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易代风气下的《红楼梦》, 全文更新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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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8 00:21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章四  第一张骨牌

    曹雪芹十年辛苦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家族的荣辱兴衰,一段人生的悲欢离合还是一段爱情风流云散?或许这些都不值得一位天才作家十年劳苦,一生挂记。

    先考查一下,雪芹在书中到底包含了什么样的情感,有助于我知道,这种在情感驱动之下会产生如何的目标。

    周汝昌先生曾提出过一个命题,由“脂粉英雄”去对应“绿林好汉”,而着眼点在于“人”。有意思的是,《红楼》承《金瓶》之壸奥,而《金瓶》本身是从《水浒》掐出来的一段故事演绎而成。这“脂粉英雄”“绿林好汉”并举,恰便是《红楼》与《水浒》之通,无一写的不是作者襟怀叹恨。

才人之厄

    第一回脂砚斋批“有命无运,累及爹娘”说,

   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语以定终身,则知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

    作者的眼界不局限于闺阁,只是聚焦闺阁之中,寄怀“英雄”、“忠臣孝子”、“仁人志士”、“词客骚人”,他们在当下中的遭遇恰如女儿在《红楼》中的遭遇,他们所包含的情感亦恰如女儿在《红楼》里的“情”一样。

    故,雪芹写女儿、写“情”,却也是写这些人,和这些人的精神。

    我们跳至文本二十一回来验证这个事实,宝玉仿庄语而“续庄”,不妨重新读读这两则文字,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钩绳而弃规矩,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庄子·箧》)

   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则无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宝玉续)

   庄子说要绝圣弃智,雪芹则要“戕钗灰黛”,例虽不同而道相似矣。这段戏笔之作,宝玉泛泛而论,却不想脂砚斋批到此处却显得异常的激愤,

   赵香梗先生《秋树根偶谭》内兖州少陵台有子美祠为郡守毁为已祠。先生叹子美生遭丧乱,奔走无家,孰料千百年后数椽片瓦犹遭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之厄也!因改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数句,为少陵解嘲:“少陵遗像太守欺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折克非已祠,旁人有口呼不得,梦归来兮闻叹息,白日无光天地黑。安得旷宅千万间,太守取之不尽生欢颜,公祠免毁安如山。”读之令人感慨悲愤,心常耿耿。壬午九月。因索书甚迫,姑志于此,非批《石头记》也。为续《庄子因》数句,真是打破胭脂阵,坐透红粉关,另开生面之文,无可评处。

   洋洋洒洒就批了一大篇文字,情绪激动甚至说“无可评处”,可细细推敲,激愤的来由不过几个字而已———“甚矣,才人之厄也!据此,我要建立一个对照表:

庙堂江湖之才人———大观园之女儿

才人之精神———女儿之情

才人之厄(屈死、绝圣弃智)———千红之哭、群芳之碎(戕钗灰黛)

    这层关系下的千红之哭、群芳之碎,归结为两个字,沁芳。《集韵》说“沁”,“以物探水也。”一个绝大的内涵即隐隐包含于这美丽的两个字中,于曹雪芹而言,这个内涵又隐藏了多么大的悲痛!因而,在才人之类的范围里,独独选择闺阁入笔,绝非单纯。闺阁之内,因其既受才人之厄,亦受千百年来男权压制之厄,闺阁之中实兼双厄,个中沉痛又是“英雄”、“忠臣孝子”、“仁人志士”、“词客骚人”无法简单比拟的。
    看雪芹写探春,竟逼得戚序本回后批作大长叹激愤之词,
   噫!事有难易哉?探春以姑娘之尊、贾母之爱、以王夫人之付托、以凤姐之未谢事,暂代数月。而奸奴蜂起,内外欺侮,珠玑小事,突动风波,不亦难乎?以凤姐之聪明,以凤姐之才力,以凤姐之权术,以凤姐之贵宠,以凤姐之日夜焦劳,百般弥缝,犹不免骑虎难下,为移祸东兵之计,不亦难乎?况聪明才力不及凤姐,又无贾母之爱、姑娘之尊、太太之付托而欲左支右吾,撑前达后,不更难乎?!士方有志作一番事业,每读至此,不禁为之投书以起,三复流连而欲泣也!
   可见雪芹于闺阁之寄情深,之哀思重。
    这就是红楼梦的大悲剧,十年辛苦的价值,然而应非它的终结。在悲剧的背后,雪芹寄托着他隐秘的希望,我们有理由相信,荣宁二府翻天地覆的震荡后,这个故事不会“戛然而止”。更不会是用什么宝玉出家当和尚来搪塞读者和他自己。在悲剧的绝望之中,曹雪芹慢慢展开一幅远景,我们还可以在上面寻到明末学术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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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了的主旨



