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现存的《周易》以及相关古籍都记载，“包牺氏”是观象於天，察法於地，视以飞禽走兽，稽以男女之别，而画阴阳符号组成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①的。中国古代史家述史，对於轩辕黄帝之前的原始社会历史，依其社会发展进步程度和突出特点，都命以一个形象化的名称而作为历史分期，依次为：“兽处群居”时期、“有巢氏”时期、“燧人氏”时期、“包（庖）牺氏”时期、“神农氏”时期。包牺氏时期，是指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到了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社会经济生产特点的历史时期，其年代大体上是在距今三万年至一万年左右的历史上；“神农氏”时期，是指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社会经济生产特点的历史时期，其年代大致为距今一万年左右到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历史时期。现代考古证明，中国文字产生於距今六千年左右的历史上，到了距今四千七百年左右的历史上，就有轩辕黄帝命仓颉搜集、整理、统一、并增创文字以丰富其表达语言的功能后，而用之以记事述史，开创了中国有统一文字使用的历史。如此，包牺氏作八卦，至少在七千多年以前无文字的历史时代，应该是毫无问题的。这，是我的一个最为保守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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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易·繫辞》。
那么，在没有文字产生之前的历史上，这种人们经过长期观察、研究、认识、积累起来的重要哲学理论，该用什么具体方法来教授人们并广为传播和传承呢？这就是“包牺氏”历史时期创八卦的历史记载了。那个时候的“圣人”们，首先创造出了代表事物阴和阳的两种符号，作为哲学语言载体的一种最基本的符号，然后再分别以代表“天、地、人”的奇数“三”组成图案，这样，就有了八个相互不同的图案画。如此，就以三划都是“阳”的代表性符号代表“天”，而以三划纯“阴”符号者代表“地”，其余的六个图案画，用以分别代表“风”、“雷”、“水”、“火”、“山”、“泽”，这就是“天地定位，风雷相薄，水火相射，山泽通气”①的立卦原理。在人类社会，则这八个不同的图案画，又分别代表“父”、“母”、“长男”、“中男”、“少男”、“长女”、“中女”、“少女”。如此，就建立起了一个传承哲学理论（道理）的最基本框架，就可以演绎天体、地球、人类社会这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以及事物变化的最基本道理了。
但是，仅有此八个图案画，还是远远不能够表述复杂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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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周易》。
其实，“太极”就是我们研究和认识事物的一个范围，相当於现代哲学之中的一元论。对此，我们只要实事求是地作一点分析，就可以明白：
“太”义如过於，过度；“极”指事物达到顶点、尽头、极限。“太极”之所指，即言事物大到不能够再大，小到难以再小的一种程度。它是人们研究事物，探讨问题之际的一个思考范畴，如质、量、时间、地域、活动过程，以及关係范围等。比如，当我们在研究地球物理变化之际，“太极”就是包括地球内物质结构、物理性能，以及太阳系各个星球对它的影响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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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列子·天瑞》。
中国古典哲学承认事物有其一定的绝对性，如一个人，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不能将一个男人说成是女人。但是，男人和女人，也是相对的，如果世界上没有了男人，也就根本不会有女人。因为，男与女都不会绝对独立地存在於世。这就是中国古典哲学中关於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道理的阐述；再比如，一件物品，其质量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我们不能将好说成是坏，同样也不能将坏言之为好。但界定物品的好与坏，必须有一个度量上的标准。失去了度量，没有了具体的标准，就无以好坏之分。因为好与坏，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唯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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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老子·四十二章》。
② 《管子·四时》。
③ 《黄帝内经·素问》。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不一样的。有人说，“黑格尔哲学同中国哲学有相同之处”，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这说明他看问题只看了一个皮相，既没有弄明白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性理论之谬，更根本不了解中国古典哲学博大精深的最基本特点。在理论上，黑格尔哲学同中国古典哲学既有某种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更有着核心性本质上的重要不同之处。虽然，黑格尔认真地学习、研究了《易》经，盛赞“《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①，这对他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可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就如同中国汉代以来的学者们一样，黑格尔也同样没有注意对《易》经六十四卦卦画的组成原理进行研究。所以，他对《易》经最基本的核心性理论没有搞明白。中国古典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就在於中国古典哲学在研究事物及其变化规律之中，首先将事物的性质用“阴”“阳”加以区分，在此基础上，再论以事物阴阳同性相斥、异性相引的道理，而不是象黑格尔那样笼统地使用“矛盾”一词。因为“阴”“阳”之间，其性虽然相异，但唯有这“阴”、“阳”性质相异的事物之间，所存在的才是互相感应，互相吸引，互相交流，互相渗透，互为己根、互为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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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三年困难时期”，当时说的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但中国人谁心中都明白，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是治国的政策出现了错误。此后，当我们调整了政策，批评了“共产风”，制止了“一平二调三收款”，恢复了经济核算和评工计分的按劳分配政策，允许农民养一定数量的家禽家畜，可以种一点自留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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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家口市的史料，引自一九八七年版的《张家口地区大事记》。
