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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郭英德:《读三国 说英雄》(转)
西门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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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曹操恭恭敬敬地对关羽说:“将军别来无恙?”这是先跟关羽叙叙旧,套近乎。关羽心里有愧,所以没敢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答非所问:“关某奉军师将令,等候丞相多时。”曹操明明是他的敌人,可他不称“操贼”,却尊称“丞相”,这不是先短了自己的志气吗?
曹操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一听这话有空可钻,立刻乘虚而入,不软不硬地恳求说:“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言为重。”
所谓“昔日之言”,是指当日关羽辞别曹操时,两次许下的诺言。一次是关羽留下一封信,说:“三思丞相之恩,深如沧海;返念故主之义,重若丘山。”(卷六《关云长封金挂印》)你虽然对我恩情深厚,但我难以忘记刘备的旧义,所以不得不告别。但是,“尚有余恩未报,候他日以死答之。”还有一次是曹操在灞陵桥上送别时,关羽又答应他:“久感丞相大恩,微劳不足补报。异日萍水相会,别当酬之。”(卷六《关云长千里独行》)这会儿不正是关羽酬报曹操的大好时机吗?
不过,关羽还嘴硬,说:“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某曾解白马之危以报之。今日奉命,岂敢为私乎?”我虽然欠你一个人情,但是早已替你刺颜良、诛文丑,解除了白马之危,咱俩的账已经两清了,谁也不欠谁,你也别再求我什么了。
曹操一看,这买卖敢情谈得来,于是继续讨价还价。你不是说不欠我什么吗,其实欠得还多着呢:“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古之人,大丈夫处世必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者乎?”
据《孟子》记载,卫国将领庾公之斯追击郑国大夫子濯孺子,因为庾公之斯曾跟子濯孺子的徒弟尹公之他学射,所以他说:“我不忍以夫子之艺反害于夫子。虽然如此,今日之事乃君之事,我不敢废之。”于是拔去箭头,射了四箭就回去了,子濯孺子得以生还。天下人都称道庾公之斯讲义气。曹操举这个典故,是希望关羽向庾公之斯学习,放他一条生路。
当时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他自己也明白:“曹公知之,必怀痛恨,以我为无仁义之人。”(卷六《关云长五关斩六将》)如果曹操真的不留情面,派遣大将追击,关羽是逃不走的。但是曹操不记前仇,派张辽传令给夏侯惇,把关羽放走,这样关羽才得以安然脱险。
这时曹操往事重提,搞得关羽非常尴尬。小说在这里描写了一段关羽的心理活动:“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云长思起五关斩将放他之恩,如何不动心?”
于是他把马头勒回,与众军说:“四散摆开。”曹操便乘空与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大喝一声,众皆下马,拜哭于地。云长不忍杀之。正犹豫中,张辽纵马至。云长见了,亦动故旧之心,长叹一声,并皆放之。”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关羽义释曹操呢?不是说关羽该不该放曹操,而是说我们怎么评价他的这一行为?
有人说,关羽放走曹操,这是以私废公,背离了忠义的本旨,甚至说这是敌我不分,丧失立场。
又有人说,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关羽这么做,虽然不可原谅,却是可以理解的。
毛宗岗则认为忠与义是可以分而论之的,他说:“或疑关公之于操,何以欲杀之于许田,而不杀之于华容?曰:许田之欲杀,忠也;华容之不杀,义也。顺逆不分,不可以为忠;恩怨不明,不可以为义。如关公者,忠可干霄,义亦贯日,真千古一人。”(毛本《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评语)他认为,关羽不杀曹操,表现出恩怨分明的义气,这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这些话都只涉及皮毛,而没有切中要害。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如果设身处地,让你陷入这种境地,你会怎么做?
我觉得,这里实质上写出了道德准则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冲突,这是人生的一个永恒的冲突。遵守道德准则,就会伤害现实利益;而顾及现实利益,则要违背道德准则。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是人生常常会碰到的一个难题。
既然是个难题,我们就不好简单地说哪一个选择是好的,哪一个选择是不好的;我们只能说,就选择者自身及其所处的环境来看,哪一个选择好一些,哪一个选择差一些。
关羽面临的是一种两难选择:一方面是道德准则,一方面是现实利益。他把曹操给杀了,这符合现实利益,因为他守华容道就是要杀曹操,而且按照军令状他可以由此保全生命。杀了曹操,既解决了一个政治大事,也解决了自己的生命危机。如果关羽不杀曹操,他遵守的是道德准则。那么,对关羽来说,哪个更重要?是现实利益更重要,还是道德准则更重要?从整个关羽形象的表现可以看出,关羽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宁愿遵守道德准则,也不去谋取现实利益,所以说他“义重如山”。
因此,对关羽“义释曹操”的行为,站在关羽的角度,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待。
第一,从关羽个人来说,如果他选择杀了曹操,那就违背了他做人的基本准则,他会愧疚终生的;而他选择放了曹操,对他自己来说,他觉得这是知恩图报,可以问心无愧。
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正如毛宗岗说的:“怀惠者小人之情,报德者烈士之志。虽其人大奸大恶,得罪朝廷,得罪天下,而彼不能害我,而以国士遇我,是即我之知己也。我杀我之知己,此在无义气丈夫则然,岂血性男子所肯为乎?”(毛本《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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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曹操对关羽是仁至义尽的,连“过五关斩六将”这样的血案,曹操都不追究,还不是“仁至义尽”吗?人一生中能碰到一位知己,不仅重视你的才华,重视你的勇略,还重视你的为人,重视你的品德,更重视你为了坚持自己的为人和品德犯下的种种过失或者错误,这是很难得的。一生能碰上这么一个知己足矣。
所以就关羽坚守的道德准则而言,他是宁可去死也不会杀知己的。毛宗岗评价:“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毛本《三国演义》第五十回)
第二,“赤壁之战”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发动的战争,他打的是统一天下的旗号。曹操假天子的名义来征战伐武,他的身份是汉朝的丞相,所以征伐天下名正言顺。如果真要追究的话,曹操是正义的一方,而反抗曹操则是非正义的一方。
而且刘备顶多是一方诸侯,他和曹操之间的争战,还够不上两国之争,还够不上一种政治上、道义上的冲突,而只是争权夺利的一种利害冲突,谈不上谁公谁私、谁是谁非、谁忠谁奸。所以关羽“义释曹操”的选择,根本说不上是叛变,说不上是“敌我不分”、“丧失立场”。
咱们知道,在关羽斩了颜良以后,曹操表奏朝廷,封关羽为寿亭侯,让张辽送“寿亭侯印”给关羽,关羽不接受,退回去了。曹操一看,心里明白,另铸一个“汉寿亭侯之印”,关羽就接受了,还笑着说:“丞相知吾意也。”(卷六《云长延津诛文丑》)可见他和曹操之间有一种默契,曹操知道关羽心心念念在汉室。关羽重义气,但他之所以重义气,是因为他看中刘备是汉室当然的继承人。
在这点上曹操无法与刘备相争,但有一点是可以争的,这就是他是汉朝的丞相,可以代表汉朝政权。而关羽最大的政治志向是辅助汉室,平定天下,他放走曹操,并没有违背他的政治志向,反而是符合他的政治志向的。他唯一对不起的是他的哥哥刘备,因为刘备正跟曹操在对抗,他可以杀曹操,却没有杀。
再进一步看,要关羽杀曹操,是谁的命令?是诸葛亮的命令,而不是刘备的命令。如果他和刘备立下军令状,性质可能完全不同。所以,他没有必要为了跟诸葛亮赌气来杀曹操,这不值。
第三,关羽在放走曹操的时候是有犹豫的,因为至少他是拿生命在做赌注。一个人能够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来维护一种道德品质,或者来弘扬一种道德风尚,这是一种挑战。关羽勇敢地接受了这种挑战,拼一死放走了曹操。
所以,对关羽来说,放走曹操未必不是一种好的选择。如果不放曹操,人家会笑话,说你为什么不放曹操?你是贪生怕死,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把曹操这样有恩的人都给杀了。这对关羽来说,真是莫大的耻辱。所以他放走了曹操,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是光明磊落的。
正是有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理由,我们说关羽的选择是有道理的,而且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人的一生中经常碰到道德准则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冲突,在这种永恒的冲突当中,能够为了道德准则而牺牲现实利益,甚至丧失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是可取的。这就是老百姓赞颂关羽的所在。
关羽敢于撇开政治考虑,撇开敌我是非的考虑,而仅仅考虑做人的准则,考虑怎么做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光明磊落的人。我认为关羽的选择和思考是英明的,富有胆略的,值得我们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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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傲自负:"关将军真天神也"
(一)目空一切
作为“千古名将”,关羽之“奇”,还“奇”在他的高傲自负。史书上称关羽:“刚而自矜”、“性颇自负”。当然,自负到自矜的地步,那确实是过头了。
关羽的这一性格特点,在小说里表露无遗,很多人都看得很明白。比如诸葛亮就曾对刘备说:“云长平生傲上而不忍下。”(卷十一《黄忠魏延献长沙》)所谓“傲上而不忍下”,是说关羽自以为能力超人,虽然对刘备没有特别表现出傲气,但是对诸葛亮等上层的人则随时表现他的傲气;同时对待手下,关羽却往往不知有所体恤。关羽超人的力量和致命的弱点,都根基于与众不同的高傲和自负。
当然,凡高傲自负的人,都有过人的本领或才华,否则就是狂妄自大,牛皮大王。
当时所有人都对关羽刮目相看,关羽非常自豪地说:“天下英雄,闻吾之名,尽皆缩颈而奔。”(卷十五《庞德抬榇战关公》)大家一听到我的名字,脑袋都缩到脖子里头,像乌龟一样逃走了。关羽的名声能起到吓退敌兵的作用,不用像张飞在长阪桥大喝三声。关羽名声远扬,可以先声夺人。
连曹操这样的英雄,早在“温酒斩华雄”时就为关羽的勇猛所深深折服,一生都对他怀有崇拜之情。直到关羽死了,曹操都要感叹:“关将军真天神也!”(卷十六《汉中王痛哭关公》)
因为关羽有这种过人的本领,所以他的高傲才是有本钱的高傲,他的高傲才是他真正个性的一种表现。
一个人的性格,他的长处很可能同时就是他的短处。关羽的这种高傲自负,使他勇往直前,智勇双全,无人可敌,这是他的长处;同时也造成他的短处,就是过于高傲,过于自负,对自己的胆力和才能深信不疑,目空一切,总是瞧不起他人,与他人较劲儿。
比如,当刘备取得西川以后,封马超为平西将军。关羽听到消息,很不服气,让关平给刘备带信,说自己要离开荆州,入西川和马超比试高低。
这时,诸葛亮写信给关羽,着实夸奖他,说马超虽然智勇双全,不过只能与张飞“并驱争先”,而远远比不上关羽“绝伦逸群”。
诸葛亮的话大大满足了关羽的虚荣心,他甚至将诸葛亮的书信“遍示宾客”,你们瞧,连诸葛亮都说我和别人不一样!这样他就得到了一种心理安慰(卷十三《刘玄德平定益州》)。要不是关羽自负过人,他怎么会真的相信诸葛亮在衮衮众将中,对他特别地刮目相看呢?
《三国志》里就写道,关羽瞧不起黄忠,不愿与老兵为伍。小说也写道,还在关羽要取长沙的时候,诸葛亮就夸赞守将韩玄手下的一员大将黄忠,“虽然年近六旬,须发苍白,使一口大刀,有万夫不当之勇”,一再嘱咐关羽“不可轻敌”。
当时关羽脾气火爆,一激就怒,听完诸葛亮的话后赌气说:“军师何故长别人之锐气,灭自己之威风?量一老革,何足道哉!”
“老革”就是老兵。关羽根本瞧不起黄忠这一介老兵,于是只带部下五百校刀手,前往长沙。
结果第一天,关羽跟黄忠大战一百合,不分胜负。第二天,两人再次交锋,斗到五六十合,关羽使拖刀计,要砍黄忠,不料黄忠被战马前失,掀在地下,关羽放他一马,让他换马再来厮杀。
为什么关羽不杀黄忠?毛宗岗有一段诛心之论,非常透辟:“关公不杀黄忠,是好胜处,不是慈悲处,以为杀堕马之人,不足为勇耳。”(毛本《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评语)看来仍然是关羽自恃其勇、争强好胜的性格起了根本的作用。
不管怎样,关羽的举动感动了黄忠。第三天再战,不到三十合,黄忠诈败,关羽赶来,黄忠想到昨天的不杀之恩,几次弓箭虚拽,警醒关羽,关羽反而以为黄忠不会射,放心赶来。最后在吊桥上,黄忠搭箭开弓,正射到关羽盔缨根上,关羽这才明白,黄忠是报昨日不杀之恩,故意不射他,要不然他早就没命了。
为了这件事,韩玄要治黄忠死罪,幸亏魏延救了他,杀死韩玄,投拜关羽(卷十一《黄忠魏延献长沙》)。
尽管如此,关羽最终没能打赢黄忠,心里一直有疙瘩。刘备称王后,封“五虎将”,黄忠是其中之一。费诗奉命前来送官诰,关羽听说后,很不服气,说:“黄忠何等之人,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
“五虎将”中关羽排名第一,排名第一也不行,他觉得黄忠是个“老兵”,怎么能够跟我并列呢?
其实这时关羽已年近60,也是个“老兵”,黄忠比他大10岁左右。尽管时过境迁,关羽对黄忠的那股傲气还一点也没消除。
幸亏费诗能言善辩,说:“汉中王与将军有结义之恩,如同一体;将军即汉中王,汉中王即将军也,可与同休戚,共祸福,不宜计较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寡也。”这下关羽才恍然大悟,赶紧向费诗道歉(卷十五《关云长威震华夏》)。
对关羽来说,马超也好,黄忠也好,都是自己人,连自己人都瞧不上,他还能把谁放在眼里?关羽的高傲自负的确无所不在。
(二)英雄的悲剧
关羽这种高傲自负的性格,最终导致“败走麦城”的悲剧结局。
荆州作为战略要冲,一直是魏、蜀、吴三方必争之地。尤其对于刘备蜀汉一方来说,荆州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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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在移交荆州印绶时,特地嘱咐关羽:“据此之地,北当曹操,东敌孙权,非小可之事也。公宜勉之。”这时关羽“更不推辞,慨然领诺”。把守荆州,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能耐,所以说:“大丈夫既领重任,除死方休。”
诸葛亮一听这“死”字,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心中不悦。于是又追问一句:“倘若曹操引兵来到,当如之何?”关羽说:“以力拒之。”诸葛亮又问:“倘曹操、孙权齐起兵来,如之奈何?”关羽说:“分兵拒之。”
这下诸葛亮才说到关键的地方:“不然。若如此,则荆州危矣。吾有八个字,将军记取,可保荆州。”这八个字就是:“北拒曹操,东和孙权。”
关羽口头上答应:“军师之言,当铭肺腑。”(卷十三《张益德义释严颜》)但他心里对此并不以为然。像关羽这样心高气傲的人,让他拒谁打谁,他是当仁不让的;可要他“和”谁,那就难了;如果再要他低三下四地“和”谁,那就更难了。
关羽从来不会、也从来不曾放下架子,这是他的性格使然。这种委曲求全的事儿,在刘、关、张这三兄弟中,只有刘备做得来,张飞做不来,关羽也做不来。所以当刘备投靠曹操时,在后园种菜,关羽才会批评他说:“兄不留心于弓马以取天下,而学小人之事?”而刘备却回答说:“非汝所知也。”(卷五《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早就知道,关羽不懂得、也不愿意懂得“有伸有屈”的人生道理。
聪明的读者不难看出,诸葛亮将印绶交给关羽的时候,是非常勉强的。刘备对关羽一直倚重有加,根本看不到关羽不宜于独当一面,把守荆州。诸葛亮也许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同意刘备的选择。在当时刘备手下将领中,除了关羽,谁还能代替诸葛亮留守荆州呢?这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关羽独守荆州,还是那么骄傲自大,刚愎自用,根本不愿意理会诸葛亮“联吴抗曹”的良苦用心。所以他很快拒绝了孙权善意的表示,从而招致了孙权的仇恨。
当曹操想离间蜀、吴两方的时候,孙权派诸葛瑾到荆州,要跟关羽结儿女亲家,以便共破曹操。孙权也准备了另一手,如果关羽不从,他就协助曹操,袭取荆州。
诸葛瑾前往荆州,江口士卒报知关羽,而关羽“平生轻傲天下之士”,明明知道诸葛瑾是诸葛亮的哥哥,他还是故意不派手下人去迎接。
更有甚者,当诸葛瑾对他说明联姻的来意时,关羽竟勃然大怒,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耶!吾不看汝弟之面,立斩汝首!再休多言!”于是唤左右赶走诸葛瑾。
诸葛瑾抱头鼠窜,回来见孙权,以实相告,孙权一怒之下,决定跟曹操合作攻取荆州(卷十五《刘备进位汉中王》)。
在三国时期,婚姻往往是一场政治游戏或者政治博弈,它并不能真正保证维持两国的和睦。毛宗岗说:“玄德之自吴逃归,权欲追而杀之,又欲并其妹而杀之。夫不以妹之故而不杀玄德,安能以娶关公之女故而不夺荆州?”(毛本《三国演义》第七十三回评语)的确,孙权连自己的妹夫刘备都要杀,怎么会因为跟关羽结成儿女亲家,就不夺荆州呢?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关羽许不许婚,而在于关羽的话太过激,太伤人:“但‘犬子’一语,太觉不堪耳。”(同上,毛宗岗语)你的女儿是“虎女”,别人的儿子怎么就成了“犬子”了?这不是在损人吗?
