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赵构秦桧杀岳飞是路线之争而不是卖国与爱国之争 - 炎黄春秋


	matt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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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22 21:05 资料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宋金战争一开始，先是金兵南下，中原失守，继而高宗渡江，金军追击，宋朝政府对中原与江南都失去了有效的控制。有序的权力失控以后，必然另有无序的权力取而代之。大约自靖康元年（1126年）起，到绍兴五年（1135年）止的十年间，中原与江南出现了两类失控的权力——农民武装与流寇集团。农民武装中往往加入了流亡的士兵，流寇集团又多裹胁了无辜的农民，因而官方史书上都笼统称之为“群盗”。高宗小朝廷南渡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所谓“群盗”上，以至当时宰相赵鼎都说：“渡江以来，每遣兵将，只是讨荡盗贼，未尝与敌国交战。”南宋政权剿灭流寇与农民武装，消除了腹背受敌的威胁，巩固了后方，有利于南宋的社会安定与经济恢复，这一战争大体到绍兴五年基本完成。
为对付金军、流寇与农民武装，朝廷不得不默许南渡诸大将在镇压流寇集团与农民起义时将潰兵与农民整编入伍。这样，南宋初年的兵权经历了一个由分到专的过程，日渐集中到少数将帅的麾下。这些将帅把官军变为私兵，众军相称必曰某姓某家之兵，例如张家军（张俊）、刘家军（刘光世）、韩家军（韩世忠）、岳家军（岳飞）、吴家军（吴玠、吴璘）、杨家军（杨沂中，后来高宗为其改名存中）等，凡此无不表明军队国家化的性质正在淡化，私家武装的性质却日趋强化。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岳飞更是成为拥有重兵的中兴四大将。
随着军事势力的膨胀，武将的政治地位也急剧上升。诸大将如张、刘、韩、杨、吴、岳都官拜两镇节度使，张、刘、韩还加到三镇。在经济上，他们以充实军费为名，军队经商，侵夺国家财利。武将势力的坐大是建炎绍兴之际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与太祖以来抑制武将的祖宗家法是格格不入的。
大约从建炎末年以来，不同派别的文臣就以祖宗家法捍卫者的身份提出形形色色削兵权的方案。高宗不是中兴名主，却绝非庸主。时机尚未成熟前，他一方面赐以高官厚禄和土地财货，一方面说些“势合则雄”的话头稳住诸大将。在流寇集团与农民武装已经翦除，宋金战局经收复襄汉、淮西之战后也大体稳定的时局下，高宗默许右相张浚开始着手第二次削兵权。
张浚削兵权的第一刀砍向刘光世，他在淮西之战中怯懦无能是有目共睹的。绍兴七年二月，高宗与张浚任命岳飞为湖北京西宣抚使，并通过岳飞给刘光世的部将颁发了一道“听飞号令，如朕亲行”的御札，作出将让岳飞率领淮西军北伐的假象，既用以稳定刘光世统领的淮西军的军心，也为了避免其余诸大将的疑忌。
岳飞满心欢喜，以为真可以实现北伐的夙愿，就向张浚提出统兵十万恢复中原的计划。高宗、张浚却突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交给岳飞北伐。高宗的理由是淮甸之兵乃驻跸行在的保障，淮甸一旦失守，朝廷何以存身。
三月，刘光世罢去兵权，淮西军直属张浚为首的都督府，由都督府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前往节制，以刘光世的部将王德为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郦琼出身流寇，与王德本来就有积隙，吕祉一介书生不足以服众。岳飞以为这种安排必将激起变乱，张浚准备让张俊或杨沂中前去接管，岳飞认为也非最佳人选。张浚抢白：“我早就知道非你不可”，岳飞反驳道：“你征求意见，我直陈己意，岂是为了多得兵马！”