为什么会如此？道理很明白：公与私是互根互依的关係，而非“公私之相背”②。在治国上，以批私、斗私、灭私而制定政策、法律、规章、制度并实行之，将个人利益同集体、国家的利益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使个人的劳动贡献同劳动所得完全脱钩，多劳动不能多得，少劳动并不少得，不劳动者也照样吃饭，甚至比劳动贡献大的人还吃得好，岂不就成了奖励懒惰、打击勤劳？如此，种地者不想着去多打粮，做工的不想去增加产品数量和提高质量，搞科学研究的没有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从事商业的不思谋着去盈利，读书的不想考高分、上大学，认为“读书无用”…… 这样的社会还能进步？事实恰好证明了中国古典哲学关於阴阳互根互依的哲理是正确的，“灭私”必伤公。灭掉了私，“公”便失根而无依，也就根本不会存在了。公私互根、男女互根、治国者与人民大众互根、工业与农业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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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② 《韩非子·五蠹》。
同性相斥，异性相引，同样是普遍地存在於一切事物之中，是一切事物产生、发展、变化中的普遍规律。更重要的正是这两个相对性的客观规律，才又造成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有序性。黑格尔没有认识到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规律，并加以正确的区分。而是混同起来，一概而论，将事物的不同称之为“矛盾”，凡事物相“矛盾”的关係之中都存在着斗争性，并以为它具有普遍性，只是认为矛盾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罢了。这种不符合客观事物规律的哲学，自然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都是黑格尔的学生。他们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体系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这个认识是正确的；但是，却认为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是“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①。恩格斯谈到黑格尔辩证法时，多次使用“神圣”、“神秘”、“前所未闻”、“智慧的顶峰”以作形容。并亲昵地称黑格尔为“老头子”②。当杜林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自剽窃，黑格尔是个江湖骗子后，这就使恩格斯十分恼火，他说杜林才是“最鄙俗的市场叫卖者”，“用吹号打鼓来吹嘘自己的手艺和商品”③！这事实上是不合逻辑性的说法：赖以发展为哲学思想体系的，正是其哲学的最基本的核心，其思想理论体系既然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其赖以形成的核心如何会是正确的、唯物辨证的呢？换言之，一个以“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最唯物、绝对革命，成为哲学顶峰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发展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却如何又“变”成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呢？唯其如此，以黑格尔哲学核心发展起来的学说，也就很难避免产生错误了。譬如，马、恩关於资本积累的分析、阶级斗争的学说是正确的，因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两者的属性都是“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都是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这是一种同性相斥的关係。而“公”与“私”则不是同性相斥关系。所以，由阶级斗争结合英国空想家托马斯·莫尔在《关於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中提出的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计划生产和平均消费、人人都劳动、个个有饭吃的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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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宁：《卡尔·马克思》，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② 见《恩格斯致马克思》，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37页。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42页。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称赞道：“《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①；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係（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②；而美国的易学家安东尼从1972年以来，20多年潜心研究《周易》，主要用于心性修养。她说：“正是在这…种情形里，《周易》…成为修心养性、完善自我、 使人与万物和谐的指南”③。这，可以说，是学到了《易》经的精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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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120页。
②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573页。
③ C.K.Anthony，The Philosophy of the I Cning Anthony Publishing，Company，1981，第76页。
这些哲学思想，都是“道生法”的法哲学思想在社会政治、经济层面中的一种持正、持中、有序的具体化体现：法律、社会伦理道德，是依据客观存在着的自然规律而制定的，因此，它并不代表某个个人或社会某一阶层人的意志和利益，而只体现公平、公正，以及社会有序发展的自然法则；法律的制定，必须有度，无度则难以具体操作实施，不能具体实施的法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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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管子·五辅》。
② 《论语·子路》。
