强的生命力、财富的创造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些真实的材料,有力地支持了我对于市场能自发地提供一切人们所需的东西(包括我们通常认为是公共物品,如医疗、教育、治安等等的东西)的信念。虽然我已经从理论、逻辑上非常清晰地辩析到市场的力量,但看到现实的材料,还是发觉自己对于这种力量仍然是过于低估了。所谓“市场失灵”的情况其实很少,很多我们以为是市场无法提供的东西,其实长久以来都是市场在提供着给我们,直到政府声称这些东西市场不能提供,然后将供应权据为己有为止。
  
  这个第二阶段一直持续到前段时间,也就是说,现在我已经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在第二阶段里,虽然我已经否定了政府干预可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但我并没有否认市场会失灵。但到了现在这个第三阶段,我走向――在一些人看来绝对是这样――更“极端”的地步,即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市场失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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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篇之三:不知市场失灵为何物(续)

  这个观点的产生是由看杨小凯的《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而起的。首先看到他一个关于商业周期的模型,说明商业周期的产生不是市场失灵,恰恰是市场成功的表现。这个关于商业周期的观点给我耳目一新之感,看来“商业周期”这个概念也应该归入有待清理的错误理论之列。
  
  接着我在那书的另一个地方看到杨小凯关于市场失灵的另一精彩分析,他说有些我们以为是市场失灵的情况,很可能只是市场的分工程度不够高,其实不是市场失灵。他举例说,以前在原始社会,还没有货币的时候,人们是物物交换的。这时,出现交易无法成功的情况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你所有的东西不可能恰恰就是别人所需,而别人所有的也不一定刚刚就是你所需的。如果当时有经济学家,如果他知道市场失灵这个词的话,他可能就会说这是市场失灵,因为市场不能实现你的交易欲望,满足不了你的需求。但这时有必要引入政府干预,让政府用行政手段调配物资供应吗?幸运的是,那时的政府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干预市场的地步。
  
  这时的问题在于市场的分工程度不够高,没有一种商品专门分工出来充当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才会产生很多物物交换的不便利。但为什么市场的分工程度不够高呢?市场的分工程度不高不是一种市场失灵的表现。当时的市场分工程度不高,是因为那时的生产水平很低,剩余物品很少,可以用于交易的商品数量很少,交易活动是零星偶然地发生的,而不是大量经常的现象,根本就没有必要为实现如此少量的交易,而专门有一种商品分工出来承担货币的职能。
  
  我们都知道,分工是会产生大量的交易费用的。如货币的分工,就使成为货币的那种商品除了提供自身的用途外,还要提供一般等价物的用途,即意味着这种商品的生产量比之它不充当货币时的生产量要极大地增加,由此而引起的费用的增加,就是货币制度的交易费用;更不必说还有对这种充当货币的商品进行保存、鉴别、衡量价值所要耗费的费用了。所以,没有货币的市场的分工程度不高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在当时的零星交易量条件下,专门分工出一种商品充当货币是不经济的。
  
  但随着生产水平的日益上升,剩余物品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频繁地需要进行交易,交易量急速上升的时候,物物交换的制度与有货币的制度相比,就显得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了,这时市场就会自发地产生货币。一开始时,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商品充当货币,后来陆续都是由贵金属来充当货币,因为这种商品充当货币的交易费用是最少的。
  
  所以,市场的分工程度有多高,是与市场的范围与深度相适应的(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当进入市场的商品很少时,没有必要专门为便利交易进行而分工出一种商品充当货币;但当进入市场的商品足够多时,市场自然会自发地产生出一种新的分工制度(此处是货币制度)来配合交易的需求。货币是自发产生的,不必政府来明察秋毫,认为我们人类社会需要这么一种东西。实际上,一切伟大的制度无不是如此由市场发明出来的,包括信用制度、保险制度、企业制度等等数之不尽的现在存在于市场领域内的复杂制度都是如此。
  
