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所形成的主旨，其推动因素中存在汉族承袭一脉千年的思潮，而这个比例并非巨大，或许只是微小。《红楼梦》中反满因素的客观存在，不能仅认为是辛亥革命前后高涨反满思潮下的“应运”之论、“时务”之论，蔡先生“猜笨迷”的方式，不能掩盖其所得到的正确感知。方法的牵强不等于结论的必然错误，这是西方逻辑下无法理解的推论。
实际上，《红楼梦》的文字定稿也应该是脂砚们作的，曹雪芹提供了一个底本，在曹雪芹生前脂砚们常和他讨论定稿里遇到的问题，但具体执笔的是脂砚斋等。而曹雪芹去世后脂砚们只能自己去定稿了，而且很多文字润色定稿工作。这样的假设才能解释众多的版本情况，也和脂批里提到的创作过程信息相一致。
上文引周老之文，详述曹寅，身仕清廷，却存“臣汉”之心，周老文末道，“说曹楝亭必有此心，则凿；然而说杜苍略必无此意，则固。”虽然汝昌老小心翼翼不敢贸然论定，但在书里他还是又列举了若干条颇可玩味的诗句，或曰“身世悲深麦亦秋”或曰“垂老文章恐惧成”，不一而足。然而不管如何，有些事实却值得寓目。《红楼梦新证》里就曾提及，故明宗室朱赤霞便是曹寅幕府。《楝亭诗钞》里存有三首标目里言明此人的诗。
又如秉镫其人，涉明清交时史，多可获猎。明社既覆，澄之举兵抗清，与满清互为仇雠。澄之“颇负文名，诗文有法，吐辞俊快可喜……四十以后与海内名流酬酢，辈行日尊，篇翰亦富。”（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曹寅与澄之相交甚密，澄之还将其子女托付曹寅。曹寅结识此人为其在江南稳定文士人心，获益不少。
曹寅对故明文士多方维护，及亡，张伯行有文悼曰，“沈下僚者蒙迁擢，罹文网者获矜全。”（张伯行《正谊堂文集》转引自王春瑜《论曹寅在江南的历史作用》）
最为有趣的是明遗民里的名士顾景星居然是曹寅之舅。顾景星，字黄公，蓟州人。明亡后隐居，“顺治庚子，征天下山林隐逸之士，大吏强之，不起。康熙戊午，又以博学鸿儒征，有司敦迫就道，辞不赴”（孙静庵《明遗民录》）关于这段亲缘，一直是学术界不解之谜，周汝昌曾大呼奇怪云，“我至今闹不清，大明蓟州顾氏和大清满洲曹氏，是什么时候，什么缘由而结成姻亲的？” （周汝昌《曹雪芹家世生平从话•鹭品鱼秋》）
本文意虽不在曹寅，但猜度曹寅存“臣汉”之心，却是为剖析曹雪芹之思想至为必要。暗含于曹寅内心深处的这一“心”，大约是从建安曹氏一脉、北宋曹彬以来的诗礼簪缨独立士大夫家族传统到如今厕身包衣奴才的境地强烈冲突的结果，汝昌老说，“曹楝亭如索隐派所解于雪芹的是有反满复明的思想，那也许是个笑话；而把他只看作满洲豪华公子、八旗达官贵人，则诚恐又失之太简单” （周汝昌《曹雪芹家世生平从话•鹭品鱼秋》），确为的论。亡国丧家之痛会让曹寅深为感触，但即未亲身遭甲申之变，又蒙康熙帝寓之青目，这种感情至多也就如此而已。
红
曹家家世壸奥如此，对后来《红楼梦》中思想影响甚巨。若依用蔡元培先生在其大著《石头记索隐》中说，“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的等式（蔡元培 《石头记索隐》）那曹氏一脉皆极嗜红，则可大发人想。若不然或不尽然，那仅就红这一主调也够让人咀嚼再三。
《红楼梦》里红即为正色，卷题曰红楼梦总其名也，雪芹的居停唤“悼红轩”，宝玉的大观园居所叫“怡红院”，而府内居所则作“绛云轩”，“小时候的营生”唤为“绛洞花王”，于是前世神瑛所居便叫了“赤瑕宫”，所配之玉虽然呈五彩，但“灿若明霞”。凡举宝玉之特有，无一不脱红。
再看，宝玉的窗叫“茜纱窗下”，所以脂批说“茜纱公子情无限”。脂批的下一句是“脂砚先生恨几多”，脂，红也。怡红院题匾“怡红快绿”，就连怡红院的丫鬟红玉、茜雪、晴雯、“花”袭人、芳官其名字里总不脱开红意。
雪芹受其祖父影响很大，家学渊薮很深。《红楼梦》中遣词调句，处处可见楝亭的影子，楝亭有“千花一笑总成空”，雪芹便有“千红一哭”；楝亭有“瑛盘托出绛宫珠”，雪芹便有“神瑛”和“绛珠”；楝亭有“娲皇采炼古所遗，廉角磨砻用不得”，雪芹就有“女娲氏炼石补天……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周汝昌《红楼十二层•说“红”》）
据此看来，雪芹如此钟爱红，乃祖之处必有蛛丝马迹寻得。事实上，曹寅《楝亭诗别集》里就有一首五言排律叫《咏红述事》，甚为人瞩目，因其句句暗用红色典故，周汝昌曾经评价说“悱恻迷离”，又说“句意微茫，古今罕见”。香港已故学者宋淇也曾经注意到过这首诗，大为惊奇，并它把归结为曹雪芹重用“红”色调的发轫。
最早的研究《红楼梦》是索隐一派，执“悼明之亡，揭清之失”宗旨，将与明清王朝和《红楼梦》里的相似意象，任意牵扯，左右互证，极力证明《红楼梦》的存在反清意识。现在看来，这种方法操之过急，而辨析过于毛糙，得出的结论，不但草率而且容易授人以“猜笨迷”之柄。平心而论，索隐的方法并不见得荒谬，甚至或许才是真正能够触及到《红楼梦》精神本里或者揭开假语，洞晓真事的途径。因为在材料有限的情况下，考证究竟不能对小说进行严格的历史探求，更何况索隐本事是中国学术的传统，曹雪芹是中国人，他所接受的方法和隐秘的技巧绝不是胡适之先生从美国带回来的。以实证主义来限制《红楼梦》的研究，不是吹毛求疵，根本就是走错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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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红狐 时间: 2007-5-10 22:53
咏红述事
那么这首五言排律，到底隐含了些什么典故。周汝昌当年望洋兴叹，俟求方家注解，一代大家尚且不能全然通晓曹寅笔底下的迷关，我班门弄斧，难免让人讪笑。然而多番查找，又蒙友人相助，虽不说能句句落实，但一些前人未解读出来的句子，还是找到了它的典故出处。然而究竟如何，尚待检验，故承海内外高贤之目，此文后企望教诲或谪指误处。
先将全诗录左，
咏红述事
曹寅
谁将杜鹃血，洒作晓霜天。
客爱停车看，人悲仗节寒。
昔年曾下泪，今日怯题笺。
宝炬烟销尽，金炉炭未残。
小窗通日影，丛杏杂烟燃。
睡久犹沾颊，羞多自倚栏。
爱拈吴线细，笑润蜀丝干。
一点偏当额，丹砂竞捣丸。
弹筝银甲染，刺背□□圎。
莲匣鱼肠跃，龙沙汗马盘。
相思南国满，拟化赤城仙。
较浅显的诗句，如首句用李商隐《锦瑟》“望帝春心托杜鹃”写杜宇啼血，次句用晏几道《临江仙》“晓霜红叶舞归程”说霜天叶红，第三句用杜牧《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说枫林秋红、第六句用薛涛《牡丹》“泪湿红笺怨别离”意、第八句用白居易《问刘十九》“红泥小火炉”又如杜安世《临江仙》“金炉红兽炭” 意、第九句如卢祖皋《渡江云》“日影酣红，记晚妆慵整”、第十句用叶绍翁《游园不值》“一枝红杏出墙来”、十一句用寿阳公主典、十二句如晏几道《临江仙》“羞脸粉生红”、十四句用周邦彦《月中行》“蜀丝趁日染乾红”意、二十一句用王维《相思》“红豆生南国”等等，就如周先生和宋先生都曾指出的那样，这首排律句句切用沾带有红色意象的典故，曹寅是否搜肠刮肚不得而知，但说费尽思量恐怕确实。
在查找典故的过程中，有两句的来龙去脉甚有意趣，不妨示以众人，第四句“人悲杖节寒”和第七句“宝炬烟消尽”。第四句是我反复查询始终不知道如何暗写了“红”，第七句则是总会自觉把说宝钗“宝婺情孤洁”和《红楼梦》第二回回前诗的“香销茶尽尚逡巡”一并连起来考虑。
先说第四句，“杖节”一句是用苏武牧羊的典故，称赞苏武的气节。杖节有旄羽，《周礼•司常》注云“九帛之旗皆用绛”。九旗之属众说纷纭，孙诒让曾著《九旗古义述》，有人说“九旗”为常、旂、旜、物、旗、旟、旐、旞、旌等九种，而旂旐旌等屡现于文献，《诗》有“孑孑干旄”“孑孑干旌”“建旐设旄”之语，故应当算是“九帛之旗”。所以也自然也是“皆用绛”。《宋书•卷十四•志第四•礼一》记载说，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当依虞、夏故事。若殊徽号，异器械，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自当随土德之数。每四时之季月，服黄十八日，腊以丑，牲用白，其饰节旄，自当赤，但节幡黄耳。