中国“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古典哲学，其本身就是天、地、人、时合一而论，“与时偕行”的科学理论。所以，“天人感应”是一个正确的哲学理论命题，没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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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В·С·焦平：《今日俄罗斯哲学：现在的问题与对过去的评价》，安启念、蔡永宁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一期，第37页。
“得”字在甲骨文中是手持货贝於街口的图形“ ”①，它所反映的，正是“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②的历史情形，手持货贝表示的是有形物的获“得”。而“德”其原意也是“得”到的意思，只不过，它特指学“道”而有心得。由于这个“得”所得到的不是有形之物，而是一种博大精深的“道理”，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不能吃、不能穿、但却能使人变得聪明、能干、可以趋吉避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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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前》八·一三·三、《京人》二一一三。
② 《周易·繫辞》。
“德”字之所造，原本就是为与“道”字相联组成中国古典哲学上的一个专用词“道德”而造，指学道而有心得。德者,道之蕴，道之蓄，道之积。物得道而以生，事得道而以成，人得道而以聪明睿智：能通事物之理，能知自然之变，能与天地合德，能与四时合序，能与日月同明，“君子以厚德载物”，此之谓也;权出于法，法出于道，道蕴于物理自然。精研道，厚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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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京人》八七六及五一反面。
② 辛鼎。
③ 毛公鼎、孟鼎、叔向父敦上的铭文。
在中国的历史上，由于是先有中国的古典哲学理论形成和广为传播，后创造文字以作语言的载体述史记事，这不仅使中文从其一开始就形、音、义俱全，而且极具规律性，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中文易学、易记、易懂，言简而意赅的本质性特点。例如对女性的称谓之字中，女字旁加“且”读“姐”、加“未”读“妹”、加“良”读“娘”、加“马”读“妈”、加“古”读“姑”、加“夷”读“姨”等；中文一字一个音节，一字有一字的独立义涵，以字组成词组又於共性之中显示个性，例如：山羊、绵羊、大羊、小羊、黑羊、白羊、公羊、母羊，都是在“羊”这一共性字前面加上一个个性区别之字，就将其准确无误地表述出来了，其所用的字很少，也很易记和易于辨识。而这些称谓在拼音化的文字中，就读音、书写就各不相同，差别很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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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书·修政语》引。
② 《黄帝经·经法·道法》。
③ 《黄帝经·十六经·前道》。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人类的社会进步，从来就是在进步的过程中，又存在着某种退步的，而绝非如有些人读了一本《天演论》，又看过了查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顿悟”到“历史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进化的，都是由低级向着高级方向发展的”一种简单模式。在科技飞速发展而忽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里，人类自身的行为不仅会存在历史性的退步，甚至还会有某种灾难性的后果出现。因为在各具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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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民法第四编》。
（一）具体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只有在有了文字这种记录语言的传播载体以后，才会有真实的记载和流传。在没有文字产生和使用之前，是作不到这一点的。
中国的文字产生，是在新石器时代。按过去的考古发现，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青海乐都柳湾，山东莒县等不少古遗址，发现了文字性刻划符号。其中，有些与甲骨文完全相同或近似，对此，郭沫若曾比较谨慎地说：“汉字究竟起源于何时呢？我认为，这可以从西安半坡村遗址距今的年代为指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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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
在人类婚姻发展史上，由群婚走向一夫一妻制，是一个漫长历史中的渐进发展过程。在中国原始社会女系氏族时代末期，婚姻制度虽然有了很大的历史进步，相对稳定的对偶婚制业已形成。这是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出现私有制、并由此而引发战争、出现国家制度的极重要社会基础。但是，其时还实行的是男子由其原属氏族“出嫁”到女方所属氏族的习俗。同时，各氏族族长，也还是由女性担任，而非男性。对于氏族族长来说，她拥有多夫的特权。到了父权制时代，帝王们拥有一夫多妻制的特权，并非无故，而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后》卦即以一位妇女先后与五位男子相交的这一特点为象征而加命称。我们不知道在《连山》中此卦为何卦名？在《归藏》卦画之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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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曲辰：《轩辕黄帝史迹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8页。
人类的生存发展，以及文明进程、文化发达、以及文化特点形成，都是和人类生存、发展、进化的特定地域中地理、自然、气候、物产，以及这些自然条件在历史上的变化密不可分的。桑乾河流域是燕山运动、加里东运动、喜马拉雅运动的应力结合与转换地带，这是冀西北串珠式山间断陷盆地的成因。这些串珠式山间断陷盆地的形成，控制了该流域内的水系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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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曲辰：《桑干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载《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2卷第三期。
