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认为，道无思，也无为，但道不可违，不可逆，万物都是顺道而生，顺道而变，顺道而发展。因为“〔道〕一度不变，能适跂蟯，鸟得而飞，鱼得而游，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形。一者，其名也，虚其舍也。无为，其素也。和，其用也。是故，上道高而不可察也，深而不可测也。显明，弗能为名。广大，弗能为形。独立不偶，万物莫能之令。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云气，跂行蟯动，带根之徒，皆取以生，道弗为少；皆反焉，道弗为益多……”①这便是道学理论上的“道本无为而无不为” 的观点；但人是有思想，有意志，有智慧，要有所作为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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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道原经》。
自然物不同。所以，人就要学道，明道，以便顺道而行，达到大有作为、做成事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之目的。故黄帝说治国者要“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善阴阳之为用”①。既知天道之不可违，就要“顺天”，并由此而提出“顺正者，用也”②，“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③ 的著名哲学观点；知时变之义，就要“与时偕行”，做事要“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④ 这，就是强调把握时机、善抓机遇的重要性；知地利，就要重视地利之为用，“人主者，重地则得其根”，“不重地则失其根”⑤；知人事，就要爱民，“尤为爱民，与天同道”⑥。因而，“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⑦ 治国者只有做到“唯公无私，见知不惑，乃知奋起”⑧，才能够大有作为。
我们知道，轩辕黄帝不仅是中国上古历史上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更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以涿鹿之战为例，他在敌强己弱、敌众己寡、兄弟失和、都城被围、孤立而无援的恶劣情势之下，也能够充分运用天时、地利、人和诸种特定条件，以及气象变化、心理学等各方面知识，不动声色地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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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十六经·前道》。
② 《黄帝经·经法·四度》。
③ 《黄帝经·十六经·姓争》。
④ 《黄帝经·十六经·兵容》。
⑤ 《黄帝经·经法·论》。
⑥ 《黄帝经·十六经·观》。
⑦ 《黄帝经·经法·君正》。
⑧ 《黄帝经·经法·名理》。
老子的这些文字说得很明白，你只要不做事，就永远都不会失败。譬如，作为一个将军，只要你不去打仗，你就永远没有失败的记录。一位没有过失败的将军，不就是常胜将军了么？由此，老子就强调侯王以及百姓，都要“为无为，事无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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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老子·三十二章》。
② 《老子·三十七章》。
③ 《老子·六十四章》。
管仲说：“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③ “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④“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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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易·系辞上传》。
② 《周易·系辞下传》。
③ 《管子·内业》。
④ 《管子·心术》。
但是，就是在老子一番偷换概念式的文字游戏式诡辩之后，学道为达到“清静”、“无为”，竟然被吹成为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并将一些人蒙蔽了两千五百多年。在这种思想风气之下，连历史都要被改写：轩辕黄帝本来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是以道学理论为指导，“以战去战”④，肇造了文明的国家制度的。在其组织领导之下，观天文、制历法、定音律、建典章、兴医学、统一并增创文字、提出选任贤能的用人制度、以法治国，开创了中华历史文明的新篇章。但是，汉以来的神学家们对其到处求师“以学伏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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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管子·霸言》。
② 《周易·系辞上传》所引。
③ 《黄帝经·经法·论》。
④ 《商君书·画策》。
那么，什么是“王术”呢？怎样才算“知王术”呢？所谓“王术”，就是王者必须以道治国。变成现代的话，也就是依哲学理论为指导，依客观自然规律为法则，制定一整套治国理论，以其为王者施政的行为标准，以使治国者的一切言行都尊道而贵德。所以，“王术”亦称“道术”、“王道”、“君道”。按着黄帝的说法，知王术者，就要轻国而重士，贱财而贵智，振兵而不伐，爱地而亲民，贱己而贵道，去私而立公。因为，一切事物，只有相反，方能相成，只有相异，才能相同。治国者只有不唯我，不唯心，不自满，时时以道洗心，以道治国，以道施教，才能君仁、臣忠、贤士集、良才聚、民亲上、货财积、民富而国强。这就是“轻悬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智，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③“兼爱无私，则民亲上”④，以道治军，其军胜，以道治国，其国昌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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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四度》。