按，虽然这一条是《宋书》的记载，南朝的事，但征引的却是魏文帝的诏书，曹魏是受汉朝“禅让”而非“革命”之，所以并不奉水德，而是“随土德之数”。汉王朝奉的德变了几次，但从魏文帝的诏书看，汉从火德，所以蜀汉政权也是奉火德。史料说“依虞、夏故事”那么承德也应当照着规矩来，从这里推断“牲用白”指的就是殷商。吕不韦在其《吕氏春秋》里说，“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吕不韦 《吕氏春秋•应同》）可见商代被认为金德，尚白。那紧接着“其饰节旄，自当赤”就是说周代，与《周礼》吻合。
后来偶然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找到一条记载，说是，“汉初节旄纯赤，武帝以卫太子持赤节，乃更节加黄旄。”（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十五•王礼考十》）
这样这句红色的暗指大约算是清楚了，原来是说苏武持节杖上的旄羽为赤色，知道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历代诗人咏他都要着重说一说他的节杖上是光秃秃的了，如王维《陇头吟》说“节旄落尽海西头”，贯休《战城南二首》说“摧残苏武节”，卢照邻《雨雪曲》“节旄零落尽”等。
这是字面上的考证。那么曹寅到底什么意思。如果周老考证思汉之心千转百绕，那么这个苏武的意象却并非那么困难。曹寅自己编刻的《全唐诗•卷三百四十八》里收录了陈羽的《读苏属国传》，全文如下，
天山西北居延海，沙塞重重不见春。
肠断帝乡遥望日，节旄零落汉家臣。
继续深入，更可以发现，节旄所能联系的意象除了“汉家臣”还有汉家几千年不变的传统，这在很多史书词句里面并提，如“由衣冠而秉节旄”（刘昫《旧唐书•卷二十•本纪第二十》）、“忠贤拥节旄”（姚合《和郑相演杨尚书蜀中唱和诗》）大约气节一词之节，即是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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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红狐 时间: 2007-5-11 20:30
人如退谷遇香山
而另一句“宝炬烟消尽”则不用寻得那么远。这一句从字面上很明显就看出了“红”，它和后一句都与“火”相关，后一句是“金炉炭未残”。大红蜡烛和烧红的炭是这两句“红”的落脚。这很容易“看破”，但要找到纸上的典故，却未必容易。首先可以判定，红蜡烛未必需要有故事情节的典故，因为这是极浅显的；而后，古代，这个意象在现代人的观念里，不外乎节庆、祭祖和婚礼用之，也是很容易被联想的。
依据以上两条，所以搜检不以史料为其方向，转而求向诗词。梳理各代诗词并不容易，曹寅虽广博，但不一定我能检索得到的他都能读过并且记住还要用上的，反过来他看到的又未必是我能见所得到的，但不管如何，第一步先把有关蜡烛的全部找出来。结果非常有意思，历代诗词中，不乏“红烛”“凤烛”“蜡炬”这种词汇组合，但是与原文诗句扣得最密切，即“宝炬”和“红”结合得最好的，出自一位叫孙承泽的人的诗。
孙承泽，字耳伯，号北海，又号退翁、退谷。顺天府人。生于万历十九年，卒于康熙十五年。崇祯四年进士，与吴伟业同科，官给事中。在李自成大顺政权中曾任四川防御使。清朝建立，任吏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顺治十年，因荐人越位与顺治意见相左，便官场隐退，著书立说。顺治十一年，又在西山樱桃沟营造退谷别墅，建“退翁亭”，始号“退翁”。精于书画器物，收藏极丰，是藏书大家，又于明清易代之际苦心搜罗前明内藏文物，所著《庚子消夏记》鉴裁精审，叙次详明，一时无两，为著录古代书画经典。
孙承泽的这句诗，出自《元夕赐观灯》。“赐”字甚为重要。这首诗收录在了《列朝诗集》里，编选它的人是前明东林党领袖钱谦益。
钱谦益此人在明清易代过程中，几番往复，终究盖棺不能论定。其夫人柳如是更是闻名遐迩。特别是陈寅恪先生巨著《柳如是别传》为这名奇女子做了大注脚。
《列朝诗集》是本，蒐集有明一代278年，1600余家之作。不录殉明作者，据说是因为“为忍视一线滇云为厓山残局。以此书留未竟之案，待诸后起者。”（道隐《列朝诗集传序》）照这么一说，钱谦益此刻反倒有思明之心。又按，该书《甲前集》对宋元易代之时诗事，极尽表彰，可供玩味。
康熙初年，钱氏绛云楼（此楼名与《红楼梦》“绛云轩”有暗合）付梓，但旋遭禁毁。《四库提要》评价此书，“以记丑言伪之才，济以党同伐异之见，逞其恩怨，颠倒是非，黑白混淆，无复公论。”这样强烈的抨击，恰恰看出了清朝对此书的深深忌讳。
按谢正光先生考证，清初时人对钱氏迎清多有回护之词，上文所引是遗僧道隐的词句。另有如吴祖修、潘问奇等。牧斋门生故友则多褒扬其学术，而讳谈操守。其中包括黄宗羲、尤侗、冯班、吴绮、杨炤等。《牧斋有学集》收同时人著述序文等不下八十篇。其中有遗民，傅青主、归庄、王猷定诸人；士清廷，施润章、周亮工诸人。（谢正光《探论清初诗文对钱牧斋评价之转变》）
说来有趣，清初第一个跳出来指责钱谦益失节的人，恰是顾景星。之后曹尔堪、王士禛对钱牧斋也有指斥，而以彭士望攻击最为烈。
从钱牧斋这里看，故明遗民与改仕清廷者之间，并无激烈冲突，然究竟是遗民之志摇，还是后者之思故尚存，则可自做思量。或曰，并行而不悖也。实际上，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孙承泽身上。不举别例，顾炎武与孙承泽就交情甚好，而且顾炎武和许多改仕清廷的文士都有打交道，这其中就有朱彝尊。
这里再容我蔓枝一笔，顾亭林是顺治十四年北上的，之前总在南京、苏杭、昆山一代往来，（周可真《顾炎武年谱》）而顺治十三年，曹玺去任大同知府转而官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这一去一来，正好错过，此节虽然于文无用，但也颇增易趣。
孙承泽居退谷后，宾客时有往来，上面提到的钱谦益、周亮工也是他的座上之客。康熙九年，孙承泽邀朱彝尊、顾炎武，三人齐会退谷，是为重阳之会。
值得一说，孙氏藏有剑三把，孙对此珍爱无比，其中一把孙认定为即为鱼肠，倒是和这首《咏红述事》又牵扯上了关联。
回过头看孙氏《元夕赐观灯》诗，诗无足观，但是却很有意趣。不妨全录，各位一观，
元夕赐观灯（三首）
孙承泽
海宇升平日，元宵令节时。
彩云飘凤阙，瑞霭绕龙旗。
歌管春声动，星河夜色迟。
万方同燕喜，千载际昌期。
禁苑东风暖，青霄月正中。
鱼龙千队戏，罗绮万花从。
云峤祥光丽，星桥宝炬红。
太平多乐事，此夕万方同。
象纬临天阙，瑶空集万灵。
云霞纷掩映，星斗迭晶荧。
宝地春应满，金门夜不扃。
千官陪宴乐，拜舞在明庭。
谜底已经悄然揭开，诗的契合，果真是喜庆的场面，是明庭的崇祯皇上赐饮“千官”的元夕宴！当时明廷内忧外患，孙氏还特别在诗的结尾一表忠心，现在看来已不觉只是应制那么简单的颂圣，可以看出朝廷内外的气氛悄然地变化。找到了这首诗，于是突然想起上文提到的《红楼梦》第二回回前诗。真是绝大的讽刺，这里的君臣尚元宵乐宴，但真是“一盘输赢料不真”。几年之后的甲申年，赐宴的崇祯皇帝已吊死在老枯枝上，而赴宴的孙承泽却仍在位列新朝的朝堂之间。世事变幻，不由后人不掩卷叹息。
即考订孙氏诗句何其交友，曹寅这两句诗纵算不能说有的放矢，但也绝非毫无深意，结合“陈思之心”，里面的意味，越发觉得并不简单。
关于孙承泽和曹寅的关系，对以上的考证有直接的证明作用，我还从下面两个方面划定。曹寅晚年编纂《楝亭书目》，里面即编入孙氏书两种，即《古学典》（明北平孙承泽辑三卷附汉学典二卷三册）、《益智录》（明退谷孙承泽序辑二十卷七册）标首为“明”而非“清”。至少，曹寅是识得这位孙先生的。
接下来，我们再考察曹寅和孙承泽的交友范围。
其一、朱彝尊。根据《朱彝尊年谱》记载，康熙六年访孙承泽。孙回访朱彝尊寓后，对人说：“吾见客长安者，争驰逐声利，其不废著述者，惟秀水朱十一人而已。”（李元度 《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九）；康熙九年八月，自济南入都，重访孙承泽，嘱题“竹垞”二字。
康熙四十八年四月，至扬州。又至真州交所辑《两淮盐荚书》于通政使曹寅。曹寅捐资刊刻《曝书亭集》。
又一、纳兰容若。康熙九年朱彝尊、陆元辅等在京，于孙承泽处观《九歌图》。康熙十年是年秋，曹尔堪、龚鼎孳、周在浚、纪映钟、徐倬、梁清标等集京师孙承泽别墅秋水轩，赋“剪”字韵《金缕曲》，是为秋水轩倡和词。（冯统一、赵秀亭 《纳兰性德行年录》）
康熙十一年中举人。正、副考官为蔡启墫、徐干学。其同榜有韩菼、翁叔元、王鸿绪(榜名度心)、徐倬、曹寅等。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五上元夜，性德与朱彝尊、陈维崧、严绳孙、顾贞观、姜宸英、吴兆骞、曹寅等共集花间草堂，饮宴赋诗。康熙二十三在江宁为曹寅作楝亭图。十一月初，南巡至江宁，性德会曹寅。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初，曹寅至京，性德作《满江红》词为题其《楝亭图》。
