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笺经 - 古典小说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悼红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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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笺经

红楼笺经

任何一本著作，当它开始了经典化的进程，则必然以自身文本的定型和研究理论的系统化为此一进程结束的标志。前者不可避免地出现筛选，“所有古书的经典化，都包含淘汰。”（李零《从简帛古书看古书的经典化》）后者则反过来昭示一部经典应该具有的学术地位。
周王室的式微，黯淡了王官之学头上的光环，周室内藏遗落民间，成为轴心时代华夏文明的第一批经典。《诗》《书》《春秋》经过了孔子的削删，完成了文本的定型。《易》则由“仲尼翼其终”（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规范了解读的理论框架。两百年后，《春秋》三传出世，《春秋》经典化完成。六百年后，《论语》被最终编订，三家注的流行宣誓了又一部经典的诞生，曹魏列《论语》为官学，晋代置博士。
从此，经学蓬勃发展起来。在“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汉书•儒林传》）之后，经学为了自救，保持可持续发展，反过来促使经典队伍进一步壮大。于是从秦汉五经变身为隋唐九经到了近代宋明已然十三经洋洋大观。经学也在两千年的时光里“万方百变，消摇而无所定。”（《淮南子•原道训》）章句，义理，考据逐一粉墨登场。

一、谜底
《红楼梦》似乎就是一个大谜语，曾有考证派人士抱怨说，索隐派简直把《红楼梦》搞成一个接一个的连环谜，把红学改头换面为“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胡适《红楼梦考证》）索隐人士自然也不甘示弱，不是谜语，薛小妹的诗、薄命司的曲、元宵节的灯谜你猜是不猜。既然是谜语，则一定有谜底。按脂砚斋的说法叫“底里”，小说第二十一回回前批在通部小说批语之中，可谓独绝无两，脂砚斋一面大肆抒发几多恨情，一面把雪芹佚稿荦荦曝光，那首“有客题《红楼梦》一律”即被她点评为“凡是书题者不少，此为绝调。诗句警拔，且深知拟书底里，惜乎失名矣。”一位失名之人能够“深知拟书底里”，这已经让后世的红学家深感被欺骗，因此猜测“题这首诗的‘客’是谁？可能是脂砚斋，也可能是畸笏叟，还可能就是曹雪芹自己。”（刘梦溪《<牡丹亭>与<红楼梦>》）然而这条开宗明义本就是为了揭示“底里”的批语，却如此兴致勃勃地播种着谜语。大谜《红楼》并非虚言。
不过，若究根寻底寻找谜团的源头，不难发现曹雪芹正是那个一手促成《红楼》谜语化的始作俑者。他不但一开头就大谈真假存隐，在书中也反复利用图谶诗谶灯谜酒令戏曲等各式各样的隐喻法为《红楼梦》画上迷妆。而与这些隐蔽的笔法直接产生矛盾的便是书一开头那番“坦白诚恳”的宣言。若《红楼梦》真的如雪芹所言“大旨谈情”“称功颂德，眷眷无穷……毫不干涉时世”，那实在没有必要故作这般狡狯，需知仅以脂砚斋提示出《红楼梦》可寻的隐笔踪迹来看，便足可谓规模庞大构撰精巧了，只归因于行文艺术的需要显然令人难以信服。
不过更加诡异的矛盾则出现在曹雪芹和他的亲密搭档脂砚斋之间。曹雪芹战战兢兢寻找着真事隐与假语存的平衡点，小心演绎；脂砚斋却已迫不及待地大呼起来“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几乎一翻开书，正与反，真与假，隐与存这几对由芹脂二人炒起来的矛盾就会跳入到每个读者的脑中，成为了猜谜《红楼梦》最基本的理由。
很多论家一厢情愿地认为脂砚斋的批语是解读《红楼梦》谜关的一把总钥匙，事实上他们也找出了不少依据，比如她总是热心地提示拆字法、提示“嫡真实事，非妄拟也”，告诉人们怎么才是“会看”如何才能不被“瞒过”，甚至亲自操刀上阵点出小说人物名字的种种谐音隐喻。然而还是有人发现了一个疑惑的事实，脂砚斋实际上“为《红楼梦》设置了种种谜面。”（陈维昭《索隐方法与经纬学术传统》）设谜与解谜总在曹雪芹和脂砚斋“狡狯之笔”中环环相扣，以至于一定程度上成为某些研究者眼中红学的全部意蕴和构成。
其实，甲戌本的一句异文透露出了些许讯息，曹雪芹曾大方地将脂砚斋延请入正文，在人们熟知的“满纸荒唐言”诗后，多了这样一句话，“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甲戌本是现存脂批本中缮写最精、装帧最考究、源流最古老的珍本，如果这句话是可靠的，那么很难想像曹雪芹会请一个人来专门从事拆自己台的点评工作。我个人不同意脂批是小圈子里流传的产物，从程甲本中五处误植脂批的情况来看，“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的抄本中一定带有脂砚斋批。
那么脂砚斋出现的意义到底何在？
不妨看三条脂批，第十三回甲戌回末批，“‘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的是安富尊荣坐享人不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行，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
   第四十三回庚辰双行夹批，“惊魂夺魄只此一句。所以一部书全是老婆舌头，全是讽刺世事，反面春秋也。所谓‘痴子弟正照风月鉴’，若单看了家常老婆舌头，岂非痴子弟乎？”
   第一回甲戌眉批，“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致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敷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余亦于逐回中搜剔刳剖，明白注释，以待高明，再批示误谬。”
   上三条批基本上囊括了脂批意图达到的三方面目的，即推动《红楼梦》文本成型、提示小说阅读方法以及强调文本涉事均隐有实事。而实际上，这三个目的也都无一例外没有解决小说疑团，如果研究者和读者着眼于讨论出通部大书所隐藏起来的谜底，那么在分析脂批的时候遇到只会是其他的更多不解。推动小说文本定型，脂砚斋牵扯进了“史笔”；强调“事则实事”又累篇连牍大谈“反面春秋”的技巧。小说本身固然“云龙雾雨”，脂砚斋批何尝不是如此？
陈维昭细密地考察了脂砚斋批的种种提示法，在他看来，脂砚斋与其说是来“道真”的，不如说是来添乱的，脂批的语言不仅是语焉不详，简直是故弄玄虚。而脂砚斋本人似乎博学杂闻，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全都扫入解读《红楼梦》的框架中，面对这样的作者和批者，读者“要做‘巨眼’也不容易。”（陈维昭《索隐方法与经纬学术传统》）
然而只要我们不把自己当做寻找迷宫出口的游者，不是迷途的羔羊，不那么一头雾水，脂砚斋的动机并非难寻。第十四回，在秦可卿的送葬队伍中，出现了这样一队人马，“那时官客送殡的，有镇国公牛清之孙现袭一等伯牛继宗，理国公柳彪之孙现袭一等子柳芳，齐国公陈翼之孙世袭三品威镇将军陈瑞文，治国公马魁之孙世袭三品威远将军马尚，修国公侯明之孙世袭一等子侯孝康；缮国公诰命亡故，其孙石光珠守孝不曾来得。”所列六公子孙，只此一现，毫不起眼，可脂砚斋却在此处显得兴致盎然，“牛，丑也。清，属水，子也。柳拆卯字。彪拆虎字，寅字寓焉。陈即辰。翼火为蛇；巳字寓焉。马，午也。魁拆鬼，鬼，金羊，未字寓焉。侯、猴同音，申也。晓鸣，鸡也，酉字寓焉。石即豕，亥字寓焉。其祖曰守业，即守夜也，犬字寓焉。此所谓十二支寓焉。”这番解读有拆字、有谐音、有会意。如“清，属水，子也。”可证以王充《论衡•物势》篇云“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又如“翼火为蛇”乃是因为南方朱雀天象之中有一组星宿即名翼火蛇。脂砚斋的解读，让读者明白了曹雪芹的文字技巧和语言意趣，但这样的正解实在令人难堪，因为沿着这样的思路，解袭人为“龙衣人”（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拆宝琴之琴为“今上二王”（杜世杰《红楼梦原理》）均无不可。刘梦溪将索隐之失归结为，“把索隐无限扩大化”。（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然而从上面这条脂批可得出的结论则是，何处有隐何处该索，完全没有标准，何谓扩大何谓正当，自然也无法界定。除非老老实实承认脂砚提到的便是可索之处，脂砚没提的即是不可索之处。但是这样的推论如果成立，将导出两条结论，一即脂砚斋做了索隐大全，后世根本既没有索隐派存在的必要也无索隐派存在的空间；二则是脂砚斋索出来的地方已经是曹雪芹隐下去的全部，换言之，谜底早就已经被揭开了。
上面的推论是否可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显而易见，两个推论都乖谬于事实。参照红学发展的历程，不仅在曹雪芹逝后的二百四十年间索隐派风起云涌，而且包括考证派和批评派也不会认同我们已完全懂得了曹雪芹谜底的说法。
脂砚斋的出现，用“实事”二字开考证之源，用“秘法”一词成就评论学派，用“反面看书”衍生索隐。后世红学三大流派尽入脂砚斋彀中，而那些寄希望于脂批解谜的愿望，至少仍旧是落空的，反而是争论越来越剧，歧说越来越丰富了。以脂批解红楼，看上去越解越乱，自然也就“愈研究愈糊涂”（俞平伯《乐知儿语说红楼》）。连脂砚斋本人也是红学死结，千古不解之谜。
“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刘勰《文心雕龙•谐隐》）无疑，如果我们不自作多情地把脂砚斋当做红学救星，那结果就是她的出现让大家全都陷入了“昏迷”，而这个意见没人反驳的话，则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脂批实际上也承担了一部分谜面“回互其辞”的功能。那么，把脂批排除在谜面之外，便已注定解读者面对的是一道无解之题，而自《红楼梦》成书以来，用谜面解谜面的例子又实在太多了。
周汝昌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脂批不同寻常之处，他这样说道，“脂砚斋的批《红楼梦》，不用说，和清初金人瑞批《水浒》、毛宗崗批《三国》、张竹坡批《金瓶梅》、陈士斌等批《西游记》这一风气是有其直接关联的；不过，脂砚斋究竟与金、毛、张、陈一流人有所不同。金、毛等人，只是普通读者，就读者的‘眼界’发表意见；而脂砚斋则不然，他和小说创作过程有极密切的关系。”（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脂砚何人》）
芹脂早已决定将这些批语和《红楼梦》一同传之不朽。而它在深刻地影响了小说情节的走向的同时，还为解读《红楼梦》构建起了理论范式，于是“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的那一刻起，《红楼梦》便开始了成为经典的进程。