② 《黄帝经·经法·亡论》。
③ 《黄帝经·经法·六分》。
④ 《黄帝经·经法·君正》。
黄帝治国，为了做到民富、国强，提出了很多治理国家的哲学理论观点。对此，我稍举例证如下：
（一） 人本在地观点
轩辕黄帝的所有治国思想观点，都是依据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而提出来的。中国古典哲学观点之中，有一个著名观点就是“与时偕行”①。所以，中国上古历史上，在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经济生产特点的“伏牺氏”历史时期，其时的生存和发展观念是“以山为本”。就连早期的农业生产，亦首先是在丘陵山地中率先发展，故在《连山》中，六十四卦排列顺序就是以《根》卦为首卦（《周易》作者将“根”去掉“木”旁，只留“艮”）。此后，到了黄帝时期，农耕经济生产不仅早已走过了它“刀耕火种”的初期发展阶段，而且进入了在全社会物质生产都是以其为基础的一个历史时期，不仅有了一大批适宜各种自然条件下种植的不同农作物品种，而且也初步具备了开渠、打井、防洪、施肥等类耕作技术与能力，绝大部分耕地已发展到河川平地之中。所以，黄帝在发展农耕的治国理论上，就提出了“人之本在地”的观点。说：“人主者，重地则得其根”②，“不重地，则失其根”③。因为，“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顺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耻，有耻则号令成俗，而刑罚不犯。号令成俗而刑罚不犯，则守固战胜之道也。”④ 正因为如此，“执道循理，必从本始，顺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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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易·乾·文言》、《遯·彖传》。
② ③ 《黄帝经·经法·论》。
④ 《黄帝经·经法·君正》。
黄帝认为：“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有地焉。三者参用之，而王者有天下矣。”④ 这是因为，不仅天、地、人，三者各有自己的发展变化规律，且这三者的变化又是互为影响、互为制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要想达到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就必须要做到知天时，相地宜，顺时而树，不违天时与地利。所以，黄帝在肇造了国家制度之后，建立一系列机构，任命官职，选择地点，组织天文观察研究，积累科学数据，以制定历法，为此而下了很大的力量。这就是古史中所反映出来的分命羲叔、和叔观日，令常羲察月，让臾区占星，任大挠作干支，使容成总制历法的有关记载。而天文观察研究的深入开展，则又极大地推动和发展了中国古典哲学，进一步完善了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历史上确立了客观、唯物、无神理论的思想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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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四度》。
② 《黄帝经·十六经·果童》。
③ 郭沫若：《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
④ 《黄帝经·经法·六分》。
然而，老子对于黄帝治国的一系列哲学理论，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⑤一样的简单，哪有许多复杂的道理？老子的主张是走“小国寡民”的道路。
所谓“小国寡民”的主张，并不是让大国主动放弃领土，自己变成一个“小国”，因为那样的事根本就不可能会发生。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之策，就是要像厨师“烹小鲜”一样，将大国切割成菜丁一样的小块进行炒作，将人民分割、固定在一块块的“小国”之内，不让其流动，不让其做什么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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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十六经·本伐》。
② 《黄帝经·称经》。
③ 《黄帝经·经法·四度》。
④ 《黄帝经·十六经·前道》。
⑤ 《老子·第六十章》。
老子的这个“小国寡民”之策，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关键是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思考问题：如果站在以国为私利，“治大国”为“保权位”的统治者立场上考虑问题，那么老子的主张也就有其一定的道理。谁都知道西周王朝建立不久，其政治就出现了腐败，如周穆王的游山玩水不问政事。到了周厉王之时，因暴虐、专利而国人怨恨，政局日衰。厉王以民怨之言为“谤王”，派大批暗监在全国进行察听、监视，一经发现就立即将发言者杀掉，直杀得全国上下笼罩着一种人们逡以忍受的恐怖气氛：人们行之于路，遇见了好友、熟人，绝对不敢相互打招呼，而只能以目光示意。至于周幽王，则更是昏庸到了只爱美女而以军政大权为儿戏的程度：为博爱妃褒姒一笑，不惜举烽火以戏弄诸侯为快意，并由此招致犬戎入侵，闹出个国土丧、都城毁、国库被掠一空，他自己也被乱军杀掉的结局。如此，于危难之中即帝位的周平王，不得不带着稀落的臣民迁都洛邑，自此史称东周。此后，周天子事实上已成为一具政治僵尸，根本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了。但是，这种苟延残喘，也长达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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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老子·第八十章》。