再一、周亮工。周亮工是孙承泽“退谷”的座上宾，孙氏待客之道，潇洒慷慨，既收藏内廷珍密，也大方示人。而周亮工与曹家的渊源也并不浅，康熙六年，周氏官江宁，监察十府粮储，与玺有通家之好，常抱寅置膝上命背诵古文，为之指摘句读。（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康熙六年条》）
再一、徐乾学。谢正光在考证顾炎武时，可以说句句扣题，可就在说到孙承泽罢官后，顺治赐书褒扬一事时，突然引及说“一如日后徐乾学罢官，康熙帝赐予御书之例。”（谢正光《清初的遗民与贰臣》）两人事迹相同，提出来着重一说。而徐乾学是纳兰容若和曹寅的老师。（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康熙十一年条》）可最令人觉得有意思的还是，徐乾学还是顾炎武的外甥。
梳理到这里，不禁掷笔长叹，这些盘根错节的联系尽是为巧合还是背后总有隐秘着的关联，心里着实不敢就下了定论，但辨析雪芹真意这总归是前路也是铺垫，也还能看出些东西。孙承泽晚年退居西山樱桃沟，数十年以后，曹寅的孙子，曹雪芹也选择了这个幽静的地方，在这平静的地方思绪千百，勾写着旷世巨著《红楼梦》，这似乎又是一个巧合，可真的仅仅是一个巧合么？
[ 本帖最后由 孤狼在途 于 2007-7-8 00: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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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红狐 时间: 2007-5-12 20:41
章三 华夷之辨
还是曹寅的《咏红述事》，曹寅为康熙刻《佩文韵府》、刻《全唐诗》，自己也会搜集一些有意思的书籍加以复刻。曹寅自己的刻书，不少是利用了扬州诗局的人力物力，标准很高。他自己的《楝亭集》字迹端秀，刻工爽朗，纸白墨黑，是刻本里的精品。看其影印本，其工整清秀比当今的电子排印还要悦目。
但就是这样精致的本子，在这首《咏红述事》里却出现仅见的挖空，以致到现在这首诗中的某句仍然残缺两字，如引文所示，在当时，出现刻版失误而至挖改，那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再填补回去，也并不困难。可曹寅却放之任之，没有进行补缀。让人费解。
而根据我目及的资料，这首诗只存在于《楝亭诗别集》的初刻版里，也就是说往后的再版里都没有收录这首“悱恻迷离”“红”诗。现在看来，曹寅显然有所掩盖。
不妨看看被曹寅挖去两个字的那句诗是怎样的。前一句“银甲弹筝染”，是说手指弹筝渍出血迹，“银甲弹筝”是个常用的搭配，以老杜《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最为出名。接下来就是那句挖空诗句，“刺背□□圆”典有刺背，应该说的是岳武穆，再往下是结尾的四句，对于红的影射都并不太冷僻，
莲匣鱼肠跃，龙沙汗马盘。相思南国满，拟化赤城仙。
放下挖空的那句诗，先看一下这最末的四句。
“莲匣”一句。鱼肠，是名剑。春秋时吴国公子姬光刺杀吴王僚的凶器。龙沙，《后汉书•班超传赞》曰：“坦步葱雪，咫尺龙沙。”章怀太子注曰：“谓葱岭、雪山、龙堆、沙漠也。”《四库提纲》在方式济《龙沙纪略》的书目下考证说，“自刘孝标有《赋得龙沙宵月明诗》，李白有‘将军分虎竹，战士卧龙沙’之句，始误以龙沙为一地，而诗家遂沿为塞外之通称。”此外《四库提纲》的撰写人清楚，诗里凡提及“龙沙”的，皆为中原对游牧蛮荒的用兵事，所以为了避免满清统治者来源的尴尬以及“虏”“胡”等的忌讳，《提纲》的撰写者说，方式济错了，他用龙沙来写东北是“沿用旧文之故”。是因为东北“白山、黑水之间”“自唐以来，渤海大氏奄有斯土，已久为城郭宫室之国。”
把满族拖进了“文明社会”，自然就不是“胡虏”了。
“相思”一句。用王维《红豆曲》，但相思南国直接看字面还是很大胆的笔触。因为后金叛乱攻打大明时候，已经公开称呼明朝为“南朝”，而自己是“北朝”（《崇祯长编》第1611页“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相思南国，在满清文字狱制造者眼里，那和王维就无甚关系了。
末句，赤城，孔灵符《会稽记》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状似云霞。”唐代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有句“势拔五岳掩赤城”，宋代杨冠卿有一首《壬寅仲冬晦日同吴监丞游延祥宫延祥盖和靖所》里面提到了“赤城仙”，我截录几句以供参详，
柳塘和靖居，宫殿若化成。
霞裾赤城仙，笑语相逢迎。
……
吾皇香案臣，笔力雕阳春。
危亭倚高寒，意气干青云。
饮酣视八极，神驰白玉京。
日月看跳丸，羲轮忽西倾。
我不能确认这些意象一定有所联系，但是作为相同的文字，应该作为参考，至少明白它之前本就含有的意蕴。
那句挖空的诗句虽然缺了两字，但仍看得出说的是岳母刺背的事。岳飞抗金，金国，那是满清认的老祖宗。如果这层含义不难知晓，那么再连上后几句的弑君、驱虏、思南朝。纵算是无心之作，恐怕文网恢恢，也在劫难逃。曹寅的不察觉或者疏忽，或许是慌忙挖去两字和后来不再选入此诗的原因所在。
问题在于，为什么挖去的不是最关键的“刺背”二字，而是后面那两个似乎不关痛痒的字眼。如果那两个字有犯讳，那么也可以把四个字一并挖去，为什么又没有如此做？
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
在探索这个问题之前，回归到本题。曹寅的喜好取向、文人风格，有多少遗留给了他的子孙，更直接一点，有多少被曹雪芹所认知和接纳。考辨曹寅对雪芹的影响的文章已经是很多了，从诗文的契合，从《红楼梦》的描述，从祖孙二人的自述，各个角度，曹寅带给曹雪芹的影响千丝万缕，周汝昌先生还曾饶有兴致得猜测，雪芹在书中表现的杂学旁收，来源就是其祖父的同样爱好和文物遗留，曹寅曾经刊刻自己藏书《楝亭十二种》，从声画法书、琴墨砚笺、亭台楼阁到糖果戏曲、民俗风情、旧史趣闻，真是包罗万象，称得上闲适文化的典范辑录。
要弄清楚的是，曹寅内心中最隐秘的“汉臣”“思汉”有没有也连同这些一起到了曹雪芹那里。
然而在这之前，我要先厘清从文章开头到现在一直需要搞清楚的另一个关键词，反满。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以宋元易代、明清易代最为特殊。到了下一个政权鼎革之时，依旧要扯起前代的大旗。朱元璋之于宋如斯，孙中山之于明亦然。
华夷之辨是古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思想，这个思想经过历代阐述，其内涵已经很清晰了。韩愈在其名篇《原道》中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其核心不外乎一个“礼”字。中国人基于文明道德的优越，将居于山野或荒漠的地方生民看作蛮夷，久而久之，以礼区分遂湮灭为地域之别。而中原自然顺理成为了辖制天下的力量，所谓“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孟轲《孟子•梁惠王上》），那么“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丘明《左传•定公十年》）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中国文明又讲究并行而不悖，就算自己觉得文明优越，也决没有强迫别人也要优越起来的意思，大不了将其叫做“化外之地”，互不侵扰，各自相安。然而北方少数民族逐水草而居，一遇到草场退化，或曰地球冰河期来临，就要南下。南边是汉人农耕之地，游牧民族马匹羊牛一到，免不了颗粒无收；反过来看，若遇上干旱或涝，中原人却绝不会跑去北方草原里和游牧民族争食。因此理亏的总是北方。而游牧民族未必稀罕这套“理”，自己也乐得于逍遥，任你汉人咬牙切齿得叫蛮夷并不在意。故中原就很讲究“华夷之防”，依此对历代评价大约也可作一区分，程颐就曾语，“礼法既亡，与夷狄无异，故五胡乱华……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程颐《二程遗书》）唐之盛时，尤被说得那么不堪，可以想见在程颐眼里，北朝是个什么地位。