  杨小凯并没有进一步说所谓市场失灵实际上都是市场分工程度不够高,但我认为顺理成章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但市场分工程度不够高并不是件坏事,与市场的发达程度相适应的市场分工程度才是最经济的。如果一个市场并不发达,强行为它配套一个高程度的分工体系,高昂的交易费用将会使这个分工体系本来的好处都消耗殆尽。因为分工程度越高,交易费用就会越高,只有分工体系带来的好处能高得足够抵消这些交易费用,高程度的分工才是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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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无缘贪于2004-05-27, 11:29:19发表

QUOTE:
CNN报道,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将于周五辞职,但未透露辞职原因。法新社消息称,白宫将任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为新的经济顾问。

  报道称,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伦·哈伯德辞职申请将于28日生效。

应该说新凯恩斯主义现在的影响并不小吧?

你说的是在政界的影响,不是在学术界的影响。政府永远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它主张政府干预市场,有利于政府扩大权力。

学术界几乎在马克思主义一产生的时候就已经否决了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的影响延续至今。

有政权支持的理论,即使错误,也可以维持比较长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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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篇之三:不知市场失灵为何物(续)

  要说明分工程度并非越高越好,苏联的情况是最佳的现实例子。杨小凯的研究指出,苏联在建立前是一个很落后的农业国,它通过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花了200多年才自发形成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分工体系,在一夜之间以行政力量建起了配套齐全的工业分工体系。高度分工的体系有很大的经济效益,使苏联初期的经济增长快得惊人,令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相形见拙,刮目相看,也令计划经济大行其道。但这套高度分工的工业体系要持续运作下去所需耗费的交易费用也是惊人的,长期日积月累下来,终于耗尽了高度分工的所有好处,将苏联经济拖入深渊。
  
  这里可以举来例子来说明。我们可以比较英国的工业革命与苏联初期的工业化计划之间的不同。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一个自发的工业化进程,因为纺织业的发达,拉动了煤炭业、运输业、机械业等各行各业的发达,实际上是制衣的整个流程的生产工序专业化为一个行业的过程。而在苏联,根本没有发达的纺织业,对于煤炭、运输、机械等都没有需求。但苏联观察到英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如此这般的,于是它按瓢画葫芦的以行政力量同时建立起大型的煤炭业、运输业、机械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以行政指令集中供给到纺织业去,于是一下子解决了以上所有产业的产品需求问题。如果本来没有这些行政计划的话,这些行业的产品没有一个发达的纺织业来消化,也就是产品没有市场,根本就不能维持生存。
  
  然而苏联这种人为建立而非自发形成的高度分工体系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中间产品的需求可以这样人为地创造出来,但消费品的需求却是无法人为创造出来的。一切生产最终是要靠消费来拉动的,而消费需求又始终是自发形成的,不是靠计划所能人为创造的。所以苏联的重工业迅速建立起来,轻工业及消费品生产却一直耽于落后之中,且持续受短缺之苦。这样创造出来的所谓工业产值,根本不能转化为人们在消费上的福利,因此实际上是虚假的产值。
  
  另外,价格机制是交易费用最少的信息传导机制,所以分工程度越高,对价格的精确程度要求就越高。所谓价格的精确程度,是指价格不受扭曲的程度,除了政府干预会扭曲价格外,还有其它因素会扭曲价格,如供给或需求量过少,形成的价格往往波动极大,原因就在于它很容易受一些随机因素的扭曲。而苏联因为取消了市场交易,也就取消了价格机制这个交易费用最少的信息传导机制。这样,为了在没有价格信号的条件下维持这个高度分工的工业体系,必须耗费大量的交易费用,要进行庞大繁复却又极不精确的计算,以确定各行各业的投入、产出。结果有目共睹,是以失败告终。
  
  在论证政府干预合理的多种说法中,常会提到一些基本建设或基础研究由于投资庞大、回收周期漫长、风险巨大,如果由私人自发承担,一般不会有人肯投资于这些项目,所以要由政府来做这种事情。不过在历史上,无论是大学教育、道路建设,都是由私人来做的。古代的政府或者弱小,或者鞭长莫及,似乎除了对外战争外,从来不曾承担过那些现在被认为是“市场失灵”或市场无法承担的项目。
  
