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从关陇政治集团看李唐政权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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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8 14:57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楼主的文章,感情色彩太过浓厚,感情色彩太重的文章,客观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楼主正统思想太过强烈,让人觉得似乎继承于汉代的所有东西就都是优秀的、进步的,因此,有两点就必须说清楚:
      1、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秦汉帝国跟同时代的罗马帝国一起,并列为古典文明的两大中心,随后两大帝国都在大体相同的时段内衰落——公元3世纪;又以大体相同的形式彻底崩溃——公元四世纪的蛮族入侵;再以大体相同的形式把文明的一脉保留下来——秦汉帝国为偏安于江南的南朝世系,罗马帝国为屹立于君士坦丁堡千年不倒的拜占庭帝国。由秦到两汉,再到三国、两晋,这五百年时间是由秦始皇开创的中华帝国的第一个波段,它们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
      秦汉与罗马的崩溃,原因在于其内部的腐朽衰败,为蛮族入侵创造了条件。当此两大帝国强盛之时,都能有效抵挡北部蛮族的进攻,保护文明世界的安宁,但当其没落之时,就只能听凭蛮族如潮水般蜂拥而入了。
      因此,当年北胡人得以入主中原,推翻楼主所钟情的汉族正统,建立为楼主所不齿的“蛮族政权”,首先在于,当时的汉人江山已经整体性地腐坏了,这种腐坏是方方面面的,其中也部分包括文化上的畸形。这样的汉族正统,其实是应当被推翻的,它已经走上了一条坏的道路,一条不归路,这条路是它自己走进去的。
      2、士族势力或许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汉族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士族那种封闭式的经学传统事实上已经走向畸形),但当历史走到东汉末年的时候,士族阶层对于这个帝国来说,它的影响主要已经是负面的,这种趋势越到后来越明显,因为士族标榜经学、垄断仕途,造成社会阶层流动的封闭;士族与地方豪强勾连,田横百里,与中央政权争人口,极大地弱化了中央政权的实力,削弱了国家的统一基础。因此,南北朝时候的中国,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主要取决于士族势力在这个国家内部所处的地位。
      如果听凭士族势力无限膨大,全面掌控这个国家的权力,那么对不起,统一集权的中华帝国将同罗马帝国一样,再也不得复兴,中国将进入封建庄园制时代——无数分散的、由世袭的士族阶层所掌管的、有自己独立武装的封建庄园遍布于华夏大地上,它们共同支撑着一个有名无实的帝国外壳,一如神圣罗马帝国。
      如果要实现帝国的真正复兴,首要的一点就是必须铲除士族势力,至少不能让他们居于权利核心。而这一条事实上不可能由汉人自己来完成。当时的纯粹的汉人社会,已经由士族所彻底掌控。刘邦所开创的平民社会历经四百年的折腾,重新蜕化为一个事实上的贵族等级社会——一切都由先天的血统所注定。一个国家走到这样一个地步,其实已经进入了一条死胡同,既无法回头(因为士族阶层不允许),又无法再往前发展(因为社会阶层不再流动)。
      当时的汉人社会已经败坏到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摧垮士族势力这个程度,这一点,从黄巾起义对士族势力的冲击结果就可看出。因此,铲除士族势力的历史任务,其实是由鲜卑贵族所完成的,鲜卑贵族所依凭的乃是手中的军队,正如易中天老师所说:军阀对抗门阀。
      在士族势力的支配下,汉家文明已经衰败到无力自救,当此之时,正是逐渐汉化的蛮族势力,提供了铲除士族势力的强大力量,由此实现了中华帝国的复兴。自隋而唐,再到北宋,此是中华帝国的第二波段。中华文明重又大放异彩,恰恰是因为北方蛮族为这个几乎如罗马帝国一般就要没落的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
      隋朝继承北周,北周继承西魏,北周在楼主眼中是一个相当蛮夷化的政权。北齐继承东魏,北齐在楼主眼中是一个高度汉化的政权。然而,必须明白的是,汉化的最终结果其实就是,北齐跟当时的南朝一样,实行的是门阀政治,北齐的政权由山东士族所垄断,南朝的政权则由江南士族所垄断。门阀政治的必然后果国力衰弱,所以中华帝国的重新统一最终恰恰由那个蛮族政权——北周来完成,因为只有北周才提供了破除门阀政治的力量,而只有破除士族的门阀政治,中国才能走上一条更加宽广的发展道路。
      隋朝定鼎之初的两大政治势力就是关陇豪强和山东士族,从隋朝到武则天时为止,楼主眼中的蛮族政权施政的一个核心就在于:削弱山东士族。隋文帝的科举制度是最有力的一招。李世民通过修士族志有意压低山东士族的地位亦是如此,等到武则天执政,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大力打压士族力量,中国的士族阶层,自此走向了整体性的没落,至北宋之时,中国重又回归为平民社会。
      士族从汉朝初期兴起,到唐朝中后期全面没落,历时长达千载,几乎左右了这一时段内中国的实质政治。