姑且把这个叫文明的冲突，然两种文明，以中原所建立的文明秩序，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因而草原民族凡南下，所带来的往往破坏高于建设，且这两者的比例极不对称。受此教化下，在宋元易代时，汉人的损失极大，史载，厓山海战后，跟随南宋政权而来的百姓，以及南宋宗室将领军士纷纷投海殉国，“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脱脱《宋史•本纪第四十七》）今人写诗感叹，“山河染血余晖里，国运飘摇破絮中。浮尸十万出碧海，丹心万古照苍穹。”（凌沧洲《怀古•崖山》）
因此朱元璋定鼎中国后，发出的诏书说，“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朱元璋《奉天讨蒙元北伐檄》，《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关键在于朱元璋紧接着说，“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这便回归到了“华夷之辨”的结核。
继而到明中期，华夷之辨从礼而非地域、民族的区分进一步回归到互不隶属的认识上。
正德嘉靖年间一直做到兵部尚书的王廷相在《慎言•五行》中说“天，一也；天下之国，何啻千百，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以为千百国皆应之，而国君行政之善恶，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齐也。”
又，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朱舜水《与陈遵之书》）朱氏在明亡之际逃到日本，对日本文化影响甚巨，他做此语，又观其行，可见其见识。
明朝的瞿太素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所以有人说，“华夷之辨的实质不是国家之辨，民族之辨，地域之辨，而是文明与野蛮之辨！……从来排斥的不是其它文明中优秀的先进的东西，恰恰相反，排斥抵制的是野蛮的落后的东西，对文明，哪怕是来自再遥远的地方的其它文明，中国都是抱着开放的态度来接纳和吸收的。”（杜车别《从王夫之的文明多元起源论看华夷之辨的实质》）这就不难理解顾炎武和孙承泽等人的交往，因为孙氏等人虽然宦仕满清，但其人并非夷狄类，非但不是夷狄而且还具有极高的文化水准。顾炎武大可不屑他们的政治操守，但却没必要和孙承泽们的文化过不去，和孙承泽们的藏书过不去。
故，反满反的并不是满族。若以为我们的祖先以血统民族来论华夷，那真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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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红狐 时间: 2007-5-13 23:31
红楼内证
那么曹寅之于曹雪芹的问题，就可以稽考《红楼梦》书求解答，其实曹雪芹的态度本来也很明白。
“华夷之辨”是清朝统治者的大忌讳，而且伴随着统治地位的稳固，这种讨论变得愈发严禁。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里尚且口口声声讲道理，“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到了乾隆，言论便全面紧缩，“华夷之辨”已然成为最严格的禁区，不但不能非议现实，还不许研究古史，连自己老爹颁行天下的书都全数缴回，一并销毁。这一连串禁毁、抽改的动作，满清朝廷画地自陷把自己归入蛮夷的位置。在这种大背景下，曹雪芹想要光明正大的表明自己的态度，不但是危险的而且是愚蠢的。所以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办法，就是诸如见缝插针、千里伏脉、草蛇灰线这些看家本事。
珠联缀合词句，扒剔梳理书缝的功夫，前人已多做贡献，我择扼要言之。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曹雪芹借一个小戏子，演绎出一大段直言“华夷”的文字，其中颇有暗关可循。原文如下，
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这却很好。我亦常见官员人等多有跟从外国献俘之种，图其不畏风霜，鞍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这样着，你该去操习弓马，学些武艺，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来，岂不进忠效力了。何必借我们，你鼓唇摇舌的，自己开心作戏，却说是称功颂德呢。”按，雪芹开宗明义谓不涉时事，但触及这一话题总归是敏感至极。满清朝廷夷狄出身这是举国皆知的事情，不管如何粉饰说“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其出身总是如斯。表面上以夷变夏，实际上面对华夏文明却表现出极度自卑，况且其亡汉人之国的来路也不如蒙元来得正，不过是机巧运合捡了便宜。
不管如何，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很紧张的，文网甚严密，根据《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有文字狱53起，打击范围遍布大江南北。身处天子脚下的畅销书作者曹雪芹，居然在其作品中直言，“犬戎名姓……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真是骇人听闻。而一向以“闺阁昭传”为主旨的《红楼梦》此刻却怎么也要碰一下这个禁区，亦让人觉得不解，无怪乎引起后世百般猜测，聚讼纷纷。
曹雪芹说，“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这个当今之世在脂批中有所规限。第十三回，庚辰有眉批云，“不云国名更妙，可知是尧街舜巷衣冠礼义之乡矣。直与第一回呼应相接。”曹雪芹的高明就在一边反复告诉你我这是胡编乱造并无年代可考，另一边却引着你把全书所有的细节事变都想去照应一下有清一代的风俗政事，还时不时地暗插几笔“警句”。烟雨模糊，似是而非。这里一个“衣冠礼仪”把文明也说了，把气节也说了，把听者该有意的意全说了。
更而况，这烟云模糊，还模糊在汉人只辨华夷，不辨狄夷，是不管你契丹耶律族姓、蒙古孛儿只斤姓还是后金爱新觉罗姓的。其实，细说起来契丹属东胡，与山戎异。犬戎属北狄，其集居处同后来匈奴族出没处甚远，是也未必同匈奴有亲缘。贾宝玉蛮横得把东胡、匈奴，一概并入北狄，立意显然：化外之人，非狄即夷，非胡即戎。总之是，可狄、可夷、可胡、可戎、可匈奴。这好比把麻雀苍蝇一并归入老鼠类———反正不是人，是为祸人间的四害，还分门别类那么许多作甚？
第一回甲戌眉批，“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知运知数者则必谅而后叹也。”这段脂砚斋的话再明白不过，曹雪芹对于明清易代，华夏陆沉只能“谅而后叹”，纵有武侯武穆之权柄，亦不过“二贤之恨”，雪芹身在满治之下，家业沦亡，虽“恨今不尽”，但不过“草芥”，又能如之奈何？
继而由此绝望。七十七回又借海棠之萎说，“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蓍，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这都是堂堂正大随人之正气，千古不磨之物。世乱则萎，世治则荣，几千百年了，枯而复生者几次。这岂不是兆应？”进一步肯定诸葛、岳飞，而且说“世乱则萎”。 把“世乱”和康乾所谓的“盛世”两厢一对照，真是一个大大的黑色幽默。
曹雪芹对明清的态度和他的祖父大约相类，然而却平添一种绝望，我想这种绝望，在书里能深深的感到，便是所谓“悲凉之雾，便被华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人情小说》），这也是他为什么做一部“大旨谈情”小说的根由。他是在寻找一种可解脱之道，他在书卷首的诚惶诚恐，告诉大家“不干时事”，可他又不甘心得在书的角角落落布下机关暗谜。他追求一种开放而非禁锢、自由而非拘禁的生活却不可得。他背负着百年旺族的落寞和其中的苦楚。他知晓他的祖先并尊重他的家族、民族。他目睹从他的经历中挖掘出的值得珍惜的美好事物一一毁灭。各种复杂的情感，托载在他身上，于是便细心得用一部小说来慢慢告诉我们。但鱼和熊掌不可得兼，小说终究不得不涉及很多“碍语”，在“碍语”不断的累积之后，这部书也注定了不能完璧示人。