  当然,以前这类事情是零星的,而现在是需要大量进行的。但美国纵贯南北、东西的铁路网也完全是由私人建成的。股份公司的出现使再庞大的投资都完全可以由私人来承担,而这种企业体制也完全是市场窃发产生出来的,从不曾有一个或若干个政府高明得可以预见到这种情况,独自或合作发明出这种东西。当市场的范围扩张到在它里面进行的交易急切需要大量资金的时候,它自然就会为这种需要发明出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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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经典例子是风险资本(Venture Capital)这种高科技发明的融资方式,也彻头彻尾是市场自己发明出来的。发明创新向来也是被视为投资期长、风险极高的基础性项目,但当市场非常需要大量的发明创新时,它自然而然就会分工出一部分资本,专业化于投资到发明创新上,这部分资本名之以风险资本;同时,为了配合风险资本得到最高效率的使用,市场还使一些人分工出来,专业化于鉴别哪些发明创新最有希望成功,这些人就成为所谓的风险投资家。以前是没有这些资本和人力的分工的,但只要市场范围扩张到它大量需要发明创新的时候,专门将一些资源分工出来专业化于便利发明创新的供给就是有利可图的,且其收益是足以抵销分工程度提高所导致的交易费用上升的话,市场就会自发地将自己的分工程度提高。
  
  当然,政府也可能会认识到发明创新的重要性,不等市场发达到自发形成分工的时候,就已经横插一脚进去。但由于政府是预算软约束的,它总是无法最有效率地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且由于政府的过早介入,市场上已经有了政府的供给,可能难以形成对私人提供同类专业化服务的足够多的需要,因此私人可能永远不会有动力进行分工,市场自发形成的分工也就可能永远不会出现。也就是说,本来市场可以自发形成的分工体系,很可能就这样因政府的过早介入而胎死腹中。即使市场自发形成的分工体系不至于被政府干预所扼杀,其形成也往往会被延缓,而这跟政府原来决定干预时的原意恰好完全相反。
  
  更严重的问题是,当市场已经自发形成有效率的分工体系时,政府就应该退出干预。然而前已述及,政府干预具有一旦进入就难以退出的“锁定”效应,一般都缺少一个有效的退出机制来制约政府干预在时间上的限度。
  
  苏联瓦解后,俄国持续了10多年的经济萧条,就是政府退出干预时“锁定”效应产生负面影响的表现。在苏联瓦解前,该国70多年来实施的都是计划经济,即以政府的行政调拨来替代市场的价格机制。如前所述,虽然它通过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分工体系,在一开始的时候似乎显得经济飞速增长,但很快就耗尽了分工的好处而陷入经济崩溃的边缘。
  
  苏联瓦解的事件从经济的角度来解读,就是政府退出对分工体系的干预,而由价格机制来发挥协调的作用。然而在此之前,一直都不存在价格,只存在行政调拨,两个具有供需关系的企业可能分布在天南地北,根本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一直是靠中央的某个计划员从中撮合产品在两个企业间的流动。一旦政府退出干预,没有了这个计划员的撮合,这两个企业就刹时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一个产品没有出路,另一个原材料供应源断绝。整个高度分工的体系陷于瘫痪状态,这比之完全没有市场时的自给自足还要糟糕。因为自给自足至少可以自足,瘫痪了的分工体系连自足的能力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瓦解后经济大幅下跌的根本原因,不是由于休克疗法,而是由于行政干预退出,导致分工体系在一夜之间完全瘫痪。替代行政干预的市场价格机制自发形成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而且所需时间的长短与原来分工程度的高低成正比,即原来分工程度越高,所需的价格机制就越复杂精巧,形成所需的时间自然就越长。
  
