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亡靈 - 现代文艺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菜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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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0-13 12:56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菜九段撰

流逝了的歲月已在記憶中模糊了輪廓
那紙告喪的電報愈發使人觸目驚心
對自己感覺的懷疑成了生命的一種常態
已無法改變的鐵定了的事實
也無法改變我對你仍舊一往情深的執著

經常性地你在我夢裏介入生活
我用成倍的清醒時光續補著由夢提示的段落
從此生活一步步深入沈重
我也從此意識到真實與虛妄之間其實沒有隔膜

一意孤行我走進夢裏找你
是否因爲太多的過去時光被你帶進虛無縹緲的部落
理智不住地教誨我們惦念過去是一種不健康情緒
畢竟我還沒有足夠的底氣對自己大聲說
你不是在同過去一道正從無法猜測到的方位壓榨生活

由此醒悟自己一直在過一種缺少底氣的生活
再因爲缺少了你那更成爲一種無根據的漂泊
現在看來你當初也決不比我多一分清醒
只不過那時你與我結伴並且引導著我
你的缺席開始讓我的世界扭曲
陣陣滾雷在我耳畔轟響————
被遺棄的恰好是我

真正只有自己才知道被遺棄是恥辱的標記
曾經傲氣過的脊梁也開始向外透出虛弱
我還剩下什麽
或許只有無從遞交的愛意無緣表述的懺悔
以及被它們輪番鞭笞顯得傷痕累累的魂魄

你的缺席也將混沌的世界洞開了一個缺口
或許世界因此不再混沌
或許世界因此更加混沌
就在無從確認無從定位無從把握的狀態中
生活變得茫然存在變得渺小生命成爲一種困惑
人生積攢起的萬種艾怨不時從生命的積澱中提取出來
全部湧向你留下的缺口並在那裏碰撞交錯

從此開始恍然缺憾是一種無法彌補的狀態
即便將所有的依戀所有的失落所有的追悔折疊成小紙船
又怎能奢望它們會自行漂入你的夢河

我已習慣了你站在夢的盡頭看我
透過你影影綽綽我看見無數祖先構成的天幕
一條通向久遠的路漸漸浮出我心海
或許我就快要觸摸到存在中潛伏著的古老脈搏

或許我就是前人向未來放飛的一隻風箏
你則是剛剛斷掉的那個線頭
你正代表著全部前輩在生命的彼岸看我
已經飛得十分疲憊我還將振作精神繼續遠揚
且負著沈重的眷念替代你們去搏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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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史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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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7 21:43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先向九老叔獻花致意~
並蒙九叔賜仁字精述一篇~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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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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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21 15:46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古史杂识之　　试论《触龙说赵太后》的史实之伪

菜九段

《触龙说赵太后》（以下简称《触》文）出自《战国策·赵策四》，乃千古名篇，司马迁将其全文加载《史记》，后世选本如《古文观止》等均予以收入，当今中学语文课本更是作为必读篇目。因此，可以说，《触》文所载情节是广为人知的。触龙进说之经验，堪称谋臣策士的模板，其开说之巧妙，议论之简捷有效，结局之圆满，确实令人叹服。但其历史真实性如何，却很难肯定。《史记》将此文繋于《赵世家》孝成王元年（当周赧王五十年、秦昭王四十二年、燕武成王七年、齐襄王十九年）。后世学者对此定位无异议，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才有可能出现赵太后新用事的情况。对于《触》文，后世也并非没有争议，遗憾的是，其争议的着眼点多半集中在左师官职、太后年龄及身份方面，而对整个事件的发生可能性丝毫没有触及。笔者以为，事件的焦点，如赵送长安君入质于齐、以乞齐援、解秦攻之事，与当时的整个国际背景并不符合。现综合史书上记载的历史年代与国际关系分别以赵秦及齐燕的当时状况来验证一下这段妙文的历史真实性。
一
据《赵世家》载：“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赵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
秦拔赵三城事，《秦本纪》未载；齐援赵事，《田齐世家》未载。秦拔三城于何地，史无交代。赵国的兵员损失也没有提及。赵是否会因为失了三城，便向齐国求援，就很成问题。按钱穆先生的提法，这个阶段正好坐落于秦赵争霸期。[1]作为当时唯一能以一国之力与秦对峙的国家，赵国不应如此不济，仅因三城之失，就慌忙四处乞援。当时秦赵的边界又何在呢。距此年最近的一次赵秦之战，是五年前的赵秦阏与之战，赵将赵奢大破秦军。[2]赵国将材济济，赵奢之外，还有廉颇、蔺相如。根据孝成王二年田单相赵的情况来看，不能排除孝成王元年田单已在赵国的可能性。另外，十四年前燕将乐毅因受燕惠王猜忌，也投奔赵。可以说，秦以外的当时名将全部集中在赵国。赵奢此时是否健在，无法确定，但蔺相如、廉颇肯定可以领兵拒秦。从几年以后赵国能集中四十万大军与秦决战长平分析，此时的赵国兵力没有伤到元气。另外，从此年赵攻燕、攻韩来看，[3]也可得出赵气势正盛的印象。赵秦阏与战后，便没有大规模的冲突。而韩之上党，此时亦未陷落于秦，可以肯定，秦赵的边界远在阏与以西，距国都邯郸很远，三城之失，不足以使赵惊慌失措，对外求援。赵国求援的情况可以参照几年后，赵军主力覆灭于长平，秦军围国都邯郸，赵向魏向楚求救，但都没有这里记载的押人质于齐的模式，也没有向齐求援，大概也能对此时向齐求援作出否定的注脚。
即使赵国要寻求外援，齐国也不是最合适的对象。《触》文对话中提到太后之女为燕后，表明赵与燕有姻亲关系。那么，赵遇秦患而向燕求援应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但《触》文中及相关篇章中丝毫没有透露出向燕求援的意思。赵国第二个可求助的国家当推魏国。赵魏两国的旧怨此时已化解，几年前还有过一次军事合作，也是共同击秦；[4]赵相平原君与魏王室联姻，向魏求援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没有这样做的记载。就算是史料漏载了赵向燕魏两国求援的尝试，赵向齐乞援的步骤也于理不合。赵不仅是五国破齐的主导国，也是从齐国得地最多的国家。即使在齐复国后，赵还主动发动了对齐的侵略战争，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赵国归还了占领的齐国领土。如果赵因秦患向齐求援的话，齐国首先提出的应该是土地问题，而不是人质问题。甚至不待齐国提出这种要求，求援一方应该有这种自觉。这样说并非笔者欲强为古人作主，而是类似情况在赵有成例。赵惠文王十七年，赵攻魏伯阳，惠文王十九年，秦攻赵取二城，赵与魏伯阳。这里还没有涉及求援，此举只能视为缓和与魏的敌对关系，避免两面受敌。也许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魏国见赵国受挫于秦，便强硬索要失地。赵国经不起两面受敌，只有拱手相让。赵孝成王七年，秦围邯郸，赵封春申君以灵丘，以期楚军来援。而这个灵丘，也正是赵在赵惠文王十四年取之于齐的。无论如何，赵与齐也应该算是敌对国家，赵国的灾难正好是齐国的机会，正好可以借机讨还失地。在赵而言，其难免极不情愿：秦所攻占者不过三城，赵侵齐之地又何止三城。这个账赵国当国者能算得清楚，想来赵国君臣不至于去讨这个没趣。
通过以上分析，赵国向外求援，而且选择了齐这一点，怎么也说不通。且不论赵失三城并不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损失，即使到了大局岌岌可危时，赵在求援之外还有一个对策，即向秦割地以求和，而这种做法，正是当时的通行做法。例如在秦昭王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秦攻魏急，魏都通过割地换得暂时的和平。赵也完全可以这样做。而赵这样做还会从齐、燕获取土地作为补偿。赵孝成王元年，赵师攻燕中阳拔之；十九年，秦拔赵三十七城，[5]赵与燕换地，估计是不平等交换。所以，赵实在没有必要向齐求援。
二
赵以外的当事国秦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首先，《秦本纪》就没载此事。但司马迁以为：“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6]如果此事属实，看来秦记确实有司马迁所说的漏载现象。但此事的所谓漏载或漏录，应该考虑另一种可能，即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从秦国当时的政局来看，秦赵此年无战事的可能性更大。在此之前，秦国的当政权要为穰侯魏冉。自秦昭王三十六年，秦王听信了魏人范雎之说项后，便对魏冉有了猜忌排挤之心。只是魏冉的后台是昭王之母宣太后，秦王一时还不便于动魏冉。史载，此年（秦昭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九月，穰侯出之陶”。[7]陶即魏冉之封国。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提出，宣太后薨于十月，当为七月之误。因此，在太后去世前，到魏冉之国这段时间，尽管魏冉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但他的权力应该受到削弱。征之于《范雎蔡泽列传》，秦拜范雎为相之年，正好是秦昭王四十一年。在权力由魏冉转到范雎的时间段里，秦国应该会遇到一定程度的内政危机，而这种情况不利于秦对外用兵，尤其不适合对赵这样的强国用兵。既然是范雎当国，秦的战略实施就必然带有范雎主张的烙印。范雎的主张又是什么呢？回答是，其战略思想是以攻韩为务，即先对弱国实施连续打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这在当时确实是高明的战略。秦昭王后期正是这样做的。史载：秦昭王四十二年，“东伐韩少曲、高平，拔之”，[8]拉开了伐韩的序幕；而此年正是所谓的《触龙说赵太后》之年。紧接着，秦昭王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攻韩南郡，取之。秦昭王四十五年，五大夫贲攻韩，取十城”；[9]秦昭王“四十六年，秦攻韩缑氏、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10]可以说，自范雎为相之后，秦连年攻韩，相当专心致志。这正符合范雎这战略主导思想，不给敌国以丝毫的喘息之机。在这种前提下，也鉴于几年前秦与赵战失利，赵的军事实力应该让秦有所顾忌，秦国似乎没有理由对赵另辟战场，这与《触》文中所说的“秦攻赵急”相抵牾。
当然，也不能据此就排除秦于此年或有攻赵之举，但基于上述形势，可以肯定，秦对赵的攻击至多是发生在偏远地区不成规模的小动作，决不会达到赵国乞求外援的程度。而如果真的发生秦攻赵急，齐国是否会出兵相助，仍是个不小的问题。
三
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齐国的情况。此事亦不记于《田齐世家》，齐自愍王之后，事迹甚少，如果有这样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如能确实发生过，司马迁不会漏记一笔。不记的原因，多半是因为没有把握。从赵秦两国的情况分析，已可判定秦攻赵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齐国的情况也同样不支持会有援赵之举。
首先，齐自五国破齐后，便一蹶不振。齐襄王复国后的齐国，绝少介入列国事务。如果在此期间，齐与列国有什么瓜葛，齐也都是居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如齐襄王八年（赵惠文王二十三年），赵廉颇攻齐几拔之，而前两年，也有廉颇攻齐之战；齐襄王十年（赵惠文王二十五年），赵攻齐昌城、高唐取之；齐襄王十三年，赵蔺相如伐齐至平邑；[11]齐襄王十四年（秦昭王三十六年），秦拔齐纲、寿。而齐的国势之所以如此不济，又与赵有绝大关系。五国破齐前，齐是东方霸主，灭燕、灭宋，毁约霸占应分魏楚之地，也几度助魏韩击秦。[12]赵自武灵王整军后，国势突振，齐的强大，妨碍了赵称霸东方的野心。可以说五国破齐，就是由赵居中联络的结果。因为燕的最初盟友就是赵。据乐毅《报燕王书》，乐毅为燕昭王献策曰：“与天下图之（齐），莫若结赵。……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乐毅出使赵国，赵国拜乐毅为相国，并代燕联秦伐齐，终于大破齐国。[13]五国破齐时，赵应该是燕以外在齐掠地最多的国家。田单破燕复国，但沦陷于赵的土地，并未归还。如襄王复国前，赵取之于齐的灵丘、麦丘、昔阳数地，未闻还之于齐。[14]事实上也不可能归还。因为七年后，秦围邯郸，赵为乞楚援，将灵丘授封楚相春申君，即为明证。[15]在此结怨颇深的背景下，若赵受秦攻，正是弱于赵的齐向赵索还失地的大好机会。即使齐襄王虑不及此，他的臣子也会为其谋划。所以说，赵乞援于齐，绝非是一个长安君入质所能如愿的事。
其次，齐国保守消极的国际立场决定了其不可能涉足于国际纠纷。《触》文的最终结局是，长安君入齐，齐兵乃出。《田齐世家》自齐愍王之后事迹甚少，愍王之后继者均为弱主，主动对外用兵未见，此处记载的出兵援赵，与其一贯行为不合。齐复国后，采取的是孤立政策，这其中包含着对列国的失望。早先的齐还是积极介入国际事务的。如平燕子之之乱，围魏救韩，围魏救赵，助韩魏击秦、为二国讨还失地。或许因为有这样的业绩，齐以为自己为维护国际关系出力甚多。而列国联手灭齐，在齐人看来，半数的国家难逃忘恩负义之嫌。因此，一直到秦灭列国，齐最后灭，但此前齐选择了按兵不动、袖手旁观的态度，坐视列国一一亡于秦。所以，齐的立场应该是始终如一的。而按《触》文所说齐出兵援赵之事，即便齐国君臣表现出无心乘人之危索还失地的大度，他们也必须会考虑援赵的灾难性后果，从而不敢轻举妄动。齐对秦素有畏惧之心，而秦也确实能对齐造成直接伤害。原秦相穰侯的封地陶就与齐为邻，齐襄王十四年，秦取齐纲、寿的战役就是直接从陶发动的。一旦齐与秦进入战争状态，原先从齐铩羽而归的燕或将再度攻齐，齐没有力量两线作战。此外，齐襄王即死于此年。《资治通鉴》将《触》文放置于齐襄王死前，其实这种判定是很难下的。如援赵发生在襄王生前，襄王也该是病入膏肓之人，以他的为人，不当在临终之前突然变得强悍起来。如发生在襄王病逝之后，齐国君臣忙于治丧，也不会有心情援赵。襄王之子齐王建继承了其父不介入国际纠纷的治国方略，在被秦灭之前的44年中始终没对列国予以任何军事支持。那么，齐王建也不太可能于守丧期间去援助赵国。所以，齐襄王复国后的卑弱国势及其国际行事准则，决定了齐不会出援任何国家，遑论与其有深仇大恨的赵国。
其三，齐人田单的归属进一步恶化了齐赵关系。据《田单列传》田单为齐效力的事迹截止于驱燕复国。之后，田单在齐便无所事事，其原因或许是他受到襄王的猜忌。《战国策·齐策六》有齐王信臣九人谗田单未果事。尽管《战国策》的可信度不高，但多少也表明了田单在齐的日子并不好过。否则，赵断不至于肆无忌惮地屡屡掠地于齐。以田单之才具，立身于不想有所作为的齐襄王之朝，一定寂寞得很。如田单欲有所为。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齐到他国发展。按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的划分，田单所处时代正值秦赵争强阶段。赵与齐为邻，田单去赵很方便。田单于赵孝成王元年将赵师攻燕，翌年，赵拜田单为相。或许会有人将田单相赵与乐毅为赵相国之事相提并论，视作为齐援赵之左证。其实田乐二人相赵的背景大不相同。赵拜乐毅为相是其图霸东方的重要步骤。齐破后，赵即为东方第一强国。赵拜田单为相时，赵在东方的地位已十分稳固，兼之赵国将材济济，廉颇、蔺相如、或许还要加上赵奢均健在，无须从他国引进将材，亦没有更大的图谋。田单何年至赵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赵国不会仅因一战之胜便拜主将为相，赵国不是绝少打胜仗的国家，比这更大的胜仗，更强的对手，赵也胜过遇过。因此，很可能田单在赵已有些年头，对赵国很有些贡献，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基于田单来赵有年这样一种可能，齐对赵国的不满一定非常强烈。理由是这样的：如田单在齐受重用，则赵拜田单为相有挖齐墙角的嫌疑；如田单因在齐受猜忌而为赵所用，齐对赵的怨恨只会更进一层。所以田单将赵军相赵国一事，不仅不能视为齐援手于赵的例证，而应视为齐不可能援赵的例证。另外，乐毅失势于燕，也投奔赵并受重用一事，对齐的刺激也相当可观。此两事迭加，将增大齐不援赵的决断。
四
最后，让我们再考察一下燕国的情况。赵受秦攻而求援于齐，事本与燕无涉，但《触》文对太后之女嫁燕一事用了相当多的笔墨。事关整个事件的可信性，故有必要加以探究。
赵女可嫁之人有二：一为当时的燕君武成王，一为武成王之前的燕君惠王。因武成王之前的惠王被臣子所弑，而武成王又非惠王之后人，若赵女所嫁为惠王，则触龙进说时提到太后对燕后的良苦用心为不合时宜之至。因此，赵女所嫁的合适人选非武成王莫属。武成王的年纪于史无考，但从相关史料可以大致推出。《史记·燕世家》载，距此十年后，武成王之孙今王喜继位。今王喜年纪亦不可考，但其子太子丹出生于其继位之前似无问题。据《史记·刺客列传》：“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太子丹的年纪与秦始皇相仿佛，则武成王辞世前已是有曾孙之人。溯之于《触》文所繋之年，武成王的年纪当在五十岁以上。那么，赵氏燕后的年纪又是多大呢？燕后为赵惠文王之女，惠文王辞世时，年纪不超过四十四岁，当时燕后的年纪最大不超过三十岁。按当时女子及笄而嫁的风俗及姑且认为赵女所嫁为武成王来看，赵女嫁燕不超过七年，其年纪当在二十五岁以下。合之于武成王的情况，燕赵联姻双方年龄相差约三十岁左右。可以肯定，燕后与武成王成婚时，武成王已是有了接近于成人的孙辈之人。以赵之强盛，这段不相称的姻缘对赵未免太过委屈了。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即赵想通过联姻达到控制燕的目的。下面来看看这一目的的前景如何？
燕武成王的来历有点不明不白，他是在燕惠王被弑后即位的，属弑君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据《史记·乐毅列传》载，经乐毅奔走于燕赵之间，两国关系相当融洽，而在此前，两国过从亦密。所以，燕惠王的被弑，在赵国方面显然会引起不满。就在武成王即位这年，列国有一次伐燕联合行动，《燕世家》、《秦本纪》、《楚世家》都有记载，估计与惠王之被弑有关。参与国有楚、韩、魏，看来武成王得燕国，弄得天下不快。赵国的立场也不难判定，否则就不可能借道让楚、韩、魏过境伐燕。如果燕赵联姻，也一定在各国伐燕之后。在有如此背景的情况下，即使赵国最终接受了武成王继燕的既成事实，它是否有必要通过联姻的方式与燕交好值得怀疑，何况武成王的条件与所谓的燕后是那样的不般配。再者，在武成王已有成人孙辈的情况下，赵国方面还会天真地认定将由燕后“子孙相继为王”吗？是否可以这样说，赵想借联姻的方式控制燕的条件并不充分，所以也就无法看出这桩婚事的合理性何在。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材料，不能就此断言赵燕联姻为子虚乌有，但其可能性甚小则应指出来供饱学之士参详。
对于燕国来说，即使没有燕后这一层关系，其对赵亦应竭力奉承，毕竟赵是当时唯一能对燕构成直接威胁的国家，而且是仅次于秦的无可争议的亚强。燕军的战斗力不在齐军之下，只要秦不能一举将赵灭掉，燕就必须承担拒绝赵求援的一切后果。赵受秦攻，舍燕而向齐乞援，如果情况属实，不仅后人难以理解，也会使燕武成王惊诧不已。至于赵此年有攻燕之举，既可看作对燕不肯援赵的惩戒，也可看作秦之攻赵力度不强的证据。

综上所述，《触》文结局的合理性得不到所涉四国任何一国情况的支持，令人疑窦丛生。笔者以为，《触》文与《战国策》中很多篇章一样，可能是一种随意虚构，未可信以为真。

附注
[1]参见钱穆《诸子繋年考辨》
[2]参见《赵世家》惠文王二十九年、《廉颇蔺相如列传》
[3]《赵世家》孝成王元年
[4]参见《赵世家》惠文王二十五年
[5][15]参见《赵世家》
[6]《六国年表序》
[7][9]《秦本纪》
[8]《范雎蔡泽列传》
[10]《白起王翦列传》
[11]以上均参见《赵世家》、《廉颇蔺相如列传》
[12]参见《田齐世家》、《六国年表》
[13]参见《乐毅列传》
[14]参见《史记·赵世家》惠文王十二、十三年

按此文的第三、四部分曾以《从齐赵关系看〈触龙说赵太后〉史实之伪》及《赵威后之女所嫁燕王究为何人——〈触龙说赵太后〉史实献疑》分别刊载于《管子学刊》及《文史资料》。今特全文刊出以飧读者。

补注
齐愍王后，齐对外用兵的唯一确凿记载恐怕是与魏联手灭薛。薛为孟尝君田文封地。田文曾勾结列国攻打齐国。至田文死，内乱，齐才联魏共灭薛。
类似于本篇赵入人质于齐而齐军援赵的便宜事，除此之外，还有一处记载在《楚世家》怀王二十六年，似可作为本案的支持。其曰：“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救。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然考之于史，此年当秦昭王四年、齐愍王二十一年、韩襄王九年、魏哀王（当为襄王）十六年。此年《秦本纪》、《田齐世家》、《魏世家》及《韩世家》均不载对楚用兵事，而《六国年表》只记楚太子质秦，而未及其它。此前一年，秦昭王初立，注意与楚搞好关系，据《楚世家》，昭王立厚赂于楚，楚娶秦女，秦又返楚侵地。楚太子入质于秦应该看作是楚不背秦美意的措施，而不及其它。其后，楚太子杀秦大夫逃回国，秦楚才交恶，于是有上述四国共击楚的战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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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22 14:54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某要细细的读呀~~
菜兄的涉猎真广泛~~诗歌~考证~~
后面的两贴发在史区也很好的~~菜兄既然对文区情有独钟~~就放在这里吧~~
文学考证与现代文艺也是大有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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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22 16:22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与主贴的最后一段有关，不是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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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22 17:19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菜九段 于 2006-6-22 16:22 发表
与主贴的最后一段有关，不是乱来的。

某管中窥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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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23 12:42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古史杂识之　　项羽分封新论
菜九段