岳飞对高宗、张浚出尔反尔十分愤慨，于四月自请解除兵权，上庐山为母守丧。张浚派都督府参谋军事张宗元权湖北京西宣抚判官，准备取岳飞而代之。高宗对岳飞撂挑子大为震怒，但深知夺其兵权的时机尚不成熟，便一再下诏，“许卿以恢复之事”，促其出山。六月，岳飞仍下山统军。此次事件成为日后岳飞受迫害的罪名之一。
张浚密谋召回郦琼，夺其兵权，处其死罪。岂料走漏消息，郦琼抢先在八月发动兵变，杀死了吕祉，裹胁四万多淮西军投降伪齐刘豫。淮西之变震惊朝野，张浚成为众矢之的，高宗耿耿于怀，将其罢相，重新起用在淮西之战的处置上大失其分的赵鼎为相。张浚在对金方针上是坚决的主战派，赵鼎是主守派，他不反对议和，只是不主张放弃河北诸州，也反对过分地向金屈膝让步。赵鼎上台以后，废除了张浚经营的抗金措置，客观上为其后的和议起了接榫的作用。
高宗的议和之心早已有之。建炎三年七月，金军大举南侵，高宗即遣使向金帅兀术乞和。当时金朝有一个明确的战略，那就是追击立足未稳的南宋小朝廷，俘获高宗，以确保不再有一个赵氏政权与其为敌，故对于高宗的摇尾乞怜，兀术完全不加理睬。南下金军由于后方空虚、战线漫长，屡遭宋朝武装的袭击，不得不于建炎四年三月放弃了对南宋小朝廷的追击，撤军北上。随着宋金对峙格局的形成，通过宋朝军民的浴血奋战，到绍兴七年，宋金战争的形势已明显有利于宋朝，高宗感到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与担任枢密使的秦桧密谋后遣使赴金求和。金朝要求南宋纳币称臣作为议和的条件，作为交换，金朝答应归还徽宗帝后梓宫（专指帝后棺木）和高宗生母韦氏，归还河南地，废黜伪齐，并不久就废了刘豫。高宗大受鼓舞，更坚定了屈己求和的信心。绍兴八年三月，高宗升秦桧为右相，以加强主和派的力量。同年十一月，高宗独相秦桧，“乞决和议，不许群臣干预”。
高宗决定议和在朝野引起巨大反响，反对的奏劄纷至沓来，抗议不断，辩论纷起。高宗召韩世忠、张俊与岳飞入朝，希望通过做工作让他们至少不反对与金议和。岳飞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高宗无言以答，对他越发嫌忌。岳飞在抗金战争中迅速崛起，名位后来居上，而韩世忠、张俊等早就成名，因而引起他们的妒忌。平杨幺后，岳飞向他俩各赠大车船一艘，韩世忠尽释前嫌，在抗金立场上和岳飞声息相通，这次也与岳飞作了相同的表态。张俊则嫌隙更深，为博高宗的欢心，他表态支持议和。绍兴八年十一月，高宗不顾群情激愤，接受了金朝的诏书与议和条件。
绍兴九年正月，宋使北上开封，与金朝交割了地界，宋朝名义上收回了东、西、南三京与河南、陕西地。五月，形势突变，金朝完颜宗幹与宗弼发动政变，杀死了对宋主和的完颜宗磐和挞懒，推翻了和约，以宗弼为都元帅，分川陕、两淮与京西三路向宋军进攻，仅在一月之间就夺回了河南、陕西。
金军全面进攻打破了高宗、秦桧屈膝求和的迷梦。宋军在三个战场上进行了抵御或反击。川陕战场由吴璘节制陕西诸路军马，阻挡住金将撒离喝的锐利攻势。东路战场由韩世忠与张俊唱主角。韩世忠军攻取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进围淮阳却无功而返。张俊与部将王德在淮西采取了攻势，进入了宿州与亳州。但战争主要在中路战场进行，由岳飞、刘锜与宗弼率领的金军主力对阵。绍兴十年六月，刘锜率八字军在顺昌府（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胜多，挫败了金军南下的势头。宋军转入了战略反攻。七月，岳飞率部取得郾城大捷，其后又在颍昌、朱仙镇击破金军，对开封形成战略包围。