  试想,如果苏联没有在政治上瓦解掉,一个正常运转中的政府面临这样的经济下滑的现实,它还会坚持继续退出干预市场吗?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它又会重操干预市场的旧业,并且可以得意洋洋地宣称,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自发调节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市场失灵”的例证又增添了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一旦进入市场干预,几乎是不可能再退出来的原因了。而且干预的程度越深,干预的时间越长,就越难以退出,非来一场如苏联瓦解这样的政治层面上的大动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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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happytime于2004-05-27, 11:35:51发表
总之,经济学的分析自有他的适用范围和特定的前提假设,不能随便套用到政治领域上。

这一点我完全不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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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成功的幸运就在于,中国的中央集权程度从来就不如苏联那样高。十年文革破坏了一切,包括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地区与地区间的联系虽然也要通过中央的行政调拨才能实现,但地区内部一直都有搞小而全的低程度分工体系,所以地区内部可以自发地产生简单的价格机制。
  
  另外,中国的改革是一种体制外的增量改革,这已经是共识了。所谓体制外就是计划体制以外,从经济学角度上说就是自发的市场机制。中国能搞体制外增量改革,前提是中国有广阔的体制外的空间,而且这个体制外还有很多可供利用的资源。否则没有资源投入,何来增量产出?当然,这种改革路径也为进一步的改革制造了一些麻烦,最大的麻烦就是地方势力割据,到处小而全,分工程度低下,开始时确实有利于各地的市场自发力量逃避中央计划力量的控制,但却不利于这些力量持续扩张到超出当地的范围,向全国范围发展。哈耶克所指的“扩展秩序”,第一特征是自生自发,第二特征就是必须能不断持续扩展。中国的改革已经满足了第一特征,现在正在实现第二特征,也只有满足了第二特征,中国的改革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改革。
  
  最后,总结一下关于“市场失灵”这一概念的谬误。第一,不存在市场失灵,目前市场不能做的事情,实际上并不是不能做,“非不能也,乃不为也”,而是市场的范围还不够广,覆盖的贸易还不够复杂,不能经济地做这些事情,所以不如不做。第二,正因为市场不做的事情就是目前还不可能经济地做的事情,所以政府如果自以为比市场还高明,自告奋勇去替市场做这些事情,干预市场运作,以行政力量替代市场力量,结果一定是做得比市场还要糟糕,此之谓“政府失灵”是也。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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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无缘贪于2004-05-27, 11:40:36发表
但里根为啥不支持呢?

新凯恩斯主义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十分不景气的时候崛起的,而且效果相当不错,政府(特别是美国这种民选政府)首要目的还是要发展经济啊

另外马克思主义在上世纪上半叶席卷全球恐怕还是社会下层群众在支持,各国政府在反对吧

个把有良知的政府官员不是完全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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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happytime于2004-05-27, 12:00:36发表
nono的读书笔记很有趣,对初学者是有很大启发的,以后还有类似的文章,不要吝啬贴出哟,我可是翘首以盼呢。

有很多好东西,可惜都给困在一个电脑里了,包括那篇“社会保障体系、凯恩斯主义”,那篇日记把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说得比较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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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无缘贪于2004-05-27, 12:01:03发表
克林顿除了没管好裤裆巷,其他方面尤其是经济搞得不错啊

而且正因为学术界已经在理论上否决了凯恩斯主义,所以政府也受到点约束,不敢像以前那样举着凯恩斯的名义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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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曼昆的问题。他自称或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者,但我看他的一些政策主张,分明是个经济自由主义者,像前段时间闹得很大的支持外包的事情。这显然是贸易自由主义者会主张的立场,他明显是反对那些贸易保护主义者的。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不要听一个人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尼克松号称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但在他任内推行了最多的反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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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陷陈营亮于2004-05-27, 11:37:13发表
其实,就算胜出者能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来限制竞争者出现,但是历史有哪个王朝又真正的做到这一点?这和一个生产者通过手段限制新进入市场的生产者的做法是一样。但是这样还不如让垄断利润全部消失(给百姓更多的利益,不要压榨他们),让新来者不能进入这个市场,更能保存你自己。