     通过以上论述,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士族或许在许多方面的确代表那个时候中华文化的最高成就,但另一方面士族的许多经学传统也是相当畸形、迂腐的。并且中华文化并非只存在于士族那里,更多地蕴含在整个民族所有人之中,士族只是其中较为重要的部分。相反,自东汉末年开始,士族作为中华文明的腐朽势力,是必须加以铲除的,这反倒是毋庸置疑的。
     2、楼主眼中的汉化,似乎并不是那个广义上的汉族化,而仅仅是士族化。北魏字魏孝文帝的改革后,就已经从整体上完成了汉化过程,再无重新蛮夷化一说。汉化过程中因为利益格局的调整,激起六镇兵变,影响了北魏的政局,但也就仅仅是影响政局而已,重新蛮夷化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文明教化乃是一种心理上漫长的接受转化过程,这是个不可逆的过程。但后来北魏分裂为东西魏,这两个国家却走向了两条道路:西魏世系继续由汉化的鲜卑贵族执掌政权,这个政权相对残暴尚武那是可以理解的;东魏世系则士族化,政权实质由山东士族接管。
      3、楼主似乎过多地继承了本朝太祖上纲上线的传统,以对待士族阶层的态度为依据来划线:凡是接受或者拥护士族政治的,就是汉化政权,好比南朝、东魏、北齐;凡是打压士族阶层的,就是蛮夷政权,好比西魏、北周、隋唐。
      4、至于楼主用唐朝后期大量山东士族出任高官来证明李唐是在武则天之后才彻底汉化的,这个不足为凭:初唐之时,科举制度处在草创阶段,并不是很重要,此时的高官基本都是皇帝特旨选拔的,并非出身科班,那么,作为关陇豪强的政治对头的山东士族自然是没多大希望步入权利核心的。等到武则天之后,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官员任免制度发育完善,此时,具有文化学术优势的山东士族通过科举考试大量跻身高层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应当说,隋唐初期,关陇豪强跟山东士族的政治斗争,其实是由长期分裂所造成,国家的长期分裂培养了两大政治势力,一个有军队,一个有门第,这并不是什么蛮夷之分的。楼主的正统观念近乎迂腐自大。


[ 本帖最后由 chuhun989 于 2008-4-11 02: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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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8 21:01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对楼上的回答:本人的确受《世界通史》和《人类文明史》这两本著作影响甚深。
      诚如历史事实所展示的,对于士族的打击,正是依靠楼主所说的那种非常温和的方式完成的,这就是开创于隋唐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目的本身就是用一种和平的、并且公正的竞争手段打破士族对于政治的垄断,使得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时时都有新鲜血液的补充。
      但实行这样一种公平竞争的科举制度,首先就意味着对于士族利益的巨大侵犯,对于门阀政治的釜底抽薪式的打击,所以,在一个士族化的政权里,它是毫无实行的可能的。因此,最完整的事实表述应当是,隋唐政权依靠关陇军阀的支持,成功地实行了打破门阀政治的科举制度,完成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士族势力从此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最终消于无形。
      当年汉武帝对于士族豪强的打击,那可是真正的血雨腥风,动不动就满门抄斩,举族戍边,到了隋唐时代,在掌握最高权利的关陇豪强跟山东士族的斗争中,却并没出现对士族的肉体消灭与禁锢,反而是通过和平公正的科举制度来缓慢瓦解的。哪个野蛮哪个文明,那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士族到底该不该消灭,这个又是另一个研究课题。反正士族如果不灭亡,中国的历史必定是另外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到底好不好,已经无从评判。这就好比罗马帝国灭亡了,按照中国人的大一统历史观,必定得要有另外一股力量再把它统一起来那才叫做正确、叫做进步,可是罗马帝国却再也没有复兴,欧洲从此四分五裂,四分五裂了一千多年,最终走入了现代文明。
      不过,在南北朝时期,凡是士族化的政权,没有一个不国力削弱,政局僵固,这的确是事实。中国最终由隋朝这个没有士族化的政权重新统一,其实也是必然的。
      其实,就我个人的历史观来说,中国在汉朝之后,即使再也没有统一,也并非就是坏事、并非就是历史倒退。许多小国相互竞争,乱像丛生,反而是一个催生新生事物的温床,许多不可思议的成就往往就在这种混乱中孕育。
      在一块广阔的土地上始终维持高度的统一,诚然减轻了民众的苦难,但这是以一个国家整体性的创造力丢失为代价的,以思想禁锢为代价的。