多年，整个周王朝800余年，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竟长达是统治国民最久的一个历史朝代。
春秋时期以来，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各种乱象横生，争斗不息，但却始终难以得到解决。而这一切又无不与周王朝建立之初，为使政权长久稳固所采取的分封诸侯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左传·昭公二八年》载：“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雍也。”①再加上周所分封的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后裔之诸侯国、以及周室异姓功臣的封国等，周初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约有一百四十多个。虽然，这些个封国，其后在有封、有夺、因故兼并之中大有削减，然至春秋之际，也还存在着齐、鲁、曹、宋、吴、越、许、蔡、郑、楚、秦、晋、卫、陈、燕、代、虞、虢、邢、莒等诸侯国林立的局面。这种诸侯分封的制度，同时起着既有利于产生政治腐败、又维系周王朝政权很难被推翻的双重作用。这就是：
在经济层面上，这些诸侯国由于周天子的土地封赏、自己的田产霸占、以及通过交易手段等途径，将原先的国有土地都集中到了自己及亲戚、臣属们的手里，这就形成了一大批新兴奴隶主贵族兼封建地主阶层。过去的土地国家公有制度早已被破坏殆尽而不复存在了，而大批丧失了土地的自耕农们沦为替地主耕作的农奴，受尽了社会的残酷剥削与压搾。即：这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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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传·僖公二四年》。
同样，治国者为君、为阳，接受社会统一治理的百姓，就为民、为阴。阴与阳的关系是一种互为感动、互为交流思想意志、互相渗透、互为依存、互为己根的关系。治国者只有受民、亲民，思民之所思，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解民之所危，才能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戴，人民也才能爱国忠君。所以，治国者只有懂得爱民，才是真正地爱惜自己的权力与地位。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是将能够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能够给人民以智慧和带来幸福者，才称之为“圣人”的，岂有“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道理？而老子之所以作如此诡辩，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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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老子·第六十五章》。
② 《老子·第三章》。
此后，尧、舜施政，遇有大事，除咨询“四岳”以听民意外，还树“诽谤木”于通衢大道，置“敢谏鼓”于各级官府门
前，鼓励黎民百姓随时向各级施政者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同《易》经上所说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上下感而其志相通，天地不感则万物不兴，上下不交则失邦无国的道理一脉相承的。上下交流思想，是建立和谐社会，以达政通人和的重要一环。
相反，掌权为私利，就不会说真话给黎民百姓们听，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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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君正》。
② 《管子·任法·区言一》。
③ ④ 《黄帝经·十六经·三禁》。
老子则是明确反对黄帝明民而治思想，主张愚民而治的：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③他认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④“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⑤由此，老子又言，“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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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礼记·礼运》引。
② 郭沫若：《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
③ ⑤ 《老子·第六十五章》。
④ 《老子·第五十七章》。
愚民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中国很早就发明了指南针，也曾将指南工具用之于战争。但是，后来却看重的是利用指南针制造画有六十四卦的罗盘，以其用来测定住宅、坟地的风水与吉凶；中国很早就发明了火药，并造出了具有某种火箭原理的爆竹驱邪，但却未能造出先进的枪炮，用以保卫自己的国土；中国人很早就造出了水推磨，但却不能广泛推广，以利用水资源而解放劳动力；同样，中国也很早就造出了千里船，宋、明时代的造船技术也不谓不高，但却没有发展出较为先进的舰艇来，外国人拿了先进的船舰模型给清朝皇帝看，清朝皇帝则嗤其为“淫巧之术”之术。当然，在此种情形之下，当外国列强驾了坚船利炮来攻打我们的时候，败得一塌糊涂也就不足为奇了。