是啊,这就是我说的,实际上没有资格的垄断(即没有真正能创造出独特的资源)是不可能长久地维持的。你想维护垄断,别人也想寻求垄断,竞争无日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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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happytime于2004-05-27, 12:04:41发表
小布什好象是里根的忠实信徒。还有一个区分,共和党喜欢小政府,多减税,民主党正好相反。

不过小布什在大搞政府开支那方面是违反经济自由主义的。

弗里德曼说,他支持一切政府的减税计划,原因是这些计划无论最初的目的是什么,最终都会给政府支出带来压力,迫使政府削减开支。因此,他实际上是主张削减政府开支,减税只是手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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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无缘贪于2004-05-27, 16:25:27发表
凯恩斯主义毕竟拯救过资本主义,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经济遇到困难时又引导资本主义进入新一轮繁荣,把它一竿子打倒似乎不妥

不对,那都不关它的事。关于三十年代大萧条的问题,那是很大的历史误会,你应该去看看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那场大萧条的起因既与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无关,其解决也与凯恩斯主义无关。政府要扩大自己的权力,总得有点藉口,凯恩斯主义是适逢其会,提供了这么一个藉口。

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次也与新凯恩斯主义无关。恰恰是因为里根在任时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开花结果。

凯恩斯主义从根本上错了,与经济学的基础完全矛盾,你了解经济思想史的话就明白,等一下,我再写个贴子说得清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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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凯恩斯主义的问题

首先,是失业均衡的问题。“失业”这个概念就大有问题。在凯恩斯那里,“失业”是指“非自愿失业”。(自愿的失业不叫失业,是你自己不肯工作,怨得谁来?)但这个概念本身有逻辑矛盾。什么是非自愿的失业?我给100元的工资你,你不肯,说太低了,要200元才干,我就不让你干了。这叫非自愿失业?是你自愿不接受100元的工作的啊。按这样的逻辑,我只愿给100元买你生产的商品,你不肯,说太低了,要200元才卖,我就不买了。这是不是也该叫非自愿卖不出?一方面说你想工作,一方面我给工作你,你又嫌工资低不干,到底你是自愿还是非自愿失业啊?

其次,那个财政政策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问题。凯恩斯主义认为,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因为政府投资,政府消费,就创造了需求,增加了收入,通过乘数效应,拉动了经济增长。问题在于,政府用来投资和消费的钱是纳税人的钱,是要从私人那里挖出来的。政府花了钱,那笔钱私人就花不了,就减少了需求,减少了收入,同样存在着乘数效应,拖了经济增长的后腿。

实际上这是“破窗理论”的翻版。破窗理论说,某人窗户的玻璃给打破了,于是不得不买新的。卖玻璃的人增加了收入,于是可以增加消费,又增加了其他生产消费品的人的收入,又增加了他们的消费,如此类推,乘数效应下经济增长了。可是,这分析没看到的是,如果玻璃没打破,本来用于买玻璃的钱就可以用来买别的,假设这钱本来打算用来买鞋子的,因此本来可以增加卖鞋子的人的收入,增加他的消费,他的消费又增加生产这些消费品的生产者的收入,又增加了他们的消费,如此类推,乘数效应下经济也是会增长的。因此,关键应该看总财富的变动。如果玻璃打破了,这个人再买新的,他最后拥有的财富是一块玻璃。但如果玻璃没打破,这个人没买新的,而是买了鞋子,则他最后拥有的财富是一块玻璃加一双鞋子。到底哪一种情况的财富总量更高,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当然,凯恩斯主义不是错得那么简单,凯恩斯主义者会马上说,财政政策能刺激经济增长的前提,是社会存在着闲置资源。在经济萧条的时候,生产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所以政府投资,政府消费并不会出现上述的对私人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效应”。从破窗理论来说,就是那人本来就没打算要买任何东西,他的钱是闲置在那里不用的,所以玻璃打破没打破,他的财富里都不会有鞋子。