[ 本帖最后由悼红狐于 2009-5-28 12:07 编辑 ]

本帖最近评分记录

西园新军

2009-6-1 19:27

+96

好帖奖励莫要嫌少，貌似俺操作选项里这已经是最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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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28 13:29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QUOTE:

原帖由 patriot0712 于 2009-5-28 13:06 发表
想起马克吐温的《他是否还在人间》了。再这么折腾，《红楼梦》迟早成精。

我只能说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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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28 13:32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二、探賾索隐

索隐家在红学领域里显得尤其特别，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自信于自己的分析能力，也都具有强大的信念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懂得曹雪芹的真义，他们藐视常识、漠视史料，随时都能长篇大论旁征博引，他们的方法可以触类旁通，他们的思路可以海阔天空，他们的文章信马由缰，他们的结论也往往惊世骇俗。不管是曹著本身还是自己的理论，任何龃龉和矛盾都能最终转化作符合结论的论证。在“证明”方面，几乎可以做到所向披靡，攻无不克。不过仍然有令他们头痛的事情，他们永远无法从宏观层面得出自己的观点，这几乎是红学中的一条定律。任何一家索隐派都喜欢在字句上下工夫，拆字、谐音、联想固然是他们的擅长，挨句解读也是一大重要的方法。甚至利用一本与《红楼梦》毫不相关的书籍进行比附，比如《影梅庵呓语》。当然，最有趣的则是利用了《春秋》。

在索隐学派中乔福锦的研究将这种经学性全面扩展开来。不仅引入了《春秋》学的老话题“尊王攘夷”还把一些具体的学说进行比附比如三科九旨。乔福锦牢牢抓住前引第四十三回庚辰夹批中“反面春秋”四个字，将《红楼梦》解释成为一部“拟经”之作。通过对《春秋》的学术研究，希望反推出对应的《红楼梦》故事。逻辑非常简单，《红楼》能为反面《春秋》，《春秋》即可为反面《红楼》，只要把《春秋》搞明白了，《红楼》自然也就明白了。因此，根据《易经》衍生出的大对称结构结合起《春秋》故事，乔福锦高调宣布他复原了《红楼梦》散失的佚稿。

愿望是美好的，然而事实总是残酷的。

问题可以不出于《春秋》《红楼》如何能够相互隐射，而是《春秋》经解自身就是一团糨糊。比如乔福锦认定《春秋》三科九旨在《红楼》中皆有照应，《春秋》一科三旨“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对应《红楼》就是“故宋（贾母）、存周（贾政）、素王（玉虬贾宝玉）”。乔福锦为了能在行文上能更加容易把二者进行比附，将《春秋》一科三旨写作“故宋、存周、以孔子为素王”。且不论这样的对应是否正确，就单从《春秋》经义出发，就能找到不可调和的矛盾。乔福锦认为，《春秋》是孔夫子“拨乱世，反诸正”的政治宣言，《红楼梦》则是中国沦亡异族之后诞生的维系中国命运之作，因此“两书之事迹精神完全一致。”（乔福锦《<反面春秋>事义考释》）

然而，假如三科九旨确为《春秋》“底里”，“故宋、存周、以孔子为素王”张三统的提法就够令人无奈。故宋指的是殷统、存周指的是周统，而周统之后，《春秋》大义却不认为接续的是秦统，转而提倡“以孔子为素王”即以孔子素王为一统。素王为汉朝定制宪法，所以汉朝乃是“孔统”余绪。但事实上，“故宋”一统在《公羊》中根本无踪影可循，“存周”虽然似有蛛丝马迹，却也被“尊周王鲁”和“黜周王鲁”之间的义理争论搞得方向不清，最不可接受的是，如果乔福锦确实认定《春秋》乃出于孔子手削，那么他老人家以布衣出身，居然自己标榜自己为一统，简直是僭越之心昭然。又何谈“拨乱世，反诸正”？

然而《春秋》义理的不自洽，却可使与之相照应的《红楼梦》顺理成章，并且能推导“还原”，这种理论逻辑的可靠性实在令人怀疑。虽然我十分感佩乔先生“返还中华原学”的责任心，也无意去指摘“曹雪芹并未将《红楼梦》的命意停留在江山易代这一层面，而是把兴亡遗恨升华为中华文化幻灭后的悲亡情结和‘补天’志向”（唐连祥《红学——“经学”研究范式的确立与当代新儒学的拓进》）的结论。但这样的结论与其说是来自对文本的理解和理性的推导，不如说是强烈的使命感和真挚的学术热情所直接要求的。

其实，用经书比附《红楼梦》的手法并非小众行为，就目见所及，从源流到壮大均有文献可稽，这与另外一些用经书提示《红楼梦》的方法又有不同。

一九三六年的《北平时报》“北辰艺圃”专栏，接连若干期刊出了一组署名为萱慕的论红札记，文章名字是《红楼说丛》。其中一节便是专论用《红楼梦》比附《易经》《大学》《中庸》的观点，这位萱慕先生在文中一顿臭骂，“各索隐家，惟影经书、谶纬，影《金瓶梅》三说，最为谬妄，其指隐经书者，皆腐儒所为也。盖腐儒迂拘，食古不化，脑中所有，惟此群经，骤见《红楼》，耳目一新，嗜之或不释手，又恐道学家以嗜小说讥之也，故强作解人曰：书中所影，皆《易经》《大学》也，读之庸何伤？此论一唱，几可齐《红楼》经传而一之，有是理乎？（昔有人喜读《水浒传》, 《金瓶梅》，谓其有《史记》笔法，或驳之曰：何不通读《史记》耶？与此颇同。）盖小说家脑中，决无悬一经书为标准而后落笔者；腐儒以己度人，遂强引经传入之，又不能自圆其说，以致牵强附会，多可解颐。”（萱慕《红楼说丛》）被骂的靶子就是当时社会上早已流传广泛的三家批评《红楼梦》本，三家指的是护花主人王希廉、大某山人姚燮和太平闲人张新之。比附之说出自张新之《红楼梦读法》一文，为求方便，将张新之所涉笔墨，转录如左，

《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周易》、《学》、《庸》是正传，《石头记》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
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书，惟败常反理，乃书于策，以训后世，使正其心术，复常循理，交适于治而已。”是书实窃此意。
……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故谨履霜之戒。”一部《石头》，记一“渐”字。
……
或问是书姻缘，何必内木石而外金玉？答曰：玉石演人心也。心宜向善，不宜向恶。故《易》道贵阳而贱阴，圣人抑阴而扶阳。木行东方主春生，金行西方主秋杀。林生于海，海处东南，阳也；金生于薛，薛犹云雪，锢冷积寒?阴也。此为林为薛，为木为金之所由取义也。
……
宝玉乃演人心，《大学》正心必先诚意。意，脾土也；吃饭，实脾土也：实脾土，诚意也。问世人解得吃饭否？
……
书中借《易》象演义者，元、迎、探、惜为最显，而又最晦，元春为泰，正月之卦，故行大。迎春为大壮，二月之卦，故行二。探春为夹望，三月之卦，故行三。惜春为乾，四月之卦，故行四。然悉女体，阳皆为阴。则元春泰转为否，迎春大壮转为观，探春央转为剥，惜春乾转为坤，乃书中大消息也，历评在各人本传。
（张新之《红楼梦读法》）