上文述及,易代风气的两大主题,反满与变革。反满既已厘清,这节讨论变革。
曹雪芹的《红楼梦》里,能追寻到许多变革的先声,俯首皆是。前人的主张,有把贾母会宴一节看作了“分餐制”的雏源,而一大段探春理家自然就是“联产承包”的前世。贾宝玉“世法平等”的提倡,“女尊男卑”的反叛,杜撰经书的戏谑,论者从各个方面,各个细节来扣取《红楼梦》里蛛丝马迹般的“先进”思想。反过来,高鹗洋洋得意的解读列女传、鸳鸯悬梁自悔、妙玉走火入魔、袭人息夫人之讽等等便成为了批判的对象。
高续固然不堪入目,但如此批判却也走歪了路子。这些对立事实的简单罗列,其实效果有限。往往论者也会有意识规避其它另外的一些小细节,如宝玉路经贾政书房,一定要下马走过,以表尊崇等。归结起来,盖《红楼梦》并非供用作批判的工具,而凡此作为目的而阐发的“新说”,大抵可取之处甚寡,无法纵深。及持论者,也沦作“祥林嫂”,几十年一路讲来讲去,再也无什么创见。

历来变革,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变法、一是造反。两种方法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都有描写。变法,由小见大,探春“新政”,凤姐理丧;造反,第一回有一笔,“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这是民不聊生而变,第七十七回,“次年便有‘黄巾’‘赤眉’一干流贼余党复又乌合,抢掠山左一带。”这是绿林流民而变。

曹雪芹变革的思想直接来源自“才人之厄”,他把“闺阁”、“英雄”、“忠臣孝子”、“仁人志士”、“词客骚人”统在才人之类,以悼红沁芳的笔调延绵铺展,为闺阁昭传,为才人昭传。我们回过头看那段批语,“安得旷宅千万间,太守取之不尽生欢颜”,毁杜祠而为己,死人尚且有欺,而况活人,脂砚斋借口这一事直言“贪吏之毒手”之于才人无异于“白日无光天地黑” ,累得多少“屈死”。
一如前引武侯武穆,也尽归一个“恨”字相同。

第二十二回,宝玉在黛湘处受误会,“因此越想越无趣。再细想来,目下不过这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犹欲为何?”
庚辰双行夹批,“看他只这一笔,写得宝玉又如何用心于世道。言闺中红粉尚不能周全,何碌碌偕欲治世待人接物哉?视闺中自然如儿戏,视世道如虎狼矣,谁云不然?”
周汝昌指这句批为“愤世反语”,然而一个“世道如虎狼”大抵也看出了曹雪芹和脂砚斋一致的思想脉络。

如此来考察第二回的“正邪二赋论”那文章就大有底里可寻了。正邪二赋论虽然从贾雨村口出,但代表了曹雪芹自己的观点,迨无异议。
赋气之说并不罕见,雪芹的独创在于于正气邪气之间找到了一个中间点,来阐述他的同秉二气说,字表上的意思是二气同秉则二气都不成器,既学不来正也学会去邪。但字表底下却是极力称赞,既有情痴情种又有逸士高人还有奇优名倡。而又要除去“余者皆无大异”的走卒健仆、芸芸众生。

联系脂批给出的排列,所谓“英雄”、“忠臣孝子”、“仁人志士”、“词客骚人”既归不到大仁者也无法归类于大恶者,若说是无大异者,恐怕也并不确实。幸而作者举出了不少例子,可以一个一个对号入座,许由可算“仁人”,嵇康可称“志士”,秦少游是“词客”,柳耆卿定为“骚人”,王熙凤能叫“脂粉英雄”,那末红拂女也不愧为“英雄”!忠臣孝子是纲常道理,所举之人概莫能外。

