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 - 张居正评述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2009-9-8 08:13

张居正评述

引子
引起笔者对张居正这位被历史学家与战国时期的商鞅、北宋时期王安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改革家之一兴趣的，是一部名为《万历首辅张居正》电视剧，由资深演员唐国强领衔扮演主角张居正，应该说唐先生在剧中的演技是出色的，他很好的演绎了一位不畏艰难，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形象，让作为后辈的笔者在观赏之余，不禁也被激起了一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

上篇：上位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四年，即公元1526年出生于湖北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沙市郊区。张居正的家庭并非名门望族，其父张文明，是位曾参加七次乡试不中的落第秀才。
也许是这种经历刺激了张文明，使他决心要把自己的儿子培育成国之栋梁，少年时的张居正，就很有些一鸣惊人的味道，13岁，他成为了名震荆州地区的小秀才，16岁便乡试得中，并且还得到了当时的巡抚大人顾麟的青睐，顾麟亲自解下腰间代表品级地位的犀带，赠送给了这位少年举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按规制，只有二品官方可腰围玉带。
清代小说家吴敬梓曾以他的小说名篇《儒林外史》辛辣地嘲讽这些热衷四书五经的士大夫和他们赖以成就功名的科举制，他笔下那位54岁中举的老秀才范进更是成为了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经典人物形象，小说中，中举的范进迎来的不是巡抚大人赠送的犀带，而是老丈人胡屠户的一巴掌。也许，吴老先生是以这个人物来表达个人对科举制度虚伪腐朽的洞若观火和自己时运不济的的一声叹息----年轻时他正如范进那样疯狂追求功名，但却屡试不第，最后潦倒落魄江湖----和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的经历差不多。
正如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笔者觉得也不能因此全盘否定科举制，毕竟，亦有不少人靠着它从此平步青云，张居正就是其中之一，此时的张居正完全是靠着自己优秀的学习成绩去赢得属于自己的功名利禄，，而巡抚顾麟接见他时的“礼贤下士”则从侧面证明了他的真才实学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用今天人的眼光来看待正史所记载的这一幕，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之感动，我们不能否认封建官场的黑暗，不能否认其贪污腐败成风的恶劣风气，但更不能低估儒家意识形态对封建士大夫阶层的深刻影响，否则，宋代的范仲淹不会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呐喊，清代的曾国藩也不会举着卫教护道的大旗，与他视之为洪水猛兽的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血战到底。
笔者无法了解少年张居正是以一种甚摸样的态度来看待他所经历的“鲤鱼跳龙门”，但笔者可以肯定的是，巡抚一省的封疆大吏对一位普通中举才子的殷殷真情，已经在他尚年轻的心灵中播下了经世济国的种子，否则在他一生最辉煌也是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不会顶着巨大的压力，冒着被后人鞭尸扬灰的的风险，拼命地推行他的新政，力图将他所为之效命的衰落中的帝国重新拉上中兴盛世的轨道。虽然“唯上命是从”是中国古代官场中一种常见的政治生态与处事方式，而且持这种处世方法的官僚，“不但不会出事，而且仕途官运亨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只做官，不办事。”处于帝国庞大官僚机构最顶端的张居正完全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平安度过他余下的宦海生涯，最终来一个完美的谢幕。但他没有，他选择了一条让他最终在身后身败名裂的变革之路，一往无前。因此，尽管他也是一个评论家抨击的存在种种缺陷的非完人，但其所表现出的少见的勇气，却仍然不容后人忽视。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张居正入京，顺利地通过了会试与殿试，中二甲进士，选庶吉士，这一年，他23岁。
成为了庶吉士的张居正进入了庶吉馆，庶吉馆的作用类似今天的中央党校，专门为国家培养后备官员的地方，只有经过三年的培训，通过了毕业考试之后，才能被点为翰林，或者被送到其他部门担任下级官员。
岁月如梭，转眼三年一晃而过，张居正顺利地从庶吉馆毕业，成为一名翰林院的编修，这个编修是负责编写国史和实录的七品官员，在这个位置上，他居然一呆就是十年。
张居正入仕的时期正值权臣严嵩专权的时代，《明史》载：“凡文武迁耀，不论可否，但衡金多寡而畀之。将弁惟贿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离”，而此时的张居正应该为之效忠的君父嘉靖皇帝，则自嘉靖十七年之后就已不理朝政，专心一致的崇信道教，整日与道士们一起“斋醮”----按照道教的规矩潜心修炼，实际上醉心道士进献的房中术，大臣们为获得皇帝的宠信，纷纷给以替皇帝撰写“青词”为荣，所谓“青词”是道教
举行斋醮仪式时而奉献给玉皇大帝的表文，用红笔写在青