秦楚之际叱咤风云的血气英雄项羽是一个争议颇多的历史人物。在推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以后，项羽主持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分封，并由此被后世史学家视为热衷于搞封建割据，[1]开历史倒车。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应脱离历史实际情况。如果我们详细考究当时的历史背景，或许对项羽分封一事可以得出另外一番结论。
一、分封是客观上的唯一选择
分封作为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形态，其自身就有一股强大的惯性力量。即便秦始皇已搞成了大一统，广泛存在且根深蒂固的分封意识也不会因此彻底根除。反映这类心态的历史记载俯拾皆是，如：秦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建议秦始皇效仿殷周分封以延国祚；[2]以陈胜为首的反秦义军都不约而同以恢复旧国社稷为收揽人心的重要举措；楚汉相争时，郦食其向刘邦建议封六国之后以分楚势；[3]汉初儒生也将不事分封视为秦亡的原因之一，贾谊甚至从经济学角度论证不分封更加重人民的负担。[4]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分封制有相当深广的社会心理基础。而秦王朝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官逼民反，又加深了当时对大一统的抵触情绪。楚人项羽有国破家亡、亡命天涯的亲身经历，其内心深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秦的整个统治制度的排斥。又鉴于其涉身于反抗暴秦的战争洪流之中，一定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气息，即暴秦提倡的一切，必须坚决彻底予以推翻。因此，不难想象，一旦项羽掌握了操纵天下之权，分封就成了一种必然选择。且不论换了谁，处在他这样的地位，都没什么两样。这种取向已为时代思潮预先设定了的。
除了思想、感情上的因素之外，项羽面对的政治军事形势也要求他实行分封，而不是搞大一统。尽管项羽凭借其在战争中立下的盖世奇功取得了对各路诸侯武装的军事领导权，但他统率的反秦大军是一支成分极其复杂的联合体。当反秦大业这一共同目标实现后，这支大军中各方首脑最关心的事就是论功行赏。基于上述时代心理基础，论功行赏的具体体现就非分封莫属。类似想法也一定广泛存在于楚军将领心中。关于这一推论，可以从汉定天下，诸将以功争封为左证。[5]毋庸置疑，这种实际状况必然对项羽的分封决策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破秦之后，项羽的最大潜在对手是他的昔日战友刘邦。当时，刘邦拥军十万，项羽部众则有四十万之多。但四十万中的绝大部分由各路反秦武装构成。在灭秦以前，各方面军诸侯就已经有了相应的地盘。不事分封，就意味着要剥夺各方诸侯业已占有的领地。果真如此，项羽联军立刻就会发生严重分裂。而楚军将领因失去了受封的希望，也不可能为项羽平息分裂作殊死之战。无论如何，项羽也应付不了众叛亲离、群起而攻之的局面。除了联军内部的压力之外，新征服的秦国也是一座随时会爆发的火山。自秦军主力投降后，反秦联军坑杀降卒、烧杀掳掠的暴行肯定激发了旧秦人民的普遍仇视。此刻，反秦联军深入旧秦腹地，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如果项羽有意做秦始皇第二搞大一统，完全可以判定，诸侯将叛于内，秦人将攻于外，项羽甚至想全身出关也不可能。因此，不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处在当时的情形下，分封都是势在必行的事。更何况，项羽还想通过分封，化解刘邦这一隐患。
二、分封是主观上的权宜之计
从上述分析可知，项羽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实行分封的。但纵观分封过程，又可以看出其分封既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分了之，也不是试图恢复秦以前的旧格局。其终极目的似乎是想通过分封达到对全局的更稳固控制，从中甚至可以看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幻影。这个提法与前面所说的项羽对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深恶痛绝似有不小的出入。然而，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并充分反映了人的矛盾性和历史的错综复杂性。
身为楚国上将军的项羽在钜鹿大战后始任诸侯上将军，统领各路诸侯。而在他之上的楚怀王心则是陈胜创立的张楚政权的继承人，在当时的诸侯中身份最尊。严格地说，由项羽主持分封不算名实相符。只因项羽领兵破秦、居功至伟而形成了不可抗拒的威势，才决定了主宰分封之责非他莫属。项羽实力地位的急骤上升，已非楚怀王所能节制。但楚怀王的存在，使得项羽必须顾忌名节。因此，对项羽而言，分封还有正名的功能。他要通过分封巩固、强化并确认自己号令天下的地位。在实行分封之前，项羽虚尊怀王为义帝，这是他摆脱君臣名份约束的关键。此一“义”字，真正的意味深长，既有名义、道义之意，又有权充、假借之解。赋予怀王如此一个虚誉之后，项羽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按自己的意图进行分封了。反秦战火初起时，各路义军都不约而同地寻找六国传人奉之为王。如项羽仅是顺应潮流，他主持的分封就必然要重点照顾这些旧贵族。事实上，项羽未做此想。从一开始，他就不准备封六国旧地予各国的后人。他的这一打算在分封前他与部下的谈话中有所流露，他说：“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6]其深层含意与陈胜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有某种相通之处。鉴于项羽在分封时确实首重战功，上述言论便可视之为分封的行动纲领。而这一纲领的实现又有助于其实现长久号令天下的野心。
据《项羽本纪》，分封伊始，项羽首先立他的劲敌沛公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三郡之地。此举是对原有协议的曲解。钜鹿决战前，楚怀王与诸将有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不愿让刘邦占据旧秦的有利地势，便借口“巴蜀亦关中地”以掩饰其负约的行径。刘邦以下，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分别为雍王、塞王、翟王，三分秦关中地而王；魏王豹改封西魏王；楚将申阳为河南王；韩成为韩王（后未令其之国而见杀于楚）；赵将司马卬为殷王；赵王歇改封代王；赵相张耳为常山王，王赵故地；楚将黥布为九江王；番君吴芮为衡山王；楚柱国共敖为临江王；燕王韩广改封辽东王；燕将臧荼为燕王；齐王田市改封胶东王；齐将田都为齐王；齐王建孙田安为济北王；[7]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即今江苏徐州。此外，义帝也得到一块僻远之地。六国之后连义帝在内共五人受封（另有魏豹、韩成、赵歇、田安），均为狭小偏远之地，这与早先封刘邦为汉王的意图如出一辙。表面上遵奉了当时的共识，实际上偷梁换柱，使旧贵族的势力范围受到削弱并限制了其发展。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项羽一人独得其九，据清人姚鼐的说法，其地“大抵西界故韩、东至海，北界上则距河、下则距泰山，南界上则距淮、下则包逾江东”。[8] 如加上项羽不令韩王之国、韩地倂入于楚的因素，西楚之境几与三秦接壤。于是，项羽主控地区面积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强，且人口众多、物产富饶，其对全局的操纵地位不言而喻。与此同时，项羽的部下亲信又受封了其余富庶地区，这又进一步强化了项羽的主宰势力。稍后，心怀不满的反叛分子陈余一语道破项羽的分封意图：“项羽为天下宰不平。今尽王故王丑地，而王其群臣善地。”此说完全属实。新封诸王中，魏豹、黥布、申阳、张耳、吴芮、共敖、臧荼、田都、田安诸人或本为楚之将相或迎楚而依附之。可以预期，在上述诸侯封地里，西楚号令当能通行无阻。于是，项羽对全国的控制权限范围又陡增一倍。是否可以这样说，项羽的真实目的——即将暂取得之权威合法地化作长久优势——几近完成。这种效果与所谓的搞割据，开历史倒车的形象很不谐调。
项羽最绝的一手，还是封旧秦三降将王秦故地。这样一来，在不让刘邦染指故秦的同时，既可以用秦人治秦，并令其塞堵刘邦出蜀东进之路，又可以为自己博得公道之名。更重要的是三秦对楚的依附之情，使得这块众人垂涎的关中之地实际上成了项羽的囊中之物。须知，章邯三人率军与天下义军周旋三年，秦人死难不计其数，最后二十余万降卒又被诸侯悉数坑杀，而此三人只身随诸侯入秦，秦人定恨之入骨。此三人全仗楚人的扶持才得以立足。可以想见，他们对项羽的依附之情较之于受封的楚国旧属及从楚入关诸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的存在，俨然是另一楚，这又可使远离西楚的诸侯国更加听令于项羽。种种迹象表明，在实施分封的过程中，项羽费尽一切心机为行其号令天下的有效性作了长远的打算。由于这种前提的存在，项羽的分封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
那么，是否可以因此判定分封决非项羽本意？当然不能。我们只能说项羽的分封含有十分浓厚的主控色彩。他对于恢复旧秩序没有太大的兴趣，他更注重论功行赏。但这一切都要在他能够控制的程度内进行。他毁约不封刘邦关中之地，就是他拒绝有人可能与他分庭抗礼的例证；他密令黥布、共敖等人追杀义帝，就是他能差遣诸侯的例证。可以说，项羽不希望出现秦以前天下无主的战国局面，他想利用暂时取得的主宰地位，长久性地为自己谋得一块最大疆域及划得尽可能大的实力范围。而疆域的辽阔又反过来加强和巩固了项羽的权势，并使这一权势具有久远的影响。
对项羽分封一事，也可以从人性的矛盾性方面得到某种解释。人的本性之一是，谁也不会自愿放弃到手的权力，只要有可能，就会扩大已有权力。通过分封，项羽保住并扩大了自己的主控权。人的另一相关本性是，在拥有足够权力时，人又很愿意给别人尤其是自己喜爱的人以好处。通过分封，项羽的这方面本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也必须承认，经过分封，项羽的权力较之其巅峰期有一定削弱。而巅峰期本身就不可能是一种常态。为了获取长久的权势，项羽应该愿意承受这个代价。
总之，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项羽使秦楚之际的分封按自己的设想进行，并有可能长期居于主控地位。仅凭他做到了这一点，就足以使后人对他刮目相看。
三、分封取势的深意和失败原因检讨
在项羽分封过程中，有两个举措值得深究。一是其王西楚、都彭城，二是其王刘邦于巴蜀。此两事有着内在的深层联系，且关系到分封后的安定局面及项羽主控意志的实现。
对第一个问题，还在楚汉战争未起时，韩信就对刘邦指出项羽都彭城是一大失着。司马迁也持此论，并将此举名之曰“背关怀楚”，此名一定，后人纷纷附和。关中之地，周秦两朝因之而兴。其地形之有利，自战国时代起就论者甚众，其东部门户函谷关、武关素负易守难攻之誉。以至于秦以外国家被统称为关东诸侯。分封之前，就有人劝项羽以关中称霸，但项羽以富贵欲还乡为辞未予采纳。后人或据此嘲笑项羽的短视。只有清人恽敬深谙项羽用意，以为项羽弃关中而都彭城实为迫不得已，且不失为高明之计。恽氏指出，彭城居西楚“九郡之中，举天下南北之脊，关外之形胜必争之地也”。都彭城则通三川（今洛阳一带），通三川则与三秦相照应。而三川左近，受封的申阳、司马卬皆为与楚相睦之诸侯。兼之三秦对楚的依附，即便项羽不亲自坐镇于彼，关中之地也不算失控。[9] 如此见识可谓洞悉项羽肺腑。其实，项羽都彭城还不仅是地势上有所可取，此举也与历史及现实相适应。项羽雄起于东部，西向灭秦，彭城一带本系故楚之地，又一度成为秦楚之交[10] 楚国之腹地。灭秦之前，项羽驻兵于此，并从此出发进行对秦致命的一击；楚怀王心为指挥灭秦作战也移跸于此。所以，彭城为楚人的根据地当无可置疑。项羽操天下之权，退回东方老巢，其用意与当年周武王灭商成功退回宗周丰镐（今陕西长安南），正如出一辙，无可厚非。此举也迎合了其部属重返家园的强烈愿望。历史又证明，关中险要并非不可攻破。秦楚之交，秦之武关就被刘邦攻克；函谷关更是两度失守，一次为陈胜部将周文所破，另一次就是项羽攻破刘邦部属的把守，事在分封以前。故项羽对关中之地或不复可制的前景不甚担忧。另外，项羽自出兵救赵之后，就一直无暇东顾，东方地面之需要安顿当不可置疑。况且，东向回归也是项羽实现主控意志的重要步骤。
关于第二个问题，前面已说过项羽曲解了原有约定，将巴蜀之地封予刘邦，而其中应另有一层深意，即让刘邦在蜀中自生自灭。刘邦亦是楚人，其部属尤其是骨干多为沛中乡曲，他们必然有强烈的东归意愿。巴蜀为旧秦流放罪人之地，其开化程度当低于关中及东部地区。一旦得知这个背景，刘邦部属一定更不愿意久留于此，大批逃亡势必发生。而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萧何追韩信”的故事也就是这个局面的产物。如刘邦无所作为，用不了多久，其部属就会星散一空。而项羽则可不动干戈，将其最大劲敌化解于无形。或许正是这一不利现实，促成了刘邦急忙向项羽开战。当然，此是后话。
既然项羽谋划的一切都如愿以偿，他就理应霸运长久，但为何又在很短的时间里失去控制，天下重又分崩离析、刀兵蜂起，最终楚不敌汉、项氏覆灭呢？推究起来，初始症结还是出在分封本身。现简析如下。首先，项羽存有私心，必然会厚此薄彼，这就为日后留下隐患。由于个人宿怨，项羽有意不封齐国实力派田荣，另将齐一分为三，意在化解齐对近在咫尺的西楚之威胁。而田荣不买账，逐杀三齐王自立为王。项羽还漏封了彭越、薄封了陈余，以致田荣派彭越扰乱梁地，借兵给陈余灭了常山国。臧荼看韩广失势，便加以杀害，自王两国之地。于是，东方彻底乱了。其次，项羽迫不及待地杀害义帝，不仅昭示了其以天下为私的野心，又授敌对势力藉以发难的口实。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短视。中国传统素提倡德与力相辅而行。如果说，坑降卒、烧秦宫、杀秦宗室、甚至于以私心分封，大多数诸侯还可以谅解的话，那么，项羽诛杀义帝将失去一切道义上的支持。其三，或许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刘邦赴封国时，项羽派三万将士随从入蜀。如果旨在监视刘邦，这点力量显然不够。此举或许是项羽因亏待刘邦而表示歉意的象征，这就是典型的妇人之仁了。要是将这支大军部署在关中，刘邦的出蜀绝不会那么顺当。项羽的失策或还可举出一些，而以此三条最为致命当属无可置疑。

总而言之，项羽的分封已在大的方面照顾到了眼前与长远的利益，但又在一些小问题上犯了任性的错误。正是这些貌似无关紧要的小问题，断送了项羽看似美满的前程。如果项羽的谋虑再周密一点，肚量再大一点，或许我们那一代先人还能免遭五年刀兵之灾，享受项记的太平。只是历史的严酷性根本不允许这类善意的如果、可能发生。而研究历史则又必须尽可能充分体察实际发生过程的前因后果及各种潜在的可能倾向，以便在检讨事件的功过得失时能持论公允。因此，对待项羽分封一事，尽管其发生甚促、存在甚短，也尽管其存有许多可指责之处、并最终失败，但也应该承认，这是当时的唯一出路，项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天下纳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相反。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就项羽在秦亡后错综复杂的局面中的极其有力表现而论，甚至可以在一流谋略家中给他一席之地。所以，对项羽分封问题，应该有一个再认识过程。

附注
[1]参见白寿彝《中国通史》第5卷、《剑桥中国秦汉史》
[2][5]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3]参见《留侯世家》
[4]参见贾谊《新书·属远》
[6]《项羽本纪》
[7]参见《项羽本纪》、《高祖本纪》
[8]参见王伯祥《史记选·项羽本纪注》4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 版
[9]（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2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0]司马迁以陈涉首难至刘邦践帝祚为秦楚之际，笔者将项羽分封以前权定为秦楚之交，以免混淆

（原载《淮海文汇》1996年7期）

补注
1?申阳非楚将，其原为张耳嬖臣，后独下河南，归降项羽，即所谓“迎楚河上”。是否因为此意义，而被视为楚将。与申阳性质相近的还有，齐将田安，田都，赵相张耳，赵将司马卬，魏王豹，说其降楚亦无不可。但准确地说，应是附楚。
2?项羽封秦三降将之举当有所本。周武王灭商后，封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为殷商的代理人。其意图为以商人治商。项羽师其遗意，以秦人治秦，也唯有如此，才可能让诸侯无话可说。
3?以与当地有关的人治理当地，甚至于到了二十世纪中国还没有放弃这种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叶剑英任广州市长，即是此古法之遗意。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当今组成，也多是由诸多与国民党有瓜葛的人或干脆是国民党元老的后人担任。
4?项羽杀楚怀王事亦有其道理。当时天下已乱，楚怀王义帝的存在总是项羽的一块心病。不能排除会有人把义帝推举出山作为项羽政治上的对抗者。而义帝在战略上的高明之处，项羽应有所体会。因此，项羽不愿意冒险让义帝继续存在下去。