更有趣是外证,雪芹之密友敦诚,在雪芹病逝后,有诗挽,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肠回故垄孤儿泣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泪迸荒天寡妇声。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
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鹪鹩庵杂记》)

后一首借曹子建叹咏曹雪芹,即所谓“邺下才人应有恨”,曹植虽然并未列入榜单,但上一首却拿“刘伶”代喻雪芹,而刘伶正是榜单里的人物。我想如果在二气同秉的名单里加入“邺下才人”的曹子建和他的后系裔支曹雪芹,恐怕没有人会反对的。
而透过脂批,则可知晓,吏治腐败、民生多艰、才人困厄这就是所谓“康乾盛世”的真实写照。

因为一个值得人称赞的社会必然是人才能以尽其才的社会,它必然存在这样一种机制,即要“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倘若搞到“万马其喑”的地步,那又何谈盛世?只能是“究可哀”而已。

故才人之厄也罢才人之恨也罢,不得张其志,不得尽其才,不得扬其精神,这才是最大的结核关键。
透过人才的境遇,便可以窥见许许多多其它方面的事由,这殷鉴不远,并不难理解。
再从这样一个思路去理解顾炎武、曹寅们的举动,便豁然开阔,而所谓对待明清汉满的矛盾,实际上是不同层面上所奉持的态度。以曹寅例,家族沦为包衣奴才,对满清是亡国毁家之仇,然而数代之后,康熙爱护器中则是知遇图报之恩,夹在之中,广交明遗民是政治任务,那多为回护便是自私之情。

来解决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补齐那句少了两个字的诗,“刺背□□圆”。

有人补作“针尖”、有人补作“金针”。上一句是“弹筝银甲染”,银对金可,对针则不可。染为动词,圆必然也是,所以不管是“针尖”还是“金针”,圆都是形容词,不可。刺背已经含有血红的红色意味,后面两个字,没有必要再写红,和上一句如同。岳武穆,按照他孙子几十年后的想法,那是“二贤之恨,及今不尽”。这个震烁古今的大英雄,大忠臣孝子,他的恨,便是谜底。我猜,刺背金瓯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他的才,“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是他的志,“怒发冲冠凭栏处”是他的精神。金瓯之复圆,“直捣中原,恢复故疆”(脱脱《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列传第一百二十四》)从来才是刺背的真义。

通部《红楼梦》正是沿着这么一个“人才观”传达着“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主旨,经由大旨谈情,谈出了才人的禀赋才人的施展和才人的困厄。这符合变革的要旨,而在明清易代风气之下,自然而然借反满的思潮表达出来,此所谓主旨扩大。它承接明末思想大解放,提出了更为明确的内涵。社会的现实,才人的困厄就是《红楼梦》具有这种内涵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推倒了它,才可洞见更多的制度设计和文章脉络,对凤探等人的举措的认识也不至流于表面观察。

而满清的入关,恰是直接导致第一张骨牌出现的原因,蛮族入侵,华夏陆沉,中国又陷入了死气沉沉的君主专制体制,暗无天日,这一系列的因果关系,从始至终,无怪乎船山先生怒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王夫之 《黄书•原极第一》)让人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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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五 沉郁



船山先生这一惊世骇俗之论,打破了君臣之义,却止步于华夷之辨。这位明末思想集大成的学者,在定论结语的时候,写下的是这样的文字,那么所谓清初社会乃至于康乾治下,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尤其与明代作比,到底是什么样子。

于今不是唐



        系统的论证若亩产、赋税兹兹留与专家们,我仅就第三只眼所见,摘录比对,虽然系“感性认知”,但大约可以窥出一二。
      若用明末和清末比,恐怕有人要说不公,故以明末和康乾两段时间作为对比,末世之于盛世,以绝悠悠众口。

      曾德昭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在中国共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即近明之将亡,内忧外患。

      然而谈及百姓日常饮食说,“他们种植许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们在各地,即使小村镇,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猪肉,牛肉去骨售卖,他们的鹿肉很少,也不怎么爱吃它。”

      居住条件,“他们的住房因设计良好而便于住宿,整洁舒适。”
      谈及商贾经营说,“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里有的东西,街上几乎都有售卖。……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葡人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点)。”