若按张先生的解读，《红楼梦》中四书五经无所不包，因而首当其冲可变作经学大全。此外文章里还有拉上《战国策》《史记》以及三苏作比附，则《红楼梦》又可作史学大全，至于拉《西游》《水浒》《金瓶》比附，则《红楼梦》又膺荣了文学大全的桂冠。总之，“封建社会历史百科全书”的提法看起来发源甚早，《红楼梦》庶几可等于《四库全书》。

但这可能么？

不管是对单个字的拆分、合并、谐音还是对一句话的联想、解读、比附，必须要承认的是，文本此时已经陷入了阅读者的固定思维中，即萱慕所言“脑中所有，惟此群经……以己度人，遂强引经传入之”。就以“怡红院”为例，蔡元培眼中成了“爱红吊明”的意思，解盦居士眼中成了“有红则怡，无红则悼”，周汝昌比较了“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和“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之后，觉得后面这句比较对一点。但这些解释遇到了一个英国人，则会通通失效，霍克斯译本将“怡红院”略微改头换面变成了“Court of Green Delight”，乍看之下，虽然把怡红院译作快绿院，但“怡红快绿”本自宝玉手笔，因此也并不忤逆曹雪芹的行文，然而为什么要另辟蹊径，不老老实实逐字翻译呢？我记得霍氏曾道出其中难言之隐，即在英语读者脑中最好不要奢望他们会看着“红楼”二字产生大家闺秀的美妙联想，只会更方便将它当做青楼的同义词罢了。

歧义不仅如此，老实读书的北大书呆子眼中的红楼大约只会是学校里面那几栋红皮房子，纸醉金迷的厦门官员眼中的红楼则是海边那栋神秘的办公楼———于是简直成了政治暗语。用海德格尔的表述，这样的理解不过是一种筹划，一个在先的被拋入的筹划。如果这个筹划早已先定，并落入解读者的思维模式和知识眼界的局限中，那其实被解读一方是不是《红楼梦》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任意一本著作，都可以得出相同的结果，区别仅仅是，哪一本著作拥有足够吸引人眼球的能力。

张新之比附《易经》尚且遵守朴学路子，不至于越轨。等到了一百多年以后，一位叫王国华的学者用《周易》发阐出《红楼梦》结构学上的大对称，就实在过于牵强。这种牵强让周汝昌都感觉不适应，尽管对因之而发明出的“大对称结构”他欣然接受，但《易经》与《红楼梦》的关系还是停留在“三才”文化内涵的相通上比较可靠。

如同经学一样，草根学者往往喜欢发明出许多纬书、谶语和童谣来迎合世人，做一回草头王。而大学者却始终恪守正规学术途径“三年不窥园”，即便倡议五行阴阳的邹衍、著述《太玄》的杨雄和《皇极经世》的邵雍，也都怀抱着一番经世济民的雄心和内圣外王的抱负。周汝昌对于“大对称”和《周易》的不同取舍，几乎是本能的学术反应。然而，毕竟有所取的态度，使得首倡“大对称”理论的王国华，红楼“拟《春秋经》”的乔福锦、“秦学”的刘心武都将周汝昌“取”的一面拿来作自己的挡箭牌，这正是海德格尔所表述的，已存有的筹划，实际上是前次被抛入的存在，在不断的筹划和被抛入的过程中，文本的解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不可限制，越来越如脱缰野马。于是“钻之愈深，处处旁通”这一被众多索隐家洋洋得意而引为可以证明自己理论正确的表述，实际上，只能证明他们已距离曹雪芹的《红楼梦》真义越来越远，当然，对于王梦阮、蔡元培、邓狂言、霍国玲等人的《红楼梦》的释义自然是妥帖得天衣无缝，实在是独一无二的正解。

说到“独一无二的正解”，可以引入卡尔?波普尔的解释学原理，容我蔓枝一句，在解释学这样的学科之内并不存在因东西方文明不同而出现理论差别，就像一加一等于二，放到哪里都是这个结果。波普尔解释学的原理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即任何经验科学都必须服从证伪主义。结合本节所论要义，接下来的表述也将是一次小型的总结：索隐派对自我理论的完满满足，实际上排除了证伪的可能性，因此这样的完美是不科学的。为索隐理论寻找知识基础的工作，只是基于人本性中寻求安全感的需要。而除了曹雪芹本人解读之外，被当做那个最贴近曹雪芹真义的解读，充其量不过是最好的假说。

现在来谈一谈那个“吸引人眼球的能力”。这个命题可以移植到经学视野中一并讨论。为什么在长达两千年的时光中，尽管波折起伏，但始终是儒家的经典成为被反复解读的对象。而先秦时代与儒家同为显学的墨家，在秦汉之后完全绝迹。前人的论断对于解释这个疑问还有很有说服力的，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序中说，“学术之盛衰，不能不归于时君世主之提抑。”儒学的兴盛，乃是历代君主的有意为之。而之所以如此为之，乃是儒学的“与时俱进”。

吸纳黄老，提供了为集权帝国服务的根基；吸纳佛统，为构架自身谱系开拓思路；吸纳道家，推陈出新重夺知识分子形而上思考的阵地。到了近代，假《公羊》而论革命，借《孟子》而倡民权，用《大乘起信论》转出民主与自由，儒家总在应时而变，顺潮流而动，难怪经学也跟着万方百态。

《红楼梦》也落于此一窠臼中，自从脂砚斋推动了《红楼梦》经典化的第一步后，三大流派就开始落地生根。索隐派的第一位猜谜者是小说出版当时的帝国最高统治者乾隆。此老“阅而然之”指《红楼》为“明珠家作也。”（赵烈文《能静居笔记》）我曾猜测，乾隆不会如同后世索隐家那般细密梳理小说的词句，其指《红楼梦》隐写“明珠家事”实际上是想借康熙整治明珠家族之事为他父子二人两次查抄曹家找一个正当理由。然而这样的做法实际上等于开《红楼梦》政治化先河，从此一部小说被完全牵扯入了时局的变换当中。杜景华写有一本《红学风雨》，其中评论索隐派章节的标题特别有趣，我为阅者摘录一观“早期索隐派多注重政治，其用意在于反腐”、“近代索隐派倾向在反满，进行种族的革命”和“后来的索隐派已失去革命的意义”。似乎《红楼梦》一直在充当着各种社会思潮的载体，到后来，《红楼梦》又成为新文学运动的标杆，胡博士的科学方法，文艺界政治运动的火线，海外学者的桃花源。而红学也沉沉浮浮，变得和经学一样面目全非。

一九二〇年，一位署名叫王小隐的读者，投书《新中国》杂志。这篇名为《读红楼梦剩语》的文章这样道，“《易经》这本书，不过说的是消长变动，不论是什么，没有附和不上去的。”读来令人莞尔。