古史杂识之　　楚怀王心的历史地位述略
菜九段

秦楚之际，楚怀王心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骤然发达与迅即陨落，都与历史的演进丝丝入扣。其曾经尊崇无比的外在地位，与其毫无实力支撑的虚弱本质形成了一个巨大反差。这种反差使得楚怀王心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两千年的历史叙述中受到有意无意地忽略、冷淡。在时下的一些影视作品中，他甚至被演绎成一个白痴，用以衬托项羽的不凡业绩。然而一旦深究历史，就会发现，没有楚怀王心的努力，反秦大业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于是，在楚怀王心的历史功绩与他受到的冷遇之间，又形成了一个巨大反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楚怀王心本身的历史地位此前肯定是被低估了。那么，对于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就有必要梳理其与历史的相关节处。现根据《史记》相关记载，略论如下。
一、时局的需要，楚怀王心
被动地登上历史舞台由陈胜点燃的席卷全国的反秦烽火，本来与楚怀王心无涉。陈胜失败后，项梁继起，成了旧楚之地的反秦中坚。尽管项梁在楚地军事上占压倒优势，但政治上还不能名正言顺地让各路武装听从号令。陈胜死后，广陵人秦嘉拥戴景驹为楚王一事，即可为证。项梁扑灭秦嘉部后，正名问题仍悬而未决。在确认陈胜已死的情况下，项梁召部将会薛（今山东滕县东南）议大计，范增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蠭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1]不论此话时否有失偏颇，但可以肯定，其代表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心理共识。也正是这种共识，使得楚地的反抗不可遏止。而此前局面之乱，也是由于陈胜死后楚地反秦武装各自为战，缺少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帜所致。以项梁实力之雄，亦自忖不能不从民望。所以范增此计一出，便即被采纳。于是，楚怀王心便被项梁派人找到并拥戴为楚怀王。当时，他只是一个沦落民间的牧羊人，无倚无傍。项梁扶持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能更好地号令楚地。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项梁对楚怀王心的安置上看出端倪。
项梁让楚怀王心在盱台（今江苏盱眙）建都，另封三县给陈婴，令其为楚上柱国，相当于宰相之职，佐怀王。陈婴初起东阳（今江苏盱眙东南）时拥众二万，项梁渡江之后，陈婴就归附了项梁。项梁八千子弟击秦，得陈婴归附而实力大增。封陈婴为上柱国，算是对其归附的酬谢。而将其留在盱台，即有不让他再干预军队的意思。盱台为项梁渡淮前的势力范围，怀王定都于此，就无法与前线将领有所沟通，可以看作为落入项梁的掌握之中。与此同时，项梁自号为武信君，而这个称号，根本不需怀王任命。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项梁立怀王之举，纯属一种政治投资。但由于怀王之立，项梁的事业才算名正言顺与陈胜事业有了继承关系。楚怀王心从一个不名一文的牧羊人，身不由己地成了楚王，此前什么功劳也没有。称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是与时局悬隔，无所事事。但项梁立怀王的政治投资，很快就从战场上收到效益了。怀王定都盱台之后，楚地没有了政治纠纷，内閧现象销声匿迹，以项梁为首的楚地武装可以全付精力投入对秦作战。楚军在东阿、濮阳一带接连重创秦将章邯，又在雍丘斩秦将李由，取得了一连串的大胜。而在这之前，以项梁为首的武装还从未取得对秦将章邯的作战胜利。从此，楚地成了对秦作战并大大消耗秦军主力的主战场。怀王虽未预其事，但这一连串的胜绩，都是确立了怀王名号的后果。也可以说，楚怀王心对这一阶段的反秦事业起了间接的促进作用。
二、时局转换，怀王心主动承担历史重任
楚怀王心对历史真正产生影响是项梁死后的事情，时间是秦二世二年九月，距其称王仅三月。因连续胜秦，项梁产生了轻敌思想，被得到增援的秦将章邯击败身死。形势急转直下，大有陈胜失败后的景象。司马迁的记录很耐人寻味：“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2]项梁虽死，怀王尚在。以章邯之奸猾，怎么会作出这种推断，又怎么会放弃趁虚擒获楚王，一举平息楚地的大好良机。答案也许是，章邯清楚项梁立怀王的动机及怀王的真实处境。实力人物项梁一死，对秦廷而言，即为巨魁已歼。[3]怀王作为一种摆设，将旋即退出历史舞台，群龙无首的楚地反秦武装或许立刻就要为名位诸事大起内閧而无暇攻秦。应该说，这种推断不算离谱。当时除了新立国之间有纷争，各国之内也有争执。早先的项梁击秦嘉之战，就是这种性质。如果怀王不挺身而出，章邯的如意算盘或许就能如愿以偿。
楚怀王心原本只是项梁反秦借用的一个幌子，一个傀儡。项梁不仅操纵怀王，而且也是楚地的主心骨。项梁败亡，楚军主力受剧创，楚地震恐当无可置疑。失去操纵的怀王就此隐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对他来说，回到原先一文不名的状态，并不是件困难的事。但怀王在其位而谋其政。他立即移都彭城，走到历史舞台的正中央，并导演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大戏。
项梁当初立怀王的这一着闲棋，至此方显示出极大的威力。《史记》刘、项二本纪在提到怀王徙都一事时的措辞统一为“怀王恐”，但其从远离战线的盱台，前往贴近战线的彭城，实在看不出与“恐”有何关联。班固看出这是个问题，于是他在《高帝纪》中的措辞为“沛公与项羽方攻陈留，闻（项）梁死，士卒恐，乃与将军吕臣引兵而东。徙怀王自盱台都彭城。”经此一改，楚怀王心迁都彭城一事，就由主动变为被动。应该说，班固的叙述只是顺延《史记》二本纪，而曲为弥合，但不是事实。怀王之徙彭城，完全是自主行为，有《史记》本纪、《月表》及《黥布列传》为证。若其为他人所令而迁都，则又如何能并吕臣、项羽军自将。大概司马迁也感觉到这个事实与“恐”实在拉不上关系，因此他在《秦楚之际月表》中的论述为“项羽恐”。这个结论，才接近事实。同为《月表》，只记载了“项羽恐”，唯独没有说沛公恐。或者司马迁为汉臣，在这里要给老皇帝留点面子。但沛公肯定也是恐的，否则他怎么会与项羽达成退兵的共识。而从司马迁“（沛公）还军从怀王”[4]的措辞中，亦能感觉到这个恐字。在刘、项、吕都恐的情况下，如果怀王再恐，则楚地难以复振。故怀王恐一说，不能成立。当时刘邦、项羽及吕臣俱引兵在外，得项梁死讯后，相约退保彭城。这个事实确实可以用恐来形容。因为刘、项二人俱拥劲旅，且有丰富的对秦作战经验，在得知项梁失利的消息后，竟然没有拦截他们两人手下的常败将军章邯，任其北上击赵。楚人军心之涣散惶恐，由此可见一斑。此时不恐者，唯楚怀王心一人。也多亏了怀王迁都彭城，并出面担当起指挥重任，立即安定了军心，才使得楚地重新获得安定，也化解了可能出现的群龙无首局面。就在重新确立楚国权威的同时，楚怀王心亲手拉开了亡秦的序幕。
出山后，楚怀王心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项羽为项梁之侄，部下兵马当不少；吕臣系陈胜旧将，项梁军有相当部分由吕臣部组成。有了这两支主力在握，怀王才真正能左右楚国的局势。随后怀王对楚的一些重要人物作出了任命：封吕臣为司徒，吕臣父吕青为令尹（相当于首相）；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沛公刘邦为武安侯，为砀郡长，将砀地兵。又将一般的臣子宋义提拔为上将军，统领诸将。这个宋义无尺寸之功，又无自己的军队，只因预言了项梁之败而名重一时。怀王令宋义为上将军的做法，与当初项梁虚尊自己为楚王的用意相通，不过是为了便于控制而已。必须指出，怀王以吕臣之父吕青为令尹事甚有谋略。这样一来即可能笼络住吕臣。而笼络住吕臣，意义深远。吕臣是陈胜时期的老将，有吕臣归心，对于巩固怀王来之不易的权力大有助益。而封吕青为令尹一事，也可以看作为是对剥夺吕臣军权的补偿。这个吕青后在楚汉战争末期降汉，受封为新阳侯。其降汉之前为楚左令尹，看来项羽对其也较依重。[5]怀王授寸功未有的吕青高官，其目的是通过拉住吕臣，以期因此笼络楚地武装的旧骨干，维系陈胜之统。看来，对于这层关系，怀王及日后的项羽的心意是相通的。所以，重用吕氏父子，是一个能否有效掌权的关键性步骤。
项梁主力的溃败给楚怀王心提供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而怀王本人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经过怀王的调整，楚国上下气象焕然一新，臣下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很好的协调。刘邦与项羽也在此期间约为兄弟。[6]这是楚国内部团结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刘、项两部是楚地最能作战的武装，两人关系密切，有助于下一步作战目标的实现。怀王肃整了内政之后，并没有致力于偏安一隅，而是立即部署了对秦作战。这在经历了项梁新败的楚国来说，没有一定的魄力和能力，是难以想象的。须知，经过项梁大败，楚国元气大伤，非但不能与陈胜盛时相比，即比之于项梁盛时，也大大不如。而就在这种楚地势力大不如从前的情况下，怀王却作出了对秦决战的决断，并以胜利而告终。就此论之，其功劳也难以限量，其历史价值也正在于此。让我们来看看楚怀王心是如何完成这一伟业的。
在用兵方面，楚怀王心的出身与项梁根本无法相提并论。项梁出身将门，反秦以前，就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军事一道是其强项。而怀王原本为人牧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军事才能。但他对最后的亡秦决战部署上，却井井有条，可圈可点。他部署了两条战线，其一是救赵，其二是西征。救赵是当时局势的焦点，西征则是楚亡秦决心之体现。最后正是由这两路人马，完成了灭秦大业。楚怀王心的功绩还不仅仅在于作了如此部署，更重要的功绩是为这两线作战安排了合适的人选：宋义与项羽率主力救赵，刘邦率所部西向入关。还特别约束诸将入秦毋暴掠。这一点也很重要且有远见，并体现出宽广的胸襟。当时项羽就不愿意受宋义节制，愿与沛公西行入秦报秦杀其祖及叔父之仇。怀王拒绝了他的这一请求，[7]而项羽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怀王的祖父、战国时代的楚怀王就是被秦害死的，楚最终也为秦所灭，怀王对秦的仇恨决不在项羽之下。如果怀王立志血债血偿，也是合情合理的，但他没有这样做，却选择了以德服人、以仁服人之策。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怀王为这两路人马安排了最合适的人选：坚韧不拔的刘邦率弱旅攻秦，刚猛无俦的项羽随主力救赵，这种安排至关重要。假如把两个角色颠倒一下，恐怕两路俱不得奏功。那么，中国历史恐怕就要重写。
楚怀王心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集中体现在对刘邦军的安排上。众所周知，刘邦军最后的战略目标是入关灭秦，他也完成了这一使命。但其初始阶段的任务并非单纯攻秦，而是担负着更为艰巨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拱卫楚都、为援赵楚军开辟道路。这些任务已为后人所忽略，但细考刘邦最早出击的战争线路，就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来。依《高祖本纪》，《秦楚之际月表》，综合有关传记，刘邦正式西进前的战争线路大致如下：发于砀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8]成武（今山东成武），再由成武至亳南（今河南商丘东南），[9]再至成阳（今山东菏泽东北）、杠里（今山东省甄城一带），再至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再至栗（今河南夏邑），再至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开封，再至白马（今河南滑县东）。[10]时间长达六个月，而且战争路线是一忽由南向北，一忽由北向西南，一忽由西南向北，一忽又由北转向东南，一忽又再向西。之所以要这样来来回回地折腾，皆由于楚国军力倾巢出动，全力救赵并与秦决战，势必国内空虚，而楚都彭城附近仍有秦的军事存在，其安全大为可虞。所以刘邦部作战几度，又回到原来的起点，这是楚国捉襟见肘的处境决定了的。而这种战略意图应该说相当高明。应该指出，项羽的援赵军在投入对秦决战前，几乎没有任何消耗，这完全归功于刘邦部忠实地贯彻了怀王的合理调度。而刘邦部以极少的兵力完成了如此繁重的任务，除了本部作战能力强之外，也是怀王指挥有方的结果。
司马迁没有交代楚怀王心在派出两路人马之后还有什么作为，但从入关的楚军构成来看，他还是不断派出人马击秦。这些人马是，楚柱国共敖和番君吴芮，他们的作战方向是从南郡向秦进攻。项羽分封时，以共敖定秦南郡之功立其为临江王，[11]则共敖之攻南郡当是楚援赵、西征以后的事。而番君将梅鋗于秦二世三年七月与击武关的沛公军会合，[12]估计他也是从南郡方向向北渗透的。则吴芮或与共敖一样也是攻秦南郡的楚军。这两支军队应该都是受楚怀王派遣的。那么，怀王在安排了项羽的北面、刘邦的东面攻秦之外，又安排了共、吴二人的由南包抄的一路攻秦战线。可见他自始至终都在派兵击秦，没有为自己留下军队作为私人武装。从中不难看出他不遗余力的亡秦决心。
除了调度本国人力外，楚怀王心还表现出善于利用各地旧势力为楚国的战略目标所用。如他支持魏豹、韩成人马击秦，就是为了有效地牵制秦军，与楚国的最终目的相适应。《魏豹彭越列传》称：“楚怀王予魏豹数千人，复徇魏地。”《韩信卢绾列传》称：“项梁败死定陶，（韩王）成奔怀王。”韩王成奔怀王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求得增援，继续战秦。日后，楚将沛公西征至韩地，便与已在旧韩之地的韩司徒张良配合作战。[13]从效果上看，魏韩两股武装都有效地牵制了秦军，其中魏豹还在旧梁地得二十余邑，立为魏王。[14]楚怀王当政时，值楚新败，急需有同盟军对秦袭扰。魏豹的存在，正满足了楚的这一需求。楚怀王遣魏豹时，或赵已来求援，此时魏豹对秦的袭扰就更有意义。应该说，这些友军的存在，对于楚国完成灭秦大业是有帮助的。
三、时局的发展，楚怀王心沦为
个人野心的牺牲品尽管楚怀王心曾作出了决定天下命运的战略决策，也尽管他“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号令受到天下的遵奉，然而，到了项羽降服秦军主力之后，一个新的权力中心迅即产生。项羽杀宋义夺取援赵楚军的军权，是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怀王因控制不了局面，只得任命项羽为楚上将军。而从项羽破秦于钜鹿，为诸侯共立为诸侯上将军之后，历史进程就完全掌握在项羽手中了。于是怀王的处境就有点靠不住了。正由于此，日后刘邦数落项羽十大罪状时，就将项羽援赵功成不还报怀王一事列为第三大罪状。[15]怀王的致命弱点就是没有一支私人拉起来的军队。他的称王是时局需要，而他的失势也是时势发展的必然结果。项羽威慑诸侯之后，怀王实际上就已丧失了号令天下的地位了。各国诸侯已唯项羽马首是瞻。此时怀王的存在，对于欲称霸宇内的项羽来说，不啻是绊脚石一块。怀王曾经发布的约定也成了刺眼之物。对于刘邦因先入关灭秦而应该享有的称王关中的权利，项羽根本不予理会。他一闻说刘邦欲称王关中，就立刻发出火并的号令。鉴于刘邦的一再委屈忍让及刘项二人的历史渊源，加上刘邦拱让出王关中权利，项羽才过放刘邦不杀。尽管如此，项羽在蹂躏关中的同时，仍将灭秦情况向远在彭城的楚怀王心通报。其用心无非是让怀王自行改变原先的约定，作出对项羽有利的解释。此时的楚怀王心，并非不知项羽已不复可制，但他不愿失信于天下，仍令项羽如约。即着刘邦王关中，并不得在关中行虐。怀王的固执，令得势的项羽大为光火。于是他虚尊怀王为义帝，从而将怀王发号施令的权利束之高阁。不难想见，在项氏势力极度膨胀的当时，做出上述决定需要何等的勇气啊。最善于抓人性闪光点的司马迁，恰恰对楚怀王心这点可以大书特书的凛然不畏强暴的特质没有做足文章，无论是对后人还是他本人，这都是不小的损失。
在君臣名份不容相乱的历史条件下，想以粗暴的方式将楚怀王心逐出历史舞台，显然是行不通的。但用诡计或许能得逞。当然，项羽不理会怀王号令的行径，对别的诸侯也就罢了，但对楚国将士一定要有个交待。此时的项羽绝非如后人心目中那样厚道，说他十分阴毒也决不为过。项羽对诸将声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诸将皆曰：“善。”[16]注意，这段话不仅是项羽提出的废黜义帝的借口，而且也极可能是日后楚怀王心功绩不被重视的理由。项羽别有用心的一番话不仅在当时，而延续到现在，都把怀王的历史作用一笔勾销了，但却不是事实。如果公正地对待历史，就应该承认，楚怀王心是楚国战略路线的制定者，而刘、项不过是路线的执行者而已。不能因为路线得到出色的执行，就将制定路线者的功劳一笔勾销。这样做等于说，与路线的执行者相比，路线的制定者毫无功劳可言。照此推论，一幢宏伟的建筑杰出，功劳只属于施工队长，与设计师无缘。这种逻辑显然不能为人接受。但这种逻辑用在楚怀王心身上，居然为世人所接受。不知是项羽的一番轻描淡写让世人上当两千年，还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已习惯于对强者的服从，楚怀王心的功劳就这样被埋没了。
虚尊楚怀王心为义帝之后，项羽还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义帝名份的存在对他始终是一个制约，他王刘邦以汉中、巴、蜀，就是曲解王关中之约的折衷方案。对于义帝，项羽只给了一块偏远之地，将其放逐。义帝失势后，其臣下纷纷离去另择高枝。这些人可以指认的有叔孙通、[17]陈婴、吕青，[18]或者还有吕臣，这使得他的境遇相当凄惨。尽管如此，项羽还是不想放过他。项羽对义帝的顾忌，除了政治上的短视因素外，义帝存在的本身，对项羽的权威构成潜在威胁也是重要原因。于是，在义帝归封的路上，项羽布置了暗杀行动。最初，他指使临江王共敖及衡山王吴芮动手，但未能如愿。估计共、吴二人不愿对故主行不义。最后，项羽只得指使九江王黥布执行杀害计划。后者也照项羽的指令做了，于是楚怀王心终于结束了悲惨而辉煌的一生。有关义帝被杀的时间，《史记》的记载有好几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大概是将项羽发布命令的时间与命令最终执行的时间搞混了。但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时间的早迟只是枝节，而义帝的命运已是无可更改的了。
义帝固然死于非命，但他的死也使项羽在政治上背上杀主不义之名。这样一来，不仅将他的灭秦之功抵销殆尽，也为政治对手刘邦提供了号召天下共击楚的最佳理由。日后，刘邦击项羽时，首先以讨弑逆怀王心为出师之名；历数项羽十大罪状中，有六条与怀王心有关；[19]讨平天下后，又立即下诏曰：“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20]比之刘邦日后为陈胜等无后先贤定守冢人户，他早年的旧主楚怀王心的地位要高出众人其多。这或许与楚怀王心的历史功绩是相称的。《通志·氏族略六》曰：“楚怀王孙心，都郴，其后遂为郴氏。”《史记》明言怀王心无后，这种由无后而有后的结局，或也是朝廷的安排。据《史记集解》引汉人文颖说：“郴县有义帝冢，岁时常祠不绝。”文颖为汉末人，果如其言，则对楚怀王心的祀祭持续了两汉的全过程。由此看来，刘汉皇室对怀王心的盖世奇功是相当尊崇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楚怀王心的在历史舞台的出场与谢幕，都为历史进程的演化印上了深深的痕迹。
楚怀王心虽死，对其功绩的争论，自古以来时有所闻。反对者所依，基本上就是持项羽的观点。而称怀王为天下贤主者，也历代不乏其人。为其立碑者有之，为其私撰本纪者有之，为其未被司马迁立为专传而叫屈者者有之。尽管欲为楚怀王心正名的人占少数，但他们确实是正确的一方。毕竟历史功绩的大小有无，不是看前贤给出的结论，而是要看具体事实。楚怀王心的历史事实究竟怎么样，本文所述基本上都陈列了。是耶非耶，读者自会得出结论。

附注
[1][2][6][11][16]参见《项羽本纪》
[3]参见《秦始皇本纪》
[4]参见《秦楚之际月表》
[5][18]参见《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7][12][13][15][19]参见《高祖本纪》
[8]参见《傅靳蒯成列传》
[9]参见《樊郦滕灌列传》
[10][8][9]以外地名均参见《高祖本纪》
[14]参见《魏豹彭越列传》
[17]参见《刘敬叔孙通列传》
[20]参见《汉书·高帝纪》

附寻找楚怀王
菜九段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在骤然降临的厄运面前，时常作深刻的反思。如白起和蒙恬，前者认为自己杀降卒，后者认为自己绝地脉。于是稍觉坦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李广到老仍不得封侯，亦自省到曾经杀过降卒。这些或表明，为命运寻求解答已成了人的一种本能行为。所以，司马迁自己因李陵事遭宫刑之辱，也同样椎心泣血，反思不已。其所得结论是：祸莫大于欲利、为明主不晓、以为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一句话，基本上没有他自己的过失。如参之以白、蒙等人的思过状，司马迁的反思或者还没到位。司马迁固然不可能如白、李、蒙等以兵器遗患，但其文字一样能杀人于无形。至少，楚怀王心的情况就属此类。
在秦汉之交，楚怀王心是个昙花一现的人物，但他的历史作用却不能一概抹杀。司马迁没有为他专门立传一事，在后世颇受非议。清人赵翼的论说最具代表性，他说：“《史记》不立楚怀王心传，殊为缺笔。陈涉已世家矣，项羽已本纪矣，心虽起牧羊，然汉高、项羽尝北而事之；汉高之入关，实奉其命……”从赵氏的着眼点去看《史记》，秦楚之际，无足称道而占籍史册者，确大有人在。傅、靳、蒯成姑且不论，即使韩王信、卢绾亦不见得有什么重要性。那么，司马迁不设怀王心专传，确实说不过去。之所以司马迁给后世留下如此话柄，或许与他上了项羽的当有关。项羽在汉元年分封前声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这就把怀王心的历史作用一笔勾销了，但却不是事实。
的确，怀王心早先只是作为幌子被供养在远离战火处。楚地的政治军事权力集中于项梁一身。项梁败死，怀王心迅即挺身而出，承担了楚地的军事政治重任。司马迁在评论怀王心这一举动时的措词是“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恐，徙盱台都彭城”。事实上，比起盱台（今江苏盱眙），彭城（今江苏徐州）太靠近前线。怀王心迁都一事，似无论如何也与“恐”字拉不上关系。倒是刘邦、项羽知道项梁败死，“恐”而从前线撤退到后方。而正因为怀王心的出掌大权，才使得反秦大业真正走上胜利之途。经过项梁大败，怀王心接手的楚地势力大不如前。就在这种颓势面前，怀王心果断地安排了两路人马，一为援赵，一为攻秦。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怀王心为这两路人马安排了最合适的人选：坚韧不拔的刘邦率弱旅攻秦，刚猛无俦的项羽随主力救赵，并且坚决地制止了项羽愿随刘邦攻秦的妄动。这种安排至关重要。假如把两个角色颠倒一下，恐怕两路俱不得奏功。那么，中国历史恐怕就要重写。所以，楚怀王心的历史功绩至少有相互关联的两点。其一为避免楚地因权力真空而产生内閧的危机；其二为部署了攻秦大计。后人将功劳挂到刘、项名下，只字不愿提及怀王心。这等于说，与路线的执行者相比，路线的制定者毫无功劳可言。照此推论，一幢宏伟的建筑杰出，功劳只属于施工队长，与设计师无缘。这种逻辑显然不能为人接受。但司马迁无意中让人接受了这个观念。
实际上述功劳外，怀王心还特能主持公道。在天下之权已集于项羽一手的时候，他还明确晓喻，分封要按早先的约定，即先入关中者王之，意即将王关中的荣耀归于刘邦。最终，他也因此而触动了项羽的杀机，于是先被项羽虚尊为义帝，后惨死在迁徙南国的途中。由于怀王心的悲惨结局，不难想见，在项氏势力极度膨胀的当时，做出上述决定需要何等的勇气啊。最善于抓人性闪光点的司马迁，恰恰对怀王心这点可以大书特书的凛然不畏强暴的特质没有做足文章，对他本人而言，亦是不小的损失。
日后，刘邦击项羽时，首先以讨弑逆怀王心为出师之名；历数项羽十大罪状中，有六条与怀王心有关。讨平天下后，又立即下诏曰：“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比之刘邦日后为陈胜等无后先贤定守冢人户，他早年的旧主楚怀王心的地位要高出众人甚多。这或许与楚怀王心的历史功绩是相称的。《通志·氏族略六》曰：“楚怀王孙心，都郴，其后遂为郴氏。”《史记》明言怀王心无后，这种由无后而有后的结局，或也是朝廷的安排。据《史记集解》引汉人文颖说：“郴县有义帝冢，岁时常祠不绝。”文颖为汉末人，果如其言，则对楚怀王心的祀祭持续了两汉的全过程。由此看来，刘汉皇室对怀王心的盖世奇功是相当尊崇的。而就是这样一位改变历史的传奇人物，居然没能得到司马迁如椽巨笔的专章摹写，千古之下，令人叹息——不仅为楚怀王心失去的历史地位，也为司马迁失去了一个可以驰骋其文思的重大题材，更为后世读者无缘看到前二者的神奇结合。能不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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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25 13:08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文章写得确实不错~~见解独到~~

