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开物》失传背后的罪恶 - 炎黄春秋


	恨地无环 (情僧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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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表于 2006-8-2 21:32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明夷待访录》是对明朝衰亡因素的全面反思，当然我们不能说如果明朝不灭就不会有反思，但是明朝不灭亡的话，这种处处与祖宗之法冲突的言论能够得到正当的传播和执行麽？
正是因为明朝废除宰相，君主集权强度空前，臣子如同伴虎，更兼帝王无为人主之能，而以特务为恐怖统治，每每诬杀忠良，所以政治上越来越腐朽黑暗，这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不平乃鸣，可以说，黄宗羲的“进步思想“是被极度的“退步制度”逼出来的。
宋代政治体制上基本不存在上述问题，自然也不会在思想界有强烈反弹。“存天理，灭人欲”我们现在不也在提倡麽？以骄奢淫逸为耻就是。《礼记、乐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宋儒进一步阐发天理人欲的学说，但在理学家那里"天理"与"人欲"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一体两面。把理欲对立起来理解，便已违离理学原意。关于天理人欲之别，程颐认为天理是人的理性及正常欲望，人欲是过分的贪欲，"人过之欲"。朱熹认为天理和人欲相互伴随但性质不同，人欲必须服从天理。朱熹曰"只要一人之心，合道理的是天理，徇情欲的是人欲"，意思是说，人欲是随情所欲，被情欲私欲所控制，只考虑到自己需要而不管其它，天理则在考虑到自己需要之外，还要考虑是否合理。理学家都不反对基于人性的正常欲望享受，他们反对的是满足了基本的生活物质需求后产生的过分贪欲。这种思想流行的社会原因是当时国家比较繁荣，官员士大夫的日子尤其好过，奢靡之风日盛，必须予以纠正，强调以理性和道德克制感性冲动。难道这样就反动了？像古罗马那样奢靡而亡就进步了？
宋朝的儒学尚有心理之争，倒是明朝皇帝把理学定为了天条，连色情小说也要借着“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推出，李贽如何？老来俏，和少妇尼姑有往来，在首都附近传播佛禅，便被皇帝收了。

拿宋明的思想开明程度比实在是可笑，好歹大明也是几百年后的朝代了，有进步，那也是应该的。
宋朝为什么没有黄宗羲？答曰：饱汉不知饿汉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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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表于 2006-8-3 00:20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康熙对西方数学、哲学、天文历法乃至炮术都有比较深入的学习，其西学水平在帝王中绝对是第一名，乾隆对西洋钟表的喜爱也是众所周知。但问题是，他们对西方的兴趣高者在于求知，低者在于享乐，而没有意识到西方科技文化已经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动力，更加没有使用西方科技文化富民强国的愿望。而这一点上，明朝的皇帝也不高明到哪里去。
明代也罢，清代也罢，如果不以勤俭持国，长期积累，那国家的财政体系是很容易被国家性的大型活动搞垮的，这是低赋税、短程补给、半永久预算的洪武型财政天生的、致命的缺陷。
明太祖说:“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余饶。” 乾隆说：“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都是对同一种财政模式的描述。
永乐帝搞大型活动的财富一部分是太祖扫荡中户以上人家搞来的，一部分是他自己通过“坐办”等手段从民间榨取的，在他之后再也没有哪个明朝皇帝敢这样搞，再搞就要亡国了。乾隆晚年花钱非常厉害，也差不多把国家搞到了无力再度支持大型活动的地步，但他仍然是在免赋和国库存银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的帝王，尤其是当政前40年。永乐乾隆，说好说坏，也就是五十步一百步的事情，单从抚民安国的角度上讲，永乐似乎还不及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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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表于 2006-8-3 00:35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从英日这样的典型虚君宪制国家发展历史分析，虚君体制的产生需要有长期的封建分权传统。集权、专制传统较长的农耕型社会都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加剧烈的改革或革命才能实现向近代的转变，政治制度由人治转为法治，专权转为分权尤其困难。认为明代能发展出虚君制度的想法可能是过于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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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表于 2006-8-3 01:50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QUOTE:

原帖由林冲于 2006-8-3 01:38 发表

明代怎能发展出虚君制度，明代的皇帝不上朝，但政权并没有滑落到大臣手中。明代的皇帝不管事，但也不让别人管。

正是如此，可以说专制集权制度下，官员对政治权力和臣民对土地财富一样，都只有获利权而没有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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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表于 2006-8-3 12:00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明朝的确没有真正能控制帝王的宦官，即使权倾一时，皇帝想生杀予夺还是一句话。
而皇帝与文官的关系其实也是如此，帝王固然不可能与整个文官集团和伦理道德为敌，但生杀予夺的大权始终为帝王所有，并且能够使用，看看崇祯搞废搞死了多少重臣就明白了，万历帝三十年不朝天下官员已经半缺了，幸好国家管理机制本来就是低水平低效率的，不然早就垮了。
皇帝能不能受骂，主要还是看其的性格，万历是懒绝了，任你骂，我也不改也不杀，一改一杀都是违背了我的罢工态度。像崇祯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
与宋朝比，明代官员的工作环境实在算不得安全开明，苏轼那么大的案子也留得了性命，宋帝终究不以言论杀士大夫。尤其是经过了嘉靖朝严嵩当权杀直谏大臣，天启朝魏忠贤当权杀东林党人，明代中后期士风已经大挫，君臣关系更是紧张敌对氛围很强，亡国降臣面对崇祯的尸体“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这样的朝廷环境，要说值得称赞，实在勉强。

ps：假设下，如果崇祯即位后，天降陨星，把辽东问题整个给平了，崇祯帝励精图治，大明中兴，那在政治体制上，大明会走向虚君化还是更强的君主集权专制？

[ 本帖最后由恨地无环于 2006-8-3 12:3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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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表于 2006-8-3 14:11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国家需要碰到一个庸主才能发展和国家需要碰到一个明君才能发展从本质上说是一样的，集权专制帝国的兴衰过于依赖帝王的作为（或不作为）。
朝廷并没有能力避免崇祯这样的勤君的出现，在这样的勤君出现后也没有能力限制其作为（准确说是对这样的皇帝的出现表现出了十二分的期待、兴奋和赞许）。我们生在当代，自然可以看出其时国际社会长期发展的方向，但在明代，上到帝师、百官，下到平头百姓，还都是希望出现勤君，指望明代不会再有勤君，大明的臣子百姓都抛弃对“好集权专制者”的迷梦，实属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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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发表于 2006-8-3 19:29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现在的明清之争，往往是必以薄此而厚彼，说满清好的，就一味指责明朝腐朽无能，自毁山河；说明朝好的，就一味指责满清野蛮保守，打断了大明的资本主义进程……
若以更长远的视角观察，就会发现明清两朝对于中国最根本的社会形态和经济体制都没有什么推进，清代时序在后，过错自然也重些。但再以更广的视角看全世界，就会发现如此庞大的农耕传统专制国家无不是受到外界的巨大压力，经过长期波折的革命和改革才能逐渐摆脱旧的体制，艰巨程度数倍于商业传统的封建国家，即使如此，也难以像欧美诸国一般形成成熟有序的资本主义社会，至于如英国一般的虚君体制，更是难以在这样的国家实现。以此论，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受挫，也不能责于一朝一代，而应更深入的分析传统社会存在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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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表于 2006-8-3 20:25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强调农耕文明特点的恰恰不是如今主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为其所无视、批判的魏特夫等人，代表著作是《东方专制主义》，魏特夫自称是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万历三十年不朝难道是制度的约束不让他上朝？如果是制度，那么为什么没有能限制崇祯？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著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些著作乃是黄仁宇先生对历史的中远景之作，与《万历十五年》此近景特写之作结合阅读，乃可知黄先生之大历史观所着眼并非一时一事，而是整个社会模式、财政体系的变革。

对于满清入关产生的倒退，黄先生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对明朝的全面继承，而无视顾、黄等人的反思。
至于明代中后期的君臣关系和朝廷机制，黄先生《中国大历史》有“官僚体系成为决策的中心”一章专论，衲子引之于下：