古猿从喜马拉雅山向桑乾河流域迁徙，自然是从西藏、云南，经贵州、四川、湖北这一带进入陕西、河南，然后沿汾河流域北上而进入桑乾河流域。考古研究也证明：“旧石器文化在山西是由南向北发展的”③。如此，我们将古猿、猿人迁徙路线的遗址与汾河、桑干河流域的遗址加在一起，则占全国总遗址的百分之八十。如果将距今四十万年、十万年、三万年由於大同火山群喷发、恒山及“大同”、“涿鹿”、“张家口”三个古湖门栏山体断裂，造成湖水下泄时的古人类四散迁徙也考虑进去，则几乎可以含盖全国所有已发现的古人类生活遗址，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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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贾兰坡、王建：《泥河湾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踏脚地》，载1957年第1期《科学通报》；
② 尤玉柱、李壮伟：《从桑 干河流域几处遗址的发现看我国细石器文化的起源》，载1980年第三期《山西大学学报》；
③ 贾兰坡、王建：《山西旧石器的研究现状及其展望》，载《文物》1962年第4、5期；
⑴ 旧石器时代，桑乾河流域古人类石器制造技术领先於其它地域数十万年。泥河湾地层发现于1921年，这里有着极其丰富的哺乳动物及各类古生物化石。1978年，汤英俊、尤玉柱、李毅，在属于下更新统的地层中，发现了一百多万年前的小长梁旧石器文化遗址，由于其石器制造技术非常先进，发掘报告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和激烈争论。裴文中先生将小长梁石器同周口店石器作了比较，他说：“周口店第一地点最下层的石器，有许多个体说明是最早使用过的石器。其后，在每一地层中都有了变化，直到最上层已经成了将近晚期的式样。周口店石器进步这样快，泥河湾的石器早已开始使用。”他惊呼“（这）把周口店时期飞跃过去了”！因此，他认为报告写得“不恰当”，“不能令人信服”①。贾兰坡也同样“感到惊奇”，但他深信：“（既然）这些石器和古老的三趾马属发现於相同的层位中”，就说明“人类创造工具历史比目前所知道的还要早”②。此后，卫奇、孟浩、成盛泉於1981年又发现了与小长梁层位相同、距离很近的东谷坨旧石器遗址，掘得石制品1443件，“东谷坨旧石器地点发现的时候，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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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裴文中：《讨论》，载《中国第四纪研究》第五卷第一期；
② 出处同前。
世界性的考古学研究证明：在世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细石器文化有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个是几何形细石器系统，它约在一万八千年前，起源于地中海北岸，传播于欧洲、北非和西亚等地域；一个就是起源于桑乾河流域的华北石叶细石器系统，其特点是以长薄石片为主，用间接剥落法製造，为使用方便，常把带弯曲的一头或两头截去。棱柱状石核、锥形石核、楔形石核、扇形石核，是这个细石器系统的特点。这种典型的细石器，在桑乾河流域盛行于三万年前，尔后传向东亚、北亚、东北亚和北美洲地区。1922年，R·C·安德鲁斯率领的美国中亚考察队“在蒙古高原上发现了极为丰富的石器时代遗存，共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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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卫奇、孟浩、成盛泉：《泥河湾层中新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载《人类学学报》第四卷第三期。
② 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载《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⑶ 新石器时代，桑乾河流域的陶器生产比全国其它地域领先三、四千年。陶器是进入农业经济生产时代的标志性器物。现在的考古发现证明，在全国各地，陶器的出现，一般是在八千年左右，而桑乾河流域发现最早的陶器残片，则生产于一万两千年前②。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又证明：桑乾河流域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器形，既有陕西半坡、河南庙底沟的特点，又有内蒙清水河白泥窑子、河北曲阳钓鱼台、以及山东龙山文化的特点，蔚县三关、庄窠、筛子绫罗出土文物都说明了这一点。其龙山文化层出土的木炭经测定，年代距今（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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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淳、王向前：《从细石核谈华北与东北亚及北美的史前文化联系》，原载美国《ARCTICANTHR OPOLOGY》1989年第二十六卷第二期，中译稿载《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泥河湾联合考察队：《泥河湾盆地考古发掘获重大成果》，载《中国文物》1998年11月15日；
原始社会的文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古人类的迁徙而造成的。发端於桑乾河流域的农业文化，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并向西发展，形成了磁山文化，裴李岗和大地湾文化。向南发展，形成了大汶口、青莲岗、河姆渡、马家浜、良渚诸文化。安志敏说：“河北的磁山文化和甘肃、陕西的大地湾文化，在文化性质上与裴李岗文化比较接近，碳十四年代基本相等，甚至地层叠压关係也是一致的。这证明上述三种类型的新石器文化，构成了仰韶文化的先驱。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重要收获之一。”②仰韶文化向东发展，形成了后来的龙山文化，向黄河上游发展，形成了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南方文化则是从青莲岗沿海岸南下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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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家口考古队：《1979年蔚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载1981年《考古》第2期；
② 安志敏：《碳十四断代和中国新石器时代》，载《考古》1984年第3期。
⑵ 神农氏时期：《遁甲开山图》、《春秋命历序》、《补史记·三皇本纪》、《太平御览·卷七十八》，俱言神农“兴于熊耳、龙门等山”，这与泥河湾考古的发现极为一致：泥河湾背依熊耳山，其东南即为龙门山。《管子·轻重》曰：“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榖食，而天下化之”。淇山，在河南辉县西北、林县东南，为太行山东麓的山地，正是磁山与裴李岗文化的连接处。考古研究上的发现同古文献记载如此一致，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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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沈长云：《从周族的起源论及黄帝氏族的发祥地》载《先秦史研究》总第二十八期）。