曹雪芹之隐真的全部蕴意或许早已丧失了复现人间的可能，《红楼梦》的谜底也早已因为经典化的进程变得真假模糊，但对于一切的索隐家们而言，他们努力地将自己所感知的所有意义加诸小说之上，于是任意的理论总能借由解释无限性之手而顺理成章。此时，《红楼梦》“拟书底里”的有无变得无足轻重，需要的只是索隐者们把自家理论当做真实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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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笺经论红
乾隆癸未除夕，曹雪芹辞世。十多年后，甲戌本上出现了一条脂砚斋的绝笔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月泪笔。”这一年，脂砚斋魂归杳冥。
芹脂的相继离世，直接导致了《红楼梦》成为大众经典的进程最终变为一条不归路，因为各种各样的歧说异说正解歪解都会不可避免地涌现出来，而能结束误读红楼的唯一方法，让那个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的愿望———却是注定落空的。
戚蓼生，字晓堂，德清城关人，乾隆朝的进士。《红楼梦》横空出世的时候，他正在福建做官。这位官员见识不凡，他兴致盎然地为《红楼梦》写了篇洋洋洒洒的序，这篇序文被周汝昌先生赞为“移之于任何另一部书，也绝不适用，只能是《石头记》，才能对榫”（周汝昌《红楼艺术》）。里面说，“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
芹脂身后，一切如“余二人”所料，《石头记》大江南北，顿时风靡，除此之外，它还一跃而上，鱼过龙门，能与《春秋》《史记》相提并论。
无独有偶，晚清索隐大家王梦阮也有一番奇巧的议论，“以《大学》《中庸》讲《红楼》，期期不敢奉教，然作者实有得于经旨处，其美刺学《诗》，其书法学《春秋》，其参互错综学《周易》，其淋漓痛快学《孟子》。”（王梦阮《<红楼梦>索隐提要》）
“如春秋之有微词”和“其书法学《春秋》”本就是一个意思的不同讲法，而之所以谰言用《红楼》来比附《春秋》全在芹脂意料之中，本是因为此一发明，就是脂砚斋的杰作。第三回写贾政内助雨村，“题奏之日，轻轻谋了一个复职候缺，不上两个月，金陵应天府缺出，便谋补了此缺。”脂砚斋在“谋”“补”二字之后，接连批出“《春秋》字法”一语；第八回写秦可卿“性格风流”，脂批“四字便有隐意。《春秋》字法。”第四十五回写“夜复渐长”，脂批“‘复’字妙，补出宝钗每年夜长之事，皆《春秋》字法也。”写宝钗“每夜灯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寝”庚辰双行夹批，“代下收夕，写针线下‘商议’二字，直将寡母训女多少温存活现在纸上。不写阿呆兄已见阿呆兄终日饱醉优游，怒则吼、喜则跃，家务一概无闻之形景毕露矣。《春秋》笔法。”
春秋之例，一字笔削，重在褒贬。脂砚斋既然开源，无怪乎后来者扬波。尽管顾颉刚为俞平伯作序曾讥笑研究者“尖刻的批评出于《春秋》之学”，然俞平伯在评析完《红楼梦》回目字句后，还是颇为慎重地写道，“引言中曾拿它来比《春秋》经，读者或未必赞成，不过我确是那样想的。以纲目来比，则回目似纲，本文似目。以《春秋》来比，则回目似经，本文似传。上边所举回目的特点，大都可以在《春秋》经上去找的。就与本文离合这一点来说，与《春秋》经传的关系十分相似。……第十五例以“借剑杀人”归狱凤姐，用笔深冷，实私淑《春秋》得其神髓。”（俞平伯《谈红楼梦的回目》）俞老这段话不但重于讲述《红楼》褒贬之法，而且将体例也一并比对。
就回目看，因为限于篇幅，雪芹不得不下一字之定语，如“贤”袭人、“烈”金钏、“误”薛蟠、“呆”香菱之例。此一局限，可类比《春秋》中所谓的特笔，这是炼字的结果，也是褒贬的蕴含。还有一类是家传照旧，这一类多被考证一派援用，可类比同《春秋》的达例，比如直写《续琵琶记》，避写“西”字等等，前者是笔，后者是削。然而笺经之法一旦归诸《红楼》，那么仅仅希望将解读限于回目之中便很不切实际。且不说脂砚斋曾在正文中有微言大义的表述，即便无脂砚斋之论，“身患”经学癖、考据癖的学者们也会大显身手、各自解读。比如“红”，索隐派更愿意相信这是朱明王朝的代指，考证派则选择相信这是家风世代的传承。周汝昌曾公开提示读者注意“香”与“湘”的连通意义，而反对者则只是将之解读为老学者偏执的喜好。
到了晚清，寻章摘词章句式的发阐已经成为索隐派最得心应手的解读法，而且趋势越往近世推移越发明显；义理上不同层面的归纳则为批评派层出不穷的论说提供支撑；基于史料的订正促使了考证派红学的开宗并持续深入。这样有志于统一这三大流派的学者，则必然要具备章句解读、义理延伸和材料考证的多项实力，这也强制使《红楼梦》的研究套用上了经学模式。
周汝昌，字玉言，天津人。六十年前著《红楼梦新证》，第一次完成了三派合流的统一。其一贯坚持考证自传说的立场，始终被索隐家视为别类；对于不同材料之间的鸿沟，利用悟证强行穿越，又让考证学派瞠目结舌；对史湘云的别样偏爱，则使传统点评派中的钗朋黛党悻悻无言。
顾随有一首《木兰花慢》评价《红楼梦新证》，其中说，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其中“高密笺经”一句甚值得人注意，它揭开了经学层面上的红学史，即作为史料大成的《红楼梦新证》，在开辟出后来红学研究若干分支的意义之外，还实质上构成了红楼梦研究的最终框架。在这本书中，周汝昌用史法写小说的年表，用材料详考贾宝玉的生平，还在考据之末大谈“新索隐”，这种看似混杂的订正方法，其实暗含了“笺经”所需的全部学术要求，可以认为，《红楼梦新证》的出版最终将红学化身做了经学。周汝昌本人则被指为“沿着今文经学派的路子走的。”（杜景华《红学风雨》）
然而，《红楼梦》本身与周汝昌其人的气质特点都不是经学那种繁琐枯燥且程式化的特征所能完全覆盖，就像材料的缺乏并不妨碍周汝昌依靠悟证而强行飞跃进行考证。正因为如此，虽然获得顾随“高密笺经”的评价，周汝昌却从来没有打算把红学比照经学去定位，他要么倡导红学为“新国学”，要么就是非常欣赏把红学归入“子集”的想法。不过，正如晚年周汝老发出的感叹那样，“选择红学是一个悲剧。”《红楼梦》遇上了这样的红学，何尝不是一个悲剧？
红学的经学化又必然使经学中的一些特征映射入红学，在周汝昌红学体系中这样的特征时有体现，尽管周先生在尽力排除此一干扰，而将之归结为民俗学和正常文本释义的范畴。二〇〇五年汝昌老出版《红楼十二层》，按他个人的解释，“‘十二’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受喜爱的一个象征数，它代表多。为什么是十二钗？这我已经说过多次了，它不是一个实数，是一个象征数，多啊！多到什么地步呢？以‘十二’来代表。人体有自然形成的十二位数，天文地理，十二个月，不是人类创造的么？你说奇妙不奇妙？月亮围着我们地球转，就自然成了十二个月，谁有那个神力去改变它啊？”（周汝昌《我近来的八本红学著作》）这种与奇妙的术数论相结合的隐喻方式，也正是经学中的一大源流。董仲舒就是用术数方法“证明人就是小的天或小的宇宙”（池田知久《术数学》），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他天人感应说提供理论基础。此外，汝昌老对于一百零八这个数字的重视，既是延续中华文化中术数学的思路，也是红楼经学自然而然显露的特征。而基于经学角度，观察经学的研究手法，才会明白周汝昌建立红楼内学，甚至只把曹学、探佚学、脂学、版本学列入红学范畴的道理。因为一般小说分析，无法从经学的研究方法中得到。
如前所论，脂砚斋批的出现实际上是推动《红楼梦》经典化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我不得不怀疑小说后半部的散佚既是现实的迫不得已，也有雪芹因迫不得已而采取的“将计就计”。当《红楼梦》具备了成为经典的一切条件后，甚至包括残缺和错误，那么它毫无疑问地成为了经典。
于是红学的背后经学鬼影幢幢。不妨再一次将目光转回到芹脂之间那些诡异的差别上，与《野叟曝言》的自吹自擂不同，曹雪芹在书中表现得异常谦虚，只是说“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这与脂砚斋的腔调迥然有别，就在此段中，她批道，“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阅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 庄、骚二经历来被认作文学笔法的万世宗奉，脂砚斋“阅其笔”只提庄、骚而不论左、史可见眼界之高，又可见此处的“笔”系指文心之笔，而非史法之笔。在这一层面上，脂砚斋又不仅仅甘心把《红楼梦》定位于经，它还有着子部的绚丽多彩。戚蓼生显然非常能领会脂砚斋的意图，他这么来补充脂砚斋漏掉的左、史，“噫！异矣。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然吾谓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
两人这样的矛盾不能简单归之于雪芹和脂砚的不同取向，因为，这样的风格同样是曹雪芹行文中的显著特征，例子便是贾宝玉。
宝玉是全书的核心也是脂批的核心，书言宝玉，批言玉兄，实则雪芹，三而一，一而三，狡狯之笔眼花缭乱。雪芹一面借贾雨村之口抒发无限器重之情，一面又写下两首《西江月》极尽贬损能事，这样的行文方式，历来是诸评家争论的焦点，曹雪芹的真实用意再一次由于文本的矛盾被推到风口浪尖。朴素论者认为这可能只是作者矛盾心态下的写照，就如邹伯奇在《春秋经传日月考》中写的那样，如果非把《春秋》当做圣人的作品而认为完善无缺，那么对书里那些时月自相矛盾的记载的解释可能永远不会圆润，因为《春秋》中的历法简直到了错乱的地步，经传就像依照不同的历谱来进行编纂一样。但更多的解读者却认为，这么处理作者必有深意存焉。就像《隐公元年》开篇“春王正月”四个字中一定寄寓了无限的“春秋大义”。
可这个问题，是能通过投票决定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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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29 11:13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QUOTE:

原帖由 水镜门生 于 2009-5-29 11:10 发表
狐仙是要拨乱反正么

描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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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30 09:50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四、眼前道路无经纬
无数的争辩和拘泥出现在了对文本的不同解读之上，除此之外，还有层出不穷的新解充斥其间。网络时代的人们获得的最直接的权利就是毫无门槛的发表权，它直接催生了每个人都去表达意见的欲望。红学领域内已经吵闹不堪，千奇百怪的解读莫衷一是，有的人斥为光怪陆离，有的人赞为五彩缤纷。
读者和学者的解读还在浩浩荡荡地出现，芹脂二人则继续火上加油。因为经学的源流并不只有对那十三本经典的释义，于是除了义理上的比附，还有其他综互参证的地方。今古文尚书之争可对应后四十真伪的辩论，而赤裸裸地照应则是脂砚斋炫耀学问的小学注笺以及曹雪芹得意的第五回图谶诗谶。这些都是抛开现存文本解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之外，最需要发挥猜谜精神的地方。