但这种社会会存在着闲置资源的说法,本来就是违背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的。社会在任何状态之下都不会有闲置的资源,某一资源放在那里不用,似乎是浪费,但其实不然,而是因为把它用起来的成本太高,收益太低,也就是说使用它是得不偿失的,于是不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人是自私的”。这一基本假设的一个含义是,如果做某件事对私人来说是有利可图的话,一定图之。私人不肯做某件事,一定是因为做这件事是无利可图的。当然,存在着某件事其实是有利可图的,但私人不知道。这意味着存在着信息费用,信息费用也是成本,也要打进成本-收益的计算之中。把信息费用的成本也加进来考虑的话,私人不做这件事肯定是因为无利可图(成本大于收益)的。可是,政府见到私人不做那事,于是自告奋勇去做,肯定是错了的。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私人一直在市场中打滚摸爬,一定比远在天边的政府这根本没下过水的“旱鸭子”更清楚为什么那事不值得做。政府自以为是,以为比私人聪明,比市场聪明,去用那所谓的闲置资源,一定是不经济的。这其实又是那所谓的“市场失灵”的谬论了。看到私人不做事,看到有所谓的闲置资源,就以为市场失灵了。其实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是很聪明的,从来不肯做亏本的事情,从来不去利用成本大于收益的资源。做了蠢事的其实是政府。经济要发展,就必须只做收益大于成本的事情,否则那不是亏本吗?新的财富从何而来?

更不必说,大量的研究已经雄辩地证明,政府不可能比私人更有效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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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紫冠道人于2004-05-28, 13:17:50发表
中国市场不具有说服办,这里有D版的关系。

正是因为D版,微软的拒斥捆绑对手的浏览器的垄断行为才没法贯彻到中国市场,才能清楚地看到到底是垄断行为还是产品本身的优势导致微软胜出嘛。如果是在美国市场,是不可能具备这样特殊的条件的。经济学的研究,很讲究“其它条件不变”,否则不具有可比性,但往往现实之中不容易满足这一要求,这就要精挑细选,也要讲点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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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紫冠道人于2004-05-28, 13:17:50发表
经济学上有个叫“报酬递增率”的说。占领了市场的技术并不比它的竞争对手先进,在没有垄断的,或垄断不强的情况下表现得不会明显,但在有强势垄断的情况下,会对整体的价值产生负的影响。

“收益递增”的情况,只在理论上存在,在现实中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逻辑很简单,如果这一情况是成立的话,企业的规模会不断地扩大(产量越高,收益越高嘛),没有终止。这显然不是现实的情况。

收益不变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假设,这一点弗里德曼在“价格理论”中有精细的讨论。在现实之中,由于不可能所有投入要素都同比例地增长,因此收益递减是常态,这才决定了企业的均衡或最优规模一定是有限的(产量达到一定程度,边际收益会下降到等于边际成本,总收益达到最高,于是均衡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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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紫冠道人于2004-05-28, 17:30:46发表
那個“報酬遞增率”好象不是你說的那個意思,
經濟學沒學過,也沒看過什麼經濟學的著作,那是我在一篇交叉學科的文章裡看到的,去找找。

使用术语要尊重学界中约定俗成的规定,不能随心所欲地自创词汇。一些文章不是出于专业人士之手,不是学术文献,那是当不得真的。

这里也要略微澄清一下我前面说的。那里的“收益”是指“规模收益”。如果是指“边际收益”的话,“边际收益递减”是经济学中的铁律,即那是无条件成立的,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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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紫冠道人于2004-05-28, 17:30:46发表
MS$的壟斷案實際上是指它在桌面操作系統上的壟斷導致了其他對手在應用軟件上要與它打不對稱的戰爭。

我在“番外篇”中已经说了,商战从来打的都是整体战,不是局部战。不可能分开一个个产品来论输赢。企业的胜出,是靠它的整体产品、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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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happytime于2004-05-27, 16:44:41发表
nono,开一张书单吧,关于经济方面的,好让我平时读读,谢谢。
经济思想史看哪本书好?