固然，造成这种历史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同统治者推行愚民政治，信奉“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以及“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种错误理论，不能说是没有关系。这个道理也极间单，因为一个国家，是由广大的国土、众多的黎民百姓构成的。民富则国富，人民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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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老子·第五十八章》。
在中国哲学思想理论中，有一种执中为用的理论，孔子称之为中庸。孔子面对他生存时代的社会状态曾经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①而我们的学术界好像也还缺一点中庸，一提批判历史文化，就不分好坏，一窝蜂似的齐上阵，必欲将中华历史文化全部“批倒、批臭”，全部铲除干净才心里痛快；而一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则又连裹脚布也要供奉起来不可，谁要是对中华文化之中的糟粕部分批判一下，那就是“偏激”、“好斗”。这说明老子的“愚民”思想的影响很大，就连我们现代的学术界搞研究，不是也少了一点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客观公正态度么？鼓吹“愚民”，搞的就是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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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语·雍也》。
黄帝认为，不重学，去师道，无以建生。因而非常重视学习，尤其重视对于哲学理论的学习。在这方面，历史记载是很多的。如：“黄帝师于风后，风后善于伏牺之道”①；“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曰：‘我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②；黄帝欲封禁山林、矿产资源，以作有计划的长期开采利用，而问于伯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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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骕：《绎史》引《春秋内事》。
② 《庄子·在宥》。
③ 《管子·地数》。
治国者自己勤学，可以造福于国人，而普天下的人民都重视学习，特别是重视哲学理论的学习，则会造福于人类长久的社会生存与发展。所以，黄帝将播道于天下，作为自己念念不忘的一件大事，他说：“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故服人而不为仇，分人而不譐（似应为‘蹲’）者，其惟道矣。故，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见谓圣人！故，惟道不可窃也，不可以虚为也。”③ 这也可能就是黄帝、风后、岐伯等纷纷著书传之于后世的一个历史原因。此后，在整个五帝时期，都特别重视学习，尤其重视对于哲学理论的学习。如帝颛顼曰：“至道不可过也，至义不可易也。是故，以后者，复迹也。故，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赏之。”④帝喾言：“缘道者之辞，而与为道已缘；巧者之事，而学为巧已行；仁者之操，而与为仁已□（此处缺字或可补为‘施’字）；故，节仁之器，以修其躬，而身专其美矣！故。士缘黄帝之道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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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黄帝经·称经》。
③ ④ 贾谊：《新书·修政语》引。
历史上的秦始皇，一是按老子的“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②，劳民伤财，动用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遍寻不死之药。另一件事，就是按着“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③以及“绝学无忧”④的主张，而坚决实行焚书坑儒的。是时，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和秦史外，其余各种文化典籍“皆烧之”。“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言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⑤第二年，秦始皇便向知识分子开刀，有学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⑥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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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贾谊：《新书·修政语》引。
② 《道德经·五十九章》。
③ 《道德经·六十五章》。
④ 《道德经·二十章》。