内在情感的延绵，不仅是曹雪芹这一方，在他死后四十九年，一位名叫曹纶的人攻占了满族人的宫殿。他是天理教徒，宗旨就是推翻清王朝统治。这时的满族公贵，污蔑雪芹说“曹纶即其孙也。灭族之祸，实基于此”。（汪堃《寄蜗残赘》）更有人辱骂道，“老贡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梁恭辰《北东园笔录》）甚至诅咒，“每传地狱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他们对曹雪芹的仇恨，竟也是如此。这些话语，说是道学家言可，则说为夷狄立言，甘愿做其奴隶亦可。
曹寅的《咏红述事》最后终保留了下来，尽管已经残缺；雪芹的《红楼梦》也得以存留，同样是残缺的。文本残缺，不代表他们惧祸怕死。保留一定的残缺，是减少无谓的牺牲。他们所要表达的一切，是从来不曾残缺的。更何况谁又能说，曹寅挖空了这两个字，不是故意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谜底或许永远不会揭开，可大家都在猜测，又不晓得谁能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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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红狐 时间: 2007-7-8 00:21
章四 第一张骨牌
曹雪芹十年辛苦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家族的荣辱兴衰，一段人生的悲欢离合还是一段爱情风流云散？或许这些都不值得一位天才作家十年劳苦，一生挂记。
先考查一下，雪芹在书中到底包含了什么样的情感，有助于我知道，这种在情感驱动之下会产生如何的目标。
周汝昌先生曾提出过一个命题，由“脂粉英雄”去对应“绿林好汉”，而着眼点在于“人”。有意思的是，《红楼》承《金瓶》之壸奥，而《金瓶》本身是从《水浒》掐出来的一段故事演绎而成。这“脂粉英雄”“绿林好汉”并举，恰便是《红楼》与《水浒》之通，无一写的不是作者襟怀叹恨。
才人之厄
第一回脂砚斋批“有命无运，累及爹娘”说，
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语以定终身，则知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
作者的眼界不局限于闺阁，只是聚焦闺阁之中，寄怀“英雄”、“忠臣孝子”、“仁人志士”、“词客骚人”，他们在当下中的遭遇恰如女儿在《红楼》中的遭遇，他们所包含的情感亦恰如女儿在《红楼》里的“情”一样。
故，雪芹写女儿、写“情”，却也是写这些人，和这些人的精神。
我们跳至文本二十一回来验证这个事实，宝玉仿庄语而“续庄”，不妨重新读读这两则文字，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庄子·胠箧》）
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则无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宝玉续）
庄子说要绝圣弃智，雪芹则要“戕钗灰黛”，例虽不同而道相似矣。这段戏笔之作，宝玉泛泛而论，却不想脂砚斋批到此处却显得异常的激愤，
赵香梗先生《秋树根偶谭》内兖州少陵台有子美祠为郡守毁为已祠。先生叹子美生遭丧乱，奔走无家，孰料千百年后数椽片瓦犹遭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之厄也！因改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数句，为少陵解嘲：“少陵遗像太守欺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折克非已祠，旁人有口呼不得，梦归来兮闻叹息，白日无光天地黑。安得旷宅千万间，太守取之不尽生欢颜，公祠免毁安如山。”读之令人感慨悲愤，心常耿耿。壬午九月。因索书甚迫，姑志于此，非批《石头记》也。为续《庄子因》数句，真是打破胭脂阵，坐透红粉关，另开生面之文，无可评处。
洋洋洒洒就批了一大篇文字，情绪激动甚至说“无可评处”，可细细推敲，激愤的来由不过几个字而已———“甚矣，才人之厄也！”据此，我要建立一个对照表：
庙堂江湖之才人———大观园之女儿
才人之精神———女儿之情
才人之厄（屈死、绝圣弃智）———千红之哭、群芳之碎（戕钗灰黛）
这层关系下的千红之哭、群芳之碎，归结为两个字，沁芳。《集韵》说“沁”，“以物探水也。”一个绝大的内涵即隐隐包含于这美丽的两个字中，于曹雪芹而言，这个内涵又隐藏了多么大的悲痛！因而，在才人之类的范围里，独独选择闺阁入笔，绝非单纯。闺阁之内，因其既受才人之厄，亦受千百年来男权压制之厄，闺阁之中实兼双厄，个中沉痛又是“英雄”、“忠臣孝子”、“仁人志士”、“词客骚人”无法简单比拟的。
看雪芹写探春，竟逼得戚序本回后批作大长叹激愤之词，
噫！事有难易哉？探春以姑娘之尊、贾母之爱、以王夫人之付托、以凤姐之未谢事，暂代数月。而奸奴蜂起，内外欺侮，珠玑小事，突动风波，不亦难乎？以凤姐之聪明，以凤姐之才力，以凤姐之权术，以凤姐之贵宠，以凤姐之日夜焦劳，百般弥缝，犹不免骑虎难下，为移祸东兵之计，不亦难乎？况聪明才力不及凤姐，又无贾母之爱、姑娘之尊、太太之付托而欲左支右吾，撑前达后，不更难乎？！士方有志作一番事业，每读至此，不禁为之投书以起，三复流连而欲泣也！
可见雪芹于闺阁之寄情深，之哀思重。
这就是红楼梦的大悲剧，十年辛苦的价值，然而应非它的终结。在悲剧的背后，雪芹寄托着他隐秘的希望，我们有理由相信，荣宁二府翻天地覆的震荡后，这个故事不会“戛然而止”。更不会是用什么宝玉出家当和尚来搪塞读者和他自己。在悲剧的绝望之中，曹雪芹慢慢展开一幅远景，我们还可以在上面寻到明末学术的踪迹。
[ 本帖最后由 悼红狐 于 2007-7-8 13:48 编辑 ]
作者:
悼红狐 时间: 2007-7-8 00:24
扩大了的主旨
上文述及，易代风气的两大主题，反满与变革。反满既已厘清，这节讨论变革。
曹雪芹的《红楼梦》里，能追寻到许多变革的先声，俯首皆是。前人的主张，有把贾母会宴一节看作了“分餐制”的雏源，而一大段探春理家自然就是“联产承包”的前世。贾宝玉“世法平等”的提倡，“女尊男卑”的反叛，杜撰经书的戏谑，论者从各个方面，各个细节来扣取《红楼梦》里蛛丝马迹般的“先进”思想。反过来，高鹗洋洋得意的解读列女传、鸳鸯悬梁自悔、妙玉走火入魔、袭人息夫人之讽等等便成为了批判的对象。
高续固然不堪入目，但如此批判却也走歪了路子。这些对立事实的简单罗列，其实效果有限。往往论者也会有意识规避其它另外的一些小细节，如宝玉路经贾政书房，一定要下马走过，以表尊崇等。归结起来，盖《红楼梦》并非供用作批判的工具，而凡此作为目的而阐发的“新说”，大抵可取之处甚寡，无法纵深。及持论者，也沦作“祥林嫂”，几十年一路讲来讲去，再也无什么创见。
历来变革，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变法、一是造反。两种方法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都有描写。变法，由小见大，探春“新政”，凤姐理丧；造反，第一回有一笔，“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这是民不聊生而变，第七十七回，“次年便有‘黄巾’‘赤眉’一干流贼余党复又乌合，抢掠山左一带。”这是绿林流民而变。
曹雪芹变革的思想直接来源自“才人之厄”，他把“闺阁”、“英雄”、“忠臣孝子”、“仁人志士”、“词客骚人”统在才人之类，以悼红沁芳的笔调延绵铺展，为闺阁昭传，为才人昭传。我们回过头看那段批语，“安得旷宅千万间，太守取之不尽生欢颜”，毁杜祠而为己，死人尚且有欺，而况活人，脂砚斋借口这一事直言“贪吏之毒手”之于才人无异于“白日无光天地黑” ，累得多少“屈死”。
一如前引武侯武穆，也尽归一个“恨”字相同。