岳飞是完颜宗弼碰到的真正敌手，郾城大败以后，金军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宗弼开始采取和战并用的策略。双方和谈尽管中止，但热线联络仍未中断，宗弼致信秦桧，明确提出条件：“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高宗、秦桧为了向金朝求和以确保自己的统治，竟连下十二道金字牌，下令岳飞立即班师。其时，数万岳家军分布在河南中西部和陕西、两河的局部地区，战线拉长，兵力分散，而张俊、韩世忠和刘锜等部奉命已经或正在后撤，岳飞陷入孤军深入的局面。鉴于形势，最关键的还是君命难违，绍兴十年七月下旬，岳飞违心拒绝了两河遗民要他继续北伐的请求，奉诏“班师”。他眼睁睁看着高宗与秦桧葬送了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战争，痛惜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悲愤地喊出：“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家军南撤以后，河南州县很快就被金军重新占领。
绍兴十一年正月，完颜宗弼亲率十万大军直入淮西，企图以战迫和。南宋派张俊、杨沂中、刘锜率军迎敌，并命岳飞领兵东援。岳飞尚未赶到，杨沂中、刘锜与张俊部将王德已在柘皋（今安徽巢湖东北）大败金军。张俊准备独吞柘皋之战的功劳，打发杨沂中、刘锜还军，岂料宗弼遣将回师攻陷亳州，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沂中与王德军，岳飞闻讯驰援，金军安然渡淮北上。岳飞两次增援淮西都慢了半拍，其表面理由一是本人“寒嗽”（感冒），一是军队“乏粮”，是否夹杂有对高宗阻挠北伐的不满，则不得而知。但这点不久就成为他受迫害的口实。
高宗与秦桧本来就处心积虑地企图削夺武将兵权，如今在完颜宗弼的议和条件要求下，罢兵权又与屈膝求和联系在一起。绍兴十一年四月，他们采用明升官爵、暗夺兵权的方法，调虎离山，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与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把三大将原先主持的淮东、淮西与京湖三宣抚司统制以下的官兵都划归三省、枢密院统一指挥调动，一律改称统制御前诸军。
韩世忠与岳飞对朝廷此举感到突然，张俊因与秦桧早已达成幕后交易，约好尽罢诸大将后兵权都归他执掌，便带头交出了兵权。惟恐韩、岳联手，高宗宣布韩世忠留御前任用，张俊、岳飞前往原韩家军驻地楚州措置战守事宜。张俊所干的尽是肢解韩家军、撤毁江北防务的勾当，岳飞作为副职完全无能为力。当岳飞知道秦桧与张俊正在唆使亲信诬陷韩世忠企图谋求重掌兵权，便通报给了韩世忠。韩世忠急忙面见高宗，号泣投地，高宗知道他除力主抗金外还是比较听话的，念他过去勤王救驾有功，终于保全了他。
接下来，高宗、秦桧就把迫害的黑手伸向了岳飞。在南渡诸大将中，岳飞是出身最低、功勋最著、抗金最力的。朱熹以为“中兴将帅以岳飞为第一”，但说他“恃才而不自晦”。确实，岳飞个性刚正耿直，不但不善于保护自己，还在两件大事上冒犯高宗，加深了高宗的忌恨，引来了杀身之祸。
其一即绍兴七年四月，因高宗在让他节制淮西军北伐问题上出尔反尔，岳飞一怒之下上了庐山。高宗视其为“要君”，鉴于金人威胁还在，不得不好言抚慰促其下山，但同时引太祖“犯吾法者，唯有剑耳”以示警告，在表达不满时，已暗藏杀机。
其二即同年八月，岳飞出于忠心，建议高宗立储。这年，高宗才三十岁，他唯一的儿子赵旉早在八年前就惊悸而死，而他在扬州溃退时因惊吓引起性功能障碍，再也无法生育，成为他的难言之痛。岳飞立储建议有两大忌讳，一是触犯了正值而立之年的高宗性无能的忌讳，二是触犯了祖宗家法中武将不得干预朝政的忌讳。