⑤ ⑥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焚书坑儒，不论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秦始皇不是第一个实行者，也不是最后一个。特别一些篡权者、叛乱者、侵略者，焚毁历史文化典籍，都是毫不手软的。在这方面，秦始皇并不孤独。例如，有些史学家、考古学家，认为中国始有文字创造并使用，距今已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有统一文字使用的历史，至少始于黄帝之时。五帝时期的史料严重缺乏，就同夏禹这个野心家颠覆了五帝时期帝位选贤制度，建立“父传子、家天下”的君主独裁政体后，为掩饰自己不光彩的行为毁掉史料有关①；至于秦始皇以后，有史可稽的焚书事件也不少。如：公元190年，董卓逼献帝迁都长安，不仅焚烧宫庙、官府、民居，还焚毁馆藏古籍七十车②；公元549年，侯景作乱攻陷会稽，烧尽东宫藏书③；公元554年十一月，西魏攻破江陵，俘获梁元帝，城陷时，焚毁古籍十四万卷④；清兵入关后，为达到政权永固，必欲消灭中原文化，以满族文化取而代之。先是强令全国人民都一律剃头而留满人发式，不从者就一律杀头，而且对此不准有任何奏议，这就是杀头没商量。此后，就一次次大兴文字狱，借机毁坏文化典籍…… 在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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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汝珍：《古玩指南全编》，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259页。
② 《风俗通》。
③ 《三国典略》。
④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每辞书出版社会性983年12月版，第216页。
而“绝学”的提倡，则不啻为一剂毒药，它比前不久那个动乱年代制造出来的“读书无用论”还毒。这是因为，“读书无用论”，只是宣扬读书的“无用”而已，在客观上影响人们的学习积极性。而“绝学无忧”论，则已经不是什么“有用”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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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席振常：《中国文化之谜》第四辑《序》引汤因比说。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一言而利事者，士也。一言而利国者，国士也。是故，君子卑身以从道，智以辨之，强以行之，贵道以并世，柔身以待时。王公若知之，国家之幸也。国大人众，强之于始，身载于后。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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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道法》。
② 《黄帝经·经法·六分》。
③ 《黄帝经·经法·四度》。
④ 《黄帝经·十六经·前道》。
行憎而索爱，父弗得子；行侮而索敬，君弗得臣。①
吾苟能亲亲而兴贤，吾不遗亦至矣！②
黄帝治国，强调尚贤重士的观点，不仅是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且是防止政治腐败，为害于民，遗祸于国，保证执政权力始终掌握在“体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③者的手中，使政治实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由此而制定了上至帝王，下至大臣的选贤任能制度。后世将五帝时期的帝位选贤任能制度，或谓之“禅让”，或称之“推位让贤”。如：黄帝有子二十五人，这二十五人之中没有一位继承帝位者。在黄帝死于涿鹿大地震之后，是其子青阳居少昊代为理政。青阳是黄帝在二十五子之中最为倚重的一个，力牧与大山稽在论及战蚩尤之中，就曾称赞：“战盈六十，而青阳未失”④。涿鹿之战后，黄帝就又派青阳司职于少昊之地，且施政多有建树。依照其时情形，青阳若称帝并把帝位传于己子，是不会遇到任何反对意见的。但是，历史的事实是，不仅青阳自己始终虽主政治国而未称帝，也未让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子登上帝位，而是精心挑选培养着一个帝位的继承人——高阳，最后选定高阳继承黄帝，登帝位而治国，这就是帝颛顼。因为，高阳在少昊之地佐青阳理政之中，就显示出了“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⑤的卓越才华与品格。帝颛顼也同样未将帝位传于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子，而是在晚年将帝位传于桥极之子高辛，高辛即位为帝，这就是帝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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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称经》。
② 《黄帝经·十六经·立命》。
③ 《黄帝经·十六经·顺道》。
④ 《黄帝经·十六经·正乱》在传抄中，误将青阳抄作了“高阳”。
⑤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其三，“选贤任能”的标准是“贤”。中国自古在推举贤能人才之中，就有一个“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行为品德标准。所以，我们不能以五帝时期有帝喾将帝位传于其子挚，而贸然认定“唐虞”之前没有帝位“传贤”之制的实行。
其四，历史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帝喾所选的帝挚，确为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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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沫若在《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中这样说：“我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可知素以人民为本位，而以博爱博利为标准，有不待乎唐虞之禅让，已确乎其为一种民主主义Democracy矣。至唐尧更决定传贤之制度，我国哲人政治之成立，乃永为历史上之光荣。”这显然是以为尧之前只有民主政治，而未实行帝位传贤之制。
