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与辽、夏、金、蒙，国力、军力双方互成反比，用经济的优势弥补军事的劣势，应该是明智的。只要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来保证和约的顺利执行，用和约来保证双方和平也是可行的。
　　澶渊之盟是宋朝在辽的巨大军事压力之下，不得不选择的外交策略。宋、辽停战后，双方贸易大大发展，北宋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每年都有上百万的收入，而且也有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力大大增强，而“岁币”也就愈发无足轻重。这“岁币”只占宋朝7000万财政收入的一小部分，可以当作是给比较贫困的邻邦的一种援助，以弥补双方的贸易赤字。而辽也无力南侵，也乐于“岁币”的供养。这种为和平付出的代价无疑要比军费来的便宜，当然，这种政策必须放弃感情色彩而由地缘政治来仲裁。用确有保障的外交手段代替毫无信心的军事行动，三十万岁币要比两次北伐带来的成果丰厚得多。澶渊之盟后，宋、辽基本保持和平120余年，一直到宋徽宗才联金灭辽。所以，澶渊之盟应该是成功的外交。
　　而南宋的和约外交的失败，除绍兴和议是生不应时，其余的隆兴和约、嘉定和约正是因为总体上南宋的国力、军力要大大弱于北宋，和约才没有保证，屡屡被撕毁。首先看绍兴和议，宋高宗在己方军事占优的局势下，或为了避免钦宗回朝，或为了防止武将专权，而固执地坚持议和，浪费了大好形势，牺牲了一代名将，确实不值！再到后来，几乎都是宋军在军事上失利，而不得不受人敲诈。绍兴和议的出台，并非宋金两国之间局势的需要，完全是出于宋高宗的个人，先不论高宗议和出于何种政治目的，和约既已签了，如果绍兴和议一直能执行下去，和平能持续，对后人对历史也算多少有所交待。这样就没有以后的隆兴和约、嘉定和约，估计后世也不会过于批判其丧权辱国。但是，正因为南宋没有军事实力来保障和约的顺利执行，要么对手视和约为空文，要么自己军事冒险而失败，结果成了屡战屡败，屡败屡和，屡和屡毁的恶性循环。
　　两国之间，没有必要始终兵戎相见，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境战争并不应视为耻辱，至少现在这就是我国外交的基本政策之一。和平还是战争，首先要看得到的好处和付出的代价，还要看自己的实力，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至于是否丢了面子，就是末节了。战还是和，南联盟和伊拉克可以给我们很多借鉴。当然，如果我们比美国还强大，那么在战争与和谈上的选择就自由的多，用不着看别人脸色，而要让人看我们的脸色了。

原帖由 麒麟子 于 2007-5-17 09:18 发表
澶渊之盟应该说是在名义上有所损失，一般知道这方面历史的人普遍认为，是宋朝为减轻战争压力主动议和，其实战争损失是双方的。澶渊之盟之所以能顺利签订，恐怕辽国方面面临的压力远比宋朝的负担重。读过辽史就知道辽国在萧太后听政（皇帝耶律隆绪）时期达到了最强盛时期，萧太后死后辽国由盛转衰。结束宋辽战争是萧太后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一些野史传闻澶渊之盟还让辽帝和宋帝结尾兄弟，宋主拜萧太后为庶母。）
     由此可见辽国的战争负担远比宋朝重的多，另外在宋辽战争后期主战派的辽国将领韩德让、耶律休哥、萧挞凛先后去世，在人才结构上已经失去了优势。个人认为澶渊之盟市辽国自找台阶，体面退兵。而以为主寇准的主战派也曾提出乘胜追击，但不准奏。

1001年冬季，辽军这次由皇帝本人率领，又侵入定州东北部，而且在遂城击败宋军。这次宋军向东深入反击，而在这次进攻被击退后，又恢复了对峙局面。1002年夏季再次发生边界冲突，1003年辽军在萧挞凛率领下重新对定州发动进攻，这次他们深入望都，在那里的战役中他们俘虏了一个名叫王继忠的指挥定州地区军队的宋朝重要官员。所有的这些季节性攻势似乎并没有导致对宋朝领土的永久性占领（见地图6）。