自从水淹七军,擒了于禁,斩了庞德以后,关羽更是忘乎所以了。他被曹仁毒箭射中,就是因为大意所致。
这时曹操与东吴的关系更为密切。东吴大将吕蒙屯兵陆口,一直有吞并荆州之意。他跟孙权说,“今关公提兵在襄、樊,妄自尊大,以为天下无敌”,可以趁机袭取荆州。
关羽当然早有准备,让沿江一带,或二十里,或三十里,在高阜处设烽火台,随时可以报警。但是陆逊胸有成竹,对吕蒙说:“关公倚恃英雄,自料无敌,必败于人。”(卷十五《关云长刮骨疗毒》)
其实,一个人再有本事,也不可能天下无敌。除了关羽本人,他的对手都看明白了他的致命弱点——倚仗自己是个大英雄,便“妄自尊大,以为天下无敌”。“自以为天下无敌”,等于把自己置于危险的边缘。所以关羽的对手很容易抓住他的性格弱点,和他打心理战、性格战,置他于死地。
为了进一步骄慢关羽之心,陆逊为吕蒙设计,让吕蒙干脆“托疾辞职”,任命一位无名小辈代守陆口。吕蒙此时四十多岁,他向孙权推荐,由二十多岁的陆逊代替自己执掌帅印。这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事,孙权最拿手了。
陆逊一上任,就派人送了一份厚礼给关羽,并写了一封言辞十分恭敬的求和信。关羽读了信,非常高兴地说:“我荆州有泰山之安,吾复何忧。”他居然愚蠢到撤走一大半荆州的军队,赴樊城听调(卷十五《吕子明智取荆州》)。
于是吕蒙轻而易举地袭取了荆州。孙权先后招降公安傅士仁、南郡糜芳。关羽只能孤军作战,被魏兵与吴兵前后夹击,溃不成军。
关羽被困在荆州路上,进退不得,退至麦城,被吴兵团团围住。关羽派廖化前往上庸求救于刘封、孟达。没想到孟达说:“公以彼为叔,彼以公为草芥耳。”当年刘备登位汉中王时,想要立后嗣,派人问关羽,关羽说:“立嫡不立庶,古之常理,又何必问我乎?”所以孟达说关羽把刘封看成“草芥”,刘封一赌气,就不出兵相救(卷十六《关云长败走麦城》)。
关羽无计可施,只能从麦城突围,王甫谏道:“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也。”关羽昂然地说:“虽有埋伏,吾何惧哉!”都兵败如山倒了,关羽的傲气仍然一点不减。最后,他悲壮地兵败身亡。
据说关羽与关平父子死后一齐归神。这年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58岁。关羽死后,赤兔马“数日不食草料而死”,也随之仙去(卷十六《玉泉山关公显圣》)。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关羽高傲自负的性格,既决定了他的勇猛刚强、一往无前,也决定了他最后的败走麦城,决定了他饮恨而亡的命运。
但是这种命运是一种英雄的悲剧。关羽形象的价值就在于他置成败于不顾,唯恩怨求分明。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毫无任何机心权变,“做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这就是关羽的为人。
英雄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更增添了英雄的魅力。小说家迎合了平民的审美心理,从而使关羽在明清时期逐渐成为平民百姓顶礼膜拜的神明形象。
关羽作为“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奇就奇在他的智勇双全,奇在他的义重如山,也奇在他的高傲自负。直到现在,只要提起关羽,人们心目中自然而然地就会涌现出一股英雄崇拜的情感:崇拜他的智勇双全,崇拜他的义重如山,甚至崇拜他的高傲自负。英雄性格总是具有不朽的审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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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慷慨悲歌之士
张飞是河北涿县人,河北这一带是古代的燕地,所以张飞自称是燕人。古人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张飞就是这些“慷慨悲歌之士”中的佼佼者。
从宋代以来,在民间说唱故事“说三国”中,张飞一直是热门话题之一。元代刊刻的《三国志平话》中,“张飞见黄巾”、“张飞杀太守”、“张飞鞭督邮”、“张飞独战吕布”、“张飞摔袁襄”、“张飞三出小沛”、“张飞捉吕布”等情节,大都妙趣横生,使张飞成为这本书前半部中最有活力的人物。
从元代开始,在“三国戏”中,张飞也是出镜率最高的一位人物。以张飞为主角的杂剧就有《莽张飞大闹相府院》《张翼德单战吕布》《张翼德三出小沛》《张翼德大破杏林庄》《摔袁祥》《莽张飞大闹石榴园》等十多出,在元代“三国戏”中数量位居前茅。
在明清两代的说唱、戏曲中,张飞的故事一直非常抢镜头,张飞成为一个非常耀眼的明星。历代的观众、读者喜欢张飞,就是喜欢他那种鲁莽的、粗暴的、喜剧性的性格。
其实,作为文学人物的张飞和作为历史人物的张飞有很大区别。在历史上,张飞是和关羽并称的,陈寿在《三国志》中评道:“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他们都是勇猛善战、虎虎生气的武将。但是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关羽有一种“儒将”的气质和风范,张飞却没有这种气质和风范,他更多地显示出猛将兼莽汉的性格特点,涂染着浓厚的民间色彩。
正史中对张飞有十二个字的记述,就是:“孔武有力,文采不足,擅长书道。”这显然跟我们在小说里读到的张飞判若两人。说他“文采不足”,那是肯定的,但是他既然会书法,看来还是有一定的文采,只是不足而已。张飞虽然不像关羽那么爱读书,天天捧着《春秋左氏传》读,但是他既然懂书法,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文学和文化修养的。可是在小说里,张飞完全是一个猛将,一个蛮汉,几乎与文学修养、文化修养毫不搭界。
看来,《三国志演义》小说中张飞形象的魅力,并不在于他内涵的修养,而在于外显的性格。那么,张飞的哪些性格特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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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威猛与鲁莽:威名垂千古,勇力冠当时
(一)威猛强悍
首先,在小说中,张飞的性格是威猛而又鲁莽的,这是一种硬汉子、粗汉子的性格。为了表现张飞威猛而又鲁莽的性格,小说常常以惊人的笔触突出地描写张飞的形貌、声音和气势。
张飞一出场就有先声夺人之势。中平元年,涿郡招募义兵,刘备读了招兵榜文后,长叹一声,忽听背后一人厉声说道:“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苦长叹?”刘备回顾,“见其人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卷一《祭天地桃园结义》)。
可以看出,在张飞整个形象面貌上,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个是他那对眼睛,不是一般的圆眼,是个“环眼”,特别大,像个圈一样的眼睛。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的“虎须”。他的“虎须”和关羽的“美髯”是不一样的,“美髯”是往下飘逸着的,“虎须”是往上支棱着的。
这种异乎常人的外部特征,突出地表现了张飞威猛与强悍的个性特征。张飞那对眼睛咄咄逼人,到打仗的时候,一发起怒来,就是“圆睁环眼”,眼睛本来就大,再睁得圆溜溜的,就显得特别大。同时“倒竖虎须”,胡须本来就这么往外支棱,一生气,胡须倒竖着就往上挺起来。
咱们读到诸侯讨伐董卓时,在虎牢关,吕布屡战屡胜,在诸侯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诸侯“心胆俱裂”。
正当吕布追击公孙瓒时,危急之际,张飞挺身而出,“圆睁环眼,倒竖虎须,挺丈八蛇矛,飞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张飞在此!’”(卷一《虎牢关三战吕布》)他也不用像关羽那样先去请战,不管三七二十一拍马就上,抖擞神威,大战吕布。
这时的张飞不过是平原令刘备手下的一名步弓手,却敢向天下第一号名将吕布叫板,这既显示了他的勇武过人,又表现了他威猛强悍的“急先锋”的气势。
当然张飞是打不过吕布的,但是他有那种横劲儿,那种不要命的劲儿,吕布也不得不怕他三分。常言说:“不怕横的,就怕不要命的。”何况张飞是又横又不要命的,吕布怎不怕他三分?
当刘、关、张三人追赶吕布,到虎牢关下,张飞看见关上西风飘动青罗伞,大叫:“关上必是董卓!追赶吕布,有甚强处?不如先拿董贼,便是斩草除根!”于是又不顾一切地拍马向前,冲到关下。关上矢石如雨,张飞只好撤回。
长阪桥之战更是张飞一生事迹的闪光点。《三国志·张飞传》原文仅有70多个字,《三国志演义》小说卷九《张益德据水断桥》和《长阪坡赵云救主》则驰骋想象,妙趣横生。
当时曹操大军南下,刘备兵退江陵,张飞一直断后。退至当阳,刘备被曹军打败,张飞“杀开一条血路”,救助刘备突围。接着赵子龙在百万军中单骑救阿斗,人困马乏,由于得到张飞掩护,也过了长阪桥。
在充分渲染了敌众我寡、局势险恶的气氛之后,小说便着力叙写张飞独挡长阪桥。张飞不仅仅勇猛,有时也有急智。这时他手下只有二十多个骑兵,这仗怎么打?他见桥东有一带树林,便心生一计,教从者砍下树枝,拴在马尾上,只在树林内往来驰骋,一时烟雾弥漫。张飞远远看去,笑着说:“这二十余骑,当五百人!”足可以吓唬吓唬曹操了。
曹操大将文聘乘胜而来,气势汹汹,只见张飞独自一人,横枪立马站在长阪桥上,解下头盔,挂在马鞍前,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面对曹军,他又是“倒竖虎须,睁圆环眼”,毫不畏缩,威风凛凛。
接着小说写了张飞的三声大喝,充分表现了他压倒强敌的气势。
第一声,当曹操心中怀疑,亲临桥边省察时,张飞厉声大喝:“吾乃燕人张益德在此,谁敢与吾决一死战?”这一喝“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战栗”。
曹操猛然想起,当年关羽斩颜良后,跟他说:“吾弟燕人张益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在千军万马中杀一员上将,就跟手伸到兜里掏东西一样,手到擒来。当时曹操就对左右说:“今后如遇燕人张益德,不可轻敌。”(卷五《云长策马刺颜良》)于是下令诸将,把张飞的名字写在衣袍襟底,牢牢记住。
这下可真撞见张飞了,曹操难免不寒而栗,急令将主帅车上的伞盖撤下来,生怕张飞真的要“取上将之头”,第一个就冲着他来了。
张飞见曹操去了伞盖,第二声大喝:“吾乃燕人张益德,谁敢与吾决一死战?”曹操听了,“乃有退去之心”,甚至“后军阵脚挪动”。
张飞一看这两声大喝挺管用,于是又挺矛大喝一声:“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喊声未绝,曹操身边的夏侯霸竟然“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
这一声“霹雳之声”、“虎豹之吼”,吓得曹操赶紧回马就跑,曹军众将一齐望西奔走,“弃枪掷地者不计其数,人如潮退,马似山崩,自相践踏者太半,逃命而走”。尤其是曹操,逃得最狼狈了,“冠簪尽落”,披头散发,“惊得魂不附体”。
张飞的声音果然有很强的杀伤力。从他的猛喝,也可以看出他的性格,他把自己的勇,把自己的猛,用最外在的形态——声音——表现出来,张扬出来,先声夺人,直接震住对方。
长阪桥大喝退曹军,这种夸张、对比的写法,尽显张飞之壮、张飞之势。讲张飞总是要讲他的这股气,这种势。他的这股气、这种势本身就很强悍,而且他又能把所有的强悍集中到一起,发挥出来,张扬出来,这当然就有很强的威胁力。这是张飞一个很突出的性格特点,威猛无畏,有巨大的震慑力。
虽然关羽事先的广告宣传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张飞自身的勇猛还是决定性的因素,勇猛才能气盛,不然事到临头,底气不足,还是能验出真假来的。正如毛宗岗所说的:“天下事亦有虚声而可当实际者,然必其人平日之实际足以服人,而后临时之虚声足以耸听。……非若今人之全靠虚声,浑无实际,他人吃尽老力,我只出一张寡嘴也。”(毛本《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评语)
但张飞毕竟还是过于幼稚鲁莽。一旦把曹军给吓跑了,他便高兴得昏了头。一见曹操大军退去,便召回二十多骑人马,还拆断了桥梁,立刻撤兵。
连刘备都明白,一断桥梁,曹操肯定“料我无军,怯而断桥”,有没有桥,对挡不挡得住曹操的大军根本不起作用。所以曹操说:“张飞一勇夫,岂有谋也。”于是率领大军又追上刘备。幸亏关羽前来相救,刘备这才又躲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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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莽而有智
看来张飞的确过于鲁莽,民间传说中的张飞形象很鲁莽,很粗心,老百姓总是称他“莽张飞”。
作为历史人物的张飞,具有“勇而暴”的性格特色(《三国志》),戏曲小说中,却把他的性格改造成“勇而莽”。
莽和暴,虽只是一字之差,却有很大的区别。“暴”的精神指向是“残暴”,意味着不讲道理,暴虐滥杀,它只能减弱人们对张飞政治上、道义上的好感,而绝不会让平民百姓喜欢。
而“莽”一方面指的是鲁莽、粗心、轻率,说话做事不经考虑,另一方面隐含着胸无城府、少有心计的意思。“莽”虽然常常导致误事,却没有那股令人害怕的杀气;它是许多平民百姓也会有的毛病,是可以容忍、可以接受的缺点。所以民间盛称“莽张飞”,这是一种带着喜爱的谑称。
当然张飞也不是一味鲁莽的,有时候他是莽而有智、有勇有谋的。
张飞的有勇有谋有两个发展阶段:在见到诸葛亮之前,他也使了一些计谋;在见到诸葛亮之后,他的智谋就更多了,这里有个变化的过程。像张飞这种人也是可以雕塑的,可以改造的,他的性格本身也是可以有所变化的。
在见到诸葛亮之前,张飞偶尔受到“激将”,也会想出几条妙计。
比如,刘备重新占据徐州后,曹操命刘岱、王忠前来攻打。关羽生擒王忠,张飞也想立功,立下军令状,愿生擒刘岱。可是刘岱坚守营寨,不敢出战。张飞每天在寨前叫骂,仍然无济于事。
过了几天,张飞心生一计,声称今夜二更要去劫寨。白天他在帐中饮酒,假装酒醉,拷打军士,故意放走被打的军士,让他去向刘岱通报劫寨的消息。这天晚上,刘岱在寨外设下埋伏,专等张飞前来劫寨,张飞却来个反包抄,一举生擒刘岱。
事后刘备高兴地说:“益德自来粗卤,今亦用智谋,吾无忧矣。”连粗鲁的人都能用智谋了,这不是如虎添翼吗?刘备还对张飞说:“不用言语激尔,如何肯使机谋!”(卷五《关张擒刘岱王忠》)
但是同样的计策,来对付刘岱时可以奏效,用来对付曹操就不灵光了。
曹操大兵来取徐州,张飞又献计说:“曹兵若来,必然困乏,不等他下寨,先去劫寨。”刘备本来就没有主意,急得不假思索地说:“素以汝为一勇夫。前者捉刘岱,果有此妙策。今献此计,吾弟亦按兵法,甚好,甚好!”于是采纳了这一计策。
没料到这次的对手是曹操本人,而不是他的手下刘岱,这馊主意一点也不管用。曹操埋下伏兵,大败张飞,令他走投无路,只好逃奔硭砀山去了(卷五《玄德匹马奔冀州》)。
虽然张飞的智谋往往很简单,但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想用智谋,毕竟是个可以造就之才。所以,自从诸葛亮出山以后,张飞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终究成长为有勇有谋的名将。
毛宗岗说张飞:“未遇孔明之前,则勇有余而智不足;既遇孔明之后,则勇有余而智亦有余。盖一入孔明熏陶,而莽气化焉,骄气亦化焉。勇不可学,而智可学。翼德之勇,固其素有,而其智则孔明教之云。”(毛本《三国演义》第六十三回评语)
张飞“莽气化焉”,这还比较好理解;“骄气亦化焉”,这就是张飞的特点了。咱们知道,关羽自傲自骄、目中无人的性格是始终贯穿到底的,到最后败走麦城,他还是非常骄傲。可张飞不一样,他能够逐渐改变自己的性格,这是不容易的。张飞的勇是他天生固有的,而他的智则得之于诸葛亮的教诲,真是“孺子可教也”。
张飞的有勇有谋,在“义释严颜”的故事里表现得最为生动(卷十三《张益德义释严颜》)。