什么叫做“贤”？“贤”与“智”、“圣”，都是学道、积德、行为高尚者的一种称谓。如黄帝曰：“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见谓圣人。”墨子主张“尚贤”，庄子也说：“久与贤人处，则无过。”③奈何唯独老子为着张扬“愚民”主义，连“尚贤”也要反对呢？
至于说到“使民不争”，就更说明了老子不过也同春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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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帝王世纪》。
② 《老子·第三章》。
③ 《庄子·德充符》。
中国由一个重视尚贤任能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役贤、害贤、灭贤的国家，就是由先进变落后的历史根源，这种危害民族的思想根源，就是来自老子的愚民思想。这种思想同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发展教育、尊重知识与人才，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复兴相违背，而绝不能鼓吹与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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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君书·慎法》。
② 《商君书·垦令》。
③ 《商君书·去强》。
④ 《韩非子·主道》。
⑤ 《韩非子·定法》。
在中国的历史上，由于是先有中国的古典哲学理论形成和广为传播，后创造文字以作语言的载体述史记事，这不仅使中文从其一开始就形、音、义俱全，而且极具规律性，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中文易学、易记、易懂，言简意赅的本质性特点。更加重要的是，由于先有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广为传播，后产生文字。这就使得中文之中，有了很多哲学专用字、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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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易·咸·彖传》。
② 《周易·豫·彖传》。
③ 贾谊：《新书·修政语》引。
④ 《黄帝经·经法·道法》。
⑤ 《黄帝经·十六经·前道》。
这一段话变成现在的通俗之语，就是这样：道，也就是客观自然规律，它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它却适应于不论是用肢腿走或蠕动爬行的世间万物：鸟得其规律而飞，鱼得其规律而游，兽得其规律而走，万物适其规律而生，百事应其规律而成……人人都得顺其规律而生，却不知道其名；人人都得以其规律办事，却根本看不到它是个什么样子。其所以被称作太一者，是言其大可达到无外、小可小到无内，虚无而无居住之所；无思、无想、没想有什么作为，是它朴素的本来之性；而阴阳相交和，它就产生巨大的作用。因此，学道、用道，就是为了顺道而做成事业，以收到更大的社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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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易·乾·文言》。
我为了说明《易》经原本不是占卜书，而是中国古典哲学经典，曾经说过：“以今本《周易》而言，‘道’字之用在90次以上，‘德’字的出现至少有60多次”②。而要说用字最多的，就当数“利”字了，全书所用至少有180多次！因为用道就生利，利就是吉，不利就为凶，利就是益，不利就是损。《易》之为书，就是要画以图案，命以名称，取象拟物，以喻事理，以明道德，传其意义，使人聪明，变而通之以尽利，通而行之以为功。故《易》经讲功利，但教人以道义取功利，先义而后利。黄帝治国，也是教人如何尊道、贵德，以道义而取利。所以《易》经重言利，黄帝重利益，重天下黎民百姓切身之利益：“圣人举事也，合于天地，顺于民心，详于鬼神，使民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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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易·彖传·象传》。
② 曲辰：《解〈易〉诸谜》，中华书局2004年7月版第91页。
而老子呢，则是大讲“绝巧弃利”。同样是谈道理，黄帝与老子的道理为什么处处南辕而北辙？对此看似奇怪的问题，我们经过了对黄帝与老子在治国理论上处处不同的比较，现在则不感到有什么奇怪了：因为，黄帝将黎民百姓当作自己的根本，老子将黎民百姓当作杂草与狗；黄帝爱民，老子对人民充满了惧怕，因而主张役民；黄帝主张明民而治，老子主张愚民而治；黄帝主张富民强国，老子坚决反对，他认为走“小国寡民”的道路为最理想；黄帝主张以道立法、建立社会道德，进行教化，使之成为一种风俗，以便做到法治与德治互为根本，互为补充，使社会公平、和谐、安定、大家都在一个有法度、有道德标准遵守的状态下，作有序的社会竞争，以推动历史进步。老子则主张根绝一切法律、道德、礼仪，将黎民百姓画地为牢，死死地困在一个地方，使他们有车不能乘，有船不能坐，有什么器械也用不上，并且绝学、毁文、愚化他们，以便使黎民百姓变得无知、无欲，只知道像猪一样吃，像牛一样劳作，如杂草一般总在一个地方自生自灭就可以了！如此，还为他们谋取什么利益？这就是老子之所以提出“绝巧弃利”的原因。一言以蔽之，老子是谈道为虚名，实则为独裁统治者献统治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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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黄帝经·十六经·前道》。