楚怀王心虽是傀儡~~却能不畏强暴,主持争议~~面对危险,挺身而出,挽救了农民起义~~
确实是有重要历史功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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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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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杂识之　　透视贾谊的小人本相
菜九段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唐人李商隐用这一首《贾生》诗道出了千百年来知识阶层为贾谊鸣不平的心声。在历代士人眼里，汉人贾谊是个怀才不遇的典型。而且他这个才不是一般的才，是一种足以为帝王师的才。为帝王师，为皇帝老爷支招、出谋划策，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是何等的荣耀。大概就是因为贾谊，也不知引发了多少后世读书人为帝王师的无限遐想。贾谊生前支了不少招、出了不少谋，但后人公认其招其谋见用者稀，于是便由李商隐来发一浩叹。而为贾谊叹惜并不始于唐人，早在汉代，刘歆就对贾谊推崇备至，其曰：“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而其父刘向更为其深道惋惜，其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汉书·楚元王传》）
是不是因为贾谊的才华众望所归以及为其鸣冤叫屈者众，我们就应该认定贾谊受了天大的不公？会不会因为在后世的知识分子眼里，贾谊是他们的同道与榜样，便先有了一定的倾向性，所谓同气相求，在评价的时候免不了会感情用事，不问是非地向着自己人？不能排除这些因素。对这个问题的判研，应该经过充分考察，来看其生前究竟为皇帝出了什么谋，支了什么招，是否当得起后人的如此推崇。经过初步考察，菜九认为，贾谊的所谓遭遇不公，对汉代百姓来说，没准是一件大好事。
那么贾谊的所谓不遇是怎么回事呢，《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得很清楚：“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而《汉书·贾谊传》基本沿用了《史记》并下判断道：“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看来古人对贾谊的遇与不遇已没了定见，如果客观一点，不妨认可班固的看法，即谈不上遇与不遇。毕竟他出的谋、支的招，是有一些被采用了。而欲其所有的主张都被皇帝接受，那运气也太好了点，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
贾谊刚入朝廷，就在朝廷大事中取得话语权，频频为新即位的汉文帝出谋支招。按司马迁的说法，汉文帝即位之初的多项法令都是按贾谊的主张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不能算是不受重用。而当时贾谊也只有二十出头的年纪。在贾谊短短的从政生涯中，留下了大量的干政文字。只要仔细研读就不难发现，贾谊的进言无论其怎样千变万化，但可以一言以蔽之，即为皇帝好。而为皇帝好，是不是真的能达到目的，是不是为天下好，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其变着法子进言的核心就是为了巩固并扩张皇帝的权势，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进言与历史上的前辈韩非、李斯没什么区别。巴结权势，乃人性使然，孔夫子也说过“畏天命，畏大人”嘛。在《史记》中就有不少出于为当局着想而进言的记载，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坏事多，好事少。因此，每逢菜九看到有人向当局进言，总要戴上有色眼镜看一看，还真看出几个心术不正的家伙，并认定贾谊也是其中的一个。也正是这个贾谊，不知让多少人被菜九扣上了读不懂《史记》的帽子。
菜九印象中《史记》记有几处小人进言坏了人主大节的事大致如下，周公归政成王后，有人对成王说周公想造反，陷成王于不义；有人对陈胜说故旧太放肆，有辱尊严，弄得陈胜众叛亲离，最终兵败被杀；太公家令对太公说，应该对当了皇帝的儿子行臣子礼，太公照此办了，而刘邦受之坦然，坏了皇帝自己的形象。再一个可能就是贾谊对汉文帝进言，但未能得逞。那么贾谊的进言都是些什么呢，无非是让汉文帝削藩，众建诸侯少其力。此事因日后的吴楚七国之乱而显得非常英明。其实读书人大概忘了，天下之分还是合，在秦始皇并天下时就争论过了。李斯等人得出的结论是，周王室为什么衰落，原因就在于分封太滥，最终弄得王室本身没力量。而汉人在总结秦亡原因时，则将不分封子弟作为重要原因。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无论分也罢，不分也罢，都有各自的问题和麻烦。换言之，即使按贾谊所说去做，也未必能讨到什么好。大明王朝的建文帝就听了臣下削藩之策，弄得身败名裂。好在汉文帝没听贾谊的，否则什么下场还真不好说。再仔细分析贾谊的削藩建言，其重点是要削汉文帝叔父、堂兄、侄子们的封地，而对汉文帝的子嗣，贾谊的主张却是增加封地（《谏立淮南诸子疏》）。这种主张似乎与他再四强调的末大不掉的吁求相矛盾，其实两种主张的核心是一样的，即怎样才能扩大并巩固现任皇帝的权限。因此，贾谊的小人特色，就是孜孜不倦地鼓动汉文帝将国家最大的利益划到自己名下。一言以蔽之，贾谊反对各诸侯占地多的主张不是一种制度上的改进，而是要形成怎样让与最高当权者关系最直接的亲属多占地的制度。所以说他巴结权势，一点也不冤枉他。
应该看到，贾谊的这些削藩主张在朝中有很大的杀伤力，得罪的人肯定不少。但他仗着报效最高当权者的拳拳之心，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也许有人会认为，贾谊的这些言辞可能是在私下里说的。但根据其不依不饶的进言劲头来看，他不会对众人有太多的回避，这也是众老臣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原因。一个新进之人，是不是会站到众老臣的对立面，这样做是否明智。天下没有无风险的投机，投机的收益与风险成正比。日后汉武帝朝的江充为了讨得天下至尊的欢心，得罪任何人都在所不惜，连武帝太子都被他得罪而逼反。像贾谊这样求进心切，肯定也会公开自己的主张。如果贾谊也是没完没了地在皇帝面前推行自己的主张，众老臣联合起来反对他正是合情合理的事。而贾谊的进说常常是不顾客观事实危言耸听地胡说一气。比如他说“今汉兴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忧民（事势）》）。需知，秦收太半之赋，民不堪重负而反。至汉兴至文帝，始终贯彻了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赋税率约为十五分之一，远远小于孟子主张的十分之二。贾谊并非不知道这个情况，其之所以要将问题讲得严重，无非是想吸引皇帝的注意。
对贾谊的反复进言，人们不妨可以说他报国心极强，但同样也可以说其心术不正，谄媚邀宠心极盛。阻挠贾谊得势的朝臣，就是持后一种议论。现在人喜欢将贾谊策不受重视归结为保守派势力强大，那些使贾谊不遇的罪魁祸首，即司马迁所记的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往往被后世尤其是被现代学者当做是保守势力。这其实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可以肯定，绛、灌等人确有保守的倾向，而这些所谓的保守势力的话有没有一定的道理，似乎很少有人论及。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梳理，我们应该承认，他们反对贾谊的言辞却更切合当时的实际。之所以说以周勃、灌婴为代表的反贾言论也有更多合理的成分，就是萧规曹随原则在起作用。萧规曹随的故事最能体现汉初崇尚无为而治的精髓。联系到贾谊事件，这个故事的意义也非常大。当年汉惠帝责怪曹参不问政事，曹参问，皇帝与高祖相比谁更高明，皇帝说自己不敢比高皇帝；曹参又问，皇帝认为曹参与萧何相比谁更高明，皇帝说似不及萧何。曹参说，这不就结了，你不如高皇帝，我不如萧相国，他们俩定下的章程在运行就行，何必去干涉呢。换言之，刘邦定下来的章程，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臣子们是不想做变更的。他们自己比不了萧何，汉文帝也未必高明过刘邦，为什么要动先帝留下的政治遗产呢。在他们看来，贾谊年少轻进，想哗众取宠，乱祖宗成法，罪无可赦。因为贾谊所论，不过是李斯、秦始皇的陈词滥调，不足为奇。在当时并没有让中央政权受到外在力量的威胁的情况下，主动挑起事端，显然是有违汉初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宗旨的。
汉代秦兴，有识之士就对秦亡之鉴作过总结，并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秦未能封建子弟。贾谊本人也对秦不分封不以为然，他认为：“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将者不苦其劳，繇使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欢乐其上，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尽自有之耳。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耳，十钱之费，弗轻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陈胜一动而天下振。”（《属远（事势）》）如此说来，贾本人也是主张封建的。只是贾的进言，是战国以言干进的一套，其用心不外乎窥伺人君的心理，危言耸听，以期能展其才。而贾谊的进言，恰恰违反了汉初的思维定势。殷周分封，中央最终失势，但其仍能延祚几百年，较之秦二世而亡，更为汉人所能接受。在反端未现的情况下，突然提出要削藩，岂不是弄得天下大乱。而贾谊的一套，恰好是与无为相反而行的，皇帝和大臣不为所动，应该说是正确的，而不是什么忌才。那些老臣所说的“洛阳之人”也是有出典的，即当年的苏秦就是洛阳人，以鼓唇弄舌谋求功名利禄。在这些所谓的保守派眼里，贾谊就是苏秦之流角色，可能这个看法与事实相去不远。
可以断言，贾谊进言的出发点就是瞅准了汉文帝潜在的私心，窥测皇帝人性中的弱点，并激发之，以期一下子能平步青云。以前成王臣子、陈胜臣子、太公家令都是这样讨得当权欢心的，苏秦、韩非、李斯辈，也正是通过投其所好结最高权力的欢心的。怎奈由于汉文帝英明，他没有完全达到目的。
有很多人，包括菜九一向敬佩的人都以为汉文帝后来分齐为七、分淮南为三是受到贾谊的启发。这种观点显然是菜九以为没读懂《史记》的。汉文帝后来分齐为七、分淮南为三之前，齐与淮南都因为叛乱，经汉平叛后，被汉剥夺了封爵，土地归汉中央所有，汉是将自己的土地拿出去分成十个国家，而不是把原有的大国划小，这里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贾谊从来没有主张汉把自己的地拿出去分给别人。贾谊就是强调末大不掉，如果没有末，就不存在什么掉不掉的问题。而汉文帝的做法，显然是特地做出些末来。怎么能说是受贾谊影响呢。知识分子的虚妄性，也正在于此——硬要把不是自己的功劳说成是自己的。
总而言之，尽管贾谊的主张未被采纳，但汉文帝并没有亏待他，他个人显然还是进言的受益者，否则他凭什么一下子就从一个平头百姓，当到了长沙王太傅。说明汉文帝还是爱惜人才的。但贾谊还很不满足，郁郁而死，这又是何苦来哉，真是天晓得。司马迁将其与屈原同传，是指二者力求报效的执着相似，至于所求是否正当，并没有开展讨论。贾谊的事迹及史公的记载，赚得千百年无数同情泪，却为贾谊本人及司马迁始料未及。菜九以为，史公赞赏的也就是那种追求强烈而已。但强烈不等于好，不等于对这一点，各位看官应切记则个。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菜九段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专制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专制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原载《读书》1997年3期刊发时有删节，现全文刊布）

古史杂识之　　皇帝的家谱
菜九段

菜九读《史记》成痴，也不知不觉接受了司马迁的主张，以为但凡立了大功的人，其后世或者不会默默无闻。按这个逻辑，像司马迁本人及李广家族因蒙受了不小的屈辱，其后世就没有理由不发达起来。在李广家族，自有李唐皇室自承为其后人，而司马迁的后人就无声无息。菜九对此心有不甘，决心从皇帝的家谱中找到有利于菜九痴迷的证据。本来古代正史就被后世诮为帝王之家谱嘛。或者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从司马氏皇室及李氏皇室的家谱从看出若干破绽。
先来看看司马皇室的家谱。《晋书·宣帝纪》将世系一直上溯到秦末汉初司马卬，其曰：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伯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卬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司马卬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隽，隽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
而在《三国志·魏志》司马懿之兄司马朗的传记里，仅仅说了个河内温人也。裴松之注引司马彪序传曰：朗祖父隽字符异……父防，字建公。司马彪本人就是司马懿的侄子，他就没有把司马氏的族谱上溯到《晋书》提到的那么远。而与司马懿是同时代人的陈寿，也没提到过司马氏有如此显赫的祖先，那么，这个显赫祖先说法显然是后出的。大概司马氏后人觉得自家的皇帝之位是从曹氏手中不那么光彩地夺得，面子上不那么好看，为了强调自己的高贵血统，就把家谱上溯到司马卬。但比较一下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就可以看出，两者的一脉相承之处。在司马迁的笔下，重黎及程伯休甫都是提到的，但后者的情况就与司马皇室的说法有异，司马迁说程伯休甫在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然后分为在卫在赵在秦的三支，司马迁本人是从在秦一支延续下来的，而司马卬这一支则是从在赵一支延续下来的。但司马皇室的家谱没说的那么详细，从其续家谱的出现距司马迁数百年时间跨度来看，多半是抄袭了司马迁的家谱。于是问题来了，其上溯到司马卬或为冒认，或为有所讳，或者兼而有之。说其冒认，是因为其没讲清楚是从司马卬以下哪一支衍生而来，因为据《汉书·高帝纪》的说法，司马卬死得不明不白，其是否有子嗣传下来就很可疑。如果有子嗣传下来，又是其哪一子，没交代，看来是因为不知道，所以说不清。司马迁序家谱，自司马错而下，总能还出几个名字；而皇室的家谱，司马卬上面光秃秃，下面也是光秃秃，到了八世后才突然冒出了个司马钧，这个连司马彪都没有提到的记录，其可信程度如何不言而喻。可以这样说，只有被司马迁提到的人才出现在皇室的家谱中，而司马迁没提到的人，皇室家谱也还不出来，这就摆明了是照抄太史公的家谱。
联想到司马迁所说的“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的说法，会不会因为司马皇族与司马迁有什么瓜葛，觉得没什么面子，有意略去这一节不说，而将家谱挂靠到司马卬那一支名下？联系到李唐皇室的作法，这种可能是有的。从司马昌到司马迁传了四代也不过百年的光景，而从司马卬传到所谓的司马钧仅仅八代就传了三百年，好象不那么谐调。司马迁有外孙杨恽，其有女儿是肯定的，没有司马迁儿子的记载，但《汉书·司马迁传》称王莽时封司马迁之后为史通子，则其族香火未息也是可以肯定的。按司马迁家族的传承速度，从司马迁往下两百年，则有传八世的可能。这样的推测可能过于大胆了，但如果两者没有一点关系，司马皇族抄司马迁的家谱干什么？总不能因为所谓的司马卬家并没有家谱传下来，就只好到司马迁那里去抄。而真要抄的话，至少前面应该抄抄对，却偏偏抄个错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其家谱是刻意做出来的。所以菜九总存了这样一个念头，即司马皇室的家谱是冒认司马卬为祖先，他们甚至可能就是司马迁的后人。这个连史学大家、司马皇室后人司马光都没议过的问题可能太匪夷所思了，但至少可能对一半，即《晋书》的提法不可信。

说来也怪，李唐皇室的家谱也是出自《晋书》。在《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是这样记载的：武昭王讳暠，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人，姓李氏，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广曾祖仲翔，汉初为将军，讨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众寡不敌，死之。仲翔子伯考奔丧，因葬于狄道之东川，遂家焉。世为西州右姓。
但《史记》所记的李氏家谱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记载可靠程度如何，写史者或出于某种造假目的而未考虑到情理的严密性，但不妨让我们这些心怀疑虑者替他们扳扳指头算计一下。司马迁记李广之先为秦将李信，即抓燕太子丹的那个人。李广本人于汉孝文帝十四年从军。在此之前，汉立国刘邦十二年减五得七年，惠帝七年，吕太后八年，至孝文帝十四年，共三十六年。李广的曾祖似没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生下第四代成年名将。考《史》《汉》二书，那个时期似无与西方作战的历史记载。这个曾祖仲翔的来历就有点莫名其妙了。须知，司马迁本人与李广一家三代关系都好，他是李广或李敢的老部下，李广与其子李敢都做过郎中令，司马迁在成年前应该在宫中为郎，李陵的父亲李当户，也在宫中服役，应该与司马迁照过面。他们的家谱，应该以司马迁所说为准。至于其它人的话，要么是胡说八道，要么是别有用心。
那么，是不是李唐与李广没有任何关系，菜九也不这么看。菜九以为他是故意把水搅浑，以扰乱视听。因为李唐皇室已将他们的祖先上溯到老子李耳，如果李广与他毫无关系，他用不着生拉硬套这层关系，授人以柄，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太有关系，且有难言之隐。比如，他就没有说自己是李广的哪一支所传就很令人起疑。由此联想到李太白叙家世，称其隋末一支，窜入碎叶云云，故意语焉不详，原因是有难言之隐。比如有人指认李白是唐初玄武门事变死难的李建成或李元吉之后，因在李世民后人当权的时代，这个身份还是不暴露为好，所以才这么说。而李唐皇室的难言之隐，可能是与李陵有关。李陵的作战下场与《晋书》家谱中的曾祖相类。而且李广有三个儿子都有名有姓，为什么到了李唐皇室这里，就连有名有姓的记录也弃之不顾，这就奇了。司马皇室抄《史记》的家谱，连司马卬子孙的姓名也还不出来，是因为司马迁没说过，他们也不便生造。而李广三子李当户、李椒、李敢清清楚楚，完全可以说得更明白透彻。为什么不说，大概认为不便说。如果是李椒、李敢，就没什么需要回避的，而如果是李当户，则其后为李陵，就有点不好说了。为什么不好说？原来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说，自李陵一家被汉朝廷屠灭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以为耻”。或许这个引以为耻的情形延续了很长时间，所以李唐皇室发达以后，可能就不愿意提那些容易引起人们不快联想的旧事，所以就将他们奉为老祖宗李广的家谱都改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晋书》是唐太宗时由房玄龄等人主持修撰的，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了一点稿，没准就是李世民授意房氏做了手脚。早年菜九看过一篇文章说胡有九种，其中有一种称之为李陵胡。说明李陵留在汉地的家小被灭绝后，其在匈奴所繁衍之子子孙孙蔚为大观。而李陵在匈奴所娶托跋氏所生子，即北魏太武帝之祖先。当年崔浩将拓跋皇族血脉上续到李陵，被唐人刘知己斥为无稽之谈，但刘知己的说法亦不足以服众。如网友独孤如愿于2004?10?15?1:52:57在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栏目里称：“刘盼遂的三篇《李唐为蕃姓考》和王桐龄的《杨隋李唐先世系统考》，经过一再论证，认定李氏出自拓跋族。其主要理由是：一，据释彦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记载，李氏自言高祖李渊七世祖为西凉武昭王李暠，唐僧人法琳曾冒丧生之险，当着李世民的面加以驳斥：‘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认为李氏是拓跋达阇的苗裔，自称陇西大族李氏之后，实属假冒。显然，法琳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决不敢口出狂言。”照这个说法，李唐一脉出自胡地、出自拓跋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法琳斥李氏与李广无关的说法也站不住脚，毕竟拓跋氏与李陵有这样那样的牵连。

最后的看法是，司马皇室与李唐皇室的不实家谱都是在《晋书》中搞出来的。按说李唐不应该替司马皇室遮掩，但为什么两个明显站不住脚的家谱都留存了下来，这确实是个费解的谜。
回到菜九的初衷上来，还可以引用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李广遗裔之蕃昌》作结。其曰：“司马迁与李陵善。陵生降，堕其家声。故《史记》于其祖李广之有功不侯，三致意焉。后人遂以广杀降致族灭之报。其实广之十六世孙暠，在晋，霸有秦凉。及薨，国人谥曰武昭王。又七世，至唐高祖，遂有天下，子孙相传三百年，国祚与汉相等。陵之子孙，至唐为黠斯称可汗，君于漠北，亦垂百年。是广遗裔之蓖盛昌炽，远胜卫、霍。杜甫诗，李广无功缘数奇。奇于生前，而昌于身后。广固无遗憾。迁亦不必代抱不平矣。” 倘事情真如上文所料中，则菜九也无须抱不平矣。题外话是，司马迁一生，大概就是在李陵问题上没说老实话，他说自己与李陵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他与李家三代有如此渊源，又印象如此之好，怎么会不偏袒李陵呢。只是他的倾向在当时是允许的，就是没有想到由此得罪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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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26 10:42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佩服ING

菜兄你可真厉害啊，反之偶可真是要惭愧了，貌似对这方面的东东还从没用心读过呢，更别有说你这样的一份独到见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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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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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29 11:58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古史杂识之　　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
菜九段