诸葛亮率张飞等入西川,张飞领精兵一万,杀奔巴州、雒城之西。临行,诸葛亮嘱咐道:“西川豪杰甚多,不可轻敌,于路戒约三军,勿得掠掳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处,并皆存恤。人生于世,惟德可以服众,勿得恣逞残暴百姓,鞭挞士卒。”
只有德可以服众,无德的话,只可以服一人,不可以服众,这是诸葛亮一贯的思想。张飞听了以后,欣然领诺,依计而行,“所到处,但降者秋毫无犯”。
巴郡太守严颜是蜀中名将,有万夫不当之勇。他教军士深沟高垒,坚守不出。张飞率兵到城下,与城上众军对骂,无功而返,忍着一肚子气。
看来骂一骂真能激发张飞的急智,所以连续骂了三天,张飞就猛然思得一计,只教三五十军前去城下叫骂,一骂再骂,打“口水仗”。但是又骂了三天,严颜还是不理不睬。
张飞又生一计,传令教军士四散砍打柴草,不再到关前搦战。严颜派十几个军士扮作张飞砍柴的军士,混入军中探听。张飞故意让人说有条小路可以偷过巴郡,要夜里二更造饭,三更拔寨起程,混过巴郡。
探细的军士将这个消息报告严颜,严颜传令诸军潜出城来埋伏。却被张飞前后夹击,活捉严颜,破了巴郡。
其实,联系前后,张飞的计策实在没什么高妙之处,大都是“劫寨”计外加“反间”计,故意走漏消息,如此而已。但这些简单的计策,只要用得恰到好处,还是可以奏效的。
但是仅此而已,咱们还看不出张飞有什么突飞猛进的进步。更有意思的是,后来严颜仗义不降,说:“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张飞先是大怒,喝左右斩来,可是见严颜声音雄壮,面不改色,他非常佩服严颜,“忙大笑下阶,喝退左右,亲自解其缚,取衣与之,扶在正中高坐,低头便拜”,称赞严颜“乃世之真丈夫”,以上宾待之。严颜感其恩义,居然投降。
后来严颜靠自己的威望,为张飞,也为刘备取得了入川关隘三十多处,这些地方的守将都是严颜的朋友,所以纷纷望风投降。刘备的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平定了巴州一带。
张飞充分体会到了以德服人的功效。诸葛亮得知此事后,也不禁称赞张飞:“将军用谋,立此莫大之功,可以勒之金石,万年称赞。”(卷十三《孔明定计捉张任》)
张飞的字叫益德,“飞”是比较勇猛的,名“飞”而字“益德”,就可以相辅相成。这个“益”字有两种写法,在《三国志演义》里写的是利益的“益”,就是帮助的意思,对“德”有所帮助;《三国演义》的写法是比翼双飞的“翼”。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关羽是“羽”,张飞是“翼”,合起来成为刘备的羽翼。小说中的张飞,就是以自己的“勇”,以自己的“谋”,来辅佐“德”的。
有趣的是,张飞还很会充分利用自己传出去的那种不好的名声。好的名声不用说,当然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长阪桥喝退曹军,而不好的名声张飞也用来使作计谋。巴西破张郃(卷十四《瓦口张飞战张郃》),就是张飞智勇双全的一大手笔。
张郃是曹操手下一员大将,机警勇猛,屡建战功,在曹军中的实际声望高于深受曹操倚重的大将夏侯渊。史书记载,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张郃下巴西,进军宕渠、蒙头、荡石,与张飞相拒五十余日,张飞率精卒万余人,大破张郃,只剩下张郃带十几个人逃回南郑(《三国志·张飞传》)。
小说据此加以铺叙。写曹操夺取汉中后,派大将张郃率兵三万,进攻巴西。镇守巴西的张飞用雷铜的计策,在阆中设伏,前后夹击,大败张郃。
张郃败后,守寨不出,在山上大吹大打地饮酒,张飞还是故伎重演,令军士叫骂,却无济于事。一连五十多天,张飞与张郃两军对骂,打“口水仗”。
这次僵持的时间够长的,你想有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天天在那儿对骂。过去张飞忍三五天就忍不住了,开始攻寨、死攻寨,但是这次他忍住了。这也是很明显的一个进步。
五十多天,张飞很有耐心地一天一天跟张郃慢慢磨。磨到最后,他磨出一个主意来了。这个主意就是充分利用自己的缺点——好喝酒使性。张飞每天喝酒,喝到酩酊大醉,就坐在山前辱骂张郃。
这个消息传到刘备耳中,刘备觉得很吃惊,说张飞从来是因酒误事的,现在还这么狂喝,这可了不得。而诸葛亮不仅感化了张飞,同时也深深地了解张飞,他和张飞之间有一种默契,知道张飞在使智谋。所以他说:“军前恐无好酒。”还特地派人送五十瓮佳酿给张飞。他对刘备解释道,张飞饮酒骂人,“此非贪杯,乃赚张郃之计也”。
张郃果然上当了,夜间前来劫寨,中了张飞的埋伏,只见“帐后连珠炮起,早到寨前,一将当先,拦住去路,睁圆环眼,声若巨雷,乃燕人张益德,挺矛跃马,直取张郃”,打得张郃落荒而逃。
张郃退守瓦口关,三万军只剩了一万。他设计诈败,设下埋伏,引诱张飞追赶。可张飞就是不买他的账,而是将计就计,自己引兵追赶张郃,让魏延放火堵截张郃的伏兵,张郃又败了一阵,退入瓦口关。
张飞再次设计,让魏延在关前叫阵,自己引轻骑五百出梓潼山后攻关,前后夹击,打得张郃丢盔弃甲,一败涂地,仅剩十余人,步行逃回南郑。
这是张飞一生中最为有声有色的一场战役,过去他只能想出一两个计谋,这次居然用了一连串的计谋,而且用得恰到好处。
张飞充分利用自己的短处,把它变成自己的长处。这种化不利为有利,就是一种高超的智谋。
张飞的短处是坦率、鲁莽,好像没有任何遮掩,好像非常坦然,大家一眼就能把他看穿。他就是要在让别人一眼就把他看穿的情况下,故意隐藏一点什么,这样别人反而上当了。
这充分表现出,在诸葛亮的感化下,张飞性格得到了变化,智谋也得到了提升。毛宗岗感叹道:“今日以醉取瓦口之张飞,大非昔日以醉失徐州之张飞,是前后竟有两张飞也。”(毛本《三国演义》第七十回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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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支持说岳,携手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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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直与真率:英雄童心
(一)平民本色
在民间传说中,在小说中,张飞形象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喜剧性。张飞一出场,大家都要乐。大家不会恨他,也不会为他悲哀,更不会为他痛哭流涕,而是一看见张飞就乐,就喜欢他。他是个正面的喜剧形象。
所以我们阅读张飞形象,会产生一种似乎矛盾的感受:他那么勇猛,又那么鲁莽粗暴,有时好心干坏事,有时办事不顾后果,又那么粗鲁,爱骂人,爱打人,是非常粗暴的一个人,可是我们偏偏不讨厌他,反而很喜欢他。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张飞让人喜欢,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外在的,就是他的出身;还有一个是内在的,就是他的性格。
先从张飞的出身来看。小说中,刘备、关羽、张飞都出身于民间,相比较而言,张飞还是最富裕的。《三国志平话》卷上称他“家豪大富”,却没说明他以何为业。《三国志演义》小说具体写道,他“颇有庄田,卖酒屠猪”,他田地很多,是个大地主,至少是个中地主,副业还开酒店,办屠宰场。而刘备虽然有高贵的血统,却早已沦落了,只是织草鞋卖席子的小贩。关羽一出场,推着小车,也不过是小贩或者人力工。只有张飞还比较富裕,有些家产。
总起来看,跟曹操、孙权等人不同,刘、关、张三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平民色彩较浓。小说故事进一步发展后,越来越突出刘备的帝王血统和高贵身份,身份逐渐贵族化了;同时越来越突出关羽的神勇,身份神奇化了。最后刘备成了帝王,关羽成了神,只有一个人一直保持平民本色,他就是张飞。
张飞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他和普通人一样是平民百姓,这一点让大家可以喜欢他。对刘备和关羽,可能得仰视他,尊敬他,但是对张飞,可以平视他,把他看成朋友。张飞一直保持平民本色,所以能使芸芸众生感到亲切。
(二)正气凛然
从内在的方面来看,张飞那种正直与真率的性格,也大大强化了读者对他的亲切感。
首先,张飞的正直,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正直,没有任何拐弯抹角的正直,这一点和关羽不一样。关羽也很正直,但是关羽的正直和张飞的正直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差距。
小说生动地描写了张飞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正气凛然的道德品格。在《三国志演义》中,张飞的许多行动都带有正义的色彩。
比如,董卓兵败时,曾经被刘、关、张救下,但董卓却因为三人是“白身”,没有什么贵族身份,没有什么官职,对他们傲慢无礼,不与赏赐。
对董卓的忘恩负义,张飞大怒道:“我等亲赴血战,救了这厮,到觑人如无物!吾不杀之,难解怒气!”董卓这么瞧不起人,不杀了他还等什么?所以提刀便要杀董卓,但被关羽拦住了(卷一《刘玄德斩寇立功》)。这是英雄豪杰对势利小人的怒斥,可见张飞为人光明磊落,容不下无德无义之人。
又如,张飞出场后第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是“怒鞭督邮”。这本来是《三国志·先主传》中记载的刘备的故事。正史上写,督邮来了,大模大样的,刘备要拜见他,他不见,刘备一气之下,马上推门进去,一把抓过督邮,拖到外边,捆在柳树上,想杀他。后来一想,杀了还是不好,刘备就打了他几百鞭,跟关羽、张飞一起弃官而去。
小说将“怒鞭督邮”这件事写成张飞的所作所为,这不仅更有利于突出刘备宽厚仁德的君子风范,也使张飞形象增添了刚直、暴烈、嫉恶如仇的光彩。
小说写道,刘备任安喜县尉不到四个月,督邮前来巡视,趾高气扬,索要贿赂不成,竟捆绑县吏,逼他诬陷刘备害民。
张飞知道了这事,饮了几杯闷酒,气得不得了,又是“睁圆环眼,咬碎钢牙”,直奔后堂,大喝:“害民贼!认得我么?”他一把抓住督邮,拉出来,捆在县前系马桩上,拿柳条打了他几百下,还要杀他。亏得刘备把张飞拉住了,归还印绶,挂冠而逃。
这些言行足以表现张飞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这怎能不让市井小民拍手称快?忠奸分明,仗义直言,惩恶扬善,敢作敢为,这正是张飞品格的可贵之处。
在中国古代,孔子把“义”看成是君子立身处世的根本道理,认为“义以为质”。孟子把“义”与“正”联系起来,把它提升到精神、人格的高度,倡导人应当具有正直、刚直的品格和节操。墨子认为,“义”是公利,即利人和利天下。荀子则把“义”视为公道。这些意思衍生为后世的德义、仁义、正义、道义、节义等词汇,成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十分重要的思想内涵。
在小说中,张飞对忠义的恪守,可以和关羽争辉媲美。但是,张飞的“义”更多的是义气,他突出的是一个“气”字,即是他个人性格天然的外在流露,这种“义”更多地体现为民间的兄弟义气。而关羽的“义”,包含一种道德理性的因素。因为关羽本身是一个熟读《春秋》的儒将,深明“春秋大义”。所以关羽的“义”,体现了儒家的士文化对道义的理解;而张飞的“义”,更多地体现了民间对道义的理解。
再进一步看,虽然关羽的“义”表现出儒家的特点,但是他的“义”是可以打折扣的。在关羽那儿,他可以表现一种知恩必报的特点,一种讲究谋略的特点,一种讲究策略的特点,“小不忍则乱大谋”。从这一点加以引申,人们可能就会觉得儒家是不是就有点虚伪了?而张飞的“义”是不打折扣的,不能够有任何掺假的地方,不能够夹有谋略,就是认死理也坚决不能打折扣。所以,张飞的“义”纯如真金,他的眼里容不得半点尘土。
两者区别很大。在张飞看来,关羽的投降,虽然表面上是“降汉不降曹”,但是实际的行为是降了曹操的。虽然外在宣传说“降汉不降曹”,但在其他旁观者看来,关羽降的显然就是曹操。因为曹操对关羽有私人之恩义,这点是无法否认的。“义”有大义、小义,有公义、私义,在关羽那儿可以综合在一起,但在张飞那儿是不能捏在一起的。
正因为关羽和张飞两个人对“义”的不同理解和性格上的差异,才演出了“古城会”喜剧。
张飞自从在硭砀山落草后,要投河北,路过汝南界口的古城,将县官赶走,夺了县印,在这里招军买马,积草屯粮,聚了四五千人。这时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也来到古城。
张飞听说关羽来到古城相会,“即便披挂,持丈八蛇矛,飞身上马”。见了关羽,他又是“睁圆环眼,倒竖虎须,声若雷吼”,挥动长矛便刺。
关羽赶紧问道:“兄弟如何忘了桃园结义?”张飞回答说:“你既无义,有何面目来与我相见!”并指责他:“你既顺了曹操,封为寿亭侯,自享富贵。今又来赚我!我两个拼个你死我活!”(卷六《云长擂鼓斩蔡阳》)
这里关羽所说的“义”主要指兄弟之义,而张飞所说的“义”虽然也有兄弟情义,但更主要的是君臣之大义,为人之德义。而在张飞眼中,君臣之大义、为人之德义,显然更高于兄弟之义。
所以即便是两位嫂嫂出面解释,张飞也根本不听,他认为:“大丈夫在世,岂有事二主之礼!”“宁死而不辱!你既降曹,有何面目相见!”这便是张飞对“义”的极耿直、极纯朴的理解。
这时蔡阳领兵前来追关羽,张飞还以为是关羽带来的兵马,是来“赚”他的。直到关羽亲手杀了蔡阳,张飞又听了降卒细说关羽在许昌的行止,他这才相信关羽没有变节。
可见在张飞看来,即使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身降曹而心不降曹,这也是不可容忍的,不像关羽那样,认为可以把身和心两者分开。
在谈到关羽的时候,我说到在儒家的传统观念里,在士文化的传统观念里,身和心两者是可以分开的,可以单论其心而不论其身。但是在平民百姓看起来,用张飞的道德观来衡量,这二者是融合为一的。关羽身降了,说明他心也降了,这两者不能够轻易分开。哪怕有再大的理由,什么嫂嫂在身边啊,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哪怕有一百条理由,也不可以投降。至少关羽还可以选择死亡,“宁死而不辱”。
毛宗岗对张飞的这种道德观赞不绝口,他认为,从大节来看,张飞的大节比关羽的大节更为烈。关羽虽然说是“降汉不降曹”,但是张飞对汉与曹的辨别却比关羽更为分明:“操为汉贼,则从汉贼者亦汉贼。”在张飞看来,君臣之义高于兄弟之义,“君臣之义乖,即兄弟之义绝。衣带诏之公愤为重,而桃园之私盟为轻”。所以张飞不能容忍关羽的降曹,即使他是自家兄弟,这么做也不可容忍。
由此看来,毛宗岗认为,如果让张飞“处土山之围,宁蹈白刃而死,岂肯权宜变通,姑与曹操周旋乎”?他宁愿死,也不会有权变投降的。不像关羽还要考虑考虑,为了复兴汉朝,为了报答兄长,是不是最好留下这个有用之身。
所以毛宗岗称赞道,像张飞这样的人,“斯可谓之真孝子,斯可谓之真忠臣”(毛本《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评语)。
比较关羽与张飞两人的性格,我们可以看到,关羽大事能隐忍,性格比较沉雄稳健,既遵守道德又顾及实际,讲究行为的策略;而张飞性格更为暴烈,更为鲁莽,更为直率,也更为单纯,一是一,二是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正是这种单纯、真率的性格,使张飞赢得了历代读者的好感。
(三)真诚坦率
《三国志演义》小说一再渲染张飞真诚坦率、心直口快的个性。比如,陶谦“二让徐州”时,刘备坚执推辞,不肯接受,张飞说:“又不是强要他州郡。将印牌来,我收了,不由我哥哥不肯。”(卷三《吕温侯濮阳大战》)本来就是陶谦心甘情愿让出徐州,也不是我们逼他做的,为什么不爽快地接受了这份礼物呢?张飞做事,就是这么简单明快,毫不拖泥带水,矫揉造作。
正因为真诚坦率,对待他不喜欢的人,张飞总是恨之入骨,张口就骂,一点儿也不含糊。
比如,对待吕布,刘备又是拉拢,又是防备,主要还是想利用他;关羽是心里痛恨吕布,表面上不表现出来,始终是有节制的。只有张飞最不待见吕布,动不动就骂他“三家姓小儿”。因为吕布反复无常,不守信义,一会儿认这人为义父,一会儿又认那人为义父,但是不管认谁为义父,最后都要杀了义父。吕布就是这么一种反复无常的小人,毫不讲义气的小人。张飞怎么能容得下这种小人呢?