③ 《黄帝经·经法·六分》。
④ 《国语·鲁语》。
由于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于文字之前，因此，中国文字的产生之初就有中国古典哲学名词、术语中的所有文字，而且中国文字又受到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的深刻影响，所以，学习中文的过程，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一些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这就是所谓“文以载道”的问题。因而，我们通过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对于上古历史中社会制度的变革与中国古典哲学历史嬗变的研究，以及对古文字的分析等，就可以证明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都是依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用为修身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比如，仁字之造，直接来源于中国古典哲学原始载体——卦画。卦画之中的八经卦是产生六十四别卦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以“天道”、“人道”、“地道”的“三”个层次，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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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黄帝经·称经》。
“仁”字，正是依卦画哲理而造，如 ② ③ 是将《易》卦卦画竖置，天道阴阳、地道阴阳仍然依原卦画画出，而将中间代表“人道”的一部分变作“人”字。而 ④ ⑤ 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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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帛书《周易》。
② 一期《存》一·一零零八。
③ 一期《京》八四八。
④ 一期《前》一·四五·六。
⑤ 一期《存》一·一零零八。
轩辕黄帝是极其重视社会道德教育的。他认为，家庭、社会伦理道德，都是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依据，结合社会生活实际而提出来的。因此就说：“凡论，必以阴阳为大义……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言阳、默阴，予阳、受阴。诸阳者法天，天贵正。过正曰阴，阳极失当，极乃反；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于不争。此地之度而雄之节也。”这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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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语·雍也》。
接下来，为了提出治国之“上”者，不要提倡“仁、义、礼、智”，又说：“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其本意原是想说明为“上”而治国者，你只要“无为”就能够达到“无为而治”，天下平安无事；自古上行下效，如果为“上”而施治者，你要提倡什么仁义道德，那么，接受统治的为“下”者也跟着提倡，他可就“有以为”了。如此，统治者的提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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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十六经·姓争》。
② 《老子·第三十八章》。
这证明，老子根本就没有学懂、弄通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而是利用其“国家图书馆长”之便，读了一些古典，特别是《黄帝经》，然后抄袭《黄帝经·道原经》的一些哲学用语，机械地理解“四时日月，星辰云气，跂行蟯动，带根之徒，皆取以生，道弗为少。皆反焉，道弗为多”句中“皆反焉”三字，将中国古典哲学简单化地理解为唯一的一种“物极必反”规律，而强作“道德”之说，公开反对黄帝的一系列治国理论。然而，“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是故，辩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①学之不通，知之不精，强以为圣，只能自吹，曲说，强辩，乃至游戏语言，玩弄文字技巧，不陷入一系列的逻辑混乱之中，岂不怪哉？
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是博大精深的。其之所以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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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管子·宙合》。
执法守法的观点：
执法者是否守法，不仅关系到能否实行以法治国，而使国家实现政治稳定、长治久安的大问题，更是事关社会文明、民族昌盛、国家进步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但是，在中国，自从夏禹建立父传子、家天下的独裁统治制度以来，执法者不守法，乃至徇私枉法，就一直是实行法治方面的一大顽症，一直很难根除。何者？立法理论不清是一个重要问题，执法者往往以为法律是他们参与制定的，也是由他们来执行的。他们才是最有法律解释权的特殊人群，是法律的代表者，甚至是法律的化身。至于黎民百姓，更都不了解法学理论。虽然历朝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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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名理》。
