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惟仁于2005-05-29, 9:23:01发表

或许裴松之也在《三国志·武帝纪》结尾处对陈寿只赞事功不谈德行有所察觉，于是旁征博引，以做补充。所引文字也大都是褒奖之辞，只有《曹瞒传》再次记载了曹操的劣迹。如“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袁忠做沛国相时曾欲法办曹操，当地一个叫桓邵的人对操“亦轻之”，还有陈留人边让发表过不利于操的言论，对这些人，曹操得势后皆诛之而后快；某日曹操睡午觉，吩咐身边姬妾片刻之后唤醒他，姬妾见他睡得香甜便没有按时召唤，操醒来后竟“棒杀之”；还有一次，战时恰逢粮草不足，明明是他批准粮官缩减士兵每餐的分量，以至引发众怨，却在事发后对粮官说：“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遂斩之，然后贴出告示：“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凡此种种，《曹瞒传》评曰：“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

诚然，这些毕竟是野史逸闻，可信度较之正史为低。但考虑到凡事不可能无根无源，既然出现这样的传闻，则必有其所依据之实，至于夸张程度为几何，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曹瞒传》显然受“尊刘抑曹”观念之影响，文字上有失公允实为在所难免，这样固然不对，然而究其根源，乃是曹操于个性品行上确有其消极之因素，可谓授人以柄，怪不得旁人。联系到前文所述曹操屠杀无辜人民的暴行，说明在曹操性格深处藏有凶恶的一面，以“酷虐”二字来形容并不过分。至于“变诈”，我倒觉得放在曹操用兵上面更为妥当，史载曹操“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如果将其延伸到为人与作风，具体表现就是操之善用权术，这样的例子也是不少。如建安三年（198年），别驾毕谌之母弟妻儿皆为张邈所劫，操令其自去寻母，“谌顿首无二心，公嘉之，为之流涕”（《三国志·武帝纪》），不料毕谌一出门就溜了（这小子未免有点无厘头），后来被操生擒，大家无不替他担忧，可曹操却表示懂得孝道之人必亦忠于君，拜为鲁国相；河内太守魏种深得曹操信任，后来叛变，与毕谌一样难逃被活捉的命运，“公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三国志·武帝纪》）。象这些事情基本都属于收买人心之举，无他，惟权术耳。但客观来讲也未可厚非，古往今来不用权术的统治者可谓鲜矣，又何必苛责曹操一人？在此将其解释为“变诈”性格之延伸倒也合乎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