[ 本帖最后由 chuhun989 于 2008-4-8 21: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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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8 23:09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呵呵呵额呵呵,
争之无益,不争也罢,各执一词,各守一方,思想自由,见解不一,应当是最正常的事情,应当包容。见解都统一了,也就意味着思想僵固了。因此,不再深究这个问题了,想别的事情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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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1 01:52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QUOTE:
原帖由 tmyy2 于 2008-4-10 23:09 发表
具体资料网上不太好找,要详细了解看一下关于科举制的书吧,介绍的很详细,只说一下唐朝科举能够及第的关键不在考场,考试更多的只是一个形式,更重要的是要在考试前获得权贵人物的推荐(唐朝的科举是不糊名的) ...

  又是一个形式上的绝对公平与兼顾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就好比前几年国家为了杜绝招研究生的舞弊,研究生全部由国家统一招生,教授几乎完全丧失自由选择权,诚然是更公平了,但如果认为一个人的才能光从一张试卷上就能完全反映出来的,一切都用同一张试卷做标准那才叫绝对合理,才叫公平选拔,这只能是天大的笑话吧。
      至于士族,士族诚然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物(我也明白三国时的武将大部分出身士族,谋臣则几乎全部出身士族),为保留华夏文化做出了其它阶层无法替代的贡献,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士族依靠学识、门第优势对仕途的垄断,造成社会阶层的封闭性,这在任何一个文明都是衰亡的先兆。他士族阶层再怎么有才华,再怎么主要是依靠文化优势,他亦是用社会上很少一部分人的才智来掩盖其他绝大多数人的才智,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何况自三国乱世之后,自从九品中正制全面推行之后,士族阶层对仕途的垄断主要靠的是门第血统还是文化优势,历史资料凿凿在目,不需多言。
      士族对仕途的垄断,其实就跟今天的经济垄断是同质的现象,反对士族对仕途的垄断跟反对经济垄断也是同一个道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从一个自由竞争的初始状态出发,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干预,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一个阶层在其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世代垄断这个领域的所有资源。无论这个阶层有多优秀,这种垄断对民族整体利益的损害,都是绝对的,不可弥补的。在经济上是如此,在政治上是如此,在文化上亦是如此。进步之源在于有秩序的、允许一定程度混乱的自由竞争,凡是丧失了这种有秩序的自由竞争的文明,无一例外在历史的长河中衰亡。
      另外再重申一遍,隋唐时代对士族的打击,是依靠和平公正的治平政策来完成的,并没有什么野蛮血腥在里边,请不要再谈什么“靠暴力去打破”,似乎搞得中华民族是像斯大林那样依靠血腥的肉体大清洗来完成对这个优秀阶层的整合一样。
      再者,从历史来看,虽然是豪强的并不一定是士族,但士族却几乎都是豪强,士族豪强,相互勾连、同气连枝。士族主要表现在政治、社会地位和文化上的世代垄断,而豪强则表现在对社会财富、地方武装的世代垄断。世代垄断政治、社会地位的士族,同时也垄断着社会财富、地方武装。
      在士族这里,文化并不是他们的追求,而只是他们保持自身地位的一个工具,这尤为可恶。纵观中外历史,任何一个阶层对于社会地位的垄断,几乎都是以对知识教育的垄断为基础的,垄断了知识教育,他们就站在社会意识形态的最高端,垄断了话语权。早期文明普遍由祭司阶层所掌控,因为只有他们是识字的(甚至国王都不一定识字)。到了古典时代-中世纪时代,也同样是这样。在欧洲,整个社会由基督教所把持,因为只有他们才看得懂圣经;在中国,则由士族阶层所垄断,因为他们世代相承的文化优势,此后中国社会才平民化,知识教育并不再由某一特定阶层所垄断,才实现了农耕时代罕见的20%的识字率。其它文明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所谓文化,应当是整个民族的公有资产,人人都可享有,但士族阶层却通过对知识教育的垄断而垄断了文化,进而依靠文化优势,垄断了仕途和社会财富的分配。所以今天所有国家的宪法都明确说明:受教育权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总之,社会上很少一部分人的文化优势是以其它绝大多数人的愚昧为代价的,我看不出这从哪一个方面说明了我们应当把士族当作我们民族的救世主来歌颂。