      说到南京时,“全国最大最好的城市,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风度优雅的百姓,以及丰富优良的种种物品。它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各处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

      谈及国民心态时,“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它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通过这位传教士的描述,我们看到那时候的中国,并不以“天朝上国”自尊自傲,闭目塞听,老百姓生活就算不富足,也是舒适安稳。城市建设井然有序。商人诚实守信。这是大国的气象,也是大国的气度。非惟百姓,且看对待西方文明崇祯和康熙的态度。

      南怀仁将其介绍西方科技译着《穷理学》呈送康熙预览,结果是“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康熙起居注》)

      而于此正好可以对应的是,崇祯皇帝起用徐光启编订《崇祯历书》,且看徐光启怎么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一个“悖谬不通”,一个“翻译会通”,云泥立现。

      再看看大清定鼎之后,治辖百年,所谓“盛世”时,第三只眼的观察。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马嘎尔尼的副使斯当东后来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马嘎尔尼本人嘲笑清朝是“半野蛮”,“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于是得出的结论也顺理成章“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一个国家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

     “野蛮”,马嘎尔尼代劳说的这个词,也是我对满清王朝下的定语。
      包括上文提到的主张天子平民化的唐甄在《潜书》里说,“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

      具体考查到雪芹同时代的情况时,我想以其好友张宜泉的记述为例,以求更加贴近雪芹所感官。
张宜泉,汉军旗人。雪芹死后作诗悼焉。为人不羁狂放。涉雪芹诸诗是学界得以确定雪芹字号的唯一证据。他的《春柳堂诗稿》亦是研究曹雪芹重要材料。
《春柳堂诗稿》免不掉颂圣的篇章,但抛开这些模式化、程序化的东西。

      诗集中还有讥嘲满洲皇帝大兴土木,“阿房宫尽罗绮色,铜雀台空弦管音”(《读史有感》)。进而连讽带刺“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汉家”(《闲兴四首》)。
      再如《九日雨中叹韵》,

溟蒙凉雨洒重阳,节物惊心未易量。黄菊纵能教插鬓,白衣岂得劝飞觞。
滕王阁上风常冷,戏马台前草已荒。权对儿童言路滑,指看鸣燕过潇湘。

      此外,他的《四时闲兴》均笔触大胆,末两首又似写咏雪芹,摘录其三,
槐树阴深庭画长,闭门独坐笑焚香。棋虽有子何需着,琴却无弦亦不妨。
百代兴旺成戏剧,一家哀乐尽荒唐。儿童未识盈虚理,必傍荷湾期钓鲂。(《四时闲兴 其三》)

      “百代一联”颇有明末“非君”之论的遗渍风范。虽比黄梨洲“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的论调已大为后退,但在那个时代显然是自占首格,可称卓尔不群。

      《美花多映竹》一首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地道,“莫厌飞觞乐,于今不是唐”。
      各位不应忘记,以上这些诗句,全出自有清一代文网正为最严密的乾隆朝,周汝昌惊诧,“这简直奇怪到极点了!这些句子,分明是讽怨当时满洲贵族的统治的。在乾隆时,这样的话,不要说屡屡出现于一本诗集子里,只要有一例被摘,就足以杀身灭族了。即是使曾兴文字大狱的那些例子也都只是些隐语暗喻,还没有见过这样显露激烈的!”(周汝昌《曹雪芹小传》)

      文章写到这里,大致论证完毕。从头而来,论证了曹寅臣汉之心,论证了雪芹袭承家风,论证了《红楼梦》本身的反满痕迹,现在又论证了曹雪芹好友张宜泉“石破天惊”的诗句。这每一次的论证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明末思想大解放的成果才是被包裹在士大夫或强烈激愤或若有若无的“反清复明”思想之内的核心,而其不外乎,非君、抑尊、自由、开放诸条。

      可实际上,曹雪芹有无受明末思想、明末遗民之影响,却仍待考察,《红楼梦》里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征引那些人的话语,可这林林总总的论证,竟全是在说“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未免让人遗憾。
      最关键的一步,缺失了。

      推断曹雪芹受到了易代风气下反满的影响,因为他的爷爷生活在明遗民活跃的年代,而且曹寅自己和那些遗民渊源颇深,但这推论,如果能找到一位实证,那可信度便会大大提高。也就是说如果能在材料上找到曹雪芹与明遗民有直接关系,哪怕只是一位,这所有的论证便都可以自然而然的顺理成章,在逻辑上亦可连贯通达,也再不必用烦琐的论证“欲盖弥彰”。可,找到一位和雪芹有直接关系的明遗民,这可能吗?