所以当刘备在徐州接纳吕布,吕布回请刘备时,称刘备为“贤弟”,张飞拔剑大叱道:“我哥哥是金枝玉叶,你是人家奴婢,怎敢叫我哥哥做贤弟!你来,我和你斗三百合!”吕布送刘备出门,张飞又跃马横刀而来,叫:“吕布,我和你拼三百合!”后来连见都不见吕布(卷三《李傕郭汜乱长安》)。
张飞一再对刘备说:“吕布无恩之人,杀之何碍!”并说:“好人难做。”一见到吕布就要杀他,并坦率地说:“曹操道尔是无义之人,教我哥哥杀尔!”(卷三《吕布夜月夺徐州》)张飞就是这样,嫉恶如仇,一点也不加以掩饰。
又如一开始对诸葛亮,张飞心里很不喜欢,在言行上表现得非常坦率。
刘备“一顾茅庐”,他本来就不以为然,既然见不到诸葛亮,他就直率地说:“既不见,自归去便了。”
第二次,在出发前打听到诸葛亮已回庄上,刘备要备马前往访问,张飞很不耐烦地说道:“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使人唤来便了!”诸葛亮不就是一介村夫,还要拿什么架子?干吗要亲自去请他?当时正是寒冬腊月,雪花纷飞,天寒地冻,张飞觉得根本不值得“远见无益之人”。
到了“三顾茅庐”时,张飞更是急得无法忍受,对刘备道:“今番不须哥哥去罢,他如不来,我只用一条麻绳就缚将来!”等到了草堂,见诸葛亮高卧不起,张飞忍不住怒气冲天,嚷嚷着要到屋后放火,“看他起也不起”。
在张飞这种真诚坦率的人看来,像诸葛亮这样装模作样,肯定没有什么真本事,要有真本事,他干吗不直接就出来干一番事业,而躲在山里,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见人呢?他根本无法理解诸葛亮这种“择主而事”的做法。
在诸葛亮出山之初,张飞对他还是一直很不服气。他对刘备说:“孔明年幼,有甚才学?兄长敬之太过。又未见他其实效验。”张飞看重的是能做成事情的真才实学,而不是名声在外的广告宣传。
因为刘备曾经说过:“吾得孔明,犹鱼得水也。”所以当曹操大兵杀奔新野来的时候,刘备权力下放,让诸葛亮调兵遣将,最不服他的就是关羽和张飞。关羽心里不服,嘴上不说什么,张飞却直率地说风凉话:派我们去打仗干什么?你不是“犹鱼得水”了吗?“哥哥使‘水’去便了”。
但是“火烧博望”,一战成功,这是“实效验”了,所以张飞马上就与关羽交口赞扬:“孔明真英杰也!”(卷八《诸葛亮火烧博望》)
而且从此以后,张飞对诸葛亮一直心悦诚服,恭听指挥。我们还能不时地看到关羽跟诸葛亮较真儿,不敬重诸葛亮,甚至表面上答应诸葛亮的事,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诸葛亮说的做,因为他性格太高傲了,不把诸葛亮放在眼里。可是张飞一旦看到诸葛亮真正显示出他的才能以后,就再也不跟诸葛亮扯皮了。
所以诸葛亮对关羽实在是不太放心的,虽然知道他有勇有谋,却不放心;对张飞他是放心的,但是可惜张飞谋略有限,不能够独当一面。
还有一个例子,是对待庞统。庞统最大的缺陷是其貌不扬,长得太寒碜了。他一开始投奔刘备,刘备以貌取人,只让他到耒阳县当县令,大材小用。当然也因为这时刘备有了诸葛亮,他已经心满意足了,觉得不再需要什么军师之类的人才了。
庞统到了耒阳,怀才不遇,天天饮酒为乐,不理政事。刘备听说以后,非常生气,派张飞前去巡视,“如有不公不法者,就便究问”。
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以为刘备派错了人,张飞太鲁莽了,他怎么能考察别人呢?
没想到张飞却是个明白人。他到耒阳,本来是想抓庞统问罪的,但是他亲眼看到庞统一会儿工夫,也就是两三个小时,就将一百多天公务处理得清清楚楚,“曲直分明,并无分毫差错”。从这样的描写可以想见,古代的确是政务简要,要是现在一个县,得有多少官,多少吏,成百上千号人,还忙得不亦乐乎呢。这时张飞立刻服了庞统,对他赔礼道歉,说:“先生大才,小子安知?”于是回去向刘备极力举荐庞统(卷十二《耒阳张飞荐凤雏》)。
以上这些情趣盎然的故事,表现了张飞坦坦荡荡的胸襟和心无城府的个性,为小说中的“莽张飞”增添了许多可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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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急与嗜酒:任侠使气
张飞的鲁莽直率,除了跟他的性格修养有关以外,也跟他读书太少、谋略不足、胸无全局有关,刘备就常说他“不读书”。这一点小说中的描写和正史上的记载不一样。正史上写张飞,至少还是初识文墨的。在历史上,张飞是个很著名的书法家,现在留下来的张飞的一些书法,虎虎有生气,写得很漂亮。
但是小说里的张飞不仅鲁莽,是个“莽张飞”,还性急毛躁,是个“毛张飞”。张飞的性子非常急,一有事情就非办不可,而且要办好。
有人说:“性急不曾误事,性慢误事不小。”其实,性急好像不会误事,却容易坏事,造成新的麻烦,正所谓“过犹不及”。比如“古城会”时关羽和张飞之间的矛盾,从性格来看,也在于张飞过于性急,固执己见,不愿听关羽的解释,在事情没弄清之前便举矛相向,差点就伤害了自家兄弟。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张飞一生是一直泡在酒坛子里的。大概武将没有一个不爱喝酒,没有一个不能喝酒的。但是张飞的特点是太爱喝酒,甚至到了嗜酒如命的地步,不喝不行。他高兴时喝酒,生气时也喝酒。张飞多次因酒误事,名声远扬,几乎无人不知。
比如刘备在徐州时,曹操假借皇帝的诏令,派他攻打袁术。张飞愿独自留守徐州,刘备说:“你守不的此城。你一者酒后刚强,鞭挞士卒;二者作事轻易,不从人谏。吾故不放心也。”张飞回答说:“小弟自今已后不饮酒了,军士不打,诸般听人谏劝。”(卷三《吕布夜月夺徐州》)
张飞保证要改过自新,可是这话谁能相信呢?而刘备居然就相信了,这也是因为他手下实在缺兵少将,捉襟见肘,不得已只好用张飞留守徐州。
刘备走了以后,张飞设宴请诸官赴席。既然要戒酒,就开一个戒酒宴。西晋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说的是刘伶天天喝酒,喝得醉醺醺的,他夫人说:“你这酒得戒了。”他说:“行啊,戒酒吧。”于是写了一篇《酒德颂》,煞有介事地要戒酒,跟他夫人申请:“你让我最后一次跟酒告别,喝醉了,我就戒了。”最后他喝醉了却没有戒酒。
张飞也是这个意思。他开诚布公地对众将官说:“我哥哥临去时,分付我少饮酒,恐失大事。”这是最后一次喝酒,每个人“都要满饮”,一醉方休,但是从明天开始,咱们就都禁酒了。
张飞想啥说啥,倒是挺直率的。可是没想到吕布的老丈人曹豹从来不饮酒,但是张飞容不得不能喝酒的人,他不依不饶地说:“厮杀汉如何不饮酒?我要你吃一盏。”曹豹只好被迫饮一杯。
后来张飞畅饮大醉,又逼曹豹饮酒,曹豹再三不饮,张飞下令说:“你违将令,该打一百背花。”喝军捉下,并且说:“我本不打你,你故说吕布唬我,我打你,借你打吕布。”结果打了五十下。
曹豹一怒之下,就献了城。吕布攻进徐州,刘备的妻子都被俘虏了。
张飞守徐州,开宴席,本来为的是戒酒,但一喝就不可收拾了。
在痛失关羽之后,张飞“旦夕号泣,血湿衣襟”,哭得泪尽而见之以血,实在太悲痛了。将领们没有任何办法劝他,只有“以酒解之”,劝他多喝酒,借酒浇愁。
但是他越喝越生气,越喝越发怒,越喝越失去理智,醉的时候就怒气冲天,醒来又“放声痛哭,悲伤不已”。没事时就鞭打士卒,发泄怒气,打死了好些士卒。
张飞向刘备请战,临行,刘备劝他:“朕素知卿酒后恃勇,鞭挞士卒,此为祸之道也。今后务宜宽容,不可如前。”
没想到张飞回到阆中,照样鞭打士卒,最后打出毛病来了。
张飞下命令,让范强和张达两个末将,在三天之内必须限办白旗白袍,因为是哀军,要去征伐东吴,所有人都得换上白色的衣服,所有旗子都得换成白色,如果置办不了,那就“军法试问”。
这事本来就做不来,所以范强、张达顶撞了张飞,他就“各鞭背四十”,把他们两人痛打一顿。范强和张达一气之下,两人设计,当天晚上,趁张飞酒醉,把他的头给砍了(卷十七《范强张达刺张飞》)。
这酒可真是误事害命之酒。张飞因为喝酒,取得过胜利,但是最后也是因为喝酒,送了他自己的性命。
所以酒能成事,也能误事。关键是人怎么把握,把握一个“度”,该喝多少不该喝多少,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不喝,什么时候多喝什么时候少喝。但是别人可以把握这个度,张飞不行,因为他是鲁莽的,因为他是直率的,他要喝就喝,喝就喝醉,有点醉还不行,要大醉,甚至大醉不醒。这就是张飞。
《三国志演义》小说着力表现了张飞身上真善美的一面,比如他的威猛正直,他的震慑邪恶,他的伸张正义,他的扶助仁德,他的真诚坦率,还有他的讲义气、重情义、知过能改等等。但是另外一方面,《三国志演义》小说从不讳言张飞形象的弱点,甚至是一些致命的弱点,比如他的粗鲁,他的鲁莽,他的草率,他的性急,他的冒失,他的暴虐,他的毒打军士,不体恤下人,他的嗜酒误事等等。这样就成功地塑造出一个正直真诚的猛将加莽汉的喜剧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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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双面周瑜
阅读周瑜,首先要做一个区分,就是历史上的周瑜和《三国志演义》小说中的周瑜相比较,即使不说完全不一样,至少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据《三国志》记载,历史上的周瑜是一位相貌英俊、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军事统帅,有“王佐之资”。更重要的是,他性格上不仅“胆略兼人”,而且宽宏大度,“性度恢廓”,“雅量高致”,“折节容下”,“谦让服人”。
东吴老将程普对周瑜有一段评价,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意思是,人们和周瑜交往,就像喝了很醇厚的老酒一样,不知不觉地就醉了。老酒是大米酿的,喝起来很顺口,很舒服,喝醉了也没感觉,不像烈酒那么冲。人们和周瑜交往,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所陶醉。
正因为如此,唐宋时期,周瑜成为许多文人士子追求和歌颂的明星偶像,他们甚至把周瑜引为自己的榜样。比如李白《赤壁歌送别》写道:“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胡曾《赤壁》诗写道:“周郎开国虎争时”,“已挫英雄百万师”。戴复古《赤壁》诗也写道:“千载周公瑾,如其在目前,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尤其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是千古传诵:“遥想公瑾当年,小桥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但是,阅读《三国志演义》小说,其中的周瑜形象给人截然不同的印象。在小说中,周瑜既有雄心大志、雄才大略的英雄品格,又有心胸狭窄、冲动急躁的个性特征。这两种似乎不相协调的特点,在小说中竟然统一在周瑜身上,使周瑜形象成为一个“双面人”。
那么,一个人物形象有没有可能同时具有这样两不协调的性格因素?如果有,它们是如何协调起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性格不相协调的人物形象?这种人物形象又能给我们什么样的人生启示?带着这样的问题,去阅读和理解《三国志演义》小说中的周瑜形象,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体会。
当然,前提是一定要把历史上的周瑜和小说中的周瑜区分开来,要不然阅读时会一直受到一个思维定势局限:历史上的周瑜是那么记载的,小说怎么能这么描写呢?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我们应该这么提问:《三国志演义》小说已经塑造了这么一个周瑜形象,他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而不是历史上那个周瑜了,那么应该怎么看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有些读者在阅读小说中的周瑜形象时,会不自觉地把历史上的周瑜和小说中的周瑜搅和在一起,总觉得小说要么抬高了周瑜,要么贬低了周瑜。实际上,小说文本流传到现在,至少已经六百多年了,现在阅读的周瑜,已经不是历史上的周瑜,而是《三国志演义》小说为读者提供的周瑜,我们应该以小说文本为依据去审视这个独具风神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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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雄心大志的辅臣:"腹隐安邦定国之谋"
(一)得人者昌
与历史人物周瑜比较吻合的是,《三国志演义》小说中的周瑜形象有两个基本的英雄品格:他既是一位具有雄心大志的辅臣,也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统帅。正如小说叙事者所称道的:“胸藏纬地经天之术,腹隐安邦定国之谋。”(卷三《孙策大战太史慈》)
作为一位年轻的政治家,周瑜高瞻远瞩,雄心大志,始终把辅助孙策、孙权建立帝业作为自己明确的政治目标。
在这一点上,周瑜是可以和诸葛亮相媲美的,他们都有雄心大志,都想要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都是一种辅臣似的英雄,军师似的英雄。他们不想当帝王,不像曹操、刘备那样怀有帝王之才、帝王之志,而是辅臣之才、宰相之才,有辅佐帝王成就大业的远大志向。
周瑜和孙策从小就是很要好的朋友。孙策丧父后,暂时依附袁术,但心中对袁术不满,于是用朱治之策,借兵往江南自立。走到历阳这个地方,恰好遇上周瑜,周瑜当即向孙策表态:“某愿施犬马之劳,共图大业。”(卷三《孙策大战太史慈》)
他们“共图”的是什么“大业”呢?就是在汉代末年诸侯争霸、群雄争鹿的情况下,不仅仅分一杯羹,发展自身的势力,而且要成为一方诸侯,乃至实现统一天下的志向。
这一年孙策21岁,周瑜与孙策同年,也是21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周瑜初露政治抱负,就择定了自己一生的政治道路,这就是辅佐孙氏建立“帝基”,开创帝业。
而要建立“帝基”、开创帝业,首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周瑜非常明白,最重要的是人才,他说:“方今英雄并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卷六《孙权领众据江东》)
群雄之争,首先是人才之争,这是周瑜非常明确的认识。所以他第一次见到孙策,取得孙策的信任以后,就向孙策推荐了江南名士张昭和张纮。
尤其是张昭,后来成为东吴的文臣之首,东吴朝廷的武将之首或者说文臣武将之首,则是周瑜。建安五年,孙策临终时对母亲和弟弟孙权说:“但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郎。”“内事不决”,就是治理朝廷内部的人际关系、内在事务,张昭是最好的人才,而张昭正是周瑜推荐的。
当孙策去世时,周瑜26岁,孙权问他治国方略,他明确表示:“须得高明远见之士,以佐将军,江东自定也。”所以他又向孙权推荐了一位重要的人才,就是鲁肃,说:“此人胸怀韬略,腹隐机谋。”
鲁肃这个人物在《三国志演义》小说里被写得好像有点平庸,有点老实,有点厚道,有点不起眼,甚至有点傻气。他主要像外交官一样在刘备一方和孙吴一方之间穿梭来往,两边讲和,像是一个大使级的人物。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无论是从历史上来看,还是从小说中的具体表现来看,鲁肃都是继周瑜去世以后东吴的首要人物,宰相级的人物。
而且,在所有东吴文臣武将之中,鲁肃和周瑜最同心同德,具有共同的建立“帝基”的志向,也最能够懂得和体谅孙权的志向和野心。在东吴诸臣中,从整体的战略上、在全局上能够把握东吴的政治方向、政治目标的,是周瑜和鲁肃。尤其是鲁肃,把舵把得更稳健,更坚决。