先说八十回后的完全散佚。鉴于古典小说时期写作技巧的不完善，许多名著纷纷栽在结尾上，《三国》《水浒》就不用说了，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俄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等无一例外全拖着一条糟糕的尾巴。假如没有脂砚斋，我们只能悲哀地感叹纵然天才如曹雪芹也逃不脱这一宿命。然而脂砚斋出现了，于是这种悲哀中还掺进了倔强的不甘心。第十八回点戏《牡丹亭》时她批，“《牡丹亭》中伏黛玉死。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黛玉尽管也在九十八回死了，但却看不出和《牡丹亭》有什么关系，唯一的解释是，此“通部书”非彼“通部书”。最令人震惊的是二十一回的一段回前批，“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之三十回犹不见此之妙。此回‘娇嗔箴宝玉’、‘软语救贾琏’，后回‘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今日写袭人，后文写宝钗；今日写平儿，后文写阿凤。文是一样情理，景况光阴事却天壤矣！多少眼泪洒与此两回书中。”翻开书本一看，先不管“后之三十回”从哪里算起，反正批中所提到的回目根本寻觅不到，类似的情节也荡然无存。此刻再说，秦关全函已经毫无意义，连回目总数是不是百二十回都成了疑问，俞平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全书“百一十回”说，周汝昌紧接其后核定全书仅有“百零八”回。这时人们才猛然想起，那些零零落落散见于清人和民国人中笔记里提到的那个“旧时真本”记载，稍加搜检，竟有十三条之多。一九八〇年周汝昌《红楼梦“全璧”的背后》发表，立时激起千层浪，同意者与反对者在三十年后依然争吵绵绵不休，然而乾隆删《红楼》还是很容易被拿来与明太祖删《孟子》并提并观，唯一不同之处是，四百年后皇家的注意力从庙堂儒经转向了江湖小说。这让人觉得滑稽，似乎经典的神圣性和皇恩浩荡下草民的性命一样，任由专制者予取予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能说《红楼梦》升级为了传统经典，只能是传统经典变得不过与《红楼梦》一个身价了。那些高大玄殿中的祖师塑像和万世宪法，除了能够糊弄糊弄天下士子，在专制者眼中，简直一文不值。

再来说小学笺注。经学中的小学笺注范围很广，除了陈维昭总结的文字训诂，还能包括花鸟鱼虫天文地理宫室器物的释名，这项工作的源头可追至孔子，即读《诗》除了“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外还能“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脂砚斋担当起小学笺注的任务，自然也是三头六臂无所不涉。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脂砚斋生怕人不认识“姥”字，特地笺注“音老，出《谐声字笺》”。同回，曹雪芹写刘姥姥带板儿“进城逛去”，脂注“音光，去声。游也。出《谐声字笺》”。第七十八回，脂砚斋忙不迭地为读者详解雪芹写入《芙蓉女儿诔》中那些奇奇怪怪的花草名和神奇意象，是出自《离骚》《尔雅》《庄子》《楚辞》和《诗经》。此外，她还热心地告诉“各位看官”北曲与南曲有什么区别，什么样的粥才是“美粥”。但不关痛痒地笺注了一堆，该笺注的地方却不置一词，甚至自己还搞出些需要别人去笺注的名词，比如在《续琵琶记》句下不发一言，十三回批，“‘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其中“树倒猢狲散”有什么特别的语境绝口不提，三十八回批，“伤哉！作者犹记矮䫜舫前以合欢花酿酒乎？屈指二十年矣。”什么是“矮䫜舫”，什么又是“合欢花酿酒”，它们又有怎样的故事。脂砚斋完全不予解答。更无奈地是，曹雪芹自己也会动手搞笺注，第七十八回《芙蓉女儿诔》之前，雪芹自己为该文体裁笺注了一大段，“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寓，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芹脂这样相同的意趣，实在为我们提供了一则认定他二人有意将《红楼梦》经典化的证据，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世人“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

最后来说谶纬。谶纬自汉祚之始便与经学附存，至隋炀帝着力铲除，才渐失话语权。《红楼梦》被誉为“现实主义的杰作”，然而书中谶纬横行，让这些评家不无尴尬，只能辩解为，“真实需要不真实，合理需要不合理，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辩证法。……不真实毕竟还得服从真实，不合理毕竟还得服从合理，这又是现实主义的唯物论。”（舒芜《红楼说梦》）其实经学中的谶纬派别，本就是孔子弟子为“致力于传承与发挥孔子之‘微隐不显之言’”（王锦民《古学经子》）的结果，因此神秘性是与生俱来的。一句“一从二令三人木”就已经让人眼花缭乱。朱弦曾经搜集关于此句的各方解读并撰成《关于“一从二令三人木”的十一种解释》一文，然转眼十年已过，不但未能十一挑一而定案，更多的歧说反而已如雨后春笋不可胜计了。陈维昭同样被这些图谶诗谶搞得晕头转向，此外，还有被索隐家们挖出来的线索。在细密分析了一大圈之后，得出了一个看起来纯粹属于废话的结论，“可以说，后四十回的散佚，催生了《红楼梦》探佚学。”（陈维昭《索隐方法与经纬学术传统》）

不过既然排除了脂砚斋是解谜的好心人，那么这一唱一和的双簧便成了曹雪芹和脂砚斋的故布疑阵。如果曹雪芹是为了避祸而小心翼翼，那脂砚斋以解谜者身份的出现就显得不可理解，更不可理解是这位解谜者根本就是来设谜的。第五回在贾宝玉翻看薄命司册时，脂砚斋忍不住插话，“世之好事者争传《推背图》之说，想前人断不肯煽惑愚迷，即有此说，亦非常人供谈之物。此回悉借其法，为众女子数运之机。无可以供茶酒之物，亦无干涉政事，真奇想奇笔。”这段话说的委婉之至，欲言又止，话中藏话的风格表露无遗。而此批提到的《推背图》与后来传说中的烧饼歌却是隋代之后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迷谶代表。批语即云“好事者争传”又说“不肯煽惑愚迷”，转而认定“非常人供谈之物”，那么什么样的非常人能够不好事，不从众，不愚迷，却又“争传”某物？看看清代人自己的夫子自道，“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部《红楼梦》。”（郝懿行《晒书堂笔录》卷三）原来这样的“非常人”都是些饱读诗书，自认为不好事，不从众，不愚迷的士大夫，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清醒的是明白的是不同于愚夫愚妇的。然而两百年的红学的吵闹纷扰并不见得比两千年的经学更加独特。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第七十八回中，贾宝玉的一番慌乱，继而迁怒于科举，“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此道，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不禁觉得天下读红之人尽落入芹脂二人的八卦阵中，晕头转向倒也罢了，还被这样肆无忌惮地嘲讽。

这两百年的红学史乃是芹脂二人考察完两千的经学史后，导演的一场小话剧，编剧自然是曹雪芹，脂砚斋或许是场记，然毫无疑问，蔡胡鲁俞周诸大家，并写文章的我和看文章的你都是里面的演员了。
同样的段落，贾宝玉还有牢骚未完，“如今打算打算，肚子内现可背诵的，不过只有《学》《庸》《二论》是带注背得出的。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接背的，至《下孟》，就有一大半忘了。算起五经来，因近来作诗，常把《诗经》读些，虽不甚精阐，还可塞责。别的虽不记得，素日贾政也幸未吩咐过读的，纵不知，也还不妨。至于古文，这是那几年所读过的几篇，连《左传》《国策》《公羊》《谷粱》汉唐等文，不过几十篇，这几年竟未曾温得半篇片语，虽闲时也曾遍阅，不过一时之兴，随看随忘，未下苦工夫，如何记得。”

四书五经全不熟，《春秋》大义随看随忘的贾宝玉，如何能“汇经而成红”，请原谅我在这里执拗地混淆起了曹雪芹和贾宝玉。陈维昭说，“在经纬学术传统中，索隐派红学与《红楼梦》的作者构成了有效的对话。”（陈维昭《索隐方法与经纬学术传统》）其实，经学本身与经典之间都未能有所谓的“有效的对话”，芹脂二人导演的戏仿之作，有效又从何而来？

第三十八回薛宝钗曾有一首《七律螃蟹咏》显然是有所隐喻的，之所以敢这么肯定，是因为解谜之人中就有贾宝玉，可以径直理解为曹雪芹本人，因此不算是索隐。诗是说的吃螃蟹，但“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全诗如左，

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
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
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馀禾黍香。

不管是经是纬，春秋黑黄。总之是世人落入“酒腥”“性冷”之中，着了芹脂的道，生是把红学变成了盆景版的经学。而俞平伯晚年醒悟“深中其毒”，则应是芹脂百年前种下的傲世金“菊”、成年老“姜”，终于见了成效。