      首先,要圈定明遗民的内涵。顾名思义,肯定要大明国人。有本《宋遗民录》的书,《四库提纲》评曰,“又潜及师道皆元臣,而乃贤为葛逻禄氏,为元色目人,与宋尤邈不相涉。概曰遗民,殊不可解。”同样的道理,非大明国人一定不能算明遗民。
    接下来什么算遗民。莫非凡身经两朝之人,则皆视为前朝遗民?如此孙文先生也成了清朝遗民,这未免荒唐过甚。《四库总目提要》论及《丰溪存稿》时说,“旧本题唐吕从庆撰。……及朱温篡唐,遂遁居旌德万山中,隐居不仕,称唐遗民。”这个是唐遗民,特征是“隐居不仕”,不仕后朝,这是极重要的特点,因此如洪承畴等汉奸贰臣,也要排除在外。
      同样是《四库总目提要》论及《真山民集》说,“要之亡国遗民,鸿物外,自成采薇之志,本不求见知于世,世亦无从而知之。”
综合三条释说,所谓明遗民,必然有两个特点,第一,明国之成人;第二,不仕新朝。

      明清易代的遗民不脱这两个关系。凡是出仕新朝,与新朝合作的当然不能叫做遗民。但明清易代还有另外一层内涵,也就是华夷之辨。遗民的界定和华夷之辨的结合,随之产生了排满思想。明遗民归庄为遗民的界定是,“有关于国家之故,出处之节。”这也和前文论述的一致。
      明遗民把宋遗民当作了自己天生的知音,徐野公之刻谢翱《唏发集》;吕留良之作《拟如此江山图》皆是如此,孔定芳先生总结到,“对于明遗民而言,最为切近也最具认同价值的历史资源,当然莫过于南宋遗民了。就具体历史情景和生存景况而论,元初之宋遗民与清初之明遗民当不可同日而语,诚如邵廷采所谓‘节固一致,时有不同’之论。但二者之间毕竟有惊人的相似处,那就是都面临‘异族入主 ’的特殊政治背景,有异代同悲之戚。”(孔定芳《清初明遗民的身份认同与意义寻求》)

      确定了含义,我们可以推算时间,如果以法定婚龄作为成人的标志,根据《大明律》,那么能够称得上明遗民的人,在甲申年(1644年)时,男子应该至少有十六岁,而女子应该有十四岁。雪芹生于雍正二年,这一年是1724年。这位天才神童在十岁就能理解这复杂的一切,那么也要到1734年。1644年到1734年,正好九十年,再加上男子的十六岁,那么最后的数字是一百零六年,如果是位女子,那也有一百零四岁了。也就是说,如果曹雪芹要和一位明遗民有直接的联系,那么这位遗民要有高达百岁的年龄。这是如此荒唐,当我凭借着熟练的四则运算算完着道算术题,我自己都要失声发笑了。
但,等等,或许这也不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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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冥放廢



    在清代材料上寻找到一位长至百岁的前明故老,不晓得那些大方家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至少我是没有做过,也是没有能力担当此任的。这无异于大海捞针。更何况没有明确线索指向的情况下,盲目投身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基本等于慢性自杀。这百岁老人我是没有办法拿出来了,但大变活人或许可以试试。

    如此展开推论,有这样一位人,他能够与曹雪芹有材料上的直接接触,那么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他同样是曹寅的老朋友,至少是曹寅当时可以接触范围之内,因为只有这样的渊源才会产生如此的关系。

    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里引述了,王朝𤩽所作《楝亭词钞序》记载了“寅与明遗士交游事”。无独有偶,就在《史事稽年》里,康熙朝前段出现了大量的曹寅与明遗士的交游记录。康熙十七年,开博学宏词科,曹寅与陈维崧等和唱,与王士禛有往来。康熙二十四年条下记述,杜芥与曹寅交游事。    杜芥是不与清廷合作的遗民,与陈维崧等人又有不同。孙静庵作《明遗民录》有收,并收录了其兄杜浚。说芥与浚虽然是兄弟,但品性不同,芥比其兄更加慎谨,所谓“退然自同于众人。”但仍存魏晋遗渍“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数十年未尝易。室中终岁不扫除,每日中不得食,儿女啼号,客至无酒浆,意色间无几微不适者。”