周瑜亲自去请鲁肃时,力劝他不要听刘子扬之言投郑宝,而应该出仕孙权。他说:“承天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成帝基,以协天时,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驽(骛)之秋。”(此语又见《三国志·鲁肃传》)周瑜早就认定,跟着孙氏兄弟必能成就一番开天辟地、建立帝基的大事业。
而鲁肃一出山,就向孙权提出这样的政治大略:“汉室不可复业,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竟长江所极,据而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卷六《孙权领众据江东》)凭借长江,划江而守,然后伺机北伐,取得天下,这真是一番绝好的议论,可与诸葛亮“隆中对策”相媲美。
鲁肃提出的这个政治目标,实际上也是周瑜的目标。鲁肃之所以受到周瑜的器重,周瑜临死时推举他接替自己担任大都督,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政治志向和政治目标。实际上,正是周瑜和鲁肃,在汉末大动乱时代为整个孙氏政权提出了明智的政治抉择。
周瑜分别向孙策、孙权两次推荐重要的人才,这体现出周瑜以人为本、以人才争天下的政治谋略。
纵观汉末诸侯之争,其实就是人才之争,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袁绍、袁术、刘表、刘璋等一批曾掌握实权、独霸一方的诸侯,都因为不会用人,终归失败,而曹操、刘备、孙权都因为手下各有一批能人贤才相辅佐,才得以脱颖而出,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所以周瑜为孙氏政权做的最好的工作,就是得人才这个工作。正是因为周瑜从根本上指出人才为立国之大政,孙权一旦成为一方之霸以后,首先做的就是招揽人才,“连年以来,你我相荐,遂得数十人”,“共相辅佐,由此江东人物,天下称之”(卷八《孙权跨江破黄祖》),这就为日后三分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应该归功于周瑜最早定下的这个政治谋略,而且自己率先做出推荐人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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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帝基
周瑜一生始终坚持辅佐孙氏建立帝基、开创帝业的政治目标,所以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以这个政治目标作为出发点的。
建安七年,曹操命孙权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廷做官,实际上是作为人质借以要挟孙权。张昭等人觉得曹操势力太大,应该照他说的这么做。
但是周瑜坚决不同意,他对孙权说,如果应从了,“便见制于人”,顶多您只能封侯,“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这怎么跟“南面称孤道寡”同日而语呢?你本来和曹操是平起平坐的一方诸侯,一旦称臣于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卷八《孙权跨江破黄祖》,《三国志·周瑜传》引《江表传》略同)。
这件事显示出周瑜之所以在“外事”上比张昭更有远见卓识,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他始终保持辅佐孙权称霸天下的雄心大志。
建安十三年,曹操袭取襄阳、江陵之后,率83万大军,号称百万,水陆并进,约孙权“会猎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汉土,永结盟好”。这时江东大臣如张昭等纷纷提出投降的建议,“以为万安之策”,好歹不失我江东之地。只有鲁肃独持异议,并请诸葛亮前来下说词。但是孙权仍然犹豫不决,他既不愿放弃南面为王的地位,又对曹操大军心有恐惧。
这时周瑜任大都督,镇江东水陆军马,正在鄱阳湖训练水军。他立刻赶到柴桑郡,旗帜鲜明地反驳各位文臣的见解,说:“此迂儒之见也!且江东自破虏将军开国以来,今历三世,安可一旦而废之?”
周瑜认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臣服于曹操的问题,而是丧失自己的政治地位、放弃自己的政治目标的大问题。周瑜更看重的是建立“帝基”的政治目标,他认为,只要你能坚持这种政治目标,你就有自己的地位;你失去这种政治目标,就没有自己的地位。这是东吴的根本利益。
接着周瑜力劝孙权抗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余业,据江东之地,方数千里,兵精粮足,英雄云集,当横行天下,为国家除残去秽。况曹操自送死耳,岂可降耶?”(这段话又见于《三国志》)
周瑜还决绝地表示:“某与将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孙权也因此尽释所疑,决心抗曹(卷九《周瑜定计破曹操》)。
当东吴处于危难之际,是周瑜坚持了正确的政治立场,为东吴的前途指明了方向,也为东吴君臣抗击曹操大军坚定了信心,激励了士气。
周瑜始终把东吴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为了实现这种政治目标,他处心积虑、呕心沥血,对此,孙权看得很清楚,他曾推心置腹地对周瑜说:“子布(指张昭)无谋,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予所望。独卿及子敬与孤同耳,天以卿二人赞孤也。”(卷九《周瑜定计破曹操》)
(三)知遇之恩
那么,周瑜为什么如此忠心耿耿地辅佐孙氏政权呢?
我觉得,首先是因为乡邦之谊。周瑜的故乡是庐江舒城,也就是现在安徽庐江县一带。他生在江东,长在江东,当然有责任、有义务要辅助东吴政权。
其次,更重要的是对孙策、孙权的“知遇之恩”。在这一点上,他与孙氏政权之间的关系,就像诸葛亮与刘备之间的关系一样,都鲜明地体现出“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
周瑜在群英会上对蒋干说:“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卷九《群英会瑜智蒋干》)这应该是他的真心话。
周瑜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孙策的父亲孙坚讨伐董卓时,移家到周瑜的故乡舒城,周瑜和孙策两人同一年出生,从小交情密切,结为兄弟。周瑜比孙策小两个月,所以“以兄事之”。后来他们又分别娶桥国老的两位女儿大桥和小桥为妻,这就是周瑜所说的“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
因此,孙策死后,吴夫人嘱托周瑜:“江东之事,全仗公瑾。愿无忘伯符之言,则孙氏举族荷戴矣!”周瑜拜伏于地:“敢不效犬马之力,继之以死乎!”
孙权也对周瑜说:“权愿公无忘先兄之言,明公训诲。”周瑜再次顿首:“某以肝脑涂地,以报相知之恩。”(卷六《孙权领众据江东》)
在中国古代,“知遇之恩”之所以对士人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它为士人的自我实现创造了最佳选择。对中国古代的士人来说,“知遇之恩”促成了情志与才智的互动,自我才智的发挥产生了巨大的人生幸福感和成就感,它成为人生追求的一个高层次的目标。
三分天下,群雄争鹿,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每个人都面临着多种选择。各种选择都有成功的可能性,也都有失败的可能性。在这个时候,重要的问题不是能不能选择成功,而是能不能选择一个很好的君主,能够充分地信赖你的君主,以便“言必行,计必从”,充分地施展你个人的才华,实现你个人的价值。作为一个士人,他本身不是要夺得天下的,而是要在这种夺取天下的过程当中展现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对周瑜来说,东吴孙氏政权的确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提供了一种充分施展才华的极大的可能性。周瑜远大的政治目标,始终不是盯在东吴一地,他始终把东吴看成一个国家,一个朝廷,他觉得以东吴的势力一统天下是有着充分的可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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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支持说岳,携手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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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汉朝还是一个完整的王朝,曹操的办法是打着汉朝的旗号来推行他一系列的政治措施、军事措施,这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作为东吴一方,虽然势力相对其他的几路诸侯要强大,但已不可能再“挟天子以令诸侯”了。以曹操的势力,东吴孙氏政权也不可能直接跟他抗衡。东吴政权能够做到的,就是第一步坚守东吴一地,建立独立的、稳固的根本之地,所谓“帝基”;然后再进一步,才是进取中原,取得天下,建立帝业。
对周瑜来说,这是很好的施展才华的一种前景,更不用说孙策、孙权先后都把周瑜看作心腹之人,非常重用他、信赖他,他的政治舞台非常宽阔。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瑜进攻南郡时,受了箭伤,疼痛异常,饮食俱废,众将都不愿出战,想要退兵回江东。这时周瑜说:“大丈夫既食君禄,当死于战场,以马革裹尸还,幸也!岂可为吾一人,而废国家大事乎?”于是坚持披甲上马,与曹军对阵(卷十一《诸葛亮一气周瑜》)。东吴此时并非“国家”,而周瑜却把它看成是一个国家,愿意为之“死于战场”,这是他一贯的想法,也是他一贯的信念。
在赤壁大战中,周瑜的政治理想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而周瑜在东吴的“辅臣”地位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巩固。
赤壁大战之后,为了吴国的根本利益,周瑜协助孙权进一步明确和制定了建国方略:一是北拒曹操,始终把曹操定为主要的抗击对象;二是既联合刘备集团,又设法限制刘备集团力量的发展壮大。
这一方略,在很长的时期里决定着东吴的根本大政和发展方向。周瑜本人也正是在辅助孙权制定和实践这一方略的过程中,展示自己的雄心大志,发挥卓越的辅臣作用。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为了共创帝国大业,周瑜最后劳累过度,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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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雄才大略的统帅:"胸藏纬地经天之术"
(一)赤壁大战第一主角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周瑜不仅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辅臣,还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统帅。这种雄才大略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赤壁之战的前前后后,充分展现了周瑜过人的才华。可以说,赤壁之战的第一主角,当之无愧的是周瑜。
从正面看,大家知道,赤壁之战是孙、刘联军抗击曹操,最终三分天下的关键战役。其实,虽然说是“孙、刘联军”,这时刘备早已被曹操打得仓皇逃窜,把残兵败将都搜罗到一起,顶多不过一两万人,没有多少实力可以抗击曹操了。所以从根本上说,是东吴的将士们在周瑜的运筹帷幄下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从整体的战略决策,整体的战役部署,到整个战争的进展过程,都是周瑜一手操纵的。
虽然小说为了“拥刘”的需要,把诸葛亮写得似乎无所不知,但他只是“知”而已,他没有“行”,即他没去实际地做什么。他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草船借箭”,二是“借东风”。而整个战役的整体部署和出谋划策,都离不开周瑜。周瑜堪称孙、刘联军的名副其实的统帅。
从反面看,在赤壁之战以前,曹操的几次大战役,包括困陶谦、击张绣、战袁术、斩吕布、破袁绍、降刘琮等等,他都是主角,几乎战无不胜,所向无敌,一直占上风。但在赤壁之战中,一直打胜仗的曹操碰到了周瑜,就处处受制,处处被动,难以应付,最后大败亏输。
所以,真正在幕前操纵着赤壁之战的主角,非周瑜莫属。周瑜对赤壁之战敌我双方的整体形势的把握,甚至比诸葛亮还看得透彻。
诸葛亮看透的是,如果不联合孙吴这一方,单单靠刘备,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所以孙、刘联军是最重要的一个组合方式,是能够抗衡曹操的最重要的战略方针。诸葛亮看透的仅仅是这一点。他始终没有想清楚,究竟怎么打曹操才能有必胜的把握。他仅仅在兵力强弱上做文章,说曹操的军队“远来疲惫”,不习水战,新招降的荆州之兵也三心二意,所以虽然号称百万,实际上如“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没有多少战斗力(卷九《诸葛亮智激孙权》)。
周瑜却不一样,他侃侃而谈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精辟地指出曹操用兵犯了“四大忌”,即四个很大的忌讳。
第一个大忌就是腹背受敌。因为北方还没有完全平定,还有马超、韩遂等威胁着曹操的政权。咱们知道,后来徐庶就是以这点为借口,申请到西北去镇守的。曹操害怕大军南下以后,许昌空虚,西北的马超、韩遂等乘机东进,这样会导致腹背受敌。所以曹操不敢尽全力进攻江南。
第二点,周瑜跟诸葛亮一样,提出了曹军的强项是陆战,可以依靠骑兵,有很强的战斗力,但是到江南来,要靠舟船打水战,这是曹军的短项。所以,弃长用短,这是曹操用兵的第二大忌。
第三个大忌,曹操的大军南下,战线拉得很长,又是冬天,不能就地取粮,必须靠长途的运粮,所以苦于粮草不足,无法与东吴长期抗衡。
第四个大忌是水土不服,北方人到南方来,“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卷九《周瑜定计破曹操》,《三国志·周瑜传》的记载文字大略相同)。
这“四大忌”中最核心的一点,最要害的一点,就是“不习水战”。最后赤壁大战,孙、刘联军之所以获胜,也是因为水战,要是陆战,胜算不大。长江上一把大火,使曹操损失惨重,孙、刘联军才能打胜这场战争。而周瑜后来设下一连串的计谋,也都是围绕着水战来设计的,这正是针对曹军“不习水战”这一弱项。
当然,不习水战也是可以训练的。曹操靠在江南收降的蔡瑁、张允这些人帮他训练水军。只要有充裕的时间,有那么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他也许能训练出一批水军来。但是没有这个时间,因为曹操还有腹背受敌、粮草不足、水土不服这些“大忌”,所以不能持久作战,只能速战速决。既要速战,又不适宜水战,曹操不能不处在两难的境地之中。
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曹操一得到庞统献的“连环计”,就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把船系连在一起,像个大平台一样,他的兵马驰骋江上,就可以“如履平地”了。可见他用的还是陆战的思维方式,这怎能不导致最终的失败呢?