第二十二回，宝玉在黛湘处受误会，“因此越想越无趣。再细想来，目下不过这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犹欲为何？”
庚辰双行夹批，“看他只这一笔，写得宝玉又如何用心于世道。言闺中红粉尚不能周全，何碌碌偕欲治世待人接物哉？视闺中自然如儿戏，视世道如虎狼矣，谁云不然？”
周汝昌指这句批为“愤世反语”，然而一个“世道如虎狼”大抵也看出了曹雪芹和脂砚斋一致的思想脉络。
如此来考察第二回的“正邪二赋论”那文章就大有底里可寻了。正邪二赋论虽然从贾雨村口出，但代表了曹雪芹自己的观点，迨无异议。
赋气之说并不罕见，雪芹的独创在于于正气邪气之间找到了一个中间点，来阐述他的同秉二气说，字表上的意思是二气同秉则二气都不成器，既学不来正也学会去邪。但字表底下却是极力称赞，既有情痴情种又有逸士高人还有奇优名倡。而又要除去“余者皆无大异”的走卒健仆、芸芸众生。
联系脂批给出的排列，所谓“英雄”、“忠臣孝子”、“仁人志士”、“词客骚人”既归不到大仁者也无法归类于大恶者，若说是无大异者，恐怕也并不确实。幸而作者举出了不少例子，可以一个一个对号入座，许由可算“仁人”，嵇康可称“志士”，秦少游是“词客”，柳耆卿定为“骚人”，王熙凤能叫“脂粉英雄”，那末红拂女也不愧为“英雄”！忠臣孝子是纲常道理，所举之人概莫能外。
更有趣是外证，雪芹之密友敦诚，在雪芹病逝后，有诗挽，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肠回故垄孤儿泣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泪迸荒天寡妇声。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
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鹪鹩庵杂记》）
后一首借曹子建叹咏曹雪芹，即所谓“邺下才人应有恨”，曹植虽然并未列入榜单，但上一首却拿“刘伶”代喻雪芹，而刘伶正是榜单里的人物。我想如果在二气同秉的名单里加入“邺下才人”的曹子建和他的后系裔支曹雪芹，恐怕没有人会反对的。
而透过脂批，则可知晓，吏治腐败、民生多艰、才人困厄这就是所谓“康乾盛世”的真实写照。
因为一个值得人称赞的社会必然是人才能以尽其才的社会，它必然存在这样一种机制，即要“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倘若搞到“万马其喑”的地步，那又何谈盛世？只能是“究可哀”而已。
故才人之厄也罢才人之恨也罢，不得张其志，不得尽其才，不得扬其精神，这才是最大的结核关键。
透过人才的境遇，便可以窥见许许多多其它方面的事由，这殷鉴不远，并不难理解。
再从这样一个思路去理解顾炎武、曹寅们的举动，便豁然开阔，而所谓对待明清汉满的矛盾，实际上是不同层面上所奉持的态度。以曹寅例，家族沦为包衣奴才，对满清是亡国毁家之仇，然而数代之后，康熙爱护器中则是知遇图报之恩，夹在之中，广交明遗民是政治任务，那多为回护便是自私之情。
来解决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补齐那句少了两个字的诗，“刺背□□圆”。
有人补作“针尖”、有人补作“金针”。上一句是“弹筝银甲染”，银对金可，对针则不可。染为动词，圆必然也是，所以不管是“针尖”还是“金针”，圆都是形容词，不可。刺背已经含有血红的红色意味，后面两个字，没有必要再写红，和上一句如同。岳武穆，按照他孙子几十年后的想法，那是“二贤之恨，及今不尽”。这个震烁古今的大英雄，大忠臣孝子，他的恨，便是谜底。我猜，刺背金瓯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是他的才，“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是他的志，“怒发冲冠凭栏处”是他的精神。金瓯之复圆，“直捣中原，恢复故疆”（脱脱《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列传第一百二十四》）从来才是刺背的真义。
通部《红楼梦》正是沿着这么一个“人才观”传达着“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主旨，经由大旨谈情，谈出了才人的禀赋才人的施展和才人的困厄。这符合变革的要旨，而在明清易代风气之下，自然而然借反满的思潮表达出来，此所谓主旨扩大。它承接明末思想大解放，提出了更为明确的内涵。社会的现实，才人的困厄就是《红楼梦》具有这种内涵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推倒了它，才可洞见更多的制度设计和文章脉络，对凤探等人的举措的认识也不至流于表面观察。
而满清的入关，恰是直接导致第一张骨牌出现的原因，蛮族入侵，华夏陆沉，中国又陷入了死气沉沉的君主专制体制，暗无天日，这一系列的因果关系，从始至终，无怪乎船山先生怒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王夫之 《黄书•原极第一》）让人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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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红狐 时间: 2007-7-8 00:25
章五 沉郁
船山先生这一惊世骇俗之论，打破了君臣之义，却止步于华夷之辨。这位明末思想集大成的学者，在定论结语的时候，写下的是这样的文字，那么所谓清初社会乃至于康乾治下，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尤其与明代作比，到底是什么样子。
于今不是唐
系统的论证若亩产、赋税兹兹留与专家们，我仅就第三只眼所见，摘录比对，虽然系“感性认知”，但大约可以窥出一二。
若用明末和清末比，恐怕有人要说不公，故以明末和康乾两段时间作为对比，末世之于盛世，以绝悠悠众口。
曾德昭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在中国共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即近明之将亡，内忧外患。
然而谈及百姓日常饮食说，“他们种植许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们在各地，即使小村镇，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猪肉，牛肉去骨售卖，他们的鹿肉很少，也不怎么爱吃它。”
居住条件，“他们的住房因设计良好而便于住宿，整洁舒适。”
谈及商贾经营说，“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里有的东西，街上几乎都有售卖。……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葡人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点）。”
说到南京时，“全国最大最好的城市，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风度优雅的百姓，以及丰富优良的种种物品。它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各处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
谈及国民心态时，“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它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通过这位传教士的描述，我们看到那时候的中国，并不以“天朝上国”自尊自傲，闭目塞听，老百姓生活就算不富足，也是舒适安稳。城市建设井然有序。商人诚实守信。这是大国的气象，也是大国的气度。非惟百姓，且看对待西方文明崇祯和康熙的态度。
南怀仁将其介绍西方科技译着《穷理学》呈送康熙预览，结果是“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康熙起居注》）