谜底，曹雪芹自然是知道的，脂砚斋也不会不知道，然而他二人一个拈花，一个微笑，心领神会之际，却把广大观众晾在了旁边。既然心法无传，自然聚讼纷纷。这样的假设如果还不那么离谱，那么鲁迅笔下那些红学“尘埃”大抵早就被芹脂二人计算在内了。

熊逸洋洋洒洒百万余言写一部《春秋大义》，结尾用一首小诗收束，那是王阳明的《碧霞池夜坐》，全诗如下，

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
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
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
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尘？

王阳明是心学大成，一代儒宗，面对嘉靖大礼议的时局，能吟出这么不淡不咸的诗，确实有其深意。相比起繁琐枯燥的朴学，明末王学直指本心，至少在程序上比朴学朴得多。心心而相印，传意而语不传。

如果红学果真按照经学的路子继续前行，那以后可发展到既不用证本事，也不用证史料。能够证心，便是圆满大全。俞平伯身后有人为他编了一本集子叫《红楼心解》，以心而解，似可归宗。周汝昌晚年畅言最得意的考证是“脂砚即湘云”则简直已经渐入佳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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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31 09:43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五、反红楼
红学史的读法与《红楼梦》的读法一样，千门万户，随君请便。然而进去之后，走得出来自然上佳，走不出来自以为走出来了也无不可也。我算是走出来了还是自以为走出来了需请阅者评判，然而俞平伯老晚年一悟却是很多人都同意的走出来者的典范。

《宗师的掌心》这篇宏论从标题就透露着戏谑，因为既然有宗师的掌心放在那里，那孙悟空就一定是跑不掉的。至于是谁，读完之后面面相觑，大约就找到了。文章一开头就说，“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开山祖师为胡适。红学家虽变化多端，孙行者翻了十万八千个斛斗，终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虽批判胡适相习成风，其实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胡适地下有知，必干笑也。”（俞平伯《宗师的掌心》）俞老以为“笺经”之始肇起于胡适，其实比较冤枉。因为胡适正是那个决意扫除一切附会《红楼梦》“谬说”的考证派始祖，《春秋》的附会自然也在其列。至于说“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除了俞老认为的“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我想，到目前为止，经学风格的研究法和《红楼梦》的气质极不相衬当是另一大理由。

红学经学化的走向，不仅背离了《红楼梦》本身的特质，也使得研究《红楼梦》的才子型学者备受折磨，这其中，以俞平伯与周汝昌尤其显得典型。而曹雪芹和脂砚斋二百多年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化作了这两百年红学的巨大尴尬。

“红学”本自戏谑之词，不管学者如何强调这是与甲骨学和敦煌学并驾齐驱的东方显学，但戏谑从未停止过。晚年周汝昌无不悲凉地说，“红学是一门悲剧性的学术，选择了它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第一流的大学者不屑为之，对它有兴趣的又不够资格，于是就落到了我辈之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痛苦。当然这种痛苦只是我个人的小悲痛。”

何止如此！

这样的痛苦伴随着《红楼梦》也已经度过了二百余年。芹脂二人当年迫于恶劣的政治环境，隐语于书，一手促成《红楼梦》的经典化走向，为此或许甚至把自己十年辛苦、满纸血泪的著作“腰斩”并不惜将它推向社会任人异化，目的就是为了嘲讽只有集权制度下才会上演的长达两千年的经学荒诞剧。这样的痛苦，恐怕不会比壬午年秋天那场“伊子丧”来得稍轻微些。

然而与俞平老晚年深切痛省、周汝老暮年怅然惋叹不同，禄在其中的人士对这样的痛苦毫不在意，甚至乐在其中。俨然构成吃着红楼反红楼的主力大军。

第十九回，雪芹借宝玉之口，大骂庸庸碌碌之一群禄蠹，如同行尸走肉，附蛆经学之上，丧失了为人的基本品格。此又一例点明开篇斥庸俗小说之旨，然而究其本意实为天下士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甘心做帝王家驱使。可行文却是以反嘲自己“愧则有余，悔又无益”落笔，“实茹隐痛”（俞平伯《红楼心解》）此之谓也。陈维昭曾在考察索隐与经纬传统之前，论述了清代朴学对学术风气的影响，不过我更加注意清代一大批疑古考据家的崛起，甚至把火烧到了《尚书》《论语》的事实，我疑心这就是学者想利用考证朴学来反讽经典，甚至仅仅是魏晋时人的伪作，也能成为神圣的典籍，这一切都是皇帝们愚民的幌子。

成为经典，真是一件既痛苦又悲哀的事。高高在上的经典，让人抬起头来望都望不到真切，除了被人打上无数的聚光灯，谁也不知道它们背后有多少落寞。经典从来不能开口说话，永远要被别人来歪解和利用它。经典化红楼等于毁灭红楼。而这个人，却是曹雪芹自己。

曹雪芹和脂砚斋，他们便是一切反红楼的根源，然而里面多少苦衷，多少的恨，最后又隐藏了多少情，留下多少无奈。那首深知拟书底里的七律，现在再看，便是刻骨铭心，声声血泪，

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
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
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
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

索之愈深，失之愈远。“红学愈昌，红楼愈隐”。心解红楼，换来的是一声声下士闻道的大笑。这样的笑声凸显出让人失望的异变红学，几欲从源头将其掐断。然而它与经学的互通又似早有定数。均耀，或许是杭州人，又或许是扬州人，他的那本《慈竹居零墨》为我们留下了“红学”诞生的片段，
松江士人朱昌鼎痴迷《红楼梦》，或问：“先生现治何經？”先生曰：“吾之經学，系少一横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它，吾之所学专攻者，盖红学也。”

红学与经学如此的渊源，就像是个巧合，又似乎是个玩笑。可这样的玩笑却巧合地让人只能苦笑，《红楼》与红学之间鸿沟，注定无法消弭，它比雅鲁藏布江的大峡谷还要深。

而历史的吊诡，尽在此处。

写到这里，突然笔端凝涩，再无一言可语。于是就此戛然而止，再不多余出无端的废话，徒生波澜。

乙丑五月初二
乙丑端午后修订

后记

从写下第一个字开始，我就在掂量，究竟是该用《红楼笺经》为题还是该用《笺经红楼》。如将红楼比拟为经，则自然该用后者，然而那是乔福锦先生的专利，我若用，便是剽窃。想来想去还是选用了前者，红楼笺经，并非以红楼为经而笺注之，而是以红楼去笺注自己心中的那本经。“历史一再地告诉我们：对于同一个文本，只要你肯动脑子，就可以从中引申出无数多的解释；或者说，你想把它解释成什么样就可以解释成什么样；再或者说，你看看世上正在流行什么，统治者正在鼓吹什么，如果你很会投机的话，就完全可以从你手里的文本中论述出什么。看上去这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事实上一点儿都不难。”（熊逸《春秋大义》）至于这本经是“曰若稽古”还是“阿弥陀佛”就不是我所能料想的了。

本文至长，乃是因为我的水平有限，词不达意，所以废话多些，绝非故意刁难读者，然而道理其实很明白，我并没有学猫教老虎留有一手，所以只要再读上一读，洞穿鄙人这点浅薄的意思不在话下。

钱钟书先生在三联出集子，杨绛为之代序，颇有点像曹雪芹撰写《红楼》，脂砚斋为之代批的意思。序里，杨绛说，“钱锺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钱锺书集》不是他的一家言。《谈艺录》和《管锥编》是他的读书心得，供会心的读者阅读欣赏。他偶尔听到入耳的称许，会惊喜又惊奇。”（杨绛《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钱先生“惊喜又惊奇”的表态显然也是过分的谦虚，以先生生平事迹推论，一语褒贬犹如蝇声，并不足挂齿。然而杨绛女士却十分坦诚，希望不要再发生研究钱先生研究书籍的“读书心得”这样的事。因为如果读书心得都还要竞起研究，保不准以后还会出现，对钱钟书研究书籍的心得的研究的研究，话是比较拗口，但两千年的经学和两百年的红学其实都是这样过来的。钱先生谢世不足十年，耳旁已听闻“钱学”浪潮的涌动之声，不禁为钱锺书捏一把汗。

其实我想说的是，曹雪芹和脂砚斋就不那么坦诚，他们通过另一种教育方式来表达杨绛女士的劝诫。

《红楼梦》是曹雪芹血泪之作，文章写到这里，出现这样无奈的结论，其实也是挺痛苦的事情。我在《易代风气下的红楼梦》中曾说，《红楼梦》充满了沉郁。那么这一篇写定，我想，可以补一句，红学中充满了痛苦。

本文中有正常的议论，也有故意设置的“成见”，因为小地方的考证总是各有喜好，比如我从来认定曹雪芹是作者，也同意他死在癸未年的考证。然而这些小地方，只是我一厢情愿要拿来宣传的地方，删去了并无妨碍本文想要讲的逻辑贯通，因此如果以这些地方来责难我，我将不做回应。事实上，如果读者确实明白文章的涵义，那么仔细考察全文所举的全部“红楼梦研究”之例，我觉得即便通通抽去，也不妨碍文章的论证。