    待检查到杜浚,更让人觉得有意思,“(杜浚)既有花冢,因拾残茗聚封之,谓之茶丘。”

    接着往下找,在《新证》康熙二十四年条里,“杜芥,号些山,与兄杜浚(茶村)、周蓼恤、黄周星,有‘湖广四强’之名,皆明遗民,孤介峻厉之士。”这里面提到了黄周星。    黄周星,号九烟道人,明亡后,变姓名曰黄人,字略似,号半非,又号圃庵。“即遭九六之厄,沉冥放废,隐居不出三十余年。”康熙十九年,五月初五,自沉死国。

    一九七四年,香港大公报刊出一篇罗慷烈《记曹雪芹黄蜡石小笔山》文,后周汝昌得友人投递照片,以得观。笔山长三寸,质地系黄蜡石,有旧紫檀座,笔山本身略呈新月型。镌刻双行十四字,

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

    有印记,刻字为“曹沾”。周汝昌考语为若“当是曹雪芹遗物”,则“很值得一表”。

    这双行十四字就是黄周星的诗句,《明遗民录》有收。周说,“或其祖父得之,后来才加镌名印,或系曹雪芹喜欢这两句诗而铭镌于自己的笔山。”不管哪种情况,曹雪芹与黄周星已然“扯上关系”了,在材料上,出现了直接证据。

    后我检阅各家著述,发现有意识无意识之间,早已有人详细得论述了黄曹二人的共同之处,如黄曹二人的曲词风格、二人的园林见解等等,然此非本文重点,略去不论。

    在寻检材料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几首黄氏的诗作。很值得说说,一首叫《楚州酒人歌》把酒鬼称颂一番,比起李白把“陈思王”请出来,他更加大胆“尧舜为酒帝,羲农为酒皇,淳于为酒伯,仲尼为酒王,陶潜、李白坐两庑,糟粕余子蹲其旁。”徐柯在《清稗类钞》中评价说,“感愤怨怼,一寓之于诗。”

    另一首《西湖竹枝词》说,“山川不改仗英雄,浩气能排岱麓松。岳少保同于少保,南高峰对北高峰。”把岳飞和于谦并提而赞,有古有今,用意昭然。

    易代风气下的汉人,在六十年变乱中,忍住了痛苦,却未获得新生。就像黄周星一样,“明亡后,变姓名曰黄人,字略似,号半非”,我不知道典出何处,但却隐隐所感,易名为“人”,却只是“略似”,终究“半人非人”。此中的苦楚,旁人又如何知之。

    而易代风气下的《红楼梦》中,这种痛苦,已然更加沉郁了。

丙戌八月廿九

结于荔园,时几有月

丁亥四月初二

修订毕



[ 本帖最后由 悼红狐 于 2007-7-8 13:4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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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8 00:26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後記


  

   沉郁是通部《红楼梦》的哀痛所在。这个基调不仅仅表现于前后境遇巨大的反差,它更广阔得散落在书的角角落落。桃花社是以黛玉的悲音为发轫,寿怡红席上抽出了“各饮三杯送春”的谶句,中秋宴两府出悲音,元宵节“原应叹息”竟然齐作颓唐。雪芹总不放过一丝一毫的快乐,把沉郁塞入其中。

    本文之肇始,原并不打算探讨入这一层,然而随着对曹家家世史实的钩沉,大背景的展现,对脂批细细地疏理,待回过头下笔落字时,却发现这已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了,于是对本来已经嫌长的初稿,又扩充了一万余字,如今尚觉意犹未尽。

    将《红楼梦》内的思想上追至明清易代之际,这个思路不但不新鲜而且在上世纪是被说得极烂。可往昔的论者却固守于阶级论,鲜有从文化角度入手,于是本来是个极有价值的论题,遂被人厌而远之,除了几个官方红学家不厌其烦地把三十年前的老汤熬了又熬,几乎无人关注。