周瑜所说的这“四大忌”,比诸葛亮理得清,看得明,后来战事的发展恰恰证明了周瑜的远见卓识。周瑜对敌方的劣势分析得这么透彻,这么清晰,所以他胸有成竹,知道怎么充分发挥我方的长处致敌方于死地。因此,赤壁大战的第一主角无疑是周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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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刀杀人
当然,弱小的东吴军队要抗拒强大的曹操大军,这毕竟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抗,因此不得不更多地以智取胜。战争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不一定是军事势力,很可能是智谋。
小说详细地描写了战前周瑜一系列的精心策划,周密安排。尤其是“蒋干盗书”、“周瑜打黄盖”,更是周瑜自导自演的精彩戏剧,充分展现了周瑜的雄才大略。
“蒋干盗书”(卷九《周瑜三江战曹操》《群英会瑜智蒋干》)中周瑜成功地运用了“反间计”和“借刀杀人计”。
建安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曹操派使者前往东吴说降,周瑜怒杀使者。曹操恼怒之下,尽起水路大军进逼东吴,在三江口,被东吴水军杀得大败,曹军“中箭着炮者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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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曹操责难水军头领蔡瑁、张允说:“东吴兵少,你如何反败?是汝等不用心耳!”蔡瑁解释说,这是因为北军不习水战,必须每天加强训练。
周瑜虽然胜了一仗,但他还是十分审慎。他当晚“登高观望”曹军,第二天又亲率楼船,暗窥曹营水寨。看了以后,周瑜对曹军“深得水军之妙”十分惊惧,由此激起他要除掉曹操水军头领蔡瑁、张允的想法。
蔡瑁、张允长期在荆州一带训练水军,有着很丰富的经验。曹操不习水战,这是他的要害,是他的“软肋”。现在有这么好的两个水军都督帮他训练,也许很短的时间真能训练出名堂来。所以要打赢这场战争,必须先除掉蔡瑁和张允。
这时曹操也正为战败而忧虑,并向部下寻问破敌之计。正好曹操帐下的幕宾蒋干主动请缨,说自己和周瑜是老同学,愿意前去说降周瑜。于是曹操就派蒋干过江做说客。
周瑜听说蒋干造访,自然明白他的来意,于是将计就计,设“群英会”。他大张筵席,让“文官武将,各穿锦绣之衣;帐下小将,尽披银铠,分两行而入”,奏军中得胜之乐,迎接蒋干。
酒喝到半醉时,周瑜携着蒋干,一起步出帐外,想先震慑震慑他。他问蒋干他的士兵怎么样?蒋干说:“虎狼之兵也。”周瑜又带蒋干看他堆积如山的粮草和各种各样的军器鞍马,得意地大笑说:“想周瑜与子翼同学业时,不曾望有今日矣!”
周瑜神气得不得了,“自起舞剑作歌”,唱道:“大丈夫处世兮立功名,功名既立兮王业成。王业成兮四海清,四海清兮天下太平。天下太平兮吾将醉,吾将醉兮舞霜锋。”
这首歌唱得蒋干极其恐慌,几乎“寸心欲碎”。当天晚上,他俩同榻而卧,周瑜故意几次假做梦,吓唬蒋干,搞得他一晚上慌慌张张,难以入睡。
蒋干匆忙盗走了周瑜桌上一封“张允、蔡瑁谨封”的书信,熬到五更天,悄悄地潜回江北,将书信交给曹操。
曹操盛怒之下,不辨真假地处死了蔡瑁与张允。刚一杀,他就后悔不迭,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这也看出曹操的性格,做事非常果断。曹操一生多疑,但是有的时候做事却非常果断,这是不是有矛盾呢?其实,正是他对蔡瑁和张允的怀疑,决定了他的果断。曹操在用蔡瑁和张允的时候,他手下的谋臣不放心,认为这两个人不能重用,因为他们既然能背叛刘表、刘琮,怎么能不再次背叛呢?曹操说:“吾岂不知人乎?吾所领北地之众,不习水战,今权用之。成事之后,便当杀戮。”(卷九《刘玄德败走江陵》)
可见曹操对这两个人一直是不放心的,不把他们看成是自己人,所以他做事能这么果断。而周瑜恰恰抓住曹操的这种心理特征,知道曹操对蔡瑁和张允不放心,心存疑虑,于是就利用他的这种心理,恰到好处地“借刀杀人”。
而且这一计策是需要抓住一个准确时机的,必须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让曹操在还没有回过味来的时候就误杀了人。所以周瑜才会一晚上折腾蒋干,让他天刚亮就逃过江去。这时曹操也刚睡醒,迷迷糊糊的,很容易上当。这真是一个难得的时机。
周瑜用“反间计”和“借刀杀人计”,除掉曹操得力的水军头领,这在整个赤壁大战中绝不是等闲之事。蔡瑁、张允不除,“火攻”之计再好,也不能收到败曹之功。周瑜为“火攻”去了后顾之忧。诸葛亮事后也说:“江东无患矣。”又说:“吾闻曹操换了毛玠、于禁,则这两个手内,好歹送了水军性命。”
周瑜的计策从根本上直接削弱了曹操的水军力量。曹操之所以一直迟迟不能下江南,这跟水军力量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任何一个读者看了“蒋干盗书”这段多姿多彩的描写,都会感叹:“此事非周郎莫属!”“群英会”成为后世京剧常演的精彩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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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计就计
赤壁之战中周瑜用智的第二个故事,是“周瑜打黄盖”(卷十《黄盖献计破曹操》《阚泽密献诈降书》)。
诸葛亮用草船借箭之计,让曹操白白地损失了十五六万支箭,曹操心中非常气闷。这时谋士荀攸献“诈降计”,派被杀的蔡瑁的族弟蔡中、蔡和,到江东诈降。
周瑜见蔡中、蔡和“不带家小”,便断定他们是诈降。他正发愁,要用火攻的话,江面宽阔,怎么才能把火送到江对岸去烧曹操的船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计就计,也采用“诈降计”来对付曹操。
这时恰好东吴先锋黄盖毛遂自荐,愿意行“诈降计”、“苦肉计”。于是周瑜发布“三个月破敌”的军令,黄盖当众说要“弃甲倒戈,北面而降”,气得周瑜勃然大怒,下令将他“斩首示众”。大将甘宁为黄盖说情,也被周瑜喝左右将他乱棒打出。在众官苦苦告求之下,周瑜才同意改成行“脊杖”。
这时不能不真打,下狠心打,因为不真打会让人看出假来。结果周瑜下令狠狠地打黄盖一百棍,打到五十棍,黄盖已经“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众官又苦苦求情,周瑜这才作罢。
这天晚上,黄盖托参军阚泽,前往曹营献“诈降书”。曹操心中怀疑,正好蔡中、蔡和来信,通报黄盖受刑的消息,这仍然使曹操将信将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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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泽返回江东,造访甘宁,其间蔡中、蔡和刚好也到,阚泽与甘宁故意露出反意,使蔡氏兄弟相信他们真心向曹。蔡氏兄弟再次密报曹操,这才让曹操信以为真,愿意接纳黄盖前来投降。这样一来,周瑜的“火攻”就有了切实的着落。
与“诈降计”相关的是巧献连环计(卷十《庞统进献连环计》)。
曹操接到蔡中、蔡和的信,说甘宁愿降。但他还是多疑,仍然觉得此事“未可深信”。于是蒋干自告奋勇,愿再一次过江,打探情况。
见了蒋干,周瑜先是责备他盗走书信,后来又原谅了他,但表示不信任他,把他安排在西山庵中歇息。在这荒郊野岭的西山庵,蒋干结识了隐居山岩畔草屋之中的庞统,把他带回江北,引荐给曹操。于是庞统针对曹军“不服水土,多生呕吐之疾,死者无数”的情况,献了“连环计”。
曹操接受了庞统之计,下令军匠打造连环大钉,锁住船只,这才使最后黄盖带船来降时无法防备,被大火烧尽船只,惨败于赤壁。
“连环计”的直接设计者是庞统,但使得这一计策得以真正施行的还是周瑜。“连环计”的成功,使周瑜的“火攻”计策万无一失地落到了实处。
周瑜在曹操使用“诈降计”的时候,敢于针锋相对地也使用“诈降计”,并以“苦肉计”做实了“诈降计”,这一连串将计就计的智谋,表现出他过人的胆略和智慧。对付多疑的曹操,周瑜居然能用一连串的妙计破其疑虑,这靠的岂不是过人的智慧?
我们知道后来决定赤壁之战的关键是“借东风”,东风对东吴的火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据我个人的看法,假设没有东风,还是吹西北风,黄盖投降曹操的船队,上面装满硫磺,见火就爆,本身就有很大的杀伤力了。这一只只装满硫磺的船驶到对岸,冲进曹操的船队中,而这个船队又是用连环大钉锁在一起的,根本逃不掉,即使这时吹的是西北风,风助火势,也能烧毁曹操的船队,给曹操军队造成巨大的损伤。古代的船都是木头船,不像现在的铁甲船、水泥船,这木头船见火就着,至于吹的是东风还是西北风,不过是着火的势头有大有小的区别而已。
所以,即使没有“借东风”,周瑜也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也能给曹操的军队一个巨大的杀伤力。只是不像有了东风,战果可以更辉煌一些,孙、刘联军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这么看来,赤壁之战的胜利主要靠的是什么?不是靠东风,靠天意,而是靠人谋,靠周瑜设计,让黄盖的诈降,把装满硫磺的船送进曹操的军队里去,火烧曹军。周瑜无疑是“火烧赤壁”这场大戏的导演。
曹操是一个非常善疑的人,对付这么一个非常善疑的人,能让他一步一步地相信你,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前面“蒋干盗书”,周瑜利用天刚蒙蒙亮的时机,让曹操仓促之际相信了伪造的那封信,误杀了蔡瑁和张允,这的确有点讨巧。但是,后面“黄盖诈降”的事,就经过很长时间,周瑜一次又一次地使计策,才终于让曹操能够释去内心的疑虑。
曹操觉得大势已定,有这么强大的军队,有着训练良好的水军,又有连环钉成的船队,还有黄盖、阚泽做内应,这江东岂不是唾手可得吗?能让多疑的曹操相信到这个地步,狂妄到这个地步,这就是周瑜的智慧。
整个赤壁大战的发起、准备及其进展,我们看到几乎都是周瑜在一手安排、精心导演。从“蒋干盗书”、“周瑜打黄盖”、“连环计”到“火烧赤壁”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一环紧扣一环,安排得天衣无缝,充分展现出周瑜雄才大略、指挥若定的军事做派。他能够把握全局,驾驭全局,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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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气与急躁:"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明"
(一)不和谐的性格
赤壁之战的时候,周瑜的年龄要比诸葛亮大,诸葛亮27岁,周瑜33岁。后来经过民间的演绎,尤其是在戏场上,周瑜由小生扮演,诸葛亮由老生扮演,好像周瑜比诸葛亮年轻了许多。
这也体现出《三国志演义》小说中周瑜形象的一个特点:他既是一位老谋深算、胸有成竹、怀抱雄才大略的军事统帅,同时又是一位充满年轻人的朝气、锐气甚至狂气的军事统帅。
后一个性格特征,经过民间的进一步演绎,就演变成周瑜的性格弱点,这就是心胸狭窄,冲动急躁,像一个毛头小伙子,三句话就蹦起来。这与历史上的周瑜宽宏大度、“雅量高致”的“大器”风范,简直判若两人。
一开始周瑜并没有把诸葛亮放在眼里,因为刘备不起眼,诸葛亮跟着刘备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周瑜看中的仅仅是诸葛亮的才华,认为诸葛亮这个人可用。所以他先让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前去游说诸葛亮,想方设法要把诸葛亮拉过来,为东吴所用。后来周瑜才渐渐发现诸葛亮是个很危险的、潜在的敌人。
所以在赤壁之战中,周瑜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处境当中,他一方面要对付曹操,这是头等大事,另一方面他又要对付诸葛亮,这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敌人。
在理解周瑜性格的时候,首先要把他放在一个特殊的处境中加以体会。也就是说他对付的是两个敌人:一个是眼前的敌人,就是曹操;一个是日后的敌人,将来的敌人,就是诸葛亮。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在赤壁之战中还是在赤壁之战后,周瑜的军事才能和聪明智慧,用来对付曹操可以说是左右逢源,绰绰有余的,但是用来对付诸葛亮却显得进退维谷,手足失措。在曹操面前周瑜显得极其聪明,智商很高,而在诸葛亮面前就显得很无能,智商很低。曹操就很聪明,周瑜比曹操更聪明,但是诸葛亮又比他聪明,就像螳螂捕蝉一样,越在后头的越厉害。
在赤壁之战的过程中,小说有意地通过鲁肃往来于周瑜与诸葛亮之间,把周瑜的计策写成无一能够蒙过诸葛亮,这就给读者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即诸葛亮远远强于周瑜,甚至如果没有诸葛亮,赤壁之战就难以最终成功。
从历史上看,史书中仅仅记载诸葛亮到孙权一方,协助破曹,却没有记载任何瑜、亮交锋斗智的故事。尤其是最能突出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的智慧才能的“草船借箭”和“借东风”两个情节,前者在历史上是孙权的事(《三国志·吴主传》注引《魏略》),被小说作者有意张冠李戴了;后者更是纯粹出自于作者的艺术虚构。
《三国志演义》小说突出地抬高诸葛亮,贬低周瑜,这显然是作者“拥刘”思想的鲜明体现。在瑜、亮的交锋斗智中,小说表现出周瑜与诸葛亮不同性格的冲突:周瑜气量相当狭窄,情绪容易冲动,性格比较急躁,有时又目光短浅;和他形成鲜明对照的诸葛亮老成稳重,宽宏大量,审时度势,远见卓识,具有大家风度。所以瑜、亮之争,就表现出周瑜的“小气”和诸葛亮的“大气”两种不同性格之间的冲突。
同时,小说还表现出周瑜自身性格的冲突:周瑜在东吴的文臣武将面前,在孙权面前,在曹操军队面前,他都能表现得雍容大度,从容不迫,才气过人,沉着稳健,看问题聪明、透彻,而且他与东吴的文臣武将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也都处理得非常好,是一位人人信赖的最高统帅。这是周瑜一方面的性格特征。但是另外一方面,一旦面对诸葛亮,一旦跟诸葛亮较劲儿的时候,周瑜就显得心胸狭窄,情绪冲动,性格急躁,智商也大大降低。这两者之间构成了一对矛盾。
那么,咱们怎么看待周瑜自身性格的矛盾和冲突呢?尤其是周瑜在跟东吴文臣武将交往时的宽容大量,在跟曹操军队对峙中的沉着稳健,与他在诸葛亮面前的心胸狭窄、冲动急躁,这种性格上的不和谐,应该怎么看呢?