Stigler同时是优秀的经济学家与经济思想史学家,你可以找他的东西来看。

至于经济学嘛,你得指定一个领域才行。经济学的领域太多,术业有专精,只能说某一领域应该看谁,不能说整个经济学应该看谁。当然,像斯密的“国富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这些古典时期的经典名著,那是几乎什么都一网打尽了,但没有形成牢靠的基础之前,这些书看起来会吃力,而且毕竟是很久之前的书了,里面错的东西不少,没有形成判断力之前,看了会反而糊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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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happytime于2004-05-28, 19:04:55发表
完蛋了,我对经济一窍不通的说(我本身的专业和经济一点联系都没有),只是平时看过一些零散的文章罢了。初学者应该从何入手?

听你说你似乎读过不少薛兆丰的文章。他的东西是比较通俗易懂的,不过东一篇,西一篇,不成体系。他翻译过一本经济学的教科书,是Alchian的,可以一看。记得网上有个地方有这本书的未定稿版(英文的),但我现在不记得到哪里能找到了。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可以一看,但里面有很多教科书的通病,错误不少,不能尽信,只可当成是了解。

其实,经济学最基本的东西只有两点,牢牢把握住,与这两点有矛盾的一定是错的,就是进了教科书也不要信。其一,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人是自私的”,这是经济学中的公理,经济学中的宪法,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不管看起来如何地高深或高明,如果与这一点冲突,通通是错的。其二,成本是机会成本,历史成本不是成本。一切概念或论述与这一点相冲突的,都是错的。你就把握着这两点来看入门的教材,错的就不要信,那就行了。不过,这要求你的逻辑力很强,始终不偏离这两点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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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happytime于2004-05-29, 15:18:09发表
什么叫历史成本,汗一个,实在丢脸的说。

历史成本就是已经付出的钱啊。比如我前面在谈到“自然垄断”的错误,就是因为它违背了“历史成本不是成本”的原则,把已经支付了的初始投资当成是成本,与日常经营的成本直接加起来摊分到产量上去。已经支付了的初始投资就是历史成本,不是成本了。这部分的成本要从租值的角度看,即如果经营者把生意转手时可以获得的收入。

经济学里的成本,都是机会成本的概念,即做一件事所要放弃的做其它事的收入。如上述所说的情况,就是经营者选择继续经营,他所放弃的就是选择不再经营,把生意转手于他人时所能获得的收入,这就构成他的继续经营的成本的一部分。由于其他人如果通过从他手上买下整盘生意而进入市场,正是他人的初始投资,因此如果条件完全一样的话,从数额上看,这个经营者继续经营的成本(放弃的转手于他人的收入)就等于他当初进入时的初始投资。但数额是如此,性质却大不一样,搞错了这一点,就是把历史成本错当成本了。

经济学教科书乃至不少经济学文献里有很多概念不清不楚的,其根源都在于忘记了历史成本不是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问题的根源也在于此。他以生产商品时所投入的劳动来决定商品的价值。但姑且不论除了劳动之外还有很多别的要素(如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等)的投入,劳动一旦投入了,就成了历史成本,不再是成本,不能决定商品的价值了。商品卖出时所能获得的最高收入,才是商品的成本。一件古董,生产时的成本极低,只不过是历经百年,就价值连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怎么也不能解释。但以机会成本来解释就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有人愿意出价值连城的价格来买它,所以它的成本就不是生产它时的成本,而是它可能卖出的价格。

又如,非典时期口罩等商品的价格暴涨,很多人愤怒已极,认为是奸商“趁火打劫”,谋取暴利,因为明明口罩的生产成本很低,为什么要卖这样的高价?然而生产成本是已经支付的钱,是历史成本,不再是成本。当一个口罩可以卖10块钱的时候,它的成本就是10元,商人当然不可能把价格订在低于成本的水平上。

经济学指出,竞争会使价格下降到与成本相等的水平,非典时期的口罩市场也是自由竞争的,它的高价实际上并没有与成本脱离,因为它的成本不是生产时所支付的历史成本,而是就是它可能出售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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