而于此正好可以对应的是，崇祯皇帝起用徐光启编订《崇祯历书》，且看徐光启怎么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一个“悖谬不通”，一个“翻译会通”，云泥立现。
再看看大清定鼎之后，治辖百年，所谓“盛世”时，第三只眼的观察。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马嘎尔尼的副使斯当东后来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马嘎尔尼本人嘲笑清朝是“半野蛮”，“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于是得出的结论也顺理成章“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一个国家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
“野蛮”，马嘎尔尼代劳说的这个词，也是我对满清王朝下的定语。
包括上文提到的主张天子平民化的唐甄在《潜书》里说，“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
具体考查到雪芹同时代的情况时，我想以其好友张宜泉的记述为例，以求更加贴近雪芹所感官。
张宜泉，汉军旗人。雪芹死后作诗悼焉。为人不羁狂放。涉雪芹诸诗是学界得以确定雪芹字号的唯一证据。他的《春柳堂诗稿》亦是研究曹雪芹重要材料。
《春柳堂诗稿》免不掉颂圣的篇章，但抛开这些模式化、程序化的东西。
诗集中还有讥嘲满洲皇帝大兴土木，“阿房宫尽罗绮色，铜雀台空弦管音”（《读史有感》）。进而连讽带刺“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汉家”（《闲兴四首》）。
再如《九日雨中叹韵》，
溟蒙凉雨洒重阳，节物惊心未易量。黄菊纵能教插鬓，白衣岂得劝飞觞。
滕王阁上风常冷，戏马台前草已荒。权对儿童言路滑，指看鸣燕过潇湘。
此外，他的《四时闲兴》均笔触大胆，末两首又似写咏雪芹，摘录其三，
槐树阴深庭画长，闭门独坐笑焚香。棋虽有子何需着，琴却无弦亦不妨。
百代兴旺成戏剧，一家哀乐尽荒唐。儿童未识盈虚理，必傍荷湾期钓鲂。（《四时闲兴 其三》）
“百代一联”颇有明末“非君”之论的遗渍风范。虽比黄梨洲“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的论调已大为后退，但在那个时代显然是自占首格，可称卓尔不群。
《美花多映竹》一首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地道，“莫厌飞觞乐，于今不是唐”。
各位不应忘记，以上这些诗句，全出自有清一代文网正为最严密的乾隆朝，周汝昌惊诧，“这简直奇怪到极点了！这些句子，分明是讽怨当时满洲贵族的统治的。在乾隆时，这样的话，不要说屡屡出现于一本诗集子里，只要有一例被摘，就足以杀身灭族了。即是使曾兴文字大狱的那些例子也都只是些隐语暗喻，还没有见过这样显露激烈的！”（周汝昌《曹雪芹小传》）
文章写到这里，大致论证完毕。从头而来，论证了曹寅臣汉之心，论证了雪芹袭承家风，论证了《红楼梦》本身的反满痕迹，现在又论证了曹雪芹好友张宜泉“石破天惊”的诗句。这每一次的论证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明末思想大解放的成果才是被包裹在士大夫或强烈激愤或若有若无的“反清复明”思想之内的核心，而其不外乎，非君、抑尊、自由、开放诸条。
可实际上，曹雪芹有无受明末思想、明末遗民之影响，却仍待考察，《红楼梦》里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征引那些人的话语，可这林林总总的论证，竟全是在说“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未免让人遗憾。
最关键的一步，缺失了。
推断曹雪芹受到了易代风气下反满的影响，因为他的爷爷生活在明遗民活跃的年代，而且曹寅自己和那些遗民渊源颇深，但这推论，如果能找到一位实证，那可信度便会大大提高。也就是说如果能在材料上找到曹雪芹与明遗民有直接关系，哪怕只是一位，这所有的论证便都可以自然而然的顺理成章，在逻辑上亦可连贯通达，也再不必用烦琐的论证“欲盖弥彰”。可，找到一位和雪芹有直接关系的明遗民，这可能吗？
首先，要圈定明遗民的内涵。顾名思义，肯定要大明国人。有本《宋遗民录》的书，《四库提纲》评曰，“又潜及师道皆元臣，而乃贤为葛逻禄氏，为元色目人，与宋尤邈不相涉。概曰遗民，殊不可解。”同样的道理，非大明国人一定不能算明遗民。
接下来什么算遗民。莫非凡身经两朝之人，则皆视为前朝遗民？如此孙文先生也成了清朝遗民，这未免荒唐过甚。《四库总目提要》论及《丰溪存稿》时说，“旧本题唐吕从庆撰。……及朱温篡唐，遂遁居旌德万山中，隐居不仕，称唐遗民。”这个是唐遗民，特征是“隐居不仕”，不仕后朝，这是极重要的特点，因此如洪承畴等汉奸贰臣，也要排除在外。
同样是《四库总目提要》论及《真山民集》说，“要之亡国遗民，鸿物外，自成采薇之志，本不求见知于世，世亦无从而知之。”
综合三条释说，所谓明遗民，必然有两个特点，第一，明国之成人；第二，不仕新朝。
明清易代的遗民不脱这两个关系。凡是出仕新朝，与新朝合作的当然不能叫做遗民。但明清易代还有另外一层内涵，也就是华夷之辨。遗民的界定和华夷之辨的结合，随之产生了排满思想。明遗民归庄为遗民的界定是，“有关于国家之故，出处之节。”这也和前文论述的一致。
明遗民把宋遗民当作了自己天生的知音，徐野公之刻谢翱《唏发集》；吕留良之作《拟如此江山图》皆是如此，孔定芳先生总结到，“对于明遗民而言，最为切近也最具认同价值的历史资源，当然莫过于南宋遗民了。就具体历史情景和生存景况而论，元初之宋遗民与清初之明遗民当不可同日而语，诚如邵廷采所谓‘节固一致，时有不同’之论。但二者之间毕竟有惊人的相似处，那就是都面临‘异族入主 ’的特殊政治背景，有异代同悲之戚。”（孔定芳《清初明遗民的身份认同与意义寻求》）
确定了含义，我们可以推算时间，如果以法定婚龄作为成人的标志，根据《大明律》，那么能够称得上明遗民的人，在甲申年（1644年）时，男子应该至少有十六岁，而女子应该有十四岁。雪芹生于雍正二年，这一年是1724年。这位天才神童在十岁就能理解这复杂的一切，那么也要到1734年。1644年到1734年，正好九十年，再加上男子的十六岁，那么最后的数字是一百零六年，如果是位女子，那也有一百零四岁了。也就是说，如果曹雪芹要和一位明遗民有直接的联系，那么这位遗民要有高达百岁的年龄。这是如此荒唐，当我凭借着熟练的四则运算算完着道算术题，我自己都要失声发笑了。
但，等等，或许这也不是不可能.
[ 本帖最后由 孤狼在途 于 2007-7-8 12:19 编辑 ]
作者:
悼红狐 时间: 2007-7-8 00:25
沉冥放廢
在清代材料上寻找到一位长至百岁的前明故老，不晓得那些大方家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至少我是没有做过，也是没有能力担当此任的。这无异于大海捞针。更何况没有明确线索指向的情况下，盲目投身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基本等于慢性自杀。这百岁老人我是没有办法拿出来了，但大变活人或许可以试试。
如此展开推论，有这样一位人，他能够与曹雪芹有材料上的直接接触，那么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他同样是曹寅的老朋友，至少是曹寅当时可以接触范围之内，因为只有这样的渊源才会产生如此的关系。
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里引述了，王朝𤩽所作《楝亭词钞序》记载了“寅与明遗士交游事”。无独有偶，就在《史事稽年》里，康熙朝前段出现了大量的曹寅与明遗士的交游记录。康熙十七年，开博学宏词科，曹寅与陈维崧等和唱，与王士禛有往来。康熙二十四年条下记述，杜芥与曹寅交游事。 杜芥是不与清廷合作的遗民，与陈维崧等人又有不同。孙静庵作《明遗民录》有收，并收录了其兄杜浚。说芥与浚虽然是兄弟，但品性不同，芥比其兄更加慎谨，所谓“退然自同于众人。”但仍存魏晋遗渍“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数十年未尝易。室中终岁不扫除，每日中不得食，儿女啼号，客至无酒浆，意色间无几微不适者。”
待检查到杜浚，更让人觉得有意思，“（杜浚）既有花冢，因拾残茗聚封之，谓之茶丘。”