(二)五杀诸葛
在谈到“瑜、亮之争”的时候,有两个问题我们先要辨析清楚。
第一个问题,周瑜是不是的确有那种心胸狭窄、性格急躁的性格特点?应该说,相比较而言,周瑜的度量,周瑜的气度,是不如诸葛亮的,也不如司马懿。而且比起心胸狭窄来,周瑜更致命的弱点,是急躁性格,急于求成,这在小说中有详细的描写。也就是说,心胸比较狭窄,性格比较急躁,这的确是周瑜的性格特点。
第二个要辨析清楚的问题是,“瑜、亮之争”中,周瑜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为了他自己,还是为了东吴的利益?因为有的研究者认为,周瑜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东吴的利益,而仅仅是因为周瑜嫉才,他跟诸葛亮比,总觉得自己不如诸葛亮,所以嫉妒诸葛亮,非杀他不可。那么,周瑜是不是有嫉妒之心?按我个人的理解,周瑜并没有嫉妒之心。因为咱们可以反证,如果诸葛亮为东吴所用,周瑜是不会嫉妒他的。正因为诸葛亮不为东吴所用,所以周瑜才那么忌恨他,非除掉他不可。他忌恨的不是诸葛亮的才,而是诸葛亮的才不为东吴所用。毛宗岗说的有道理:“周瑜非忌孔明也,忌玄德也。孔明为玄德所有则忌之,使孔明而为东吴所有,则不忌也。观其使诸葛瑾招之之意可见也。”(毛本《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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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两个问题辨析清楚以后,我们再来仔细地阅读小说当中周瑜的一系列表现,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看法。
比如说,小说描写了周瑜有五次要杀诸葛亮,简称为“五杀诸葛”,好像周瑜一定要置诸葛亮于死地不可,但实际上反过来想想,诸葛亮难道就不想置周瑜于死地吗?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三气周瑜”,诸葛亮活活地把周瑜给气死了。
也就是说,实际上周瑜想杀诸葛亮而没有杀他。不是说不能杀,他是可以杀诸葛亮的,但是没有杀他。他大权在握,诸葛亮在东吴时,表面上是个“大使”,是个外交使者,实际上相当于一个“高级囚犯”。周瑜随时都可以杀他,并不需要等到诸葛亮在七星台上祭东风那一刻才可以杀他。但是周瑜没有杀他,他是有所顾忌的。但是另一方面,当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时候,他却是毫无顾忌的。所以最后实现目的的是诸葛亮。
明明是诸葛亮最终杀了周瑜,而历代的读者还都说诸葛亮好,说周瑜该被气死。为什么说周瑜该被气死?无非是说周瑜嫉妒诸葛亮,谁不喜欢诸葛亮谁就该死,因为人们的同情心大都放在诸葛亮身上。
周瑜要杀诸葛亮,是因为他看到了,在智慧的比拼上,在才华的比拼上,他的确不如诸葛亮。这一点周瑜是有自知之明的。
“人贵有自知之明”,当看到我不如人的时候,怎么办呢?这里就有个选择的问题。既然我不如人,那么首先是要让这个人为我所用,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是领袖风范的表现。每个人都有不如他人的地方,总有比自己才华更高的人,比自己更聪明的人,这样的人只要能为我所用就行了。那么,当他人不能为我所用的时候怎么办呢?退而求其次,也可以双方相安无事,你为你的主人做事,我为我的主人做事,咱们只要不构成直接的矛盾冲突就行。
但是周瑜过于珍爱东吴了,过于珍爱东吴的利益了,他把诸葛亮将来可能造成的对东吴的威胁时刻放在心上,觉得既然将来可以造成威胁,现在就应该想方设法先除掉他,免得留下后患。
周瑜要杀诸葛亮,既有口头上说一说,光说不做的时候,也有真的采取行动的时候。
“一杀诸葛”,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周瑜从鄱阳湖回柴桑郡,向孙权陈说了一番“战”与“降”的利害关系,认为已经尽释孙权的疑心了。但是,当周瑜向诸葛亮询问“破曹良策”时,诸葛亮却说孙权“尚未心稳”,因为“怯曹兵多,怀寡不敌众之意”。于是周瑜再一次拜见孙权,对双方人数的对比细加分说,终于使孙权最终下了破曹的决心。
这时周瑜想到:“孔明早已料吴侯之心,又高吾一头也,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这件事情周瑜之所以觉得不能容忍,道理很简单,因为他跟孙权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应该他更了解孙权才对,结果反而是诸葛亮更了解孙权,这对东吴来说就是很大的威胁。现在诸葛亮都能把孙权算得这么清楚,了如指掌,那么将来当两军对敌的时候,东吴就更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了,所以非杀不可。(卷九《周瑜定计破曹操》)
幸亏鲁肃及时阻止,此议才算作罢。但周瑜心里仍然恨恨不已:“汝直如此能言快语,吾必杀之!”(卷九《周瑜三江战曹操》)
周瑜想到,既然现在孙、刘联合抗曹,不便于杀诸葛亮,我还可以“借刀杀人”,借曹操之刀来杀诸葛亮,于是就有了“二杀诸葛”。
周瑜派诸葛亮星夜奔往聚铁山劫断曹军粮道,并对鲁肃解释说:“欲杀之,恐惹人笑,故借操之手,先除后患。”
诸葛亮当面向鲁肃揭穿了周瑜的阴谋,并有意激怒周瑜,让鲁肃带话说:“吾水战、步战、马战、车战,各尽其妙,何愁功绩不成?非比江东诸公、周郎,尽一能耳。”于是他打点行装,做出准备劫军粮的样子来。
这下周瑜的性格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他年少气盛,性子急躁,争强好胜,受了诸葛亮的“激将法”,竟然置统帅的地位和责任于不顾,要与诸葛亮一赌输赢,准备亲自引一万马步军,往聚铁山断粮道,好显示自己也是“水战、步战、马战、车战,各尽其妙”。周瑜居然忘了自己的目的原本是想让诸葛亮去送死的,反而中了诸葛亮的计策,让自己去冒险,这实在太不明智了。
劫军粮这件事情本来是不可为的,因为曹操特别熟悉这一招,他打袁绍的时候就曾经乌巢劫粮,所以曹操防备肯定很严密。当鲁肃把诸葛亮的这一分析告诉周瑜的时候,周瑜更是“摇首顿足”,说:“此人见识果胜吾矣。今日不除之,日后吾必被他算矣!”鲁肃再次劝他:“目今大军相拒之时,望以国家为重!”周瑜这才勉强答应(卷九《周瑜三江战曹操》)。
“三杀诸葛”也是周瑜口头上说说而已。周瑜用“借刀杀人计”,除掉蔡瑁、张允以后,估计“诸将不知其计,独有诸葛亮胜如吾见”,于是让鲁肃去探探口风。
果然诸葛亮看透了周瑜的智谋,见面就向鲁肃贺喜。鲁肃回来一说,周瑜大怒道:“若留此人,那里显我!吾决意斩之!”鲁肃又极力劝阻。(卷九《群英会瑜智蒋干》、卷十《诸葛亮计伏周瑜》)
周瑜怒气难消,于是就有了“草船借箭”的“四杀诸葛”。周瑜一面命诸葛亮在10日之内造出10万支箭,一面“吩咐军匠人等,教他诸般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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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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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诸葛亮胸有成竹,立下军令状,只要了3天时间,保证完成任务。他向鲁肃借用20只装满草靶子的小船,第三天利用蒙蒙晨雾,从曹操军中赚得了十数万支箭。
周瑜不得不感叹道:“孔明神机妙算,吾不及也!”并当面“以师礼敬之”,说:“虽古之孙、吴,莫能及也!”可以看出,周瑜对诸葛亮还是相当敬重的。(卷十《诸葛亮计伏周瑜》)
最后一次“五杀诸葛”,是在诸葛亮七星坛祭风之后,周瑜又生杀机:“此人有夺天地造化之功,有鬼神不测之术。若欲留之,乃东吴之祸根,周瑜之大患也。必杀之,免生他日之忧。”
“东吴之祸根”就是“周瑜之大患”,周瑜与东吴原本就是一体的。诸葛亮超过周瑜,就是超过东吴群臣,当然是东吴大敌,不可不除。
于是周瑜派丁奉、徐盛去杀诸葛亮,没想到诸葛亮事先早有准备,调赵子龙前来接他,从容不迫地溜之大吉了。
这事居然让周瑜乱了方寸,想改变既定的战略方针:“为今之计,不若且与曹操连和,先擒刘备、诸葛亮,以绝后患也。”(卷十《七星坛诸葛祭风》)这时又是鲁肃出面制止,建议:“曹破之后,攻刘未迟。”(卷十《周公瑾赤壁鏖兵》)
“五杀诸葛”未遂,诸葛亮的存在成了周瑜的一块严重的心病,他说:“使吾晓夜不安矣!”(卷十《七星坛诸葛祭风》)
周瑜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瑜、亮之争”中他失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失在时机不对,失在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意图。
在生理年龄上,周瑜比诸葛亮年长;但是在心理年龄上,周瑜远远比诸葛亮要年轻得多,稚嫩得多,而诸葛亮则远远比周瑜要老成得多,成熟得多。
一个人的心理年龄和他的生理年龄,有的是一致的,有的是不一致的,有的是不完全一致的。有的人,年轻时候人家就说他是“小老头”,老谋深算,老奸巨滑,从小就善于用心计,像曹操恐怕就是这样的。有的人到老了性格也不成熟,这就是“老顽童”,比如金庸武侠小说里写的老顽童周伯通。
周瑜就是始终没有长大的一种人,他在性格上、心理上始终不成熟。所以他会过早地暴露自己的意图,对对方没有任何戒备之心。
周瑜想做的事情,事实上诸葛亮一直都想做。周瑜急于想除掉诸葛亮,诸葛亮也非常想要除掉周瑜,而且这个目的最后是达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周瑜事实上要比诸葛亮更为直率,更为坦白。他想的事情就把它明白地表现出来,而且让别人都感觉到,鲁肃感觉到了,刘备感觉到了,甚至孙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感觉到了。但是诸葛亮想办到的事情,他可以让人感觉不到,而且在悄无声息之中,他就做成了。
站在周瑜的立场上,诸葛亮真的该杀;站在诸葛亮的立场上,周瑜也该杀。两军对敌,互不相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诸葛亮一直隐藏着自己的目的,对周瑜非常好,肝胆相照,信任有加。他多次向鲁肃表示:咱们现在应该精诚合作,我从来没有杀周瑜之心。
这搞得鲁肃都糊涂了,他想,诸葛亮从来都没有杀周瑜之心,周瑜怎么老想着杀诸葛亮呢?这也搞得很多读者都糊涂了,以为诸葛亮对周瑜这么宽容大量,周瑜一次一次想要杀他,他从来都是委曲求全,忍气吞声的。周瑜要杀诸葛亮,诸葛亮不只保护自己,而且还原谅周瑜,帮助周瑜,最后还“借东风”让周瑜火烧赤壁,这就给读者造成很深的印象,以为诸葛亮并不想杀周瑜,周瑜是自己找死的。可见诸葛亮把自己的意图隐藏得很深很深,谁也看不透。
而周瑜这个毛头小伙子,却一直毫无心机地、坦率地暴露自己的意图。要杀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要掌握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老在那里唠唠叨叨,几次三番地说“我一定要杀他”,“我一定要杀他”,这不是早早地暴露自己的目的,让人家有所防备了吗?这样还怎么杀人呢?何况周瑜要杀的这个人,智谋比他还高,他过早地暴露自己的意图,还怎么能杀诸葛亮呢?对智谋比自己高的人,更得深藏不露,怎么能这样天天在那儿唠唠叨叨地要杀他呢?所以这是周瑜远远不如诸葛亮的地方。
周瑜要杀诸葛亮,这从根本上讲并没有错,只是时机不对,过于性急,缺乏远见,而且过早地暴露自己,这是很不明智的做法,也是很不成熟的表现。
(三)三气周瑜
周瑜容易暴露自己的心思,这跟他性格急躁也有关系。周瑜肝火太盛,素来就有性急的毛病。比如,当他在江边观看东吴兵与曹军大战时,狂风大作,他“猛然想起”冬天只有西北风,而没有东南风,于是“大叫一声,往后便倒,口吐鲜血”(卷十《曹操三江调水军》)。这正是急火攻心所致。
所以就有后来的“三气周瑜”,诸葛亮愣是活活把周瑜给气死了。“三气周瑜”,恰恰就是诸葛亮抓住了周瑜年少气盛、性急毛躁这样一种性格特征,对症下药,置周瑜于死地。
也许诸葛亮的初衷并不是要杀周瑜,他只是要气周瑜。但是咱们知道,在战争中,在两军对敌中,除了武力,除了斗智以外,还有一种“心理战”。至少诸葛亮是把握了周瑜心理年龄、性格年龄过于稚嫩这个特点的。在东吴与周瑜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他对周瑜的性格、心理非常了解,知道周瑜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控制不住自己的性格,而只会动不动发怒,只会在精神上、心理上糟践自己。周瑜就是这么一种人。所以,诸葛亮抓住周瑜的性格弱点,不择手段地去刺激他,在他的伤口上撒盐,最后把周瑜逼到死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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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心胸相对比较狭窄,凡事老是想不开,过于性急,过于毛躁,不明智,不豁达,性格不成熟,这些性格特点就是他致命的弱点。当别人一旦把握住这些性格弱点,就能够置他于死地。这就是诸葛亮“三气周瑜”时采用的“心理战”。说白了,周瑜确实是被诸葛亮气死的。
而且,从“三气周瑜”的故事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周瑜一旦生起气来,失去了理智,他的智商往往会骤然下降。原来绝顶聪明的一个人,一到“王者之怒”的时候,就丧失了理智,表现得很低能。
“一气周瑜”发生在收复南郡、袭取荆州的时候(卷十一《周瑜南郡战曹仁》《诸葛亮一气周瑜》《诸葛亮傍略四郡》)。
赤壁之战后,周瑜与刘备事先约定:“待吾取不得南郡,从公取之。”这里也可以看出周瑜的自信和坦率,他认为攻取南郡易如反掌。
在收复南郡的战斗中,周瑜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中了曹军的一支毒箭,医生再三嘱咐,千万不可动怒,“若怒气冲激,其疮复发”。
按常理说,周瑜应当知道自己作为军事统帅的重要作用,完全应该谨遵医嘱,无论遇到多大的变故,处于再大的逆境之中,都应保持冷静,平心静气地保护好身体,这样才能稳定三军将士的情绪,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但是正当吴军打败曹军,周瑜率部队收复南郡时,却意外地发现南郡被诸葛亮派赵云偷袭所得。接着,探马又陆续报告消息,说荆州、襄阳都被诸葛亮用计占领。这时周瑜怒气填膺,“大叫一声,金疮迸裂”。他大怒说:“若不杀诸葛亮村夫,怎息吾心中怨气!”