[ 本帖最后由 chuhun989 于 2008-4-11 02: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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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1 15:45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华夏文明几千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太过斯文、太过稳定,文明得简直有些迂腐软弱。我倒是希望中国的历代政权都多一些李唐这样的胡华野蛮,多一些半开化部落的不拘一格,少一些两宋明清这样的高度文明,尤其是少一些缠小脚这样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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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1 16:57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并列为古典文明的两大顶峰,隋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并列为中古文明的两大顶峰。
      秦汉与隋唐,都从数百年的天下纷争中走出来,当此之时,许多制度规章尚处于草创阶段,治国者眼界开阔、思维新锐、忌讳甚少,举动之际,不拘一格、推陈出新。整个社会亦是民俗粗陋、纲常不举、礼仪生疏、略显胡风。古能抛开常俗,锐意进取,臻于极盛,重开文明之华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明的内核逐渐定型,整个社会都被切入纲常礼仪的规范之下,人们一举一动,繁文缛节,中规中矩,遍地都是种种迂腐可笑的忌讳风尚。前路漫漫,竟至无所开拓,寸步难行,全都是自己堵自己的脚。此时,在礼教昌盛、文明鼎沸的背后,却包藏着迂腐,包藏着人们思想的僵固,包藏着整个文明生命力的流失、创造力的窒息。
      如若让我在唐与宋之间做一个选择,我宁要三纲不振的李唐,也不要钟鸣鼎食的赵宋。李唐的时代,是一个开拓未知的时代,在一个乱象横生的背景上,创建制度,恢宏思想,拓宇边疆,扬威异域——中华文明在此步入一个新的巅峰。此后之宋明清,则都是在文明的故纸堆中挣扎,转来转去,始终无法再开闯出一片新天新地来,中华文明的至高点也就到此终结,最终,千余年之后,才在西方人的启示下,重新迈开前行的步伐,催生那相对于古典文明的质变。
      要知所谓文明教化,尤其是传统中国人的文明教化,这一教一化之间,其实意味着对个体创造力的窒息,对个体幸福和尊严的否定。中华文明,以对无数个人的活生生的生命力的压抑为代价,铸就了那个表面上的超稳态,这就是我们这个文明的最大弊病——所以曾经领先于世界数百上千年的我们,最终没能第一个走入现代文明。
      下面摘录一首徐志摩的诗——《留别日本》,其中寓意,各位自思:

留别日本

我惭愧我来自古文明的乡国,   
  我惭愧我脉管中有古先民的遗血,   
我惭愧扬子江的流波如今混浊,   
  我惭愧--我面对着富士山的清越!   

古唐时的壮健常萦我的梦想:   
  那时洛邑的月色,那时长安的阳光;   
那时蜀道的啼猿,那时巫峡的涛响;   
  更有那哀怨的琵琶,在深夜的浔阳!   

但这千余年的痿痹,千余年的懵懂:   
  更无从辨认--当初华族的优美,从容!   
摧残这生命的艺术,是何处来的狂风?--   
  缅念那遍中原的白骨,我不能无恫!   

我是一枚飘泊的黄叶,在旋风里飘泊,   
  回想所从来的巨干,如今枯秃;   
我是一颗不幸的水滴,在泥潭里匍匐--   
  但这干涸了的涧身,亦曾有水流活泼。   

我欲化一阵春风,一阵吹嘘生命的春风,   
  催促那寂寞的大木,惊破他深长的迷梦;   
我要一把倔强的铁锄,铲除淤塞与臃肿,   
  开放那伟大的潜流,又一度在宇宙间汹涌。   

为此我羡慕这岛民依旧保持着往古的风尚,   
  在朴素的乡间想见古社会的雅驯,清洁,壮旷;   
我不敢不祈祷古家邦的重光,但同时我愿望--   
  愿东方的朝霞永葆扶桑的优美,优美的扶桑!
  