② 见《淮南子·览冥训》。
所以，对于刚刚学会了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来说，桑乾河流域是他们最理想、最适宜生存的棲息地。正是由于在这里繁衍、发展的古人类，食物来源是以猎获动物为主，而不是以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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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夏正楷、刘锡清：《泥河湾层古地理环境的初步认识》载《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第四卷第三册。
② 卫奇、张畅耕、解廷奇：《“大同湖”——雁北历史上的一个湖泊》，载《地理知识》1997年第八期）
首先，桑乾河流域是一个大陆上火山分布较多、历史上活动频繁的地方。如著名的察哈尔火山区，其熔岩形成的台地，面积约4400多平方公里。仅在大同市东南三十至五十公里的桑乾河盆地中，就有二十多座第四纪火山。“东部的七个火山在中更新世开始喷发活动，大约距今三十至四十万年。在地区西部，火山熔岩覆于离石黄土之上，而又为马兰黄土覆盖。因此，这里的九个火山是在晚更新世时期，距今大约十五万年时开始活动，而在距今六至七万年时结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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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裴静娴：《大同地区火山岩流烘烤沉积物的发光年龄测定》，载泥河湾研究论文选编》第556页。
周文王此处所谓之“天”，原本为《易》经阐述的“天道”。五帝时代的一切社会政治制度，都是以中国这种产生历史极久的古典哲学理论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自夏禹颠覆了五帝时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建立起父之帝位传於子，以自己一家私利治天下的君主独裁政治制度之后，就搞起了“神道设教”愚民以治的一套政治权术，用以抵消和歪曲原先的哲学思想理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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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书·序》。
① 《周书·命训解》。
西伯（周以后被称作周文王）是商王册封的爵称，终其生他都是子袭父职的商臣。西伯之父季历，先奉商王武乙之命西伐程，北伐义渠，因功得商王赏土地三十里，良马十匹，美玉十双；后又受商王文丁之命，征山西地方的燕京戎、余吾戎等。季历因此功高势大引起了商王文丁的不安，害怕季历将来会构成对商王统治的威胁，於是，商王文丁十一年，在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到商都献俘报捷之际，文丁先是赏以只有商王祭祖时才用的圭瓒、秬鬯，加封为西伯①。接着，在季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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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竹书纪年》。
即将辞朝返回周地之际，就突然下令将季历囚禁起来。不久，季历就死在了商都。此后，姬昌（周文王）就暗中准备替父报仇。过了两年，商王文丁也死了，其子羡继位，这就是史书上所称的商王帝乙。
在甲骨的形制上，商与周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西周腹甲、甲首经掏挖后留有宽厚边缘，一望可知与殷墟、济南大辛庄等地的商代卜甲不同。西周的胛骨修治比较简陋，一般不锯去臼角，不如殷墟多数卜骨精緻①。西周甲骨的突出特征是在钻凿形态上，其卜甲绝大多数有排列规则而密集的方凿②，这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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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
② 徐锡台：《周原出土甲骨的字型与孔型》《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
《归藏》中的《諴》卦，《周易》改作《益》，都是以上卦为《巽》，下卦为《震》，六二、九五两爻阴阳各在正位，有人君谦和而施仁政，人民由此喜悦，阴阳相感，上下和协，国家与人民都从政通人和中大获其益的象征而命称卦名的。只是，《归藏》的作者重视人君谦和这一决定性的因素，故命此卦 曰《諴》卦；而《周易》的作者以谦而受益之理改作《益》。两个卦名区别不是太大；《归藏》的《大明》在《周易》为《中孚》，此卦上卦为《巽》，下卦为《兑》，巽为顺，兑为悦，其卦象为治国者行顺道：“安徐正静，柔节先定。良温恭俭，卑约主柔，常后而不先。体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②，顺道之至，彰明之至，故命曰《大明》；而《周易》的作者，则是依此卦画中上下各有两阳爻，中为两阴爻，具中虚、中正而有孚信的象征而称曰《中孚》。象这类依卦象认识一致，而从不同角度命称不同卦名的例子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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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期《合》二六四、三零一。
② 见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黄帝经·十六经·顺道》。
但是，历代各家之说，都只是对《易》经的一名而涵三义而论。然对这一个书名而涵三义的本质是什么，却缺乏进一步的研究。对此，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可作进一步的分析，以观“变易”、“简易”、“不易”这三义的总体性本质，到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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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易纬乾凿度》。
②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引郑玄语。
首先，说《周易》中的“经是占筮书”，就不符合最基本的事实：经文是依六十四卦卦画而有，而六十四卦画是由八经卦相重而成，此非自《周易》始生，而是在《归藏》、《连山》之前已创。伏牺始作八卦，并非想象，而是通过长期实践，“仰则观象於天”，从宇宙中的日、月、星天体运行的观察研究之中，知“天道”变化是基於物之阴阳；“俯则观法於地”，由“地道”沧桑之变无不因物之阴阳相引、相斥演化而成水、火、寒、暖、燥、湿之所致；观天地之中的“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而又“稽之男女”①，明白天地万物变化，都基於阴阳，其理一致。於是，就制阴阳符号，按天道、地道、人道这三个方面以组画，成“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个基本图案画，以成“天地定位，风雷相薄，水火相射，山泽通气”法则，再八八相重，错综其数，而有六十四个图案画。并将内卦作内因，把外卦为外因，从最下爻到最上爻的六爻发展为时段，以象命名，以类自然万物变化之情状而阐述道理。这，便是未有文字之前的中国四维一絷哲学理论之完整载体。此后在有了文字使用的历史上，人们为便於学习与记忆，才给这些图案画配以注解性的文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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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黄帝经·十六经·果童》。