接着往下找，在《新证》康熙二十四年条里，“杜芥，号些山，与兄杜浚（茶村）、周蓼恤、黄周星，有‘湖广四强’之名，皆明遗民，孤介峻厉之士。”这里面提到了黄周星。 黄周星，号九烟道人，明亡后，变姓名曰黄人，字略似，号半非，又号圃庵。“即遭九六之厄，沉冥放废，隐居不出三十余年。”康熙十九年，五月初五，自沉死国。
一九七四年，香港大公报刊出一篇罗慷烈《记曹雪芹黄蜡石小笔山》文，后周汝昌得友人投递照片，以得观。笔山长三寸，质地系黄蜡石，有旧紫檀座，笔山本身略呈新月型。镌刻双行十四字，
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
有印记，刻字为“曹沾”。周汝昌考语为若“当是曹雪芹遗物”，则“很值得一表”。
这双行十四字就是黄周星的诗句，《明遗民录》有收。周说，“或其祖父得之，后来才加镌名印，或系曹雪芹喜欢这两句诗而铭镌于自己的笔山。”不管哪种情况，曹雪芹与黄周星已然“扯上关系”了，在材料上，出现了直接证据。
后我检阅各家著述，发现有意识无意识之间，早已有人详细得论述了黄曹二人的共同之处，如黄曹二人的曲词风格、二人的园林见解等等，然此非本文重点，略去不论。
在寻检材料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几首黄氏的诗作。很值得说说，一首叫《楚州酒人歌》把酒鬼称颂一番，比起李白把“陈思王”请出来，他更加大胆“尧舜为酒帝，羲农为酒皇，淳于为酒伯，仲尼为酒王，陶潜、李白坐两庑，糟粕余子蹲其旁。”徐柯在《清稗类钞》中评价说，“感愤怨怼，一寓之于诗。”
另一首《西湖竹枝词》说，“山川不改仗英雄，浩气能排岱麓松。岳少保同于少保，南高峰对北高峰。”把岳飞和于谦并提而赞，有古有今，用意昭然。
易代风气下的汉人，在六十年变乱中，忍住了痛苦，却未获得新生。就像黄周星一样，“明亡后，变姓名曰黄人，字略似，号半非”，我不知道典出何处，但却隐隐所感，易名为“人”，却只是“略似”，终究“半人非人”。此中的苦楚，旁人又如何知之。
而易代风气下的《红楼梦》中，这种痛苦，已然更加沉郁了。
丙戌八月廿九
结于荔园，时几有月
丁亥四月初二
修订毕
[ 本帖最后由 悼红狐 于 2007-7-8 13:45 编辑 ]
作者:
悼红狐 时间: 2007-7-8 00:26
後記
沉郁是通部《红楼梦》的哀痛所在。这个基调不仅仅表现于前后境遇巨大的反差，它更广阔得散落在书的角角落落。桃花社是以黛玉的悲音为发轫，寿怡红席上抽出了“各饮三杯送春”的谶句，中秋宴两府出悲音，元宵节“原应叹息”竟然齐作颓唐。雪芹总不放过一丝一毫的快乐，把沉郁塞入其中。
本文之肇始，原并不打算探讨入这一层，然而随着对曹家家世史实的钩沉，大背景的展现，对脂批细细地疏理，待回过头下笔落字时，却发现这已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了，于是对本来已经嫌长的初稿，又扩充了一万余字，如今尚觉意犹未尽。
将《红楼梦》内的思想上追至明清易代之际，这个思路不但不新鲜而且在上世纪是被说得极烂。可往昔的论者却固守于阶级论，鲜有从文化角度入手，于是本来是个极有价值的论题，遂被人厌而远之，除了几个官方红学家不厌其烦地把三十年前的老汤熬了又熬，几乎无人关注。
明末的学术无疑是中国学术最为辉煌的阶段之一。而明清易代又恰是中国最深刻的革鼎变换，它牵扯出东西之多波及之广，不管是清史学界还是明史学界研究著作都是汗牛充栋，偏偏红学界一片喑哑，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仅见的几家，也少有通部甚至通篇的论述，大抵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里说两句那里说两句。或者要么被反满一叶障目，要么干脆绝口不提反满反清。我觉得这些都是极奇怪。
因此作这么一个题目，先考察何为易代风气，再圈定易代风气何之于《红楼梦》。而考察《红楼梦》单纯从作品着眼，未免狭隘，故进而综览曹家史料，以求内外证并举。这就是长篇累牍分析史料的用意，如果不这样去着眼观文，那自然觉得论《红楼梦》处极寡，而旁支甚多了。
再者既然圈定了易代风气的两大主题，那么来审视《红楼梦》的内容，便可得到很多信息，甚至一些老的材料也可以看出新的内涵。我相信《红楼梦》如此卓绝的思想，不可能平白无故横空出世，所以研究其上承的脉络，关系到华夏思想、文气一贯而成的源流，并且《红楼梦》真实的意义也会蕴藏其中。
这样所要论证的最关键的，就是易代风气到底怎么关系到了《红楼梦》。这个逻辑链条不能得到充分的阐述，前面所思所想的一切都是镜中花水中月。史料主要就是为了证明这个点。
此文初稿出后，有人即误解我转投索隐，而索隐的方法我亦觉得不可缺少，但这一稿写定，我想考证之于本文还是最底里的方法，而我也并未有改弦更张的打算。
丁亥四月初三
2007-5-19
[ 本帖最后由 悼红狐 于 2007-7-8 13:43 编辑 ]
作者:
孤狼在途 时间: 2007-7-8 01:21
红狐，俺把版给你略排了一下，方便大家看。只是你将一些引文出处弄那么大的字体不知是什么意思？
作者:
悼红狐 时间: 2007-7-8 01:23
原帖由 孤狼在途 于 2007-7-8 01:21 发表
红狐，俺把版给你略排了一下，方便大家看。只是你将一些引文出处弄那么大的字体不知是什么意思？
我是从word文档直接复制过来的，大约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
谢谢孤狼排版
作者:
孤狼在途 时间: 2007-7-8 21:38
雪芹受其祖父影响很大，家学渊薮很深。《红楼梦》中遣词调句，处处可见楝亭的影子，楝亭有“千花一笑总成空”，雪芹便有“千红一哭”；楝亭有“瑛盘托出绛宫珠”，雪芹便有“神瑛”和“绛珠”；楝亭有“娲皇采炼古所遗，廉角磨砻用不得”，雪芹就有“女娲氏炼石补天……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周汝昌《红楼十二层•说“红”》）
怪道有人据此推论出《红楼梦》真实作者其实是曹楝亭，而雪芹只是一个历时十年的修订者，楝亭算是真正历尽阅遍了曹家的繁华，而十三四岁的雪芹对江宁织造的繁华生活有如此深的体验吗？但是又如何解释曹家北京二次惊变的问题呢？看来这段作者的公案还得延续，今只能权且从主流认识了。
作者:
悼红狐 时间: 2007-7-9 11:56
原帖由 孤狼在途 于 2007-7-8 21:38 发表
怪道有人据此推论出《红楼梦》真实作者其实是曹楝亭，而雪芹只是一个历时十年的修订者，楝亭算是真正历尽阅遍了曹家的繁华，而十三四岁的雪芹对江宁织造的繁华生活有如此深的体验吗？但是又如何解释曹家北京二 ...
楝亭死时，曹家还算是钟鸣鼎食之家，红楼梦结局那种悲音就算预料到也绝不会做文章的，我貌似也不曾听闻有曹寅为作者的说法，倒是有人说作者是雪芹的父亲曹頫，因其经历过繁华和衰败，但曹頫的文艺修养远远不及其父亲，更不及其儿子
想来也不可能是作者
作者:
悼红狐 时间: 2007-9-14 00:06
宋淇论咏红述事原文找到特别表明了出处
关于曹雪芹笔山，找到周策纵先生文章，周先生认为是真，容填补入文
作者:
悼红狐 时间: 2007-9-14 00:07
據此看來，雪芹如此鍾愛紅，乃祖之處必有蛛絲馬跡尋得。事實上，曹寅《楝亭詩別集》裏就有一首五言排律叫《詠紅述事》，甚為人矚目，因其句句暗用紅色典故，周汝昌曾經評價說“悱惻迷離”，又說“句意微茫，古今罕見”。香港已故學者宋淇也曾經注意到過這首詩，大為驚奇，並它把歸結為曹雪芹重用“紅”色調的發軔，“寶玉愛紅的根據”，“可能顯示曹寅對紅色有偏嗜”（宋淇《讀曹寅<楝亭集>後》）。
（补引用宋淇书目）
周策縱先生撰《曹雪芹筆山實證》，在一一回應完證偽者的觀點後，舉出《紅樓夢》賈寶玉詩，冷吟秋色詩千首，醉酹寒香酒一杯。作為內證。結論是傾向此物“是曹雪芹遺物”“最有可能是他惟一的遺物。我們不能掉以輕心，說凡是這種東西都不足信。”（周策縱《曹雪芹筆山實證》）
羅忼烈先生在《書周策縱教授<曹雪芹筆山實證>後》也逐一回應了證偽者的質疑。
（补周策纵先生论曹雪芹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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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没人回，我点名啦，弓骑步兄，贺兰拍马兄，桓大将军兄……
先回帖，再看帖。
撤荐加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