1004年，辽廷决定全面入侵。在八月份，有消息传到宋廷，契丹轻骑袭击了莫州和冀州之间的地区，但已撤退，好像并不愿意与宋军交战。①雄州长官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奏请批准沿海州县打开沿运河和海岸的水闸，淹没广大地区以阻止契丹对那一地区的任何进攻。②几天后，宋廷下令在定州地区部署了最精锐的军队并在河北和河东地区对青年男子进行了军事总动员，以武装和训练他们进行地方防御。


入侵开始于秋末，辽军由皇帝和皇太后亲自指挥。西部大军最初沿前些年的同一路线进攻，攻占了遂城和望都。③但他们并没有攻占定州城本身，而是转而向南于十月攻占了冀州城，然后迅速向南横扫河北西侧。与此同时，军队的另一部分分出来攻打瀛州，这是北方平原地区极其重要的要塞，也是契丹想要重新占领的关南地区的中心。这座城市被包围了两个多星期，双方军队进行了艰苦的争夺，但契丹最终没有能够占领这座城市，因此他们的军队撤下来转而向南前进。十一月，他们在洺州（今邯郸东北）击败一支宋军，并推进到靠黄河北岸的澶渊（有时读作tan-yuan），在那里，在真宗指挥下，宋朝集中了他们的主力部队进行抵抗。契丹军离宋朝都城开封不过100公里。


激战在此地发生。在首次出击中，率领军队穿越河北的契丹统帅萧挞凛①于伏击中被远距离弓弩射死，契丹人的进攻被击退。契丹军队同时对附近的通利军也发动了一次快速但只是破坏性的袭击。


和平谈判已进行了一段时间。②甚至在1004年入侵发生前，宋朝就害怕军事冲突并渴望和解。契丹人虽然曾诉诸武力，但也愿意谈判。契丹一方的关键人物是王继忠，他是在1003年被契丹人捕获的宋朝官员。③在赢得皇太后的信任后，他被任命为户部使，并娶了出身于阿保机最早的汉人谋士之一，康默记家族的一名妇女为妻。王继忠不但曾是一名宋朝的重要将领，而且曾经是真宗的一位私人密友，早在他即位前就服务于他的王府，而且在他的宫廷机构中效力。他的宋朝方面的对手是毕士安（938—1005年），毕和王曾一同效力于真宗家族，而且现在是真宗的顾问。毕士安鼓励真宗亲自到前线并且推荐寇准（961—1023年）去密切注意可能的和平迹象。


在皇太后的赞同下，王继忠通过宋朝莫州长官向宋朝皇帝递交了一份国书，宣称辽廷希望恢复友好关系。④在辽军占领了他们要求的关南的领土后，这份国书被递交。宋朝皇帝很惊讶，而且最初怀疑这是一个骗局，但他最后被说服开始谈判。然而，这一开端由于王钦若（962—1025年）延迟派遣宋朝使节的胡乱行为而被推迟了几个星期。然而，这一耽误却有利于和平：到宋朝使节曹利用（死于1029年）赶到辽朝帅府时，双方已做好谈判的准备。宋朝已阻止住了辽军的前进而且占据了有利的设防位置，以强大的力量与辽军对峙。而辽朝达到了占据关南州县的最初目的，并深入了宋朝领土。


辽希望宋割让这些领土以交换和平，否则和平就不能实现。曹利用坚决拒绝了辽的所有领土要求，提出以每年交纳银和绢来代替。他警告说，改变这一建议的惟一后果是继续战争状态。辽朝让步并接受宋朝提出的条款，也许应归于双方都意识到他们已陷入军事僵持状态。契丹人意识到从长远看他们的境况已远非强大，虽然他们正在朝宋朝都城进军。他们的军队与太宗947年占领开封时所处的形势一样。他们被困在由未受损失的宋军从东西包围的狭长地带，甚至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内，一些只是被辽朝轻骑绕过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州县和要塞也仍然在坚守。这些强大据点中值得注意的是定州和瀛州。实际上，辽军面临着被切断归路和困于敌境的危险。