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吕太后本纪》中，司马迁对吕太后之兄吕泽的定语是“发兵佐高祖定天下”。但仅有此定语，而无实际战功，则不足以服众。是否因为吕泽是吕太后之兄而享有了其不应该享有的名望呢，抑或另有隐情，其实际战功被人为地淡化了？细考《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氏战功受到人为淡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泽于汉定天下后受封为令武侯，说明他在武功一道上建树可观。而在《史记》的主要篇章中，吕泽的这一称号并没得到有力的材料支持。幸亏司马迁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以下简称《功臣表》）时，录用大量朝廷档案，从而为吕氏的功劳，保留了一些蛛丝马迹。现在根据这些有限的史料，让我们来看一看，吕氏、主要是吕泽，在秦楚之际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一、吕氏武装的存在理由及其组成
吕氏武装应该在反秦作战时期就已存在，而有关吕氏主要是吕泽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却史无明文。依《功臣表》的说法，吕泽也仅是以刘邦客的身份参与反秦事业的。此界定显然与其佐高祖定天下的评语不符，更不支持其作为一支独立武装的事实。但《功臣表》记东武侯郭蒙有“属悼武王，破秦军杠里、杨熊军曲遇”一事，表明吕泽是带兵将领。在《功臣表》的“某属某”句式中，后一某字，代表了一支独立部队。如乐成侯丁礼属灌婴，台侯戴野属将军（刘）贾，赤泉侯杨喜属淮阴(韩信)，等等均是，而该句式后面提到的三人，均在一个时期作为一支独立部队作战。依此例，有人属吕泽，亦表明吕泽武装的独立性。郭蒙是在反秦战事中唯一被明确标识为吕泽部下的人，在楚汉战争中被直接标识为吕泽部下的人就多了，如丁复、蛊逢（《汉书》作虫达）、朱轸、冯无择、周信、吕婴。值得注意的是，博成侯冯无择是悼武王郎中，成陶侯周信为吕氏舍人，这两个职衔在刘邦功臣中为数不少，充分说明了吕氏亦自有一套完整的官职体系。至于丁复为大司马一职，与刘邦体系迥异，倒是项羽部有大司马曹咎、大司马周殷，此事表明，较之刘邦集团，吕氏所部的官职更接近楚制。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并不能穷尽吕氏武装组成人员的全部，因为所有没有标明属性的功臣，都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属于刘邦。但只要考虑到吕氏是一支独立部队，那些原本被认为属于刘邦的功臣及功劳，或有相当一部分要考虑其是否属于吕泽了。
刘邦的主要战将的击秦记录，现有记载不外乎曹参、周勃、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而傅宽、靳歙的事迹主要在楚汉战争时期。根据《高祖本纪》及《曹相国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樊郦滕灌列传》，刘邦起兵之初的作战轨迹大致可以确定。但《功臣表》中一些人的早年事迹，则与上述内容不符。据《高祖本纪》，刘邦于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此月为当年的最后一月，刘邦的作战似只有战胡陵、方与（《汉书》将此事放在二年，与《秦楚之际月表》同），余均不可见，亦不可能。那么，在此年参加刘邦部、又非起事于丰、沛、砀者，均应考虑其加入的是刘部的支属吕泽部。具体来说，这些人有陈豨（前元年从起宛朐）、阿陵侯郭亭（《汉书》作河陵侯，前元年从起单父）、菌侯张平（同前）、厌次侯元顷（前元年从起留）。只是在秦二世二年，刘邦才于上述地点作战。倒是吕氏的作战范围到过单父，其证据为《惠景间侯者年表》有成陶侯周信，其“以卒从高祖起单父，为吕氏舍人”。这里，单父与吕氏得到了有机的联系。如果说上述记载是可信的话，只能认定以上人等所加入的是吕泽部队。
另外，信武侯靳歙亦为从起宛朐者，估计当时是陈豨部下（理由详后）。成侯董渫功比厌次侯，亦可能属吕泽。阳陵侯傅宽从起地横阳，亦非刘邦作战轨迹，只是其从属时间不详。汾阳侯靳强“以郎中骑将前二年（即秦二世二年）从起阳夏”。而与阳夏地望相近处为雍丘，估计刘邦与项羽战秦将李由于雍丘时，吕泽所部或在阳夏作战。（《汉书》之功臣表，以靳强为前三年起栎阳，显然是误记。因为栎阳在咸阳以东，刘邦于汉元年至霸上，前三年不得至此。）在前二年加入刘邦武装的功臣还有谷陵侯冯溪，起事地点为柘。《惠景间侯者年表》之梧侯阳成延从起郏，时间不详。前述四地在刘邦及其主要战将的作战轨迹上均无所见，则可认为其以加入吕泽所部而间接加入到刘邦的阵营。
功臣官职或出身中还有“二队将”、“越户将”、“越队将”、“慎将”诸职衔的人等若干，笔者以为他们可能大部或全部与吕泽有联系。因为除了二队将外，还有上队将之称，祝阿侯高邑即是以上队将入汉。是否可以把吕氏所属部队看作为刘邦的二队，此问题向来无解，但也应该考虑存在这种可能性。因在司马迁的叙述中，似未将吕氏铁定为刘邦的部下。所谓“客”也好，“发兵佐高祖定天下”也好，均表明了吕氏拥有某种自由度。不知此自由度是吕太后掌权后刻意美化自己家族，还是事实原来如此。今不妨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在内。这种身份的人有河阳侯陈涓、东茅侯刘钊、曲成侯蛊逢、柳丘侯戎赐二队将，海阳侯摇毋余越队将，博阳侯陈濞刺客将，东武侯郭蒙越将军，贳侯吕元越户将，绛阳侯华无害越将，等等。如果吕泽所部并非天然是刘邦的部属，则其称二队亦甚相宜。
《功臣表》中有一个称呼曰“连敖”屡屡出现，笔者以为此官职属于吕泽所独有（或其部以此官职命名者众多）的可能性较大。《惠景之间侯者年表》中有俞侯吕它父吕婴以连敖从高祖破秦，日后，又因与吕氏有牵连受诛。这人极可能是吕泽的部下甚至族人，该表又称此人功比朝阳侯。而朝阳侯华寄又恰好是以连敖入汉。所谓功比某人，往往表明两者经历战功相似，有较多的可比性。前面提到的郭亭、戎赐也是连敖身份，而且极可能为吕氏部属。《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就称，河陵侯郭亭“定三秦，属周吕侯”，透露出郭亭的早期归属或就是吕泽部下。另外有连敖身份者还有隆虑侯周灶、广严侯召欧、祁侯缯贺（只是此人是在汉三年才加入的）。另有煮枣侯赤，“以越连敖从击秦”。当然，刘邦部也有可明确指认的连敖，即入汉后的连敖韩信。但入汉之后，刘、吕两部应该合为一体了，届时该职衔为两部所通有，亦属寻常之理。
细考刘邦部骨干将领曹、周、樊、郦、滕、灌诸人，在灭秦前，没有率领骑兵作战的经历。而《功臣表》中，以骑将身份击秦者为数不少，根据吕泽部的官职体系更接近楚制，估计这些为骑将或骑士的功臣原或属于吕泽。因为在楚汉战争中，留守关中的楚将有多人是以骑将身份加入汉军的，如吕马童、杨喜、杨武、王周。而肯定为吕泽部的丁复属下朱轸以骑卒降翟王、虏章邯；可能为吕泽部的靳强，即是以郎中骑将加入的。另外，傅宽更是以魏骑将的身份加入刘邦系列的；靳歙有两度对秦军骑兵作战的记录。而以《功臣表》校之，有连敖历史的人，又兼有骑兵色彩的就有广严侯召欧。那么，是否可以考虑，在反秦战事中，出身骑兵的功臣，均可能为吕氏部属。这些人有清阳侯王吸、宣曲侯丁义、武强侯庄不识、乐成侯丁礼、纪信侯陈仓、张侯毛泽、南宫侯张买之父张越人。
在刘邦功臣中还有两人为不愿属刘邦者，他们的早年经历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为王陵，其二为雍齿。在《陈丞相世家》中，王陵被描述为独立起兵于南阳，一直到汉攻楚时才加入到刘邦阵营。后人多尊奉此说。事实上，他也是早年追随刘邦起事于丰者。《功臣表》的记载表明了这一点，“王陵以厩将别定东郡、南阳，从至霸上”，与《陈丞相世家》不符。那么真实情况很可能是，王陵与吕泽在一起作战。这种可能性极大，因为王陵过去的地位当在刘邦之上，起义后不愿属刘邦，亦在情理之中。王陵事迹的歧记，或都有一部分真实，非可视任何一种为凭空捏造。因为其既不愿意属刘邦，却又是从起于丰者，这就存在追随吕氏起义或始终与吕氏在一起的可能性。从《高祖本纪》及其它人的专门传记中，看不出刘邦部在反秦战事中有分开作战的迹象，唯一的例外是郦商在刘部攻克南阳后别将定汉中。但根据王陵的事迹，刘邦部或曰刘邦系列的部队肯定有分兵作战的事实。只是，王陵与吕氏的关系也不是如此轻易能定的。吕太后称制时期，王陵坚决反对王诸吕，就不支持其曾为吕氏旧部。但其从起于丰，又不愿意属刘邦一事，终究要有可协调之人之地使之可以容身。而这个人，从逻辑上来说，就应该是吕泽。再来看雍齿的事迹。雍齿为刘邦部的叛徒，在秦二世二年时，他背叛刘邦，以刘邦不多的根据地之一——丰投降了魏国。刘邦得项梁人力支持后，收复了丰，雍齿就逃到魏国去了。但据《功臣表》，到了秦二世三年，他又重新加入了刘邦部。刘邦对雍齿恨之入骨，甚至于到了已对雍齿论功行赏后，还不肯宽恕当年曾追随雍齿叛变的丰地百姓。如此看来，雍齿的再度加入，极可能是加入到由吕泽统率的刘部支脉，其时间正是刘邦西进之时。
总之，吕泽部的人员构成极其广泛，其吸纳远方同盟者的作用显著。在《功臣表》中有不少的越族将领，可能就是由吕泽部的吸纳，而加入到以刘邦为首的反秦阵营的。而这些人员的加入，对日后吴芮部将梅鋗最终助沛公破武关，起了关键作了。而陈豨于起兵之初就拥有五百人，傅宽原为魏将，靳强原有千人；陈豨等人的加入，使得刘邦部队的实力大增，为其最终夺取天下，奠定了基础。
二、吕氏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
据前所论，吕氏部队应该是存在的。那么，其在反秦战事中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呢？现只能从刘邦及其核心武将的战绩之外寻求被历史遗漏的蛛丝马迹。
秦二世元年九月，沛令欲以沛反秦，使樊哙召刘季于芒砀山泽间。估计当时吕泽等吕氏族人亦随刘邦隐于彼处。刘邦随樊哙赴沛，吕泽则可能率众从山泽中走出来略地，作战于宛朐、单父、留等地。宛朐在沛县西北数百里外，单父在沛与宛朐中间，留在沛县以南。欲在这样一个相当短的时间里，在如此大的范围作战，没有骑兵是不可想象的。不知吕泽因何机缘，在起义之初就开始建立了一定规模的骑兵，故能胜任这种大范围作战。可以认为，在秦二世元年九月这个短暂的时间里，吕泽没有与刘邦很好地协同作战。两部真正配合作战，应该是二年开始以后的事。
在秦二世二年，吕泽部肯定参加了与刘邦共击薛的战斗。在击薛战斗及其后坚守丰的战斗中，刘邦重创或全歼了秦泗川守的武装，这里当有吕泽部的一份功劳。与项梁合军前，刘邦部对章邯军的作战，不知吕泽部参加了没有。但当时刘部也是势单力薄，估计会倾其所有，与新胜陈胜、士气正旺的章邯作战，没有吕泽部的参战，是难以想象的。项梁立楚怀王后的对秦作战，估计应该有吕泽参加。那么，战东阿，战亢父，战濮阳等等战事，都有吕泽的份。据《惠景之间侯者年表》，吕泽部下冯无择参加了击雍丘之战。只是不详此战是项羽、刘邦击李由于雍丘之战呢，抑或楚汉战争的击雍丘之战。至少，在刘项战李由时，吕泽部或南下击阳夏与柘，此举或为拓地，或为配合作战。
秦二世三年，楚怀王以刘邦为砀郡长，助宋义援赵、西向灭秦。刘邦的第一出击是为援赵楚军开辟道路。这里的战斗，吕泽部基本上都参加了，郭蒙就曾随其战秦于杠里，与樊哙、曹参事迹相同。在傅宽的功劳薄上还有取安阳的记录，此地为《高祖本纪》及《樊郦滕灌列传》等所无。估计这一行动是吕泽部单独完成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日后项羽杀宋义于安阳，即为此地。说明刘邦部的行动，是为援赵楚军取得前进阵地。有关刘邦部与秦东郡尉的战斗，最乐观的记载也只是大破东郡尉军于成阳或成武南。比之王陵的“别定东郡”尚有一定的差距。其“别定东郡”之说，表明其与刘邦部的战东郡尉并非一事。从字面上来看，王陵行事相当于一支独立部队。当时刘邦部众多核心将领尚未能独当一面，估计王陵亦不得有此殊荣。如果王陵部队不是吕氏之外的部队的话，那么极可能与吕氏是同一支部队。笔者曾作《刘邦西行入关的战争线路与历史功绩辨析》（《淮海文汇》1996·10），指出刘邦在正式出击前曾为援赵楚军作过开辟前进线路的贡献。其中的主要战斗即为击东郡与王离军，刘邦部的主要将领曹参、樊哙等均参加了此行动。但其后，刘邦就移师昌邑一带，而不及定东郡。如果王陵是与吕氏协同作战的话，那么，吕氏在与西进的刘邦部既配合作战又分头行动的战略作用就相当重要了。在刘邦不及定东郡的情况下，或因为其有更重要的战略使命要完成，由吕泽部接手继续在东郡的战斗，亦甚合情理。不仅如此，吕泽、王陵部还有可能继续为援赵楚军扫清道路，甚至于跟随过河击秦。从地理上说，这样做也非常合理。因为项羽率军北上的同时，不及定东郡的刘邦已率军南下。而项羽过河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有过战斗，那么其道路的开辟却必须有人完成。也许吕氏就是在这一时刻暂时加入项羽部，或先于其渡河攻秦。项羽当时是楚国上将军，他有权征用刘邦的部队或其盟军。
刘邦本人在西进途中并未能行进到赵地，据他在鸿门宴对项羽的解释，刘与项的战略分工为，刘战于黄河以南，项战于黄河以北。刘邦及其主力肯定没有北渡黄河，但《功臣表》表明，刘邦势力又肯定有机会北渡黄河，并在赵地扩大了队伍。很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曾经背叛刘邦的雍齿，于此时就以赵将的身份重新加入加入刘邦势力。因赵地均在黄河以北，故而他的加入支持了刘邦势力有过河击秦的事实。除雍齿外，还有阳都侯丁复亦为在秦二世三年加入刘部的赵将。丁复的加入地点是邺（今河北省邯郸与河南安阳之间），地点在黄河以北。而据《高祖本纪》，刘邦部击秦活动的最北区域也只是白马（今河南滑县），且在黄河以南。刘的盟军吕氏军，则极有可能渡河击秦。尽管此问题的提出实在匪夷所思，但不作此解释，则无法面对丁复加入刘邦部的问题。为解决此问题，《汉书》以丁复加入刘邦部的地点为薛，其身份为越将，但未给出加入的时间。很明显，如果丁复是如《汉书》所称以越将于薛加入，则时间肯定是前元年或前二年，之所以不提时间，是因为司马迁的说法是以前三年从于邺而非从于薛。班固以意改《史记》处甚多，《功臣表》尤其明显。而《汉书》对雍齿的赵将身份就没有改，既然雍齿可以是以赵将身份加入刘邦军，则丁复亦可。甚至于丁复就是由雍齿的关系，才加入到刘邦阵营中来的。丁复事颇不简单，《史记》、《汉书》均标示其受封七千八百户，此人的功劳当在樊、郦、滕、灌之上，居然除《功臣表》外，再不见其有何功绩。可以肯定其或在反秦战事中很有作为，或是因为由赵将转入刘邦阵营，起始地位就相当高，否则无法解释其最后的功劳。总之，由于《史记》、《汉书》的记载出入，丁复是否肯定于薛加入，无法确定。那么，只要刘邦阵营中有赵地的部队加入，其渡河救赵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对于丁复，顾炎武曾经提及，其曰：“楼烦即赵西北边之国，其人强悍习骑射。《史记·赵世家》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兵而用之也。是以楚汉之际，多用楼烦人别为一军。《高祖功臣年表》，阳都侯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而《项羽本纪》，汉有善射者楼烦；则汉有楼烦之兵矣。”（《史记会注考证》引）以顾氏的说法，楼烦的起源为战国赵地，则赵地出善射之人。而这个丁复，正是以楼烦将的身份入汉的。出身赵地的丁复为楼烦将，显然较之于出身于薛的丁复为楼烦将更有说服力。
其实，即使是刘邦部渡河击秦，也不算违背楚怀王的命令。楚怀王任命宋义为楚上将军，诸别将皆属。表明宋义有权调动楚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刘邦自然也不能例外。而刘邦受命后最初的军事行动，正是帮助援赵楚军打通前进道路。那么，刘邦部或者其协同部队过河击秦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在《秦楚之际月表》中，就有刘邦军“救赵至栗”的记载。只不过刘部至栗本身却与救赵无涉。但其早期行动是救赵行动的组成部分，则毫无疑问。《张耳陈余列传》称“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则项羽破秦前的钜鹿下已有三个外国及代地之兵。燕指燕王韩广部将臧荼，齐则非田荣所辖，或为原在赵之田间、田角部，或还有与田安、田都一样，因不满田荣的龟缩自保政策而擅自出兵救赵的齐军。这个“楚”字，前人以为有误，但应该考虑确实有这么一支、甚至几支部队存在，其或是棘蒲侯陈武部，或是定秦东郡之吕泽、王陵部。总之，吕泽部过河救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王陵确实是吕泽部属的话，吕泽部则又参加了攻击南阳的战斗。至于雍齿，虽然其受汉封有策略的考虑，但刘邦亲口说其功多。以刘邦早先的分封原则，击秦之功居先，雍齿的功多是否包括了击秦之功，不得而知。只是从道理上来说，应该如此。
刘邦部在取得了陈留积粟后，于西进前又有一个向北作战的动作，行动最远处，达到了白马，此地为今河南滑县，就在黄河南岸。此作战显然与西向击秦无关，估计在这次行动中，迎回了在河北作战的吕泽部。因为刘击白马为秦二世三年二三月间的事，此时距项羽破秦于钜鹿已过了三月，吕部从河北前线撤下亦无关紧要。从郭蒙击杨熊、及王陵于南阳作战诸事看，吕泽部亦参加了刘邦击南阳及攻武关的战斗。然后，吕泽部同刘邦入关战秦，最终灭秦。
三、吕氏在楚汉战争中的作用
有关吕氏在楚汉战争的作用，《功臣表》倒是有记载，其曰：“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砀，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另外，《项羽本纪》补充提到“是时，吕太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在日后记载中的吕泽“发兵佐高祖定天下”之说皆源于此。此言亦是吕泽在军事上独当一面的重要依据。可以肯定，吕泽在秦灭后的主要角色仍然是带兵打仗。
那么，吕泽的战争作用又是如何呢。首先，他肯定参加了汉定三秦的战争。汉元年八月，刘邦发汉中军击三秦，吕泽参与其事，这有《功臣表》的记载为证。《高祖本纪》以三秦王中的塞王、翟王为投降汉王，而《功臣表》明确记载，旧赵将丁复俘虏了翟王董翳。其实俘虏董翳的还不是丁复，而是朱轸，此人即是悼武王吕泽的部下。此记载将此功劳同时记载在两人名下，表明当时丁复已浸浸然成为吕泽部下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队。参加了三秦之战的吕泽旧部可指认者尚有东武侯郭蒙。三秦之战在《史记》中着墨甚少，似乎得来全不费功夫，实际上，三秦之战亦相当不容易。刘邦军事集团的所有重要将领基本上都参与了三秦之战。汉军出陈仓时，遇三秦兵阻挡，刘邦甚至于准备退兵，只因寻到另外的出路，才重新发动进攻的。三秦军队相当顽固，章邯之弟章平兵败后又卷土重来，嚣张的很。章邯被围于废丘长达八九个月，就是顽抗到底。据《功臣表》，战三秦死事者就有纪成。这个纪成，也可能是吕泽的部下。理由是，纪成在灭秦时的身份就是将军。在同一时期，此职衔为刘邦部所无（唯一称将军的刘邦部下有郦商。而此人原来就是一支独立武装，故沿用旧称）。而吕泽部这种人倒不少。如郭蒙为越将军，蛊逢为曲城户将，丁复是楼烦将，陈豨是特将。因此，这个战死的纪成，也极有可能是吕泽部将。从纪成之死可以看出，吕泽部在定三秦战争中打得相当艰苦。
汉二年，刘邦率五诸侯兵东击彭城时，吕泽先将兵攻下砀。砀为梁楚交会地，楚国在此的势力或相当可观。汉元年，楚为阻汉东进，曾派兵于阳夏阻拦。而阳夏又是吕泽、靳强熟悉的地区，故吕泽于此地作战当进展顺利。如果王吸是吕臣之部下，吕泽部有可能是从武关一路东进的。这个推测，与王陵将兵据南阳的记载吻合。曹参的战功簿上也有等击攻砀得手之记，当是与吕泽有协同之功。曹参很快就离开砀，继续东进攻彭城、萧等地，砀则由吕泽留守。吕泽之守砀，表明砀为刘邦重视。因为刘邦早年即起兵于此，后又受楚怀王之命为砀郡长，他当视砀为其命根子。项羽分封，将梁地据为己有，无异等于剜刘邦的心头肉。此时刘邦任吕泽攻下砀并经营于彼，显然有将其经营为根据地的意图。也多亏吕泽在砀有所经营，后刘邦彭城败退至下邑，得吕氏助乃能再度振兴。刘邦收拢残部与项羽相持于荥阳之初，吕泽或仍在砀地。日后，项羽攻下邑，估计吕泽不能当其锋，便退至荥阳与刘邦会合。项羽攻克下邑的具体时间不详。据《黥布列传》，项羽击下邑的时间是黥布反后，时间或在汉二年及汉三年之交。果然如此，则其后，吕泽当与刘邦一同在荥阳作战。此年之中，刘邦回关中灭章邯，而此役似有吕泽部队参加，章邯就是受擒于丁复部下朱轸。经此一役，关中获得彻底安定。此前，汉军击楚全力出击，曹参、周勃、樊郦滕灌都出关了，而章邯仍然盘踞在废丘，成为关中的心腹之患。很难想象，刘邦会置章邯于不顾，其一定安排了足以制约章邯的人选，这个人选为谁，已没有任何材料可借鉴，只能从《功臣表》分析推测。时有陈豨者，为入关封侯的为数不多之人，据《淮阴侯列传》韩信语，其素为刘邦所重，且没有材料证明其曾随刘邦出关击楚。如果要推镇守关中的最佳人选，首先就是陈豨，其次是丁复。丁复入汉并未封侯，甚至连封君都没有，但其有虏塞王之功，可能受提拔。而且日后章邯由其部下朱轸擒获，则可能是在得到刘邦等人的增援后取得的战绩。陈、丁二人都可能是吕泽的部下，由他俩人共同承担关中军务，可能性亦甚大。因此，吕泽部队是参加了关内最后之战的，但吕泽本人或因据守下邑而没有参加。而到了陈、丁二人建大功之后，他们已经是相对独立的部队了。尤其是陈豨，日后可能与吕泽没有任何联系了。当时吕泽在今河南一带，而陈豨北上击魏、代、赵，在今山西、陕西、河北一带，均为黄河以北，陈、吕彻底脱离了干系。
汉三年，楚围荥阳急，刘邦在纪信的掩护下跳出楚之包围。而吕泽肯定没有随同刘邦潜逃，而是与魏豹、周苛等人留守荥阳。关于这一点，只有《惠景间侯者年表》中博成侯冯无择的功劳条下透露了一丝信息，其曰“力战奉卫悼武王出荥阳”。那么，吕泽的最后突围，当是在刘邦出逃以后、荥阳陷落之前的事。其时的情形当是间不容发的危急，故需要力战才能脱身。
此年靳歙战功累累，而靳歙原本或为吕泽所辖，而到汉三年便开始独立作战，成为刘邦阵营的重要机动力量。值得注意的是，靳歙在赵地作战的战功前常有一“从”字，其所从何人，史无明证。以司马迁的笔法，所谓从击某而无特指时，往往是从刘邦。而刘邦于当时与项羽相持于荥阳一带，其脱身击赵的可能性不存在。如果其所从为韩信，《史记》并不避韩信，如灌婴、曹参多次从韩信作战。则靳歙所从何人，就成为一大悬案。再根据其未参加击魏与击齐战斗，基本上可以排除其从韩信的可能。靳歙的作战呈独立性质，似与有案可稽的任何人都不相干，其所从之人必是一地位高于他的人。靳歙也是入汉前就受封侯之人，与陈豨同。而恰好他又是与陈豨同为起于宛朐者，很可能在其击赵地一带时，受辖于陈豨。果然如此，则陈豨之功劳又要写上重重一笔。而吕氏体系的功劳也要写上重重一笔。只是在此之后，靳歙也成了一支独立部队，成为刘邦集团重要的机动力量，届时其战功不得与吕泽或陈豨有任何牵连，故不在此文讨论之列。
汉四年，吕泽在楚汉战争中之功劳最大者，或当属灭齐与歼灭龙且之战。《史记》将歼灭龙且之功完全划到韩信与灌婴等名下，但实际上，参与战斗者远不止韩信所部。依《汉书·陈胜项籍传》，楚军援齐之主帅为项羽之从兄子项它，项它为大将，龙且为裨将，此说当有所据。只是到了《史记》中，消灭龙且部的全部功劳都归了韩信。但就《功臣表》来看，击破龙且则远不是韩信一人之功。阳都侯丁复就“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高陵侯王周“以都尉破田横龙且”，肥如侯蔡寅“以车骑都尉破龙且及彭城”，此为非韩信部击龙且的旁证。而韩信部击破龙且的证明也不少，除曹参、灌婴传外，《功臣表》明确记载，中水侯吕马童“以司马击龙且”，乐成侯丁礼“以都尉击籍，属灌婴，杀龙且”。看来，击破龙且之战要成悬案。有一种可能性，即歼灭龙且是两支以上军队合力的结果。汉五年，击灭临江王共尉事，就分属于刘贾、卢绾和靳歙两个部分，且无隶属关系。尤其是共尉之擒及献俘均为靳歙，则刘贾在此役的从属地位及配合作用显而易见。龙且的覆灭或与此情况相类，为韩信与吕泽部合作的结果。此年，汉已肃清了楚的周边势力，与楚决战的时机接近成熟。而与楚决战的前提是最大限度地削弱楚军主力。及龙且以脱离项羽掌握且兵员众多，刘邦集团一定会认为一旦聚歼该部，将极大地打击楚军。于是，刘邦部的重要部队都加入到灭齐及灭龙且之战，就不足为奇了。曹参、灌婴此前均不属韩信，而到了汉灭齐与歼龙且的会战时，两人的部队均归韩信统辖，即为其证。此年，丁复以大司马击项羽军于叶，刘邦部以大司马署官者仅见于此，说明吕泽部队系列即便在楚汉战争中也具相当的独立性。曲成侯蛊逢此年击项羽军于陈。以上丁、蛊二年的事迹也可能是汉五年事。值得一提的是，位次于汉初十八功臣的蛊逢（又作虫达），入汉时仅为二队将，除击三秦与击项羽于陈外，并无其它事迹，而其受封四千户，远在傅宽、周昌、王吸之上，其于楚汉战争阶段战功甚多当无疑问。
汉五年垓下之战，不详吕泽本人参加否。但从刘邦因败于项羽，而召集所有方面的武装参与会战的情况来看，吕泽参加的可能性不小。
总而言之，吕泽部在楚汉战争中的功劳不小，且随着刘邦阵营的扩大，吕泽部也分化成几支独立部队。陈豨部主要在北方作战，参与了定代、魏、赵、燕之战；靳歙部成为刘邦阵营中最重要的机动部队，战功累累；丁复可能参与了镇守关中及击龙且的会战；傅宽于汉四年前后补充到韩信的部队之中；吕泽自己也应该有一支部队。吕泽在汉定天下后被封为周吕侯，死后谥为令武，表明其作战方面的特长。
四、刘邦对吕氏功劳的酬谢形式
按上文所论，吕泽在刘邦定天下的过程中功劳很大，但他得到的酬谢似有过低之嫌。是不是刘邦太寡情薄义了？这个问题似乎在当时已被巧妙地解决了。刘邦在灭秦后，被封为汉王，这里当然有吕氏的一份功劳。按吕泽在反秦战事中的功绩，其不被封王，已是不平，对此，刘邦自有一套办法让其心服。吕泽至霸上，即被封侯。他的功劳不是封侯所能解决的。因为他可能的部下陈豨、靳歙也封了侯。于是，刘邦又封吕泽之父吕公，也就是刘邦的岳父为临泗侯。须知，在众多有功将领都没有封侯的情况下，给无尺寸之功的吕公封侯，等于是给了吕氏一帖安慰剂。
这种做法是有前例可循的。项梁战死后，楚怀王主持楚国军国大计，收吕臣军而有之。就在这个时候，他封未有尺寸之功的吕臣之父吕青（《功臣表》作吕清）为令尹，地位反在反秦有大功的吕臣之上。吕臣居然也安之若素。汉定天下后，吕清降汉，受封为新阳侯，而刘邦的老上级、老战友吕臣，却只能世袭其父的爵位（《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这充分说明，这种做法在当时是能行的通的。平定天下后，吕泽之弟吕建成，根本没有什么功劳，也被封侯，这也是对吕氏在战争中的贡献的一种酬谢形式。
顺便说一下，有关吕公嫁女与刘季之事，史称其慧眼识英雄。其实这个传说可能是吕太后抬高自己的一种宣传。因为吕太后之妹吕须，就嫁给了樊哙。而樊哙的出身，一狗屠而已。可见吕后嫁刘，并没让刘占到什么地位上的便宜。但吕氏家族人丁兴旺，或为日后刘邦成大业极有帮助。从《功臣表》可以看出，吕姓封侯之人为数不少。尽管不能说这些吕姓之人均是吕泽一宗，但其出身地望均为丰沛，则其为一族是可能的。
五、汉初政治与吕氏的结局
笔者以为吕泽在秦楚之际功劳甚大，但吕氏之功有几处不可解。若依笔者所论，吕泽之功都足以封王，而其生前并没有享受封王之荣耀，直到其死后很久，才由吕太后追封为悼武王。因此在笔者所论中，如同《史记》将一些不完全属于韩信、曹参的功劳收归二人所有那样，肯定也会将一些原本不该属于吕泽之功归到了他的名下。这是因为史料阙如，而无可奈何的事。考虑到其部下丁复、蛊逢受封户数之多，作为主将的吕泽则有低封的遭遇。据有关记载，刘邦建国后有废太子改立戚夫人所生子如意的打算，压低吕氏功劳或与此有关联。而最终刘邦未能如愿以偿改立太子，也与吕泽的战功及其属下众多有关。
尽管汉初改换太子事件中传闻甚多，但此事肯定是有的。刘邦以太子刘盈孱弱为虑，欲以戚姬所生子如意替代之，遭到众大臣的一致反对。在这种广泛的反对声中，是否有吕氏的影响在内，值得考虑。《留侯世家》记张良闭关修练以避免为此事表态，因遭吕后兄吕建成的劫持而开关主持其事。因此，吕氏家族肯定动用了一切手段，力图保住刘盈的太子之位。而刘邦方面又不得不考虑吕氏的势力，从而使自己的打算彻底落空。因此，吕泽的薄封，就可能是刘邦在立嗣之争时出于权宜考虑的结果。应该看到，由于共同参加了反秦及楚汉战争，吕泽与刘邦阵营的众多武将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大家也愿意为老战友抗颜犯上。但事成之后，尤其是吕太后执政时期，吕氏家庭的势力骤然膨胀，则使得原本不错的同僚关系终于恶化，最终造成吕氏灭族。
吕太后称制时期，以吕代刘的用心已毫不掩饰，而刘邦给众部下的恩情始终存在，这就造成了以拥吕还是拥刘的两大政治集团。吕太后大封吕氏子弟，其家族称王者达三人之多，而且又有多人寸功未有，得以封侯。此等行径肯定要触怒为汉家打天下出生入死的已封功臣和未及封侯的战将（汉文帝时，又对参加战争的武官论功行封）。据说刘邦去世时，吕后曾动了诛杀大臣的念头，这肯定会使众大臣对吕太后离心离德。吕太后害死三个赵王的罪行，无疑给刘邦的老部下心中留下了巨大的恐慌。待吕太后本人去世，朝廷大权落到了吕氏子侄手中，众功臣肯定担心三赵王的悲剧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于是，众人合力灭了吕氏。灭吕氏之后，为了消除吕氏的影响，汉朝廷上下或开始将吕氏的战功从史册中有计划地删除。最终造成了史料的残缺。
也许有人会说，同样是卷入政治纠纷，同样是史料明显残缺，为什么同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韩信的功绩并未受到削弱，而独独缺了吕氏之功。这里的原因可能是，韩信等人的罪名，即使在当时也是不被普遍接受的，至少是一种将信将疑的状态。从有关汉初谋反事件与史料的关系，似能理出一个大致脉络，即凡是可以有确凿事实的反叛，其人之功多从史料中略去，而只是怀疑其叛者，则多保留了他们的功劳。可以确认的反叛有韩王信、黥布及陈豨，这三个人在楚汉战争中的功劳就不见了。可以肯定，此三人能得到重用，乃至封王，如无大功是不可能的。从其反叛后，刘邦亲自挂帅出征一事来看，这三人的作战能力也是相当强的，以至于刘邦不敢掉以轻心。至于卢绾之反，亦属真实，也不见其有什么具体功劳被记载下来，其情况与前述三人又有区别。其传记资料中已明确说是因为与刘邦关系好而封王，则其原本就功劳甚小，不得与前三人模拟。反观韩信与彭越，其是否反，则难说的很，其罪名多半是莫须有，不足为凭。故官方档案中没有削删他们的功绩。尤其是韩信，他的死罪原本有冤屈的成分，故朝野上下默认了他的功绩，不仅使其战功得以在功劳薄上体现出来，甚至于还可能将其它政治斗争失败者的功劳合并到他的名下。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的《史记》，就把定魏、定代、定赵、定齐之功全归了韩信，而《功臣表》并不支持这种记录。之所以要说这些关联不大的人和事，只是为了说明汉代因政治斗争的关系，存在削删档案的事实。那么，众功臣合力灭了吕氏，对于吕氏在战争时期的功劳予以有计划的削删，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于是，造成了今人对吕氏在战争年代中做过贡献一无所知。以上见解当否，还望有识赐教。