子曰：“《易》始於太极，太极分而为二（阴阳），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故）乾坤者，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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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7页。
② 《论语·先进》。
③ 《论语·雍也》。
④ 《论语·述而》。
⑤ 《论语·为政》。
⑥ 《孔子集语》。
我们在对《咸》卦、《恒》卦的分析中，依中国古典哲学观点指出，夫妻之间所存在的是阴阳異性相互感应、相互吸引、相互交流、相互渗透、互为依存、互为己根，而又保持守恒规律的一种生活体现。所以，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各个方面，都必须有平等的心态，互敬互爱，互谅互让，相互交流思想感情，相互帮助，互有忠实于对方的义务。只有如此，夫妻关係才能水乳交融、和谐美满。任何伤害对方的言行，必然会反转过来造成对自己的伤害。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上，由于受到经济生产水平、生产生活在方式、社会产品分配、以及社会制度、地方性风俗习慣等原因的影响，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的合理制度一直未能完全实现。因此，要真正地“实行婚姻自主、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在人类面前仍然存在着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特别是进入信息发达，全球各种文化、各种思潮、五花八门的时髦性“学说”互为影响的时代，否定法律体现客观自然规律，就将酿成灾难。在婚姻问题上同样是如此。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人类的社会进步，从来就是在进步的过程中，又存在着某种退步的，而绝非如有些人读了一本《天演论》，又看过了查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顿悟”到“历史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进化的，都是由低级向着高级方向发展的”一种简单模式。在科技飞速发展而忽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里，人类自身的行为不仅会存在历史性的退步，甚至还会有某种灾难性的后果出现。因为在各具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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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民法第四编》。
（一）具体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只有在有了文字这种记录语言的传播载体以后，才会有真实的记载和流传。在没有文字产生和使用之前，是作不到这一点的。
中国的文字产生，是在新石器时代。按过去的考古发现，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青海乐都柳湾，山东莒县等不少古遗址，发现了文字性刻划符号。其中，有些与甲骨文完全相同或近似，对此，郭沫若曾比较谨慎地说：“汉字究竟起源于何时呢？我认为，这可以从西安半坡村遗址距今的年代为指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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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人类的社会进步，从来就是在进步的过程中，又存在着某种退步的，而绝非如有些人读了一本《天演论》，又看过了查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顿悟”到“历史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进化的，都是由低级向着高级方向发展的”一种简单模式。在科技飞速发展而忽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里，人类自身的行为不仅会存在历史性的退步，甚至还会有某种灾难性的后果出现。因为在各具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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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民法第四编》。
中国的文字产生，是在新石器时代。按过去的考古发现，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青海乐都柳湾，山东莒县等不少古遗址，发现了文字性刻划符号。其中，有些与甲骨文完全相同或近似，对此，郭沫若曾比较谨慎地说：“汉字究竟起源于何时呢？我认为，这可以从西安半坡村遗址距今的年代为指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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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
（八）古《易》残辞与古文字残存。
我们说《周易》之作是在古哲学经典《连山》、《归藏》的基础上，为利用其推行卜筮全面改写而成，是从大量可靠的证据中得出的结论。汉代时，《连山》、《归藏》二《易》尚有存世之本，在字数上，《连山》有八万言之巨，《归藏》也有四千三百言之多①。《周易》的作者虽然改哲学经典作卜筮用，旨趣去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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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桓谭：《新论》。见《太平御览》卷第六百八。
（一）先秦时期——从史事到神道设教。
“河图”、“洛书”是周王朝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的产物，不仅有其事，有其物，亦有其详细的历史记载。但这根本不是汉代人所附会出来的甚至么“龙马”、“神龟”从黄河、洛水中驮出来的“神物”，而是周成王七年三月乙卯日周公决定营建洛邑的地图及占卜卜辞。“武王克商，迁九鼎於洛邑”①，就已有定都洛邑的想法。因为，洛邑地处“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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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传·桓公二年》。