本文将笔墨之大部，分配给了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论，乃是因为周汝老在《红楼梦》研究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自当占据足够的篇幅。而文章思路则亦步亦趋步于熊逸《隐公元年》之后，若有人指为熊逸之余绪，我是膺服不辩的。

行文中不才屡有愚见，故对事象略行臧否，此全为现象而发，绝无针对个人之意图。若因之使人有伤，我表示歉意；若指我为偏激，我表示深深的歉意；若认定我纯属诽谤，我除歉意之外，还愿意给您三鞠躬。

如同往例，我还要向阿迦、贾瑛、何方雪、一方金、何足道、江南小糊涂等为本文提出意见的朋友表示感谢，我动议此题时，才发现陈维昭先生已有美玉在前，《索隐方法与经纬学术传统》一文给我启发不小，也迫使我刻意行文转向，不与陈先生题材冲突。陈维昭此文，在文言文，不肯逾规矩，这是学院教授的笔下分寸，不似我信马由缰。

最后，我还想把老话提起来，说一说《红楼梦》和《春秋》的关系，因为之前的结论十足让人气闷。小说第七十八回是周汝昌先生认为的曹雪芹最后的真笔，《芙蓉女儿诔》又是这最后真笔的结尾，贾宝玉虽一往情深而波澜千尺，但站在芙蓉花前读悼文还是非常悲情。“怡红院浊玉”这个自称自然也成了脂砚斋眼中的伤心笔，脂批“自谦得更奇。盖常以‘浊’字许天下之男子，竟自谓。所谓‘以责人之心责己’矣。”“以责人之心责己”语见明代胡广《春秋大全》卷九，全句是“其见执宜也，而以恶齐何也？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此春秋待齐之意也。”

若《春秋》此义如胡广所论的确，那么曹雪芹的《红楼梦》真的庶几可以通之。而我有志于著述的下一篇便是早就想落笔的《浊玉》了。

乙丑五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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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31 09:49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QUOTE:

原帖由 西园新军 于 2009-5-30 19:21 发表
话说我一直觉得周汝昌成了湘云粉以后走火入魔了

假象。一位老学者可能因为个人喜好偏离研究大方向么？完全没这种可能性。偏爱史湘云的真正目的是凸显脂砚斋，为脂本找最正当的理由，为脂批找到和正文一样效力的根源。就像老先生坚持曹雪芹祖籍是丰润铁岭乃至于沈阳，而坚决不同意辽阳一样，真的是为了那个上数八代影子都见不着的祖籍么？当然也不是。真正的目的是要把曹雪芹拉进曹参-曹操-曹植-曹彬这个谱系里来，强调氏族的概念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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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1 10:44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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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冒牌于 2009-6-1 10:35 发表

所谓“考证派”，现在看来，也不过是索隐的一个分支，也就是“雪芹家事”说。其区别也就是“雪芹家事”比旧索隐有更多的相似点而已。
但新索隐派在脂本提供的线索上，继续索“雪芹家事”时，也就跟“张侯家事 ...

因为脂砚即湘云后面还跟着一个李氏表妹的影子。显然，史湘云是贾宝玉唯一的表妹，其他的是堂妹。

在这种考虑下，掺杂进一点个人喜好，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

至于拉入谱系中，老先生十分看重诗礼簪缨四个字，而他在承认天才的同时，也更强调天才诞生的环境。大概是因为周老本人从小优异的功课带来的特别感受，这种感受同样存在于曹雪芹身上，就是天生的高傲不承认人人创造力上的智力上的平等，除了特别禀赋之人，余者皆为碌碌平庸之辈，不值一提，因此让曹雪芹出生在一个延续千年的诗礼簪缨大家中，足以满足曹雪芹拥有气质、学识、涵养、博学、幽默等一切贵族人家最擅长特质的一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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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表于 2009-6-1 11:30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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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冒牌于 2009-6-1 11:02 发表

问题是这点个人喜好是核心内容。脂批中有不少内容并不足以支持脂砚斋的女性身份。
若一味认定脂砚即湘云，那脂砚斋身份被质疑时，又何足以“为脂本找最正当的理由”？
这种情况下，只会影响脂批的信度吧？
...

但也有支持脂砚斋为女的批语不是？曹彬固然是武夫，但也是旺族，对不上诗礼还对不上簪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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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表于 2009-6-1 14:39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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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冒牌于 2009-6-1 12:35 发表

能证明脂砚斋是男性的几条，基本都是硬证。
一是“脂砚先生恨几多”。有人说女性也可称先生，但就现在所见女性称先生的基本都是民国以后，很难证明清代中叶就有如此称呼。
一是“近之拳谱中有坐马势，便 ...

果然是不同意此说的旧有的几大例证。

1、关于先生，小说第五十四回就是用先生称呼女人。这是我的第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是循着你的思路来讲的。其次，我要讲一点不同你的思路，就是我正文里说的，要把批语和正文都看作“谜面”，而不是把批语看做“钥匙”。周先生认为脂砚斋即是畸笏叟，女人何以称叟？恐怕也是责难者的责难点，其实，如果批语和正文一同是狡狯之笔，那么脂砚斋正儿八经没必要处处示人以女性角色，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女的一样。用“先生”“叟”来变幻其词，这个是曹雪芹作红楼惯常手法，脂砚斋难道一定要老老实实？
2、关于拳谱。这条批语本来就是批史湘云“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麀皮小靴，越显的蜂腰猿背，鹤势螂形。”的批语，既然曹雪芹都这么写，脂砚斋照批不算难事。另外的思路是，脂批中本来就混入了曹自己的批，不排除曹雪芹自己亲自操刀写批，前提就是他能把脂批的合法性通过正文来肯定。
3、吃亏一条。这就是为什么非要说脂砚斋是史湘云了，要是林黛玉那自然不吃亏，二门不出大门不迈，想吃亏也是不可能的。但史湘云却不是深锁闺中园里的小姐，是个爱男扮女装，性格咋咋呼呼，直来直去的小姐。

其实周汝昌论证最核心的一条批语，你没列出来，要证明脂砚斋是男是女，必须要找虚实掩映的批语才会有蛛丝马迹，太虚纯为小说作批，太实就像“合欢花”皮一样，批了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第六十三回宝玉作寿夜宴，芳官满口嚷热，一双行批云：余亦此时太热了，恨不得一冷。既冷时思此热，果然一梦矣。当时除了宝玉是男的，再没男的。宝玉忘情而说出"多情小姐同鸳帐"，黛玉登时撂下脸来，旁批云：我也要恼。这都不是代入式以为女子口声，而是如果脂砚斋是个男的，他何恼之有？

我觉得否定脂砚即湘云也有些证据，但不足以完全推倒，既然证真证伪都在两可之间，那还是发挥一点个人喜好，爱是什么就是什么了，俟待新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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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发表于 2009-6-1 16:33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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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冒牌于 2009-6-1 16:03 发表
作为职业的“先生”跟作为称呼的先生是两码事吧？

至于说故意把女人叫先生叫叟，这种说法恐怕跟刘心武的郡主、霍国玲的皇后一样了。
就是本来是有的，但叙述者故意说成没有，所以你看到没有，正好证明了这东 ...

看三国掉泪？那一回是怡红院寿群芳吧。

宝玉是男的，但这条批言“余”若能证明是贾宝玉自批，那么余当然可以指贾宝玉，不然，脂砚斋必是女的。

第二十六回，甲戌批：这是等芸哥看，故作款式。若果真看书，在隔纱窗子说话时已经放下了。玉兄若见此批，必云：老货，他处处不放松我，可恨可恨！回思将余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一笑。

一个大男人“比作钗、颦”，恐怕大倒胃口。

这里反面印证，史湘云不是书中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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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表于 2009-6-2 09:59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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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冒牌于 2009-6-1 18:07 发表
既然有人会看三国掉泪，那有人看芳官嚷热，觉得热闹，何足为奇？貌似看三国掉泪也无需亲临三国啊。

至于是否贾宝玉自批，这个问题俺以前就说过。若此事取自脂砚斋事迹，那贾宝玉在这里就是脂砚斋，无需另觅男 ...

玉兄必云将余比作钗颦。玉兄是谁？余是谁？如果玉兄是贾宝玉，贾宝玉将贾宝玉比作钗颦？不合逻辑。玉兄是曹雪芹，余是贾宝玉，曹雪芹把贾宝玉比作钗颦，不合文本，这个批是脂砚斋的批。玉兄是曹雪芹，余是脂砚斋，曹雪芹将脂砚斋比作钗颦。全部相合，唯一的不合就是脂砚斋是个男的，不能这么比。除非脂砚斋是贾宝玉，冒牌兄的观点是脂砚斋是贾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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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发表于 2009-6-2 10:21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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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冒牌于 2009-6-2 10:10 发表
玉兄是贾宝玉，余也是贾宝玉。这里就是说脂砚斋将玉兄（贾宝玉）比钗颦。
玉兄（贾宝玉）以为脂砚斋将余（贾宝玉）比钗颦，足见脂砚斋乃是余（贾宝玉）的知己，而被比钗颦也是余（贾宝玉）之幸。

俺一向区分 ...