　　当我们企图将中国历史之纲要向初学者及西方人士介绍时，不论是口讲或笔写，以上纠缠不清的人事问题，都使我们感到为难。一方面我们固然不应当规避这些情节，本来各项轶闻与秘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提到英国的宗教改革时也不能抛开亨利第八因为热恋着安妮（Anne Boleyn），想离婚而不遂，引起和教皇的冲突，在说及俄国女皇凯瑟琳的开明专制时，也免不了要提到谋杀彼得三世才使她获得政权之由来。以此看来，中国历史也就避免不了类似的情节，即算这些事故轻佻琐屑，只要时人视作重要，也不便由我们于几百年后另自作主，将之摒斥不提了。只是此间我们所说困窘之处，无非明代史里此种故事接二连三地整幅出现，有时翻阅十年的纪录几乎无其他的事可说，全部历史尽是轻佻琐屑的故事。

　　几经思量之后，我们觉得后面还有一点待提的地方，这是当时人既未提及也无法提及的。当明朝经过创造的阶段而固定下来时，朝廷的主动部分实为百官臣僚之集团而不是君主。文官因为科举取士，也就是甄别选择的所有程序都有定规可循，即一般的考核升黜亦复如是。即算朱元璋罢宰相这一官位而终明代未曾复置，以后之各“大学士”实际上亦填补了此缺陷。大学士为文笔之士，起先参加皇帝各项诏书之起草，逐渐因拟稿而有了决定方针与政策的能力，到后来官阶和声望与日俱增，实际上成为统合文官组织的主持人和他们的发言人，只不过他们的行动与决策还是要通过皇帝的正式批准而已。

　　这实际上是一种表面奇特而内中有理的安排。当一个国家尚不能用数目字管理时，君主立宪不可能成为事实。可是独裁制也有它力之所不能及的地方。当日北京的朝廷自认将无数的村庄集结，而在其管制之下维持一种难得之平衡，绝不可让皇帝尽量地发展其人身的权力。虽说在理论上讲，这种权力并无限制，最后的办法仍是以人本主义调和这天授皇权，或者说是强迫的执行开明专制。皇帝登位之前既为太子，则有管文学及教育之臣僚任太子的师傅，讲授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大道利。从15世纪末叶的情形看来，恐怕此时的君主已经了解，他们惟一的实权用过在惩罚方面，但其施用自然有限度。另一方面则朝廷之中毫不含糊，也从不间断的举行各种仪节以强调皇帝宝座的神秘性格，以致构成一种弄假成真的信仰。这样一来，如果有任何争执找不到确切的解决办法时，有了以上的安排，则皇帝的仲裁自然有效，他既本身不介入，也无个人之利害在其争执内，他的判断就具有夭子所赋予的威权了。

　　从此我们也可以窥见，为什么顽皮的朱厚照要给自己官衔与职位，以便将他自己和皇位分离，可是其臣僚却不能将这轻浮的举动一笑置之。他们既不便公开的反叛，只有采取消极的不合作办法。而另外的一个极端：朱祐樘为人中庸，也无个性上的表现，正是做好皇帝的材料，也算是无才就算有德了。

　　其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百官对皇位之继承极端地注意，他们坚持立长不立幼的原则几乎带着宗教性的虔诚。这问题容易产生敏感，乃因其关系臣僚本身的安全。如果皇位可以由人为的力量给与或褫夺，则其神秘性已不存在，百官的信仰也成问题，以后的结果极难逆料。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上面各段轶闻并不全是无关宏旨的小事，既有这么多有识之士以生死争，这也是在尴尬时期内，以一种笨拙的办法对付可以谓之为宪法危机的诸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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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5 01:17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清朝赋税制度最糟糕的问题是它过于承续了前朝，不思进取而未进行系统性改革固然是其过错，但这种赋税制度的恶劣影响也不能都归罪于后继者而将始作俑者轻轻放过。源于田赋的税收定额制度是在洪武时期就已经确立下来的，洪武后地方以瞒报人口增长的方式避免赋税增加也是公开的秘密，因此明朝也在努力将以人口为基础的徭役赋税并入田赋，“一条鞭法”为其代表。大户倚仗权势拖欠赋税而将完税的压力转加于小户，在明朝也普遍存在。田赋以不利于纳税户的比例折役折物折银也是明朝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常用办法，通过这样的方式从民间榨取的物力乃是永乐朝诸多伟业的重要支持，山西的税粮折银率曾在14年间由每担0.25两白银降低到每担1两白银，使实际税额变成原来的四倍。漕运运费由纳税粮者以加耗的形式支付也是明朝的制度，加耗最巨的湖广地区，其比例可以占到基本税额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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