（原载《徐州文史资料》19辑）

古史杂识之　　《秦楚之际月表》考释
菜九段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本文简称《月表》），班固以为模式，作《异姓诸侯王表》。二者之间又有一定差别，笔者将二表相比校，参于《史记》相关篇章，将三家注、颜注、《史记会注考证》及《汉书补注》未涉及的部分内容作一考释如下：

1? 秦二世二年八月。“沛公与项羽西略地，斩三川守李由于雍丘”。
按《史记》所有记载均以李由为秦三川守。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秦》，雍丘属砀郡，非三川辖境。则李由是否以秦三川守官职战死，值得怀疑。从这一段史料来看，凡秦郡守皆自战其地。如秦泗水郡守、南阳郡守、东郡尉等。李由也极有可能不是以三川守官职战死。因为陈胜败后，秦当局曾追究义军过荥阳西击秦之事。而其父李斯的失势或在此月之前。故李由极可能是被秦朝当道处分到雍丘的。因为时间不长，故与起义军作战时仍被记作为三川守。

2? 秦二世二年九月。“魏豹自立为魏王。都平阳”。
按据《史记》相关篇章，魏豹于此时不得自立为魏王。魏豹自此年七月（《月表》）由临济奔楚后，由楚怀王（《魏豹彭越列传》）或项梁授兵数千略魏地，其立为王当是下年十二月项羽破秦于钜鹿之后的事（《魏豹彭越列传》）。而都平阳则是汉元年二月后（《月表》《项羽本纪》《魏豹彭越列传》等）的事。秦灭前魏豹或无都邑，若有都邑，亦当在魏地，即河南东部一带。

3? 秦二世三年十二月。“（魏）豹救赵”。
按魏豹未参加援赵击秦于钜鹿战事。《魏豹彭越列传》称，“项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余城，立豹为魏王”。则魏豹未参与救赵。此亦可证之于《张耳陈余列传》，其言诸侯救钜鹿时，也只称“当是时，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不言有魏。则魏无救赵事，其与赵的联系可能是魏豹日后至赵与反秦联军会师入关。

4? 秦二世三年端月。“陈余弃将印去”。
按据《项羽本纪》，秦二世三年六月章邯降之前，陈余曾有遗秦将章邯书云云。则陈余于破秦于钜鹿后并未不与政事。其去，是以后的事，即不从入关。而非此时事。此因张耳夺陈余军事，并书之。

5? 秦二世三年二月。“（沛公）得彭越军昌邑”。
按据《高祖本纪》，此年早些时候，沛公曾夺刚武侯军，夺魏申徒皇欣、武蒲军，而彭越军的情况与这几支军队不同。据《魏豹彭越列传》，“沛公之从砀北击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将其众居巨野中，收魏散卒”。则彭越并未随沛公西去，仍是拥兵自重的地方武装。此处“得”字不确。

6? 汉元年十二月。“分赵为代国”。
按《汉书·异姓诸侯王表》事在正月，与此均不确。据《张耳陈余列传》，诸侯相王之初，原本无张耳之封。张耳之封为常山王，是二月之事。在常山未封之前，分赵为二国的前提不存在。故分赵为代事在二月之后。

7? （1）汉元年二月。（义帝）徙都江南郴。（2）汉元年三月。（韩广）都无终。
按义帝之都郴，韩广之都无终，均非。此二地为二人之死难地，而非其都。
（1）《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皆以义帝徙长沙郴县，似乎郴县是长沙郡治。而据《黥布列传》，“项氏立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又，“其八月，布使将追杀之郴县”。迄今为止，治汉以前历史者均未指认作为具体地名的长沙地望所在。秦有长沙郡，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秦》，郴在长沙郡南端，长沙郡治为临湘，即今天的长沙。项羽徙义帝时曾有托辞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若以郴为上游解，则过于牵强，以今天的长沙为上游解，则近之。考虑到秦郡名称往往来自于具体地名，如代郡、钜鹿郡、邯郸郡、砀郡，不能排除当时长沙既为郡名又为郡治地之名。吕思勉先生以为：“郴在楚极南，项羽即欲放逐义帝，亦不得至此，然则《黥布传》云都长沙者是也。《项羽本纪》之郴县二字，盖后人侧注，误入本文。”（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此论颇有理。正因为义帝之都为长沙，项羽欲灭之乃动用了临江、衡山、九江数国之力，若开始就在郴，则临江或不当预其事。而吕先生以为郴为后人侧注误入本文，或不确。因为司马迁也有排比失当的问题，类似情况在《史记》中多处出现，故不得归咎于后人。另，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提到长沙，汉定天下后，吴芮被封为长沙王，估计都是这个地方。
（2）据仓修良《史记辞典》，无终即今天津蓟县，非辽东地。当时的燕将臧茶为燕王亦都蓟。很难想象在一地会安排两国的国都。《项羽本纪》曰：“臧茶之国，因逐韩广之辽东。广弗听，茶击杀广无终。”韩广既然不肯就封，自然是在当地被臧茶击杀。

8? 汉元年三月。“（义帝）都彭城。（项羽）都江都”。
按《月表》前已言义帝徙都江南郴，至此仍称其都彭城，当是项羽之国前，未及徙。其所谓都郴事，或只是计划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至于项羽之都江都，或是义帝未迁时事。今人陈直《史记新证》以为：“《秦楚之际月表》，义帝元年二月，项羽都彭城。同月，又都江都（武英殿本，据宋刻）。此条重要史料，细字夹杂在表文内，学者多不注意。仪征刘毓崧先生有《西楚霸王都江都考》，见青溪旧屋集。”刘氏文未见，估计项氏之都江都只是一个极其短暂的行为，待义帝迁徙后，其都彭城当无疑问。另，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二称：各本此格下衍都江都一格。”据此，项羽都江都一事，非孤本抄讹，而是广泛被后人从《史记》中传下来。此事的可能性极大，不当简单视之为传抄错误。估计在义帝迁出之前，项羽在江都或成立了一个建都机构。

9? 汉二年六月。“汉杀（章）邯废丘”。
按《高祖本纪》称“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称“（都昌侯朱轸）以骑队卒先降翟王，虏章邯”。此云杀，则章邯之死有汉杀、自杀、被擒三种说法。依《功臣表》的说法，既然已被擒，其自杀的可能性较小。估计为汉杀。因为章邯在秦朝时期就属罪大恶极之人，项氏分封后，又抗拒汉军，旧罪加新罪，一并处罚。故汉杀章邯亦可以理解。

10? 汉三年十二月。“汉将韩信斩陈余”。
按《高祖本纪》、《张耳陈余列传》、《淮阴侯列传》均称“斩陈余”，然陈余非战死，据《张丞相列传》，陈余为张苍所擒。《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北平侯张苍条下亦称“得陈余”，则陈余之死与章邯同，系被俘后由汉斩之。

11? 汉五年十二月。“汉虏（共）驩”。
按此有误。据《高祖本纪》临江之击定在五月前，其曰：“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皇帝）令卢绾、刘贾围之。不下，数月而降，杀之雒阳。”《韩信卢绾列传》亦曰：“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破之。七月还。”则破临江之役可能从十二月持续到七月前或五月前。事实或正如此。但卢绾、刘贾并未击破临江，最终，汉遣常胜将军靳歙出马，才得以成功的。《傅靳蒯成列传》称“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因定南郡。”而在刘贾与卢绾的传记中，均无此等明确战功记载。靳歙的战功表明，卢、刘的临江战事不顺利，故汉五年十二月虏共驩的可能性不存在。。

12? 汉五年一月。“分临江为长沙国”。
按此有误。据《荆燕世家》，“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则临江国地属汉，未分与吴芮。又据《汉书·地理志》：“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为临江郡。五年复故。”《汉书·高帝纪》汉五年“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无南郡在内。

（原载《古籍研究》200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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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发表于 2006-7-18 10:33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漏网鱼_______致李白
　　　　　　　　　　　　　　　　　　　　菜九段　　　　　　　　　　　　　　　　　　　　　　　　　　　　　　　　　　　　　　　　　　　　　　　　　　　　　　　　　　　　　　　
　　　　　　世人皆欲杀
　　　　　　那柄法刀却迟迟没能落下
　　　　　　你不要过于天真
　　　　　　以为是仁慈
　　　　　　阻碍了刀的砍伐
　　　　　　那恰恰是出于自私
　　　　　　人们已隐约感觉到
　　　　　　一旦没有了你
　　　　　　生活将会面临
　　　　　　何等的清冷可怕
　　　　　　
　　　　　　如果你仅仅是出格地活
　　　　　　别人也可顺势装聋作哑
　　　　　　偏生你喜欢兴之所至信口开河
　　　　　　逼着别人承受那些
　　　　　　他们原本承受不了的狂话
　　　　　　
　　　　　　是读书人
　　　　　　就应该循规蹈矩
　　　　　　论资排辈等候提拔
　　　　　　可你倒好
　　　　　　偏想把帝王将相的全部活计
　　　　　　一古脑儿悉数兜下
　　　　　　
　　　　　　看来你是枉读了万卷圣贤书
　　　　　　又被自己的幻觉弄得心猿意马
　　　　　　竟会以为能梦想成真
　　　　　　随时准备从事这旷古未有的玩法
　　　　　　
　　　　　　也许你身手不凡的自负
　　　　　　真要摆上台面便会贻笑方家
　　　　　　没有人想借重你的纵横术
　　　　　　整治出天下通达
　　　　　　只看好你的奇情奇气能出人意表
　　　　　　每每在举世的惊叹声中
　　　　　　海啸般地喷发
　　　　　　
　　　　　　你海阔天空气度不凡
　　　　　　便指望别人都象你一样
　　　　　　当真能肚里撑船
　　　　　　一篙撑到天涯
　　　　　　你却压要儿没料到
　　　　　　收拾你的弓弩早已上弦
　　　　　　只等时机一到
　　　　　　就让你中箭落马
　　　　　　
　　　　　　你要确实麻木
　　　　　　别人也会一笑置之稍示豁达
　　　　　　怎奈你天生的敏捷过人
　　　　　　谁也不敢对你妄自托大
　　　　　　
　　　　　　你要真正精明
　　　　　　也不至于无意树敌无从招架
　　　　　　你要真懂权谋
　　　　　　也不会显得如此不济
　　　　　　被人轻易打发
　　　　　　
　　　　　　坏就坏在你过于自负
　　　　　　想一经你手
　　　　　　便乾坤再造风云叱咤
　　　　　　竟不曾意会这个世界上
　　　　　　少了谁都行’
　　　　　　曾有多少人在你之前
　　　　　　操办过一个又一个天下
　　　　　　
　　　　　　
　　　　　　没有被杀头
　　　　　　说起来也真算你命大
　　　　　　你要以为无知不至死罪
　　　　　　那就逾错逾远
　　　　　　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
　　　　　　仅凭这一条
　　　　　　就弄得身首分家
　　　　　　
　　　　　　你没有死
　　　　　　那柄法刀也没有停止
　　　　　　在你头顶上比划
　　　　　　说到底
　　　　　　世上还没有人比得了你
　　　　　　天生的才华无匹气象阔大
　　　　　　时不时见你信手一挥
　　　　　　人境中便平添了几株世外仙葩
　　　　　　
　　　　　　
　　　　　　不会随便让你死
　　　　　　谁都不愿付出无谓的代价
　　　　　　也不能轻易放过你
　　　　　　任作来去从容超逸潇洒
　　　　　　你说过要忘情山水属意桑麻
　　　　　　索性将你禁锢荒野
　　　　　　任你在其间踉踉跄跄磕绊跌爬
　　　　　　
　　　　　　
　　　　　　可能众人并没弄错
　　　　　　这个世界也实在容你不下
　　　　　　更无需你心存济世
　　　　　　枉费了多少
　　　　　　江湖山川隔不断的牵挂
　　　　　　
　　　　　　终有一天你负气而去
　　　　　　泛舟弄月纵酒放歌灭迹天涯
　　　　　　这个世界便开始交口承唱着那些
你气韵飞扬的传奇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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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表于 2006-7-18 18:05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菜兄，该系列文有专业水准，现代文艺区大多史学知识不厚，放在这里评论少，委屈了。
菜兄可把相关文艺考证的系列文继续填在这里，我把《情誓》《致旧友》两贴合并，以后您的诗歌可放在《情誓》系列里，那个系列加荐，期待您新的诗歌作品。
该文的题目兄可以改下，注上“并文学考证”。
PS：读者注意，该系列文学考证与首楼诗歌有关联。（你正代表著全部前輩在生命的彼岸看我）

[ 本帖最后由皇城跟于 2006-7-18 21:3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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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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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发表于 2006-7-19 14:53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原创]酒神————致李白

菜九段谢谢拉

是英雄
必然落魄
在满是俗人的俗世里
你的那份豪迈
岂能被人轻轻放过

既生于凡尘
也难免随流逐波
想和他人一样
钻营个一官半职
到头来好封妻荫子
创下些功名德业
留与后人评说

钻营很苦
掩饰很累
纵然将与生俱来的本色藏尽
也还会碰上
无法逾越的自我

按说你负才凌云万丈
欲与众人混同
也着实算不了什么
怎奈你与众人隔若霄壤
看不惯的世上事
一入你眼
就逾发显得更多

避世心有不甘
入世又必须忍受浑浊
你便成日价用无尽的醇酒膏梁
将那敏锐过分的感觉
稍稍麻痹
才能少受痛楚地面对
一个个日出日落

酒里乾坤大
求的是闹中取静
静与不静都由不得你
你早已成为
谣言诽谤这些无形之箭的
有形箭垛

真正被射倒
确也不失为一种解脱
实在要命的是
被射的千疮百孔
又半死不活
你还要用自己的雄心
去完成别人无法完成的折磨

你从来不肯认输
这就是你的过错
那些俗人俗事
管他作甚
没由来地惹出一身伤痛
掀起平地风波
最后还会让这些险涛恶浪
将自己吞没

被打垮了
却不等于被打败
英雄本色
也容不得你稍稍示弱
每一次灰头土脸
都不妨碍你重振旗鼓
存在就是一面旗
正是这面旗
没少给你招灾惹祸

练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你又不愿被络上笼头
这就构成了你一生的焦灼
你以为怀揣着一块美玉
便不难找到买主
怎奈满地都是睁眼瞎
也不论你的货色灵不灵
就注定了你整个生命
要在自己的叫卖声中蹉跎

你受够了
就去杜康里筑起安乐窝
当酒精麻醉了伤痛
你也记起自己的本色
你带着酒气的长啸
上遏行云
彩霞也难免沾上你的诗墨

光有酒还嫌不够
玉壶中也安不下你的天国
本性还原后强化了的洒脱
让你将诗魂托付给了月魂
你就带着你神话般的超逸
信步走向
梦中神往的寥廓

你早已走得远了
那些俗人俗物俗气俗箭
又怎奈你何
你留下的那些酒盅酒盏酒壶
还有那些未曾喝尽的美酒
都已化作太白遗风的面面酒旗
还在都市山野的风中翻飞
招唤着你
不肯归来的魂魄

凡夫
------致李白之五
菜九段
你不曾给过老百姓什么好处
何以他们要费尽心思
对你百般维护
多少次
你流露过对月的向往
人们竟想在你身后
用水为你铺就
揽月的路

说什么你也算作是
文人士大夫
对民间疾苦的关注
你还远远及不得老杜
世人并不因此移情他恋
甚至不肯稍稍降低
对你的评估

你固然醉草过吓蛮书
也只能算是
替皇家装点了门户
老百姓却没由来地津津乐道
千年一贯
眉飞色舞
仿佛你是专为他们
卸却了
生活的重负

天子为你捧过觞
公卿曾随你趋步
并没能改掉你的布衣脸谱
你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才艺动京华声名满天下
也没能使仕途对你
稍加眷顾