高宗的厌恶、忌恨和反感是可想而知的，岳飞实在是太欠思量。再加上岳飞在抗金大计上毫不妥协，完颜宗弼以杀岳飞作为议和的交换条件，高宗、秦桧以屈膝议和作为巩固自己皇位与相权的根本之计，于是，岳飞便非死不可。
绍兴十一年七月，秦桧唆使他的死党万俟卨以谏官身份弹劾岳飞，颠倒是非的罪名有三，一是“日谋引去，以就安闲”，二是淮西之战，“不以时发”，三是淮东视师，沮丧士气。第一个罪名暗指岳飞辞职上庐山一事，第二个罪名是指没能及时驰解淮西之围一事，第三个罪名完全把张俊撤除防务的事情栽到岳飞的头上。次月，岳飞意识到处境的险恶，上表辞位，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他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宫观闲职。但高宗显然不想保全他，罢政制词里说岳飞有“深衅”，“有骇予闻，良乖众望”，留下了杀机。韩世忠看清了大势，主动辞去枢密使之职，杜门谢客，口不言兵，以求自保。
张俊受秦桧指使，利用在镇江开枢密行府的机会，胁迫岳飞的部将都统制王贵就范，又买通了副都统制王俊，由王俊向王贵告发岳飞的爱将副都统制张宪，诬陷张宪在岳飞罢兵后准备裹挟原岳家军离去，以威逼朝廷还兵给岳飞。王贵把王俊的状词发往镇江枢府，张宪虽受张俊的严刑逼供，仍不肯屈招。张俊却上报朝廷，诬指张宪串通岳飞谋反。高宗下旨特设诏狱审理岳飞一案。宋代群臣犯法，多由大理寺、开封府或临安府处理，重大的才下御史台狱，很少使用诏狱的方式，诏狱是用以查办谋反大狱，须由皇帝亲自决定的，临时委派官员奉诏推勘。
十月，岳飞与其子岳云被投入大理寺狱，御史中丞何铸与大理寺卿周三畏奉诏审讯，岳飞在受审时，拉开上衣，露出早年刺在背上的“尽忠报国”四字，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诚。何铸经反复讯问，未获一丝反状，便向秦桧力辩岳飞无辜。秦桧词穷，抬出后台说：“此上意也。”何铸虽然前不久也弹劾过岳飞，但良心未泯，不无义愤地说：“我岂区区为一岳飞，强敌未灭，无故杀一大将，失士卒之心，非社社稷之长计！” 秦桧在高宗同意下，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酷刑逼供，锻铸冤狱。岳飞在狱案上愤然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向高宗和秦桧喊出最后的抗议。
听到岳飞将处以谋反罪，许多朝廷官员都上书营救，连明哲保身的韩世忠也挺身而出，当面诘问秦桧，所谓谋反证据究竟何在，秦桧支吾道：“此事体莫须有。” 韩世忠愤愤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秦桧的妻子王氏却火上加油地提醒道：“擒虎易，放虎难。”高宗也决心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他亲自下旨，岳飞以毒酒赐死，张宪、岳云依军法斩首。
岳飞之死与绍兴和议及第二次削兵权错综复杂地纠葛在一起。不过，削兵权并非必然要导致岳飞之死，因为当时三大将的兵权确实已经平稳转移到三省、枢密院手里，也并没有任何反侧动乱的迹象，高宗完全可以对他们“保全于始终”。但高宗和秦桧在议和、削兵权与杀岳飞问题上，是各怀鬼胎、互相利用的。在秦桧看来，岳飞成为他向金投降的最大障碍，不杀岳飞，难成和议；而从高宗角度看，杀岳飞主要并非为了和议，更重要的是所谓“示逗留之罚与跋扈之诛”，杀鸡儆猴，以便他驾驭诸将，也因为憎恶岳飞“议迎二帝，不专于己”，替自个儿出一口恶气。在岳飞之死的问题上，高宗、秦桧也都在玩弄“交相用而曲相成”的把戏。于是，岳飞非死不可。绍兴和议是在岳飞被害前一月签署的，这也反证：即便为屈膝求和，高宗也是完全可以不杀岳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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