                                                                        

     ------徐志摩  


      在我个人心目中,唐代文人的精神气质,应当是最为优雅的——雍容华贵,陆离潇洒,胸怀大度,目炬若星,举动之间,斯文而又不失英雄气概,雅淡而又不离男儿豪爽。此后之汉人书生,斯文太甚,懦弱太过,无复此“流风回袂叹苍茫,直欲奋剑向天舞”的气度也。
      最后声明,本人从此退出对此贴的讨论,只作一看客耳!



[ 本帖最后由 chuhun989 于 2008-4-11 17:1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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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6 19:42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建议楼主继续大力发扬这种从什么什么看什么什么的本质的精神,深入考究,再接再厉,写出以下文章来:
1、从满人集团看大清的蛮夷本质
2、从刘邦的荆楚背景看大汉王朝的蛮夷本质(因为春秋战国时的楚人在中原诸国看来就是南蛮)
3、从秦人本是羌人一支看秦朝的蛮夷本质
4、从周人始自西戎看周王朝的蛮夷本质
5、从商人本是西北游牧部落看殷商的蛮夷本质
6、从炎黄部落自甘肃地带的古羌人迁移而来看华夏文明的蛮夷本质(这个可是登峰造极啊)



[ 本帖最后由 chuhun989 于 2008-4-16 23:4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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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6 23:31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QUOTE:
原帖由 三种不同的红色 于 2008-4-16 20:22 发表


这个,,,

貌似一般都认为,商人是东方民族,属于东夷。不是西北。

周人才是西北。

商人来源,扑朔迷离,历史久远,难以稽考。不过现在一般认为他们本是西北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善于经商,透过新疆、中亚的商道,跟古巴比伦文明有间接联系。后来商人在两河文明的影响下,创立了自己的文字(甲骨文跟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有许多相似是不争的事实),并且学到了先进的青铜武器铸造技术和战车作战技术,然后挥着青铜武器、驾着战车,打败夏人,建立商朝。自商朝之后的一千年时间里,战车一直是中国大地上的作战主力,就跟现在的坦克差不多。并且商朝的青铜文明异常发达,至于之前的夏朝青铜器使用情况如何、究竟有没有战车,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总之,更为发达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和战车是由商人自两河流域传递过来的,应当是比较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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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7 01:26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苏美尔文明的历史在5500-6000年之间,中国的文明史是4000年,其中3500年以前并没有实物证据。那么,在两河文明诞生到中华文明诞生这中间将近2000年的时间间隔里,文明的许多基本要素缓慢地穿越中亚、新疆的野蛮地带,传到当初炎黄部落所在的甘肃、宁夏一带,再随着炎黄的动迁而进入中原地区,与当地的已经孕育的先进因素相结合,然后发展出我们的文明来,这是很合理的推论。像冶铜、战车、冶铁这些远古时代最重要的技术都是自中东传入的,这是无疑问的。由历史资料来看,中华文明在夏朝至多处在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至商朝才完全进入青铜时代,因此,关键性的变革就发生在商人身上。
       国人总觉得我们的文明光辉灿烂,源远流长,因而对某种程度的外来性持否定态度,非得把所有东西都看成是原生的心里才舒服,这种心态,其实跟日本人、韩国人不惜伪造一部本民族的从旧石器时代到现代文明的原生性的完整历史一个性质。

[ 本帖最后由 chuhun989 于 2008-4-17 01: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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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7 01:43 资料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其实当我们说中华文明在原始阶段受到两河文明的重大影响时,并不意味着主张中国文明西来论,而只是说,在文明的创始阶段,许多很重要的技术方面的、制度方面、思想方面的因素是从外部传入,或是在外部的启发下产生的,这在任何文明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也是为历史事实所证实的,这并不损害我们文明的原创性和独立性。
       像西方文明,他完完全全地脱胎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母体中,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他的制度、法律继承自古罗马,他的哲学思想继承自古希腊,他的宗教信仰来自犹太人,他的最主要的技术除了从古希腊-罗马继承以外,更主要地是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学来的,但这并不妨碍西方文明是一个全新的、具有原创意义的、独立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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