澶渊之盟，1004年


谈判仅仅几天之后就签定了和约，而且双方宫廷交换了记载和平条款的盟书。他们达成如下协议：
1.宋朝应当每年提供给辽朝绢20万匹和银10万两以作为“助军旅之资”。
2.边界应当认真划分。
3.双方应当采取严格措施制止对边界的非法侵入，任何一方不得对另一方耕种土地进行侵扰。
4.任何一方不得对逃犯提供庇护。
5.可以对边界现存要塞进行修整，但不得沿边界建立新的要塞和水渠。
6.双方应当遵守条约，为避免违反，以借助于上天制裁的庄严誓言宣誓证明，他们应当致力于友好关系，而且他们互相尊重领土完整。

其他协议规定了囚犯的遣返和建立两个帝国之间外交与商业交往的规范。


这项条约中所使用的术语有着深刻的象征性意义。宋朝坚持每年给辽的岁币应当叫做“助军旅之资”，以避免加给他们的屈辱性称呼——“贡物”。同样地，岁币由边界雄州的宋朝下级官员交付，以表明开封的朝廷认为这只是财政事务，而不是含有屈从的政治行为。宋廷称呼他的北方邻居为“大契丹国”或大辽国，而契丹则称宋为“南宋”。两朝彼此以“南朝”和“北朝”称呼对方。他们的君主结成了虚构的“兄弟”亲属关系。宋朝皇帝将称辽朝皇太后为他的叔母，辽朝皇帝为他的“皇弟”，而辽朝皇帝则称呼宋朝皇帝为“兄长”。①这一关系使他们陷入仪式交换的无休止的循环中，在这些循环中，契丹和宋朝使节在对方宫廷中的待遇与其他国家大相径庭。每一国家遵守另一国家已故皇帝个人名字的避讳。在新年庆贺，皇帝生日，皇帝或皇后去世，以及新君登基这样的仪式场合，要互派特使。


澶渊之盟是在意识形态要求之上的政治务实主义的巨大成功。它为一个世纪的稳定与和平共处铺平了道路，并通过两个宫廷之间不间断的使团互访得到加强和保障。通常在地方当局间有一些小的侵扰，而在1042年和1074—1076年间则发生了更严重的危机。但是和约仍被遵守，两国从海边到黄河拐弯处的边界被清晰地划界并由双方警惕地守卫，这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国际边界，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最重要的是，这一条约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非常有助于整个11世纪两国的长期稳定和经济与文化的进步。①


条约的效果被普遍歪曲了，尤其是宋朝给契丹的岁币被描绘成给宋朝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当然不符合事实。每年送给契丹绢的份额仅仅相当于南方一个州如越州的产量。而且支付的款项必须置于辽—宋贸易的整体中去加以考虑。979年战争之后，贸易持续不断，只是在实际的敌对状态期间才发生短暂的中断，而条约缔结之后，又甚至在更大的规模上得以恢复。在这一贸易中，宋朝获得了大量的盈余，而且据估算，岁币中银的大约60%，作为各种中国产品特别是绢的支付款项，最终仍回到宋朝手中，因为北方对其有着无休止的需求。


尽管资助对于极富有的宋帝国来说并不是一项巨大开支，但它对国库收入相对不足的契丹来说则显得极其重要。他们把绢用于自身巨大的国内消费，比如在和约之后立即建立了新中京，而且他们还用大量的绢与他们的邻居，包括回鹘人、党项人、高丽人和蒙古地区诸部落的部民进行贸易。


因此，这种安排对于双方来说均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宋朝以有限的代价获得了持久的和平。契丹获得了稳定的额外收入来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们南边的边界防卫并致力于国内发展。

原帖由 天人不寂寞 于 2007-7-13 09:15 发表
维持了和平局面,但是也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