你想当官也想发财
与寻常百姓的脾胃毫无出入
你想登仙又想入道
也完全投合平凡百姓的
寻常思路

与世人无二
你也负气使性
打架斗殴性命相搏全力以赴
你也无力自拔
狂歌痛饮借酒浇愁回避痛苦
你也自视精明
好高骛远飞扬跋扈于事无补
你也棋差一着
碰壁累累坎坷多蹇辗转失途

孔子说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上知耶
下愚耶
着实不易划分
你的归属
你从未放弃自己的抱负
也不打算更改
已行走多年的道路
所有的不幸
你也全都认了
你终究丢弃不掉的
正是那份
寻常人的质朴

你用真对真你用真对假
除真而外
你竟再没有别的招术
要不就长歌当哭佯狂当怒
让神人共鉴你胸中那份
天地也容不下的愁苦

又有谁帮得了你
你与寻常百姓一般的孤立无助
就连气数
也与大伙没什么两样
一样地逃脱不了
命运摆布

最终人们忘却了怜悯
用爱的眼神将你看顾
人们不可能有另一种选择
是你将他们
引向杰出
寻常人的寻常命运
一通过你
便耀眼夺目
寻常人的寻常品格
一经你手
竟放大的不可收拾
化作闪电穿云破雾

被奉为仙被供为神被敬为星宿
世人在你面前
却感受不到
一丝一毫的卑下屈辱
你本就是人民的一员
何妨就让你高高在上
人们需要透过你
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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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2-14 07:59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混沌外的乡愁经验

我们生活在经验下面
我们的生命
就是用经历编织起的语言
经验的保护伞
并不足以遮挡生活的雷电
我们难免被不时击中
生命的昨天
就会裂变成
令人难堪的碎片

混沌外的乡愁撕裂

过去和未来把现实撕裂
现实与幻想把理智撕裂
理智和良心把真诚撕裂
真诚和需求把感情撕裂

就这样
我被撕的片片缕缕
撒落在破碎了的世界

血从伤口流出
开始将生命谱写
我怀疑笔蘸着的血
能否涂抹成一张膏药
再将我的伤口敷贴

也许
生命只是一个包裹严密的躯壳
只有将它撕开
才能走进世界
命运撕碎了一个又一个躯壳
也撕出了人与人的区别

我不再囫囵
看见了自己的残缺
我便开始疯狂的寻找
为了找回
失落的那一半感觉

我不知道
能找着什么
也许只是找到梦的破灭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从我心上再撕下一个明亮的梦
把它扔进黑夜

理智与良心不停地撕
把我撕的缕缕片片
就让这些碎片落进土地里
去长出一个收获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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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3-15 18:06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千古谁识汉高祖

古史杂识之　　汉高祖三题
菜九段

一、刘邦的战力评估
自反秦以来，刘邦的余生基本上都在战争中度过，其作战能力究竟如何，好象没有说法。从他与项羽对抗百战百败来看，估计后世对此评价不高。刘邦得天下后，曾与群臣探讨刘胜项败的原因，推出了汉三杰论，在作战能力上首推韩信。而韩信在与刘邦探讨带兵能力时，也只说刘邦不过能带十万兵，而自己则多多益善。从这个记载来看，韩信应该还有所保留，也就是在他的真实想法里，刘邦可能连十万人也带不了。之所以要说这个数字，无非是要给刘邦留足面子。刘邦对此并不服气，他说：“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韩信答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历史没有记录下刘邦对此有什么响应，或者认可了这个评价，或者他对这个问题不想顶真了。于是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即在后人看来，刘邦的强项就是会驾驭人，其作战能力则不值一提。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其实际作战能力或者大大超出后人的估计。
其实有关刘邦的作战记录还是相当多的，其作战之频、作战对象之多恐怕也是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但在人们的印象里，最容易记住的就是他常常被项羽打得落荒而逃，连子女及部队都顾不上，只顾一个人逃命了。确实，比起刘邦取得的胜利来说，这些败仗场面在司马迁的笔下既精彩又传神，让人看过一次，就牢牢记住。但在整个秦楚之际，刘邦也就败给项羽一人，其它人则均败在刘邦手下。如在反秦战事中，刘邦于起兵之初就在战斗中击杀泗水守，这是见之于史的秦军阵亡的最高军事长官。在秦三十六郡中，肯定为刘邦部战斗征服的至少有三分之一。在刘邦加入项梁阵营前，项梁对秦作战还没有取胜的记录，只有项羽有攻克襄城的胜果。而刘邦的加入，使得项梁部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留侯世家》记张良以《太公兵法》告刘邦，被刘邦用得很好，说明刘邦很有用兵的天分。在最后的灭秦作战中，刘邦以不足万人的部队（郦食其语）完成了策应援赵、拱卫楚都、西进灭秦一连串繁重的任务，没有非常的军事才干是不可想象的。
有关刘邦的战力或可从平定天下后的几次作战中反映出来。在刘邦死前，先后有击燕王臧荼、击韩王信之叛、击陈豨之叛、击黥布之叛，每次均由刘邦挂帅出战，说明在汉阵营中，其它的人（韩信除外，因其过早被废王为侯不受重用）的能力均不能让刘邦放心。《高祖本纪》记其击陈豨时分析道：“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后果如其言。黥布反时的心态也能说明问题。黥布以为：“上（指刘邦）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在黥布看来，汉阵营的将领除韩信、彭越外，均不在话下。只有刘邦的本事值得顾忌，但他又太老，估计不会亲自带兵作战。所以黥布反了。可以肯定，在当时人的眼里，刘邦的作战能力是相当受推崇的。但为何会留下与项羽作战百战百败的记录呢，原因只能是项羽的作战能力更高，刘与项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刘邦长期处在项羽阴影下，其作战能力根本显不出来。
关于韩信以为刘邦不能将兵的说法，《韩信卢绾列传》有一条反证，击陈豨时，刘邦先于全国军队到达时抵赵，问赵相周昌赵地有无可用之人，周昌推举了四人，刘邦面试后骂道：“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陈豨反，邯郸以北皆陈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独邯郸中兵耳。吾胡爱四千户封四人，不以慰赵子弟！”表明刘邦能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权威手段调动当地士兵的积极性，可能也因此抵挡住了陈豨的凶猛攻势。刘邦每每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应该与他善于激励士气有关。仅此一条证据，就使得不善将兵说不那么可靠。
二、刘邦的杀降杀俘倾向
后世总结楚汉成败时，总不会忘记说残暴是造成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而项羽残暴的重要证据之一便是杀降。其坑秦降卒、坑齐降卒，杀秦王子婴及秦国宗室，尽失人心。但刘邦的杀降杀俘就很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严重。
早在反秦战争期间，刘邦与项羽协同作战时，就有过共同屠城的记录。如屠城阳。因为当时有项羽在，或可将此罪行记到项羽的账上。但刘邦入秦时的屠武关（《秦始皇本纪》），就不能由项羽本分担了。众所周知，当时战争的酷烈，使得获胜一方在经过艰苦拼杀后，往往做出极其残暴的举动，即屠城。《项羽本纪》在汉四年，欲屠外黄事上，为后世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估计刘邦的屠武关及楚汉战争时樊哙的屠煮枣，性质与此相类。但刘邦的问题不出在屠城上，而是在有计划地杀害降将方面。
整个楚汉战争期间，为汉军俘获的一方势力人物为数相当不少。如魏王豹、赵王歇、代王陈余、代相国夏说、雍王章邯、齐王田广、塞王司马欣、韩王郑昌、殷王司马卬均属被俘。然而除郑昌不详其所终外，其余均留下死于非命的记载。
首先，明确记为禽，又记为斩或死者。如代相国夏说被擒（《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曹相国世家》记为斩；齐王田广为汉将曹参所虏，而《田儋列传》言田横“闻齐王广死，自立为王”。至于其何故而死则不可知。类似情况有：章邯分明为都昌侯朱轸所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祖本纪》言其自杀；陈余分明为张苍所虏（《张丞相列传》），《曹相国世家》等均言其为斩。赵王歇为禽（《淮阴侯列传》），《张耳陈余列传》则明言“追杀赵王歇襄国”。两种记载之差异究竟如何，今已不可考。但笔者倾向于，这些人都是先被俘后被杀。因为死是不可改变的最后结局，而被俘可能是死前的某种状态，如章邯的被擒，就是上了功臣表这样的档案材料，应该最可靠；而《曹相国世家》记曹参之功为得王二，即俘虏了两个王，应该分别是魏王豹和齐王广。那么，上述人等皆有先俘后杀的嫌疑。这些人都是一方领袖，杀掉他们可以减少敌对势力的凝聚力。
其次，明确被俘，又在相当一段时间后被处死，或死因不详者。如魏王豹明确被俘，却未立即就死，只是在日后找理由将其杀害。汉三年，楚围荥阳，刘邦与陈平等人弃军出逃，留投降的魏王豹与周苛等守城。周苛即以“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为名，将其杀害。此等手段类似于秦二世以出巡期间诛杀大臣事，刘邦亦不想让这类杀降事与己沾上边，所以杀魏豹的周苛或因此而立功，其子周成或也因周苛之功而封侯，除此之外，周苛确实没有值得称道的功劳，所谓的守城被俘不屈，可能传说成分大于事实成分，毕竟周苛不是守城的最高甚至重要的汉军首领，项羽未必肯开出那么高的条件来收买他。在《功臣表》里有堂阳侯孙赤就是以惠侯的身份在荥阳被楚军俘虏并投降了，楚要封高官也轮不到周苛。与此同类，故塞王司马欣之死亦属可疑。史称其因汉胜楚于成皋，与曹咎同自刭于汜水上。实际上，曹咎并非自杀，而是被斩。《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则以曹咎为龙侯陈署所斩，这是陈署功劳薄上的记录，恐其斩曹咎事属实。因此，《项羽本纪》言曹咎及司马欣之自刭，皆不可信。再联系到日后汉王受伤入关，枭故塞王欣首之事，距其战败战“死”时间更已达数月之久。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将一个死者首级或尸体完好保存。如果不能保存，或就是能保存，枭其首于栎阳又有何意义呢。一种更大的可能是，故塞王司马欣当时只是被俘，后被处死。也只有在示众后的斩首，才能显出汉之武功，也可以平当地之民愤，顺当地之民心。
司马欣之死，当为《史记》中隐而微之事，却仍属有蛛丝马迹可寻者。而殷王司马卬之死，就毫无迹象留存。自汉二年司马卬降汉后（实则为灌婴所虏），就在《史记》中失了记载。而《汉书·高帝纪》却明确记其死于汉二年、汉从彭城败退后。此事不见于《史记》，班固或另有所见。如果班固所见不假，则司马卬之死与司马欣之死似有相通之处，即二者都死得不明不白。
尽管刘邦的杀降属于隐而微，但事实俱在，不容置疑。问题是，为何在放弃或失去抵抗后，这些人却遭到杀戮了呢？这个问题确实耐人寻味。联系到汉定天下后，韩信、彭越之死，或可对理解这个现象有所帮助。即，杀降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局面，如果这不是全部理由，至少是一部分人如此结局的原因。
魏王豹、代王陈余、赵王歇、齐王田广还有司马卬虽然不是最厉害的角色，但也都曾是领袖一方的人物。尤其前二人，都具有一定的开拓能力，有一定的凝聚力，可以登高一呼，从者云集。这样的人之存在，总是让志在天下的刘邦心存忌讳。而司马卬亦非泛泛之辈，在赵王武臣失败后，司马卬曾一度变成了一支独立作战武装，其在秦之腹地作战，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发展壮大。更有甚者，其先反叛项羽，后因力不能敌，与项羽派来讨伐的陈平媾和罢兵。这等能屈能伸的功夫，与刘邦极为相似，刘邦容他不下，亦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章邯和司马欣，此二人是秦将，双手沾满了反秦武装的鲜血，刘邦对他们不仅在感情上不兼容，在理智上也不能允许他们继续存在。故在俘虏二人不久，即将其处死，满足了刘邦及其部下感情和理智的需求。还应该考虑到，赵地与齐地的平定并非一帆风顺，如果让赵、齐二国之王留下来，对于二地的敌对势力来说，等于是留下了精神支柱。故处死二人，或可使两地的平定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刘邦的杀降将，是有其政治上的考虑的，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刘邦的本性残忍。如果与天下大势相联系来考虑，才能见其深意。
鉴于上述考虑，刘邦的杀降，或可包括临江王共尉。据《荆燕世家》：“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而《傅靳蒯成列传》则另有说曰：“（靳歙）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因定南郡。”江陵王，即临江王，江陵为临江国都。则共尉并非战死，而是被生擒，《高祖本纪》明言，共尉是被“杀之雒阳”。其实汉击共尉一事，本来就不合情理。据《高祖本纪》，汉令卢绾、刘贾击共尉在汉五年正月后，其罪名是“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而《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五年十二月，“汉虏驩”，表明，汉击临江之事是紧接着项羽之死、楚地大定之后就进行的。《史记》以一事之始的时间记其最终结果的现象经常发生，此为其一例。故临江之定或非此时的事，其始则可确定为此时的事。《韩信卢绾列传》称：“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破之。”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十二月在正月前，汉击临江时间的不统一，表明了罪名的不成立。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临江在楚汉战争中的立场。尽管临江与汉、九江、衡山一样均为旧楚将而封王，但其没有在战争中帮楚是有一定根据的。据《黥布列传》：“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则与项羽交好的楚军旧将惟黥布一人，其余三人，汉王刘邦已叛，临江王共敖与衡山王吴芮不执行项羽杀义帝的密令，估计也与项羽关系疏远。而吴芮因与黥布的姻亲关系，在黥布归汉后，可能也有助汉的倾向。据《汉书·高帝纪》，汉五年正月，劝刘邦即皇帝位的诸侯中有衡山王吴芮，而刘邦的答谢诏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则吴芮与项羽有积怨，并肯定至少在楚汉战争后期，加入到汉阵营。而临江国可能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都处于两不相帮的境地，《高祖本纪》称其叛汉，只是欲加之罪的说法，不足为信。何况此前临江没有助汉之举，就谈不上什么叛与不叛的问题。事实可能是，先发起对临江的攻击，然后再安上罪名，因此，战争的性质是统一而非平叛。
根据共尉一事的隐秘因素，或者燕王臧荼的反叛也存在问题。《高祖本纪》称：汉五年“十月（实际上应该是七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樊哙将兵攻代”。从这个记载来看，臧荼是反了。但臧荼反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臧荼之燕在楚汉战争中是帮助汉阵营的，此年正月的劝进诸侯中也有臧荼的名字。在前一年楚汉相持荥阳时，燕出兵助汉击灭楚大司马曹咎。在刘项胜负未定时助汉，到天下归汉时叛汉，情理上不通。应该考虑汉欲加之罪的情况。代地的情况当时是怎么样的呢。自汉三年韩信等汉将击灭代相国夏说后，代地就落入了汉的掌握，主事者是张苍，其职位是代相，即在没有代王的情况下，代汉行使权力，署理代地事务。而汉定天下时，张苍又从赵相的位子上，回到代相之位，而汉击燕时，张苍以“代相从击臧荼有功”，看不出燕有攻下代地的痕迹。而从张苍事迹来看，这一段的历史有点乱。《张丞相列传》记张苍相代王在臧荼反前，而当时代地无王，至汉七年才由刘邦兄刘仲为代王。另有陈豨在战争中曾以游击将军别定代，汉击燕时，或者陈豨仍在代地，由张苍扶佐也未可知。《樊郦滕灌列传》记樊哙击燕，未及攻代一事，与张苍事迹合。《高祖本纪》记樊哙攻代可能是误记，因为汉七年，刘邦从白城败退下来，就让樊哙定代地，或许有将二事搞混了的可能。所以，在臧荼问题上不能排除捏造罪名的可能。为什么要为臧荼捏造罪名，这就要从楚汉战争结束时诸王的情况来分析了。项羽分封立十八王，三秦王、三齐王、代王赵歇都死于战事，辽东王韩广为臧荼所杀，韩王成为项羽所杀，河南王申阳降汉失地，项羽自立之韩王郑昌也被汉俘虏，魏王被汉诛死，殷王死得不明不白。剩下的汉王称帝，九江王黥布被项羽杀了全家，死心塌地归汉；常山王张耳被陈余击败失国归汉，得汉助而为赵王；衡山王吴芮受汉封四郡之地，虽然实领一郡，应该比项羽时多。剩下的临江国共敖传子共尉，已安了个罪名剿灭。而臧荼之燕，实则是合并了项羽分封时燕与辽东之地，相当于战国燕的全境，疆域相当大。而此燕在战争中没受什么损失，也没得汉什么好处，要笼络住也颇为不易。这样一个与汉关系不甚密切的大国，总是让人不放心。所以，就不能排除汉为取得长治久安而给燕安个罪名的可能性。
从韩信、黥布事件来看，汉为求得安定是愿意付出一定代价的。比如告发韩信造反的栾说，与告发黥布造反的贲赫，就分别被封为慎阳侯与期思侯，并各受封二千户。而很多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人，受封户数远不及这二人。韩信之叛，始终存在着不足以取信于人的问题，汉室也因此没有把韩信的功劳化解于无形，反而把一些不是他的功劳说成是他的，比如定魏、定代、定齐就有吕泽、陈豨等人的功劳，基本上都划归了韩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刘邦为了消除不安定因素，是会采用捏造罪名的办法。临江与燕的情况应该归于这一类。
总而言之，刘邦的杀降更像是一种出于为了江山社稷安定的深谋远虑，而项羽的杀降则很具有滥杀无辜的施暴狂意味。于是，刘邦的杀降常常消除了后患，而项羽的杀降，则激起了更大的反抗。
三、刘邦的任人唯亲倾向
如果以刘邦与项羽相比较，在用人之道上两人恰成相对的两极。项羽以任人唯亲、嫉贤妒能为当世诟病，刘邦则以知人善任著称。两者的用人之道在楚汉相争时就已有定论。陈平曰：“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韩信曰：“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郦生曰：项王“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高起、王陵答刘邦问其何以得天下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此等言语，皆为刘、项之对照，凡项受指责处，皆是刘得分处。然而，事物总不会是绝对化的，刘邦亦有任人唯亲的时候。试论如下。
刘邦任人唯亲之最典型者，当数对卢绾的任用。据《韩信卢绾列传》，卢绾与刘邦同里同日生，两家素相亲相爱，这就奠定了二人关系的基础。及长大后，又是同学，关系特别好。而到了刘邦逃亡后，卢绾与之相伴、追随左右，两个人的关系特别铁。但刘邦起兵后，卢绾基本上无所作为。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刘邦的庇护下飞黄腾达，跃居众将相地位之上。从卢绾日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作战才能。而在刘邦入汉后，他却被封为将军，进而为太尉、拜长安侯。众所周知，在秦汉时期，太尉是武官之首，以卢绾之才具，任此高官，显然是刘邦的偏袒的结果。因为在整个楚汉战争中，卢绾常与刘邦同出入，其见刘邦无任何约束，随到随见。这是其它在努力工作的萧何、曹参等人无法望其项背之处。卢绾在楚汉战争中的唯一作战，或就是《高祖本纪》记载的汉四年，其与刘贾击楚后方。就是这个功劳，可信度不高，如果有的话，主要还是刘贾取得的。只要看记录刘贾战功的《荆燕世家》就可以得出结论。《项羽本纪》提及此事，就只出刘贾一人，而不及卢绾。则卢绾的作用，可想而知。待项羽覆灭后，分封天下之前，卢绾实在没有战功，为了给卢绾加官进爵，刘邦就给了他击定反叛的临江王的机会，并让刘贾陪他前往。可惜，卢绾确实不是作战的材料，连续几个月，也没能攻下临江，最后，还得靠刘邦的得力干将靳歙出马，立刻就将小小的临江平定。临江之战的结果，本来应该使刘邦对卢绾的才具有个正确估计，但到了封王时，刘邦还是想封卢绾为王。并且他的这种心思早已为众部下所洞悉。众人顺从刘邦之意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于是，刘邦顺水推舟地立卢绾为燕王。然而大家所说的“功最多”，恰好透露了极大的讽刺意味。不仅如此，卢绾受宠幸的程度更大大超过其它诸侯王。但刘邦对卢绾的这种无理偏袒，并没有得到好报，最终卢绾以背叛而报答。这是刘邦始料未及的。
卢绾之外，刘邦对夏侯婴与周绁的事迹也脱不了任人唯亲的痕迹。只不过此两人多少还有战功，又不可与卢绾同日而语。夏侯婴与刘邦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秦末，刘邦为官场小吏，夏侯婴亦是地方小官，其对刘邦始终是言听计从，恭敬得很。刘邦曾失手将其殴伤，他为刘邦掩饰，并为此而坐牢。在楚汉战争中又救了太子刘盈与鲁元公主。故其功劳虽不及樊哙、灌婴，但其受封户数则大大过之。从记载看，周绁对刘邦的关系属于紧跟型，其早期战功已不可考，但其又与傅宽与靳歙同传，而战功大大不及前二者。然而，他在刘邦至霸上时，便已为列侯。之后，其受封户数又超过了傅宽。其传记资料表明，无论刘邦作战利与不利，其始终无离上之心。故司马迁评论曰：“蒯成侯周绁，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以此等事迹，却要与战功显赫、从未吃过败仗的傅、靳二人同传，司马迁的用心或许是相当无奈，或许是别有用心，即出生入死之人，其最终的犒劳，未必多过唯唯诺诺之人。司马迁将夏侯婴与樊、郦、灌同传的用心，或也与此相似。因为夏侯婴始终没有如其它三人那样，在楚汉战争中独当一面，基本上属于因人成事者。
刘邦任人唯亲的其它受益者还应当有任敖、审食其、戴侯彭祖。任敖的情况与夏侯婴有类似处，他早年也是沛县小吏，与刘邦关系较铁，刘邦逃亡后，吕后系狱，任敖即动手打伤对吕后不恭的执法人员。反秦战事中，其为刘邦守丰；楚汉战争时，他为上党守；基本上都在远离战场的地方，亦不见其对前线的贡献。可就是这种履历，亦使他受封达一千八百户，为许多出生入死者所不及。审食其的情况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他基本上是刘邦的家臣，其所有的履历，只是在反秦与反楚战事中侍候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只有一件与众不同处，即，他与太公、吕后一同做了几年项羽的俘虏。戴侯彭祖的功劳有与审食其相类处，即其在反秦与反楚战事中，也是以侍候太公为主要事迹，但其尚有一突出处，即在刘邦初起攻沛时，由他为起义军开城门，此事或为一殊荣，值得称道。上二人的封侯，皆足让功臣齿冷。但在家天下时期，为人主者就这样办了，其它人也无可奈何。至于吕氏兄弟的封侯，因为其或有不小之战功，不得简单视之为任人唯亲现象。而营陵侯刘泽之封，则可勉强视作此等行径。因为刘泽与刘邦非至亲，当为疏族，不得与刘邦之兄相比。其加入刘邦阵营的时间亦晚，为汉三年。其功劳无足称道，但其受封数却惊人的多，为一万二千户，位列头号功臣的曹参的受封户数也不过万六百，而萧何、张良、周勃、樊郦滕灌傅靳蒯成就更不在话下了。其受惠最多，然而在定论功位次时，其功劳是排不上号的。汉初十八功臣中，有任人唯亲嫌疑者，或只有夏侯婴一人，而且其毕竟在反秦时有过不小之功劳。
其实，在刘邦的任人唯亲中，还可以加上陈豨和张良，原因是这两个人与刘邦特别投缘。陈豨与刘邦投缘是因为共同的爱好——两人都是魏公子信陵君的崇拜者，所以天下大定之后，陈豨被委以赵代两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而张良在战争中没什么功劳，且有离开刘邦随韩王成到项羽楚都彭城的说不清的历史，但刘邦在封侯时任其自择三万户。须知，经过长年的战乱，即使是大县，人户也不过五千，三万户，差不多要抵一个小王了。当初项羽立吴芮为衡山王，也不过六县之地，而且相当僻远，可能远不足三万户。至于刘邦所说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云云，在史料中得不到证实，但张良对刘邦立下的功劳决不是什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可以替代的，在项羽分封时，张良为刘邦讨得整整一个汉中郡，凭这一条，就足以封万户侯。但张良比较识趣，只择与刘邦结识的留为封地，其地肯定不足万户。但此二人对刘邦事业的贡献肯定大于上述诸人，所以任人唯亲的痕迹不明显。
总之，人以一己之好恶予人功予人利，基本上可以算作为人之天性，并非只是项羽的专利。在刘邦一方，也无法戒绝。只不过刘邦的任人唯亲并未影响到刘汉阵营的对敌斗争。在战场上，基本上还是做到了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对于自己喜欢的人，不是用委以重任，而是用赏以厚爵的方式来落实这种偏爱。不像项羽用诸项，如项它（汉二年为曹参所破，汉四年为灌婴所擒），项冠、项悍（二者于汉三四年为靳歙所破），项声（汉三年为彭越所破，汉四年为灌婴所破）等，全是失败的记录。因此，刘邦的任人唯亲，还没有如项羽般到了感情用事的地步。这就是刘胜项败的另一种深层次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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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发表于 2007-4-11 17:09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千古谁识楚霸王.
附　　解读项羽
菜九段