    明末的学术无疑是中国学术最为辉煌的阶段之一。而明清易代又恰是中国最深刻的革鼎变换,它牵扯出东西之多波及之广,不管是清史学界还是明史学界研究著作都是汗牛充栋,偏偏红学界一片喑哑,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仅见的几家,也少有通部甚至通篇的论述,大抵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里说两句那里说两句。或者要么被反满一叶障目,要么干脆绝口不提反满反清。我觉得这些都是极奇怪。

    因此作这么一个题目,先考察何为易代风气,再圈定易代风气何之于《红楼梦》。而考察《红楼梦》单纯从作品着眼,未免狭隘,故进而综览曹家史料,以求内外证并举。这就是长篇累牍分析史料的用意,如果不这样去着眼观文,那自然觉得论《红楼梦》处极寡,而旁支甚多了。

    再者既然圈定了易代风气的两大主题,那么来审视《红楼梦》的内容,便可得到很多信息,甚至一些老的材料也可以看出新的内涵。我相信《红楼梦》如此卓绝的思想,不可能平白无故横空出世,所以研究其上承的脉络,关系到华夏思想、文气一贯而成的源流,并且《红楼梦》真实的意义也会蕴藏其中。

    这样所要论证的最关键的,就是易代风气到底怎么关系到了《红楼梦》。这个逻辑链条不能得到充分的阐述,前面所思所想的一切都是镜中花水中月。史料主要就是为了证明这个点。

    此文初稿出后,有人即误解我转投索隐,而索隐的方法我亦觉得不可缺少,但这一稿写定,我想考证之于本文还是最底里的方法,而我也并未有改弦更张的打算。

丁亥四月初三

2007-5-19




[ 本帖最后由 悼红狐 于 2007-7-8 13: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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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8 01:23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QUOTE:
原帖由 孤狼在途 于 2007-7-8 01:21 发表
红狐,俺把版给你略排了一下,方便大家看。只是你将一些引文出处弄那么大的字体不知是什么意思?

我是从word文档直接复制过来的,大约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
谢谢孤狼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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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9 11:56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QUOTE:
原帖由 孤狼在途 于 2007-7-8 21:38 发表

怪道有人据此推论出《红楼梦》真实作者其实是曹楝亭,而雪芹只是一个历时十年的修订者,楝亭算是真正历尽阅遍了曹家的繁华,而十三四岁的雪芹对江宁织造的繁华生活有如此深的体验吗?但是又如何解释曹家北京二 ...

楝亭死时,曹家还算是钟鸣鼎食之家,红楼梦结局那种悲音就算预料到也绝不会做文章的,我貌似也不曾听闻有曹寅为作者的说法,倒是有人说作者是雪芹的父亲曹頫,因其经历过繁华和衰败,但曹頫的文艺修养远远不及其父亲,更不及其儿子想来也不可能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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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9-14 00:06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宋淇论咏红述事原文找到特别表明了出处
关于曹雪芹笔山,找到周策纵先生文章,周先生认为是真,容填补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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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9-14 00:07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看全部作者
據此看來,雪芹如此鍾愛紅,乃祖之處必有蛛絲馬跡尋得。事實上,曹寅《楝亭詩別集》裏就有一首五言排律叫《詠紅述事》,甚為人矚目,因其句句暗用紅色典故,周汝昌曾經評價說“悱惻迷離”,又說“句意微茫,古今罕見”。香港已故學者宋淇也曾經注意到過這首詩,大為驚奇,並它把歸結為曹雪芹重用“紅”色調的發軔,“寶玉愛紅的根據”,“可能顯示曹寅對紅色有偏嗜”(宋淇《讀曹寅<楝亭集>後》)。

(补引用宋淇书目)





周策縱先生撰《曹雪芹筆山實證》,在一一回應完證偽者的觀點後,舉出《紅樓夢》賈寶玉詩,冷吟秋色詩千首,醉酹寒香酒一杯。作為內證。結論是傾向此物“是曹雪芹遺物”“最有可能是他惟一的遺物。我們不能掉以輕心,說凡是這種東西都不足信。”(周策縱《曹雪芹筆山實證》)
羅忼烈先生在《書周策縱教授<曹雪芹筆山實證>後》也逐一回應了證偽者的質疑。

(补周策纵先生论曹雪芹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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