大汗，甲戌批：这是等芸哥看，故作款式。若果真看书，在隔纱窗子说话时已经放下了。玉兄若见此批，必云：“老货，他处处不放松我，可恨可恨！”回思将余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一笑。
“回思将余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从语气到文意都不是，“必云”的内容啊。代玉兄“必云”只是“老货，他处处不放松我，可恨可恨！”不然前我后余，前白后文，这算什么句式？

脂砚斋批这是贾宝玉故作款式，曹雪芹看到了说，可恨啊，处处不肯放我。继而回思，将脂砚斋比钗颦，认为脂砚斋是曹雪芹（贾宝玉）的知己。可发一大笑。

曹雪芹（玉兄）说处处不肯放我，这里是“我”。后面说比钗颦可谓知己，既然是“钗颦”那知己必定是“贾宝玉的知己”，这就是你认为的实虚要分明，但后面这个余指的是脂砚斋。
所以要么脂砚斋是书里人物，要么是实在人物。他能批书，则是实在人物，可比作贾宝玉知己，比作钗颦，可以证明曹雪芹玉兄和贾宝玉是三位一体的。

虚实恰恰是不能分的，否则，凤姐点戏脂砚执笔，怎么分？除非承认凤姐是实在人物，不然就只能把脂砚斋大变活人变没了。

[ 本帖最后由悼红狐于 2009-6-2 10:2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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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发表于 2009-6-2 11:24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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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冒牌于 2009-6-2 11:03 发表
翻了一下其它批语，俺确实有弄错，“余”是脂砚斋口吻。
但脂砚斋若为男性，当也是贾宝玉原型之一，比钗颦谈不上另类。

小说里玉兄和石兄是两个概念。贾宝玉是玉兄，符合曹雪芹身份的只能是以准作者身份出现 ...

这个就已经探讨入具体的文学理论了，这个不是我感兴趣的，我也觉得文学理论的解读无所谓对错。所以关于这句脂批的辩证，冒兄和我就到此打住吧

。

其实我倒觉得，有个基础原型，然后自己掺点，比较符合那时候的情况。要说从多个人进行提取综合，这种方式更像现代小说的理论手法，不该是那时候的东西。文史难分，本来也是古代的文史学共有的特点，芹脂二人不也是利用（不管是无意识还是有意识）这一点来弄地小说是“烟云模糊”“云龙雾雨”么

钗颦用老货可能唐突佳人了些，不过我还要绕回去，如果是史湘云，贾宝玉开玩笑说老货未必不行呵

你得这么想啊，小说里面宝玉黛玉普遍是（八十回前）十五岁之前。等红楼梦写完脂砚斋批的时候，曹雪芹少说30岁（周汝昌说），长说有将近40了（胡适说）。史湘云大约也是这个年龄。哪能还是小儿姿态，心思轻薄？早就是老夫老妻，玩笑开惯了。

脂砚斋随时嘴巴里都是卅年前如何如何，三十年足够把人变老了

那时候还像小说里的林黛玉那么纯情，史湘云那么天真，恐怕要被人骂装嫩了

[ 本帖最后由悼红狐于 2009-6-2 11:2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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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2 21:08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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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ptcn 于 2009-6-2 21:01 发表
考证派是加了“考据”的索隐派，索隐派是不受“考据”约束的考证派。两派都是拚命要把小说里的内容和书外的所谓“史实”划上等号。

索隐考证，差在有没有“考据”，但迄今所有的“考据”实际上都一钱不值，因 ...

后四十回没有一个字是曹雪芹的。昨天强打精神翻书看，看到写林黛玉居然是两眼一竖，倒尽胃口，文字之拙劣之弱智，实在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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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3 10:37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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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ptcn 于 2009-6-2 23:07 发表

林妹妹凭什么不能翻白眼？

否认后40回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情节不合理”，尤其“掉包计”不合理。

但问题是：“合理”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说“合理就是现实，现实就是合理”，那么必然的推论就是“ ...

否定后面那些狗尾，我从来不靠论证，就靠语感。一读就知道味道不对，不是因为情节变换而不对，就是行文的气质不对。这个很容易感知得到。根本不用去论证合不合理，正不正确，对不对得起来，没必要。因为文字实在是刻意模仿出来的而且极其不成功，更不要说情节了。就像六十七回，读到那里，就感觉味道不对，像火车钻山洞，一下子就黑了，过了六十七回，一下子又亮起来，六十七回的文字我也敢肯定，有一半以上不出自曹雪芹手，可能百分之八十以上都不是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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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发表于 2009-6-3 13:04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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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ptcn 于 2009-6-3 12:19 发表

前80回有“水”，这我完全同意。

42回前“钗黛一体”批语却自称是“38回”，说明有个42/38的注水过程，注水之后原来的38回变成庚辰本的42回了，总体则从110回变成了120回。这个注水是脂砚干的，而不是曹 ...

我之前说了，这个情节变换无关，纯粹是语言的问题。作后四十回的人语言把握能力太差，自己去做一部小说可能凑合，但要去接续别人的作品那不行。就算接续的作品不是很好，不像红楼梦这样好的，就是一般的作品断了尾，要去接续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文笔不一致是任何人都无法短时间能够更改过来，包括一些虚词的运用频率，因为你要去模仿，如果是一两千字可能看不明显，但后四十回洋洋几十万言，要去抛开自己模仿他人，不可能，一看就知道，太明显了。凡是做过小说的，并且小说做的还不错的知道，一个人的水平可能有落差，但不能落差这么大，如果是考据家不擅长文学，只擅长讲证据讲分析那可能感觉不出来，但不喜欢分析只喜欢感悟的读者一下子就能感受到了，从七十九回开始，气韵就开始变，到了八十回完全不像一个人的手笔了。我小时候一开始读红楼梦的时候，是以前人文社的三册本，第一册还没找到，就看第二册和第三册，正好是四十回一册，第二册我读了很多遍，第三册读了一遍觉得写得太糟糕了，连家破人亡都写的干巴巴的，完全没有悲剧意味，挂流水账还神神鬼鬼。后来买到红研社合起来出成一册的那种，卷首有冯其庸的序，这才知道原来前后是有差别的，以前有人考证过。于是恍然大悟，搞了半天出自二手，读起来当然不像一部作品了。根本就是两部作品。
所以红学这个东西可以考证这个考证那个，但如果要搞红楼梦而不是红学，我觉得最应该的不是去找史料，分析红楼梦的谜面，谐音啦，隐喻啦，批语啦都不重要，去读唐诗宋词离骚老庄可能更重要一点。

至于飞燕，我觉得没什么荒唐的，杨妃对飞燕这是对子里的惯常，无非借来一用而已，你为什么非要想到亡国呢？难道不能是美女么？西施也是亡国之女啊，可林黛玉比作西施这是曹雪芹的意思吧。关键不在于亡国，关键在于取个美女的意思，为什么，因为杨妃肥，飞燕瘦啊！薛宝钗肥，林黛玉瘦嘛！

[ 本帖最后由悼红狐于 2009-6-3 13: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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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发表于 2009-6-5 10:50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又及：写作本文时未曾见周汝昌先生新著《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此书出版艰难，逶迤数年之久。既为匡正《石头记会真》出现之舛误，亦是周先生最新之《红楼》总结。其实三四年前，我即已经知道此书之体例，然而直到昨晚入手，才得以证实一个小小的看法。周老在此书后记中已将《红楼梦》提升至第“十四经”的地位。这是一件意料之内，情理之外的事情。而步脂砚斋后尘，笺注全书，已经注定了这种经学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脂砚斋批评是为红学之肇端，亦是红学经学化之源流。周氏之批点与提倡“十四经”让人恍惚觉得历史转了一大圈，画了一大圆。而回归笺注式的《红楼梦》研究能不能调和经学与经典之间那种不同风貌的精神气质，枯燥经学与才气型学者的矛盾是否也可以通过笺注批点的形式得以平衡，担忧与期待兼而有之，厚厚的四大册《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或许已经有了答案。
己丑芒种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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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发表于 2010-12-2 16:10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QUOTE:

原帖由 蛤仔洋 于 2010-12-2 15:50 发表
早几十年，胡适之先生看了这文章，也犯不着跟蔡元培打什么嘴仗了。

你居然把这么古老的文章捣腾出来了。。。佩服啊

这篇东西除了个别例子我想删掉，大部分不用更改，我现在的观点依然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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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红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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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发表于 2010-12-28 13:07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看全部作者

QUOTE:

原帖由 jiyi1 于 2010-12-11 19:01 发表
原来到洪湖是这么个意思啊。
出于尊重，暂不做主题回复。

我能自称“雪芹先生座下灵狐”么？广大人民群众批准的话，那曹雪芹悼红轩里面的，自然是悼红狐了。

欢迎批评指正，我迟早要修订这东西的。

[ 本帖最后由悼红狐于 2010-12-28 13: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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