近几年，围绕楚霸王项羽似乎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文化热点。电影、电视连续剧、电视书场、专题出版物及MTV不一而足，其间或多或少有些许为项羽鸣冤叫屈的情绪。项羽身后向来不寂寞，宋人李清照“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名句当为其评价最力者，然而只涉及其生其死而不及其它。待到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直评项羽因不厚不黑而败，这就牵涉到刘项优劣论。时下汹涌的不平之气，或许就是对不黑不厚说的呼应。其实，不论人们对项羽怀有何等情感，事实总是事实。细读《史记》就不难发现，项羽绝非人们心目中的直肠汉，也不可能与厚黑无涉。有关项羽的历史功过得失，学界论之甚详。笔者只想对一些一向为研究所忽略、又关系项氏成败并对后世有启示意义的项羽现象略作归纳。
第一，项羽的个人品质造成了他的失败。首先项羽绝非智力低下，正相反，司马迁认为他才气过人。刘邦也认为在勇悍仁强方面自己非项羽可比，对此韩信亦有同感。但项羽这种过人才华并没有给他带来帮助，反而使他成为直继暴秦的统治者。项羽的本性是极度自负。陈平对其鉴定为“不能信人”、“意忌信谗”。在项羽眼里，他人均不足道，所以他事必躬亲，弄得自己很辛苦。这使人联想起秦始皇。侯生、卢生有言：“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以为自古莫及己……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项羽也是逢战必到，疲于奔命，最后又中了陈平的反间计，更加形单影只，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独夫。司马迁评秦始皇曰：“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评项羽曰：“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其次是苛察。苛察大概是项氏家风。其叔项梁起义后不久拒绝一门人求职时指责对方某时未办好某事，是为其证。日后，殷王司马卬叛楚，项羽派陈平等击降之。不久，司马卬降汉，项羽就要追究上述军事行动的参与者，导致陈平归汉。相形之下，刘邦的部属中有许多人曾反对过他或投降过项羽，均未受追究。所以，项羽虽常胜，人却越打越少；刘邦虽常败，人却越战越众。又其次，项羽继承了赵高的一套统治术。赵高曾献计于秦二世，说欲巩固其统治，唯有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项氏在分封时正是这样干的。他将原来的齐燕之王分别贬为胶东王、辽东王，而将齐燕之将分别封为齐王、燕王。正是这种统治术，迅即酿成了不安定因素，并最终断送了项氏统治。经历过暴秦统治的广大人民是绝不能忍受项氏统治的。天份反成事业之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第二，项羽现象提出了历史人物作用的阶段性命题。彼得原理有无能极一说，即某个系统里的人达到其力难胜任的岗位，不称职现象便随之产生。项羽的情况正合此理。可以说，在反秦风暴中，如果没有项羽的摧枯拉朽之力，其成功是不可想象的。他在夺权前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在救赵时的果敢绝决，奠定了其历史地位。但以此为限，其后的局面就非项羽所能胜任。归降的二十余万秦军，既是项羽的最辉煌胜利，也成了他失败的开端。这些与诸侯联军人数相去不远的俘虏，如果不杀，总是心腹之患。而一旦杀降，项羽就失去了道义上的支持，并且无法在关中立足。又如分封，也非项羽份内事，项羽挟威势强行包办，弄得怨声载道。于是，项羽就从顺应历史潮流走向了反面。对此，项羽本人固然有推卸不了的责任。他以为自己既然在军事上有一套，其它方面估计也差不了。耐人寻味的是，时过两千年，项羽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仍可以大行其道。生活中经常能看到某些领域的成功人士，情不自禁地要对各种事物指点江山。那么，项羽同时代的人默认了他的自负就不足为奇了。但事实让天下及项羽本人大失所望。如果项羽当时不去争夺支配权，他肯定不会迅即覆灭。或许应了老子的一句话，“知止可以不殆”（王弼《老子注》）。可惜，项羽及其它情形相类者当时绝不会有这份自觉。人类注定要在错误中成长。
最后，项羽蔑视知识或代表了一定的中国社会情绪。少年时代，项羽学书学剑学兵法均浅尝辄止。在项羽眼里，“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可见，知识在其心目中一文不值。项羽抹煞义帝的功绩一事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对知识的情绪。他说：“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话虽说的有力，可却不是事实。义帝是在项梁败死，楚国受重创之后出面主持大计的，他亲自布署了攻秦的两路人马，完成了陈胜、项梁未能完成的大业——灭秦。设想，如果印刷厂厂长出面否认一本畅销书作者的作用，建筑队长出面否认一个杰出建筑的设计师的作用，一定没有人会信以为真。但项羽的上述言论却能深得人心。甚至司马迁或者都被其骗住，《史记》就没为义帝立传。无独有偶，刘邦定天下论功行赏厚封萧何，遭到武将们的一片反对之声：“臣等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看看，项羽心态有多么大的市场啊。但刘邦不是项羽。他以猎为譬：“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刘项原来不读书”。然刘邦对待知识的功用能深明大义如此，刘胜项败，固其宜矣。项羽先抹煞义帝之功，后杀义帝之身，此等行径岂是与厚黑无涉。按刘邦的上述说法，项羽之谋杀义帝无疑是功狗噬功人。其厚其黑，天地共鉴。
深究起来，对项羽的歧读皆源于司马迁的记叙。特别是将刘项二人相互参看时尤其如此。当司马迁着力描摹时，项羽总是威武雄壮，气势夺人；刘邦则平淡无奇，甚或猥琐。于是便有阮籍登广武战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之叹。确实，刘项相争，项羽处处压刘一头。然而，项羽的刚猛无俦恰恰是逆时代潮流而行。所以，虽然频频取胜，却最终魂断乌江。欲读通项羽，必须读司马迁为刘项二人各自所下的赞语。司马迁对刘项二人所下的赞语恰好与正传相反。对刘邦评价极高，对项羽则贬斥甚多，若再与各自的本纪相参，却又都是与事实兼容的。令人惊奇的是，这种成于一手且反差明显的评价竟能完全谐和地出现在历史的背景上。其原因在于，历史本身就是由无数矛盾着的事实所构成。项羽的事实是，他的确威武雄壮，可惜这只是小节。大节是在灭秦之后，项羽其人其情是反社会的。那么，看历史人物，只管往大节处看。当一个人大节有亏时，即便其小节可歌可诵，不提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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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发表于 2007-5-11 08:38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千古谁识曹无伤

鸿门宴上刘项之间只对了一句话，仅仅这一句对话，项羽就把刘邦部给他通风报信的曹无伤给卖了。据《项羽本纪》：刘邦天一亮就带了百馀随从至鸿门见项王，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经过推敲，我们就会发现，刘邦一番话说得含含糊糊，但却含含糊糊得非常有效用。他在这个时刻绝对不会有任何指责项羽的意思，其出发点是解释与自责。他是来谢罪的，在这个时刻他只能自责，话里自责的内容，是指自己听信了小人之言而闭关不让诸侯入内一事。当然，刘邦所说的小人也含双关，不仅是自己听了小人的话，就是项羽准备大动干戈，也并非出于本意，而是由不相干的人在其中起了作用。换言之，刘邦不仅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也把原本应该由项羽承担的那份责任给开脱了。应该说在原本要起的冲突中，刘项二人都犯了错，刘犯的是小家子气的错，项犯的是绝情的错。而刘邦则把所有的错承担了下来，一下子就在境界上高出项羽。刘邦所言虽然仅寥寥数语，却起到了解开项羽的心结、并使自己脱困的作用，这就是刘邦的厉害之处。这段话首先就提到的两人并肩作战情景，自然会让项羽的思绪回到艰苦作战的年代，从而念及两人原本存在的战友情谊；次及战略分工，也有战争时期两人相互配合默契的情分在其中；再及无意立下大功，表明不是自己有多大本事，完全是运气好；终及不详其名的小人尽出馊主意，让原本关系非常好的两兄弟产生矛盾。这番虚虚实实的话，基本上覆盖了项羽复杂的心理状态——战胜的豪情、立了大功的自负、失去灭秦机会的懊恼、拥有空前实力的狂妄、准备对兄弟动粗的自责心理，林林总总，在这里都受到照应。确实，对秦作战是最为艰苦卓绝的事，无数先烈壮志未酬、饮恨而终。而他们好不容易熬到了最后胜利，这个战友情份正是弥足珍贵的。有了刘邦的这番表白，再加上没被记载下来的利益交换，项羽肯定也动了真感情，觉得自己之前准备消灭刘邦的冲动太过分了，他也作了自责，他的话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即“要不是你那个曹无伤过来搬弄是非，我又怎么会想起来要做如此绝情的事。” 这样的回答固然有项羽把刘邦的话给听岔了的因素，但更多的是，项羽已知道刘邦决意归顺的底，便觉得先前准备火并一事太过绝情，也做了自责。不自责也不合适，本来嘛，人家只是想把住胜利果实，怕别人来抢；你可是一下子就要抢走一切，还要要人家的命。后者的错显然比前者要大，且不可挽回。只是这个自责的后果，是将曹无伤当了垫脚石，让自己下得台阶来。后人以为，项羽如此轻率地把刘邦部给他通风报信的曹无伤给卖了，实为一大损失。但此时项羽已完全知道刘邦彻底让步的底线，便没有必要与刘邦闹翻。既然不打算撕破脸，此时将曹无伤抛出来，正好可以减轻自己道义上的压力，让自己下得台阶来。曹无伤是你刘邦的人，让你自己去杀好了，与项羽无关，根本谈不上什么损失。确实，在不打算与刘邦撕破脸的情况下，曹无伤的死活对项羽来说根本无所谓。我们不妨想象一下项羽当时的心态，可能听了项伯的转达，及看到刘邦恭敬地来访，项羽一下子觉得自己此前做得太过了，脸上有点下不来。是呀，人家也是千辛万苦，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功劳，让自己省了不少劲。而自己情况不明，就准备一步做绝，真到了那一步，情何以堪。在这个面子上下不来的时候，有个现成的曹无伤，不把他拖下水分担一点岂不愚蠢之至。所以项羽对刘邦的答话，就有很大的为自己开脱的成分。在化解危机方面，这哥俩的处事方式非常相似，自责+委过于人。细分析一下，刘邦的意思是，这事是我的不对，都怪那些不懂事的小人尽出馊主意，造成现在兄弟失和，我有责任哪。刘邦这么一坦白，项羽也说了，我做得也不好，不过要不是你那个曹无伤说事，我也不会这么做啊。看来这两个人是要维持关系的，全是外人在捣鬼。是啊，原来两人关系很好，都结拜为兄弟了，怎么居然发展到都准备火并了。噢，原来是曹无伤这小子使得坏。所以项羽供出曹无伤很正常，而将曹无伤通风报信一节瞒过不说，才不合情理，毕竟在这万分尴尬的局面下，当局者都要过关嘛。刘邦过关的办法是放低身段，低声下气，出让利益；项羽显然不能如此丢份。怎么办，把曹无伤拿过来搪塞，得其所哉。
刘邦回到军中立即杀了曹无伤一事，与其说是除奸，但更多的是撒气。因为无论曹无伤是否通风报信，只要刘想王关中，项羽及诸侯联军肯定不会答应，结果还是当不成，有没有曹无伤，结果都不会有什么两样。但一下子亲手把差不多吃下肚的胜利果实拱手让人，刘邦这个心里啊，怎一个痛字了得。这个曹无伤的死于非命，实实在在是自找的。司马迁引用古人的话说是“祸莫大于欲利”，那么，这个曹无伤之死就是欲求利的结果。如果仅仅是想活命，双方打起来临阵投降也可以活下来嘛。其通风报信的目的，无非是想在事后从项羽阵营为自己谋个有利地位。谁知刘项两家之间的疙瘩并非解不开，而一旦战云消散，水落曹出，不死何之。
当然，有些事不到最后是看不出结果的。如同买卖股票，哪个人不是经过百般思索、反复比较权衡，认定百分之九十九会看涨，才会持有，但事与愿违的情况多了去了，欲益反损、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我们自己就经历过或身边就不时发生，但这是生活的严酷性所决定的，谁也没有办法。只可惜了曹无伤这个老革命，为了过上理想中的好日子，将一生名节押在了刘项必火并一事上，不仅是送了老命，而且其反秦的功劳就此一笔勾销。因此，也用不着说曹无伤是什么内奸，他不过是个财迷心窍、自以为精明的人，只不过是人算不过天，到头来却栽在自己手上，死都死得没名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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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12 12:04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纪念亡父，理当心诚。
又把自己这几篇东西贴在下面，算什么呢？

莫非触龙史实之伪、曹无伤、汉高祖和楚霸王与令尊还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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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12 23:01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你正代表著全部前輩在生命的彼岸看我

私下揣度似乎是应了此句，既然看过来，自然要回望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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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21 12:06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中国人最不认真——霸王如何别虞姬
老共产党人菜九段有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中国人就最不讲认真。
一般来说，只要给出一个说法，中国人往往就认了这个说法而不去较真。所以伟大领袖说得好，中国的事常常是挂起来，不行的话，可以挂个一万年嘛。（此话是针对罗瑞卿事件而发）但伟大领袖又说了，一万年太久。那么，中国的事老是这样挂着，也总不是个事。如果像菜九一样，不轻易认可现行说法，而想较个真，就可能发现事情并不像人们以前认定的那样。于是那些本可挂上万把年的事，或者也挂不下去了。
具体考证请参看  菜九段  古史杂识  搜索一下即得。不过根据中国人就最不讲认真的特性，菜九这句话等于白说。

霸王別姬的故事妇孺皆知，其故事原型出於《史記》，但《史記》及《漢書》中都沒有記載今天流行之版本，甚至未提虞、項分別。菜九以为，凡是史汉二书没提到的事，如果后面冒了出来，多半是假的。看来中国人不仅是不认真，而且会造假。
可能人们根据项羽垓下歌里唱着虞兮虞兮奈若何，以为两人感情如何深厚，但菜九不这么认为，菜九以为可能项羽当时感概太多，眼前见着什么就说什么了。
金庸在《笑傲江湖》里有这么一段或者可以参照。
林震南心中料到了三分，纵身过去，果见马背上横卧着一具死尸，正是褚镖头，自是在途中被人杀了，将尸首放在马上，这马识得归途，自行回来。
林震南长叹一声，眼泪滚滚而下，落在褚镖头身上，抱着他的尸身，走进厅去，说道：
“褚贤弟，我若不给你报仇，誓不为人，只可惜……只可惜，唉，你去得太快，没将仇人的姓名说了出来。”这褚镖头在镖局子中也无过人之处，和林震南并无特别交情，只是林震南心情激荡之下，忍不住落泪，这些眼泪之中，其实气愤犹多于伤痛。
从古至今都不乏好事者，像编个故事什么的事，就大有人去做。于是将项虞二人的编成故事与戏文，正是应有之义。于是有了虞姬轰轰烈烈的死。近年的电视剧里，更有项羽钜鹿破秦时，虞姬坐在高处大弹其琴为项助战的画面。今人能编的程度，看来绝不在古人之下。当然像菜九也属于好事者，只是专门喜欢这样坏人好事的好事者。
而据菜九考证，虞并没有像我们今天以为的那样拔剑自刎，而应该死在随项羽逃跑的途中，属于迷路走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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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表于 2007-7-5 17:36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中国人最不认真——千古忽悠鸿门宴
老共产党人菜九段有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中国人就最不讲认真。
一般来说，只要给出一个说法，中国人往往就认了这个说法而不去较真。所以伟大领袖说得好，中国的事常常是挂起来，不行的话，可以挂个一万年嘛。（此话是针对罗瑞卿事件而发）但伟大领袖又说了，一万年太久。那么，中国的事老是这样挂着，也总不是个事。如果像菜九一样，不轻易认可现行说法，而想较个真，就可能发现事情并不像人们以前认定的那样。于是那些本可挂上万把年的事，或者也挂不下去了。
有一天刘三正在路上走着，突然闪出个持刀大汉，让刘三交出钱来，否则就要他的命。刘三情知不敌，就乖巧地将钱包交出去了。日后，刘三又带警察将劫匪绳之以法。这件事到了让我们的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评论时，多半就会众口一词地笑话这个劫匪留下了后患，当时一刀把刘三干掉，钱不就都是你的了吗，后面不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吗。各位看官可能会说啦，菜九把我们的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当白痴啊。菜九当然没狂妄到如此地步，他们当然不是白痴，不过有时有点拎不清倒是真的。比如鸿门宴这件事，与上述情况就很相似，但那个劫匪一样的项羽不是让他们嘲笑了几百几千年吗。鸿门宴的结果难道不就是项羽拿到了钱，刘邦保住了命吗。到了我们的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嘴里就是项羽缺乏政治远见，一味沽名钓誉，同理，在我们的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的眼里，被抢了钱的刘三显然占了大便宜，而抢了钱的劫匪却是缚手缚脚吃了大亏。看来，我们的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们要么是范增的同党，要么就是拿了范增的钱，否则怎么非要教唆项羽把刘邦干掉不可呢。也许是人性之一的强人所难在这里起作用了。本来人家只是想抢钱，可那些不相干的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非要人家去杀人。还一个劲地提醒劫匪，你不把他干掉，你抢到手的钱可能会保不住。作为斗争对峙中的弱势一方，我们总难免会碰到劫匪，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感谢那些个劫匪幸亏不是什么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调教出来的好学生，如果劫匪们都听了大人们的教诲，既要钱也要命，岂不糟糕之极。
鸿门宴是刘项斗争的一个眼，其包含的变数最多，根本没有预伏下日后胜利者的胜机，刘邦从一个最风光的战胜者，变成了仅仅保住命的失意者，又在什么地方占到便宜了。他又何尝能像阿Q一样，钱被抢了还要自我陶醉一番呢。大概那些专家教授老师大人可以陶醉，反正刘邦和我们这些被抢劫的菜鸟肯定陶醉不了。

鸿门宴其实真不适合作课文来教学，如果象菜九这样简化为抢劫说，就没什么可讲了。但真要从前前后后盘根错节的背景上讲，显然也不是课堂上讲得了的。而且这个前前后后盘根错节的背景，专家教授老师大人们从来就没搞清楚过，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还自鸣得意。菜九倒是比大人们清楚一点，但也不想细说，因为他们听不进去。早年菜九作《千古谁识鸿门宴》，就被一些教师骂得狗血喷头。原因很简单，不是菜九说得一点不靠谱，无非是跟他们不一样，当然啰，仅凭这一点也确实就该骂。试想，我们的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或者几十年一贯，或者辛辛苦苦备了半天课，正准备云里雾里、唾沫横飞在课堂上神侃，误己误人并快乐着，给菜九一搅和，就索然无味了。因此上，菜九被骂得狗血喷头不亦宜乎。菜九为什么与大人们的见解相左呢，这还是要看鸿门宴的事实。简单地说吧，鸿门宴之后项王、范增不让刘邦王关中，还“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呢，又如何能一杀了之呢。显然，诸侯叛之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杀刘邦只会增大这种可能性。从结果上看，鸿门宴之后，项羽既负了约，又风风光光地主持了分封，显然他是鸿门宴的大赢家。鸿门宴上如果不是项羽，而是我们那些专家教授老师大人掌握局面，肯定先杀了刘邦，至于诸侯叛之，分封不了，大人们根本不予考虑，留给项羽考虑可也。于是乎，燕雀安知鸿鹄志，水平的高下，一下子就分出来了。但项羽水平高又有什么用呢，留下了隐患，最后不还是死在刘邦手上了吗。人生哪能步步算到呢？总不能早知百岁死，不如不出生吧。世局如人生，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因此项羽在鸿门宴的处理上根本没错，他又不是神仙，怎么知道后事。我们的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们也不是神仙，但他们知道后事。只是从结局上立论，也没有什么高明可言。
菜九可能对我们的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刻薄了一点，这是因为菜鸟也有好生之德，刻薄刻薄无非是想让此类误人之说早日休矣，以便从劫匪大人的刀下活更多的人。至于拂了我们的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的意，大人们人多势众，一人一个口水就足以淹死菜九，不在考虑也。孔夫子不是说过，虽千万人吾往矣。菜九自忖对鸿门宴知道的多一点，只好领着孔夫子的教诲，凭着对司马迁的忠诚，冒着大人们的口水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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