第一，确立了制定法律的科学理论依据，以保证其科学性，进步性，公正性，公平性，普遍适用性，以及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世界是物质的，凡物质都有其特定的物理性能与作用。物质是运动的，变化的。这种物质运动与变化，是有其客观存在着的自然规律的。自然规律，是物质自身的存在和其运动所造成的一种有着一定轨迹性体现的现象，既非神鬼之力所为，也非任何人力所能左右。倒是自然界的天、地、人和一切生命体，都是由自然界所存在着的自然物质运动变化之规律所制约的，适之者生，顺之者昌，不适者死，逆之者亡。这就是一切生命体都必须接受大自然变化之选择的根本性原因。正因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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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道法》。
有学者认为，老庄哲学是反对孔子的儒学的，我以为这话说对了一半，要说庄子哲学是反孔子的儒学是没错的。而说老子之书是反孔的，就是一种牵强。因为，现在的很多历史资料都证明老子比孔子岁数大许多，而孔子的学说则是其学生依据其教学中的言论整理而成。如此，《论语》的成书传世就又必然要晚一些年代。因而，老子生年能否看到过《论语》之类书籍也都是一个问题。更何况，以老子之傲，就算老子死前已有《论语》出现，老子怕是也未必对其进行研究，而后专门写出五千言以攻孔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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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十六经·雌雄节》。
② 《老子·第三十八章》。
第一，谈富民强国，强调要“强兵”。
在黄帝的治国思想中，明确地主张富民强国，必须走强兵道路。强调只有民富才能国富，只有国富才能强兵，只有民富、国富、兵强，才能算是国强。才能做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使国家立于安定而不败之地。其言如“万民和辑而乐为主上用，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敌。”①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即使是处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之下，也要树立敢打必胜的坚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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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六分》。
第三，谈战术言论极少。
我们知道，在中华文明历史上，轩辕黄帝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更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和丰富战争经验的军事家。他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以静制动，妙用天时、地利、人和，巧摆战场，密布伏兵，包一层天机、人谋、地利的神鬼莫测之术，开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转危为安的战例之先河，迄今仍令我国现代军事专家所折服。所以，黄帝并非无战术绝招可言的人。但是，他在除了论及治国之中谈到一点战略思想、以及反对战争的观点外，既不专门谈军事，又绝口不言战术。这实际上就是视战争为“凶器”，恐遗战术理论于后世，被那种“好凶器”、“纵心欲”、“行逆德”者掌握，而危害人类社会的忧虑有关。所以，对于黄帝的军事思想，也只能凭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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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君正》。
② 《黄帝经·十六经·顺道》。
③ 《黄帝经·经法·亡论》。
对不同性质战争的后果分析：
黄帝以其时社会上所存在的不同性质之战，以及可能发生的性质转变及后果，进行分析，而将战争性质列为三种：为利，为义，行忿。认为：为利者，事实上得不到多大利益，甚至因此而受害；为义者，往往不容易把握分寸，因此而导致不断地扩张与兼并，最后所造成的是众之所死，和发动战争者的危亡；至于行忿者，不仅不合道义，还极其容易由此而丧失理智，因忿而自不量力，结果是自取灭亡。
对于这个问题，黄帝是这么说：“诸库藏兵之国，皆有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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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十六经·政》。
② 《黄帝经·十六经·顺道》。
而老子因为强调治国的“无为”，则是不区分战争性质，不讲正义与非正义，对战争一概而论，采取坚决的反对态度，这就是一种是非不清的荒唐“理论”了。因为，在哲学理论上，首先要概念清晰，逻辑严密。倘若概念不清，逻辑混乱，就会因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老子这位所谓“哲学之父”是怎么说的：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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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黄帝经·十六经·本伐》。
② 《黄帝经·经法·六分》。
④ 《黄帝经·称经》。
⑤ 《老子·第三十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