黎水，即今河南境内卫河、淇河合流至浚县东北的一段；涧水，为今洛阳市西之涧水；瀍水，系洛河的一条小支流，源於河南孟津县西北任家岭，南流至洛阳注入洛河。所以，周公旦在洛邑派使者送给周成王御览的“图”，就是建城位置及涧水、瀍水、黎水、洛水、伊水等水流位置图，称“河图”；其“卜”之辞就是“洛书”。周成王死后，在康王举行继位的大典中，曾将“河图”作为镇国之宝，陈列於几案。对此，《尚书·周书·顾命》中是这样记载的：“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 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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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竹书纪年》。
② 《尚书·周书·召诰》。
管仲所说的“河出图，洛出书”，指得就是“河图”与“洛书”。“乘黄”之指，是为骆驼，其之所据，为《山海经·海外西经》。其文曰：“白民之国，在龙鱼（陵）北，白身被髮。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此三者为说服齐桓公，在管仲口中都变成了秉天意而现的神物。此后，孔子感叹自己生在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也说过“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话。也不过是以世之俗言，而叹难遇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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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管子·轻重丁》。
② 《管子·小匡》。
第一种观点，猜测“河图”、“洛书”应是文字和书籍的起源。持此种观点者，在后汉时期为数不多，其代表人物有班固。他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③这种说法，主要是受“仓颉受河图”之说的影响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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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语纬·第三卷》。
② 《太平御览·卷八十二》辑引。
③ 班固：《汉书·艺文志》。
代表东方的十天干为“甲乙”，五行以“木”称，“三曰木”①，“三”为奇数，为阳，故东方之正数为“三阳”，谓之“三阳开泰”。以“三”与中央正数“五”相合得“八”，八为隅数，属阴，是东方之副数。绘之以图，则“三阳点”居内，“八阴点”在外。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在天空中如“龙”之形象。春天一到，万物生长，满目青翠，故东方以“青”为代表色，亦将此象称“东方青龙”。其享祭对象为五帝座星神——东方青帝灵威仰，青龙七宿。至於“人鬼”之选，在秋祀西郊中，将本不居帝位、而又居少昊（地当今之山东）的青阳，以其为有“金德”让其在西方享祭，那么，在春祀东郊之中，人鬼之选就颇费周折了。因为实无先帝可选，就以与“少昊”这一方位性地名相对应的“太昊”作为一“帝”，以配天神青帝而享祭，其五官之正为古之木正句芒。届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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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尚书·洪范》。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河图”主要按西周的郊祀之制五行方位及用数画出，其强调的是五方、五色、五味、五音、五天神、五人帝的与《尚书·洪范》中“五行”的相合。为了此种相合，这个郊祀之制就出现了很多与古史不相符合的错误：
第一，其五人帝之选配为：黄帝、颛顼、青阳（少昊）、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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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尚书·洪范》。
⑴主张《归藏》为黄帝《易》的学者，以西汉末年的杜子春为代表。杜子春，约生於公元前三十年，约卒於公元五八年，缑氏（今河南偃师南）人，从刘歆习《周礼》，为郑众、贾逵之师。其於《周礼》注中云：“《归藏》，黄帝”。唐代的孔颖达也持此种观点，他在《周易·正义卷首》中说：“案《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烈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其在《尚书序》中，引孔安国之语说：“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此后，持此观点的，有宋代的罗泌、罗苹葛寅炎、家铉翁、朱元昇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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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于豪亮先生遗作：《帛书〈周易〉》，载《文物》1984年第3期。
例二，对炎帝两度命称“空桑”邑名原因的印证。
依古史料研究，我们知道黄帝、炎帝在有熊部落方国地域扩大至山东、河南等地后，为了加强地方政治，採取了中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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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曲辰：《黄帝与中华文明·‘青丘’与‘轩辕之丘’》，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167页。
② 1982年《张家口地区文物普查资料集》第89页。
我们从古史研究中知道，黄帝与炎帝同为古有熊部落方国“双头领导”体制中的军、政首领，军事首领称“帝”，行政首领谓“后”。故中国古典在黄、炎并称中，既称“二帝”，又呼“二后”，《周书》之载即如此。作为行政首领的炎帝，其负责任中包括垦荒、天文观察之类行政事务。现代考古证明中国农耕生产最早起源於之桑乾河流域的山间断陷盆地的丘陵地方，同古籍记载的炎帝“兴於熊耳、龙门等山”①是一致的。而“空桑”山则是天文观察的重要地点之一。
《山海经·北山经》载：“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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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春秋命曆序》、《补史记·三皇本纪》等。
《广博物志》曰：“黄帝用车战，蚩尤用骑战”，此与《周书·尝麦解》所载蚩尤被杀之地被命称为“绝辔之野”，又印证了《归藏》言蚩尤“出自羊水”的正确性。蚩尤确为塞外的“马背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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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山海经·北山经》。
② 《水经注· 水》。
③ 陈平：《古阪泉、涿鹿地望考》，载《北京文博》1996年第3期。
