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时期最大的政治手笔 - 炎黄春秋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诸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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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11 20:32 资料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韩信拜将之时，刘邦与项羽的力量对比相差悬殊，可是，经过韩信的分析，刘邦清晰地看到了东向以争天下的远景。

　　韩信首先指出项羽作为一个统帅的弱点。项羽虽然“勇悍仁强”、“恭敬慈爱”，但是只具“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
　　接着，韩信指出项羽的几大致命弱点：“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将相；又迁逐义帝置江南；所过无不残灭，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除了不居关中而都彭城这一项为军事因素外，其它四项均为政治因素。
　　项羽有此五大弱点，所以，“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其强易弱。”

　　他进而给刘邦的建议是，“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既指出驱策天下英雄的动力，又将刘邦的不利因素转为有利因素。
　　“任天下武勇”，“以天下城邑封功臣”，正是后来高起、王陵所总结的“与天下同其利”。“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更将刘邦初到汉中时手下兵将因思乡而逃亡这一不利因素，转化为打回东方去的动力，实现以患为利。（《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高帝元年）

　　作为一个大战略构想，韩信既有针对“东向以争天下”的远景目标分析，又有针对“还定三秦”的近期目标分析。
　　对于“还定三秦”的近期目标，韩信重点地分析了“三秦可传檄而定”的政治因素，即刘邦入关后“约法三章”所赢得的关中民心。

　　作为一个军事将领，韩信在对策时，政治因素的分析竟然远远多于军事因素的分析。这使他无愧于作为一个杰出的统帅而列为汉初三杰。

　　但是，放在刘邦取天下的大战略中，韩信的对策中还缺少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刘邦到洛阳后由三老董公补充的。如我在书后的《余论》所简述的：

　　赋予这套战略以灵魂的则是三老董公的建议。时刘邦东出到洛阳，三老董公建议说：“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师出无名，事故无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刘邦采纳了这一建议，为义帝发丧，并发使遍告诸侯说：“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高帝二年）
　　为义帝发丧堪称政治大手笔。在短短的时间内，项羽就由天下诸侯尊奉的霸主变成了天下人的“共敌”，刘邦却因此而联合起诸侯联军近六十万人。此时距离刘邦初入汉中时兵逃将亡的窘境，不过一年的时间。后来刘邦又布项羽十大罪，也是这一思路的延伸，更强化了项羽作为天下“共敌”的形象。
　　这一大手笔的灵魂却是道义的原则。“顺德者昌，逆德者亡”。要想成功，必须师出有名；要师出有名，唯有把项羽塑造为贼。项羽放杀义帝，是为“大逆无道”，那么，自己出兵讨他便成了讨逆。若非如此，刘邦凭什么名义东出？他还定三秦，项羽及其他诸侯还可接受张良的解释，相信他只是想取得本该属于他的东西；他要出关，“东向以争天下”，那么不光是项羽会视他为敌，其他诸侯王也会视他为一大威胁，那样的话，形势就会复杂得多，他统一天下的阻力也会大得多。通过为义帝发丧，刘邦对自己与项羽的政治身份重新作了一种定位，完成了政治议题的转换，把自己东向以争天下的行动变成了一个其他诸侯王可以接受的、为天下人除残去暴的义举。
　　义帝本无足轻重，但经过刘邦包装就成了“举足轻重”。通过为义帝发丧，刘邦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从而占据了政治上的制高点。刘邦争夺天下的战争就变成了“楚汉战争”或“讨伐逆贼项羽的战争”。日后，诸侯推戴刘邦称帝时，将他的功劳概括为两大块，一为诛暴，一为讨逆。暴指秦，逆指项。诛暴逆，成了高祖之业的功德基础。高祖之业，成了后世经营天下者的典范。

所以，项羽之所以失败，归根究底是他没有刘邦那种野心。而刘邦利用为义帝发丧，反咬定项羽为逆贼，得到诸侯响应，项羽却自始至终没法在道义占据高点或者从道义上抹黑刘邦，反对他的诸侯本是一群散沙，却被刘邦这个举动合聚一起，并力相抗，连他的心腹英布也弃之而转投刘邦，项羽失败便属自然。

[ 本帖最后由诸葛周于 2015-4-11 20:4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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