虽然说“兵不厌诈”,但一方周瑜“用计决策,损兵马,费钱粮”,竟然一无所得,而另一方诸葛亮则不费吹灰之力,坐收渔翁之利,这怎么能不令周瑜气愤?周瑜恨得咬牙切齿,这也是人之常情。正如毛宗岗所说的:“周瑜力战而任其劳,孔明安坐而享其利。瑜即欲不怒,安得而不怒?吴即欲不报,安得而不报?”(毛本《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评语)
应该说,周瑜的愤怒有着正当理由,如此可气可恨的事,谁碰上了都会愤怒的。但是,作为一个心胸阔大的统帅,作为一个远见卓识的统帅,周瑜还应该“风物长宜放眼量”。在战争中,一城一池的得失,决不能说明整个战争的胜负。荆州、南郡、襄阳三城虽然被刘备占领了,但这丝毫无损于东吴原有的实力。
而且荆州等地虽然被刘备强占,说到底还有一个“借”的名分在那儿。诸葛亮原先曾经许诺,刘表的儿子刘琦活着的时候,我替他把守荆州;刘琦故去了,“须还与东吴”。后来刘琦故去了,刘备又立下借贷文书,向东吴保证,将荆州暂时借作安身之地,等取得西川后原璧奉还。当然这种文书只是权宜之计,不算数的,而且往往欠债的比债主还要横,但是至少有“借”这个名义存在,合理性、正义性还把握在东吴的手上,东吴终究还是可以索回荆州的。更何况为了对付北方强大的敌人曹操,还有必要继续加强孙、刘的联盟。
因此,周瑜大可不必为此事动怒,而应该以更为巧妙的政治手段、外交手段加以解决。但是周瑜由于性格急躁,就是忍耐不住,因为他吃了哑巴亏,怎么也想不开。相比较而言,鲁肃这时反而显得更有远见卓识。
据历史记载,荆州并不是刘备、诸葛亮通过卑劣的手段抢夺而得的,而是孙权为了笼络刘备,共同对抗曹操,主动借给刘备的。曹操听说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当时他正在吃饭,惊吓得筷子都掉到了地上。在“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刘备曾“闻雷失箸”,没想到在历史上曹操也有失箸的时候。因为他知道,刘备是个英雄,有了荆州就如虎添翼;而且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这是很大的一份人情,可见孙、刘联盟是相当牢固的,这对曹操来说是个极大的威胁。
荆州被刘备占据,于是又有了“二气周瑜”的故事(卷十一《周瑜定计取荆州》《刘玄德娶孙夫人》《锦囊计赵云救主》《诸葛亮二气周瑜》)。
与“一气周瑜”时不同,这事纯粹是周瑜自找的。刘备一方并没惹东吴,而是东吴一方主动去惹刘备。
建安十四年冬,刘备的夫人甘氏去世。周瑜为取回荆州,急于求成,设了一个“美人计”,鼓动孙权假称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将刘备赚到东吴南徐,软禁起来,然后逼诸葛亮用荆州来换刘备。
这“美人计”其实是个馊主意,“是以夫人为香饵而下钓也”。堂堂孙氏,好歹也是孙权的妹妹,怎么能随随便便地被用作政治计策的筹码呢?而且周瑜没有想到,婚姻大事是很难作假的,尤其是刘备与孙权之间的婚姻大事,一旦做了广告宣传,散布了孙、刘联姻的消息,天下人都知道孙权的妹妹要嫁给刘备了,这个时候你再反悔,把刘备给软禁起来,这不是失信于天下吗?更何况这么做还会耽误了孙氏的终身。正如吴太夫人所说的:“杀了刘备,便是望门寡,明日再怎的说亲?须误了我女儿一世!”桥国老也说:“若用此计,便得荆州,也被天下人之耻笑!”
当然,这个“美人计”早就被诸葛亮识破了,他便将计就计,到底让刘备与孙夫人成了亲。岁末年终,刘备按照诸葛亮的锦囊妙计,携孙夫人离开东吴,周瑜亲自带兵追赶,却被关羽、黄忠、魏延等将追得无路可走,结果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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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周瑜心想,这事给弄砸了,“有何面目去见吴侯”?于是又“大叫一声,金疮迸裂,倒于船上”,“众将救之,却早不省人事”。
看来“一气周瑜”以后,周瑜的智商的确直线下降。他为了夺取荆州,好胜争强,甚至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了。“三气周瑜”的故事更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特点(卷十二《诸葛亮三气周瑜》《诸葛亮大哭周瑜》)。
其实,单凭孙权一方的势力,是不足以跟曹操抗衡的。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和刘备联合,先巩固江东之地,发展东吴自身的势力,共同对抗曹操,图谋进取中原。这本来就是周瑜提出的战略远见,设下的大政方针,是不能轻易改变的。
但是,周瑜一心想要置诸葛亮于死地,置刘备于死地,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所以周瑜昏了头,没有坚持把曹操作为第一位的敌人,而把刘备这一方势力变成第一位的敌人,觉得乘曹操赤壁大战失败,元气大伤,正好趁机把刘备给吞并了。这应该说是一种缺乏战略远见的做法,也不符合他自己设下的大政方针。
那么,为什么周瑜这时会昏了头呢?这显然跟他的性格有关。他过于固执,认死理,一根筋。他觉得诸葛亮是个眼中钉,容不得,忍不住,恨不得赶快杀了诸葛亮,越早越好,时间拖得越久他心里越不舒服,所以非得尽快杀了诸葛亮不可。
诸葛亮曾经提出过,等刘备取西川后就奉还荆州。但是周瑜等不及,他又设下“假途灭虢”之计,派鲁肃跟诸葛亮提议,由东吴起兵去攻打西川,借道荆州,想要乘刘备出城劳军时一举杀之。
这显然又是个“馊主意”,正如诸葛亮所说的:“这等计策,小儿也瞒不过!”诸葛亮派关羽、张飞、黄忠、魏延等人,在荆州城外将周瑜四面包围,这时周瑜又是“马上大叫一声,箭疮复裂,坠于马下”(卷十二《诸葛亮三气周瑜》)。
这真的是“利令智昏”。周瑜的智商应该是很高的,当他跟曹操对阵的时候,当他清醒的时候,他的确是一个智谋高超的军事统帅。但是一旦他执著于某一点、迷恋于某一点的时候,他就“利令智昏”了。
按历史记载,周瑜曾经定下征西川的战略决策,但不是为刘备征西川,而是为东吴征西川。因为他想到,要真正跟北方的曹操抗衡,东吴必须拥有整个南方的领地,所以西川不得不取。周瑜有过这个战略决策,但因为过早地病故,此事只好作罢。
所以周瑜名为收川、实取荆州的“假途灭虢”之计,纯属小说家的艺术虚构。这种艺术虚构在某种意义上恰恰符合小说一再强调的周瑜的性格特点:心胸狭窄,冲动急躁。
刘备夺走荆州后,三分天下之势已大致形成。三方争雄,只有三种明智的选择——要么孙、刘联合以抗曹,要么孙、曹联合以击刘,要么曹、刘联合以御孙,这都不失为可取的军事策略。周瑜既要抗曹,又要灭刘,两路出击,所以左右掣肘,所以劳瘁心神。
明眼人不难看出,当“三分天下”这种大局已经基本确定的时候,首先要做的不是灭掉哪一方,而是巩固自身的实力,练好内功,使自己强大起来,立于不败之地。这是第一。
第二,即使要找敌人、打对手,也得有正义的理由,这样才能打出鲜明的旗帜来。像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目标是曹操,是汉贼,打出的旗号是要恢复汉朝天下。而这时候你忙着要打刘备,这是毫无正义性可言的。刘备不仅还没有建立一个什么王朝,甚至还算不了一个够格的诸侯,只是跟东吴借荆州聊为存身之地,又是东吴亲口同意的。这个时候东吴要灭刘备,哪有什么正义性可言呢?
(四)既生瑜,何生亮
周瑜临终的时候,“仰天长叹”,连叫数声:“既生瑜,何生亮!”(卷十二《诸葛亮大哭周瑜》)“瑜、亮之争”,不是争在“智”上,而是争在性格上。也就是说,周瑜的悲剧,不是因为他智谋不及诸葛亮,而是他性格不及诸葛亮。气量狭窄的性格成为周瑜的致命伤,在小说中鲁肃就认为:“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卷十二《诸葛亮大哭周瑜》)
“宰相肚里能撑船”,像诸葛亮之肚量、司马懿之气量,这才像个宰相,而周瑜有宰相之才,而无宰相之量,可叹可叹!
当然,气量狭小并不一定就非死不可,说到底,周瑜还是被诸葛亮活活逼死的。诸葛亮利用了周瑜气量狭小的性格弱点,置他于死地。
对诸葛亮来说,周瑜是眼中之钉,周瑜死了,不再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他就可以放手去打西川了。因为鲁肃的性格他是了解的,是个“诚实笃厚人”(卷十一《周瑜定计取荆州》),很讲信用。鲁肃觉得,荆州既然已经答应借给刘备了,就不必着急索取,等刘备取了西川以后再说也不迟。后来刘备取得了西川,鲁肃多次索取荆州,都无功而返。但是他毕竟掌握了“信义”,可以理直气壮谴责刘备,谴责诸葛亮,谴责关羽。最后还是凭借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刘备答应鲁肃,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还给东吴(卷十四《关云长单刀赴会》)。所以诸葛亮也有充分的理由要气死周瑜,两军相争,很难评判谁是谁非。
毛宗岗评论说:“周瑜少年,经怒不起。”实际上,诸葛亮比周瑜还少年,只是因为周瑜的性格、心理过于少年,所以“经怒不起”。那么周瑜为什么会在性格、心理上过于少年呢?毛宗岗又说:“盖其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明耳。”(毛本《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评语)不是说读书读的多少,而是说周瑜读书读得不像诸葛亮那样透,“养气”更不如诸葛亮,凡事不能够想得开一点,放得开一点,所以气度过于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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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强中手。”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总会遇上比自己强的人,不管是自己人还是对手,这时无论如何都应该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在现代社会里,竞争非常激烈,怎么样才能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处身于竞争非常激烈的社会,面对着竞争对手很强的情况下,甚至处在不利的境遇时,一个人只有真正地保持一颗平常心,能看透自己,也看透对方,这样才能很好地确立自己的位置,才能知道什么是自己能够做的,什么是不能够做的,什么是自己能够做好的,什么是做不好的,什么是自己现在能够做的,什么是现在能够做好的,什么是现在可以放一放以后再做的……
一个人既要有强烈的进取心,更要保持一颗平常心,要处理好这两“心”之间的关系,不可一味地只是进取,争强好胜,这样才能够在现代竞争社会里立于不败之地。一个人如果像周瑜这样一股劲儿地争强好胜,赌气使性,那么伤害的不仅是个人的利益与汲汲追求的事业,同时也伤害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不值得的,因为一个人如果这么做,既不能实现自己的事业,也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个人的价值。
唐朝大诗人杜甫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该诗虽是哀痛诸葛亮的,但《三国志演义》小说中周瑜的早逝,却让诸葛亮“泪如泉涌,哀恸不已”(卷十二《诸葛亮大哭周瑜》),后代很多人每读到此,也不免痛洒一掬清泪。人们感慨这位风华正茂的一代英才胸怀大志,雄才大略,却因为心胸狭窄、性格急躁而过早地夭亡,未能很好地实现他所追求的事业。周瑜的悲剧命运应该能给咱们留下深刻的人生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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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我这个人,大概天生属于“儿女情长,英雄气短”那种类型,实在胸无大志,从未萌生过成为英雄的梦想。虽然像几乎所有的男人一样,在青少年时代也曾对英雄产生过“高山仰止”般的崇拜和敬佩,心中却从来没有涌动过试一把英雄豪杰的渴望。
不过,我对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情调却一直欣赏不已。当我读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作人不倚将军势,饮酒岂顾尚书期”(李白《扶风豪士歌》),“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陆游《金错刀行》),“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辛弃疾《贺新郎》),诸如此类的诗词,我常常感到血脉贲张,意气昂扬。这也算是一种潜藏于心中的“英雄情结”吧?
正是带着这种“英雄情结”,我做学生的时候就很喜欢阅读《三国志演义》,当教师以后也很喜欢讲授《三国志演义》。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当不了英雄,但是能够在幻想世界中跟英雄倾心交谈、恳切对话,这不也是人生一大幸事吗?更何况在这样的交谈对话中,英雄可以毫无保留地向你敞开胸襟,你也可以无所顾忌地探视英雄的内心世界,这是多么愉快的事啊!
所以,2004年夏天,现代文学馆的傅光明先生邀我做有关《三国志演义》人物的讲座,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要讲讲曹操。2004年11月28日上午,我在现代文学馆讲了两讲,一讲的主题是“曹操: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一讲的主题是“曹操的王者气质、政治智慧和枭雄性格”。这两讲的内容后来收入傅先生主编的《插图本纵论三国演义》中,2006年1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事有凑巧。就在这本书出版不久的2006年初夏,北京电视台科教节目中心正在组织“名师讲坛”栏目,导演于瀛女士偶然读到《插图本纵论三国演义》一书,居然看中了我的讲稿。于是两通电话之后,于瀛导演偕策划曹培春先生、编导郑元达先生和我一起,围坐在北师大御马墩餐厅的小餐桌旁,侃起说《三国演义》的选题。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只适合在讲台上讲课或讲座,却不适合在电视荧屏上抛头露面。因为一者“面目可憎”,缺乏明星的风度;二者音色欠佳,没有宏亮的嗓门。上电视这“丢人现眼”的事儿,我也曾试过几回,连自己都不太看好,怎么能指望赢得观众的青睐呢?可是于导演偏偏认定她是“慧眼识英雄”,非得让我接这招不可。盛情难却,我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念头,答应先讲两讲曹操。因为毕竟在文学馆讲过一次,对此心里还有些底气。
没料到一发竟不可收拾,曹操讲完了,反响还不错,于是又续讲了刘备、诸葛亮;仍然兴犹未已,司马懿、关羽、张飞、周瑜也接踵而来,竟然凑成一个系列讲座。这些讲座在2006年8月陆续播出后,年底和2007年初又重播一轮,据说观众的反应还不错。
为了讲这几位英雄人物,我没少折磨自己,小说读了一遍又一遍,讲稿改过一稿又一稿,总想着一来要充分尊重小说文本,不可信口开河,二来更要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发掘每一位英雄的行为、性格和心理中蕴含的人格魅力和人性魅力。幸运的是,在录像现场,每一次都有我们北师大文学院古代文学所的研究生前来捧场,和他们精彩的问答,往往能够临场激发我的灵感火花,使我更深入地体察“三国”英雄的灵魂。
今年年初,《三国志演义》系列讲座还在北京台播出,北师大出版社的饶涛先生就跟我联系,说是已同北京电视台接洽过,要出版我的讲稿。能利用纸质文本出版的机会,扩大讲说“三国”英雄的影响,这当然是“何乐而不为”的,所以我就一口答应了。
但是要将“名师讲坛”的录音整理成书稿,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整理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在说—听关系与写—读关系之间,还有着很大的距离。晚清时黄遵宪提倡“我手写我口”,那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其实,“我手”要真的都按“我口”来写,写出来的东西肯定废话连篇,病句百出,磕磕巴巴,不堪卒读,我觉得即使再优秀的侃家也难免此厄。最佳的选择,恐怕是“我手”照着“我读”的路数来写作,删除口头语的繁芜杂乱,体现书面语的精粹整洁。
所以,尽管有原先的文稿和“名师讲坛”的录音作基础,要整理出一部像样的文稿来,其工作量并不亚于重新创作。从2月初开始动笔,整个寒假都没有好好休息,我又在《三国志演义》的汪洋大海中尽情地遨游了一番。伴随着京城震耳欲聋的新年鞭炮声,走进汉末三国遥远的历史语境中,心里感受到别一番滋味。
3月初我到新加坡讲学,住在国敦胡姬酒店。在讲课之余,我仍然全力投注于文稿的改订和修饰。面对酒店窗外热带的明媚阳光和鲜绿雨林,我又一次深深地领略“三国”英雄的人格魅力,也又一次深深地感受“三国”英雄的心灵震撼。
书稿交到出版社后,我又回到了北京。忙碌了好几天,终于能静下心来写“前言”和“后记”。这部书稿中包含着我的许多情感,有钦佩,有敬仰,有愤恨,有感慨,有惋惜,有悲叹,还有一点惆怅和欣慰。这些情感也多多少少地流溢在“前言”、“后记”的字里行间,成为《读三国 说英雄》的一个尾声,招之即来,挥之不去。古人云:“言为心声。”然也!然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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