孔颖达言：“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圣人有以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雨施，效四时以生万物。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故王者动必则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弥纶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穷，风声所以不朽。非夫道极玄妙，孰能与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灵之所益也！”③虽然，孔颖达等对中国古典哲学之论并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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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长沙马王堆丁汉早期墓出土帛书《要》篇。
② 《荀子·成相》。
③ 见《周易·正义序》。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举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虽然，研《易》不求甚解的朱熹，与老而喜《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韦编三绝的孔子，以及战国时期以善《易》著称的荀子，对《易》经的认识大相径庭：孔子对以《易》卜筮，斥之为舍本而逐末，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占”。但是，由於朱熹是宋代有影响的学者，他强调《易》为卜筮书的话，对后世的易学研究起到了极坏的作用。致使宋以来研究《易》经者，有的说图，有的说数，有的论卜筮，少数说义理者又以“五行”、“星————————————
① 引自《朱子性理语类·学》。
以《易》卜筮，并非每占必“灵”，卦卦都“验”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灵验”。如春秋时，南蒯将叛，“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惠伯知南蒯谋叛，就依《易》经哲理而言曰：“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筮虽吉，末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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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传·昭公一二年》。
中国的古典哲学中是将“天道”“地道”“人道”看作互为影响的一个整体，认为人类必须顺应天地之道而生存和发展。并强调指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③。所以，法律就必须依自然法则而行制定，这就是“道生法”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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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B·C·斯焦平：《今日俄罗斯哲学：现在的问题与过去的评价》安启念、蔡永宁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1期。
② 〔比〕J·达米留：《中国绘画的现象一瞥》佘碧平译，载刊同上。”
③ 《黄帝经·十六经·姓争》。
其二，人类社会生活中，同样存在着与天地万物相同的客观自然规规律，它同样不可违背，顺之则治，背逆则乱。举以大者，国为公，家为私，执政治国者为阳，守法为民者为阴，公与私、阴与阳就是互为制约、互为根本、互相感应、吸引、交流而动的一个相異而同、相反而成、相依为命的对立统一体。由此，治国者不能以一己私利而治国，而是时时、事事必须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民为本，才能做到本固而邦宁。不为己，而受人民拥戴；不为己，而己利已存，名留青史；相反，执政治国，处处为己，不顾人民的死活，搜刮民财，骄奢淫逸，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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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道法》。
② 见《管子·任法》。
中国古典哲学将“天道”、“地道”、“人道”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学道而有所得并用以约束人类自身的行为，才体现为“道德”。换言之，道德本身就体现为遵循自然法则，道德即为真理，道德与真理是为一个科学的整体。所以，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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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孔子家语》。
② 《新书》。
③ 《曹植集·白马篇》。
“儒家的自我起源於与天性相同的人性，在与社会生活过程相同的道德修养或自我建构中成熟起来，最终是体现着天道的完美自我的实现。在把自我与人的本源、与人的群体、与人的完善的联繫上，儒家学派不同於大多数西方学者对自我的理解，尤其不同於笛卡儿学派关於个体同一性的概念及经验主义的自我观。儒家学派中的自我本质上是一个连续建构的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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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T·M·阿莫尼克：《道德与后现代性——道德哲学专论》，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1~2期。
当今正处在一个全球性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竞争、交流、激荡、相互借鉴而达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都已经注意到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所谓文化，就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总结、积累下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历史的体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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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姚新中：《自我建构与同一性——儒家的自我与一些西方自我观念之比较》，原载 ASIAN PHILOPHY,VOL·6，NO·3，1996 焦国成、刘余莉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
② 〔俄〕B·C·斯焦平：《今日俄罗斯哲学：现在的问题与对过去的评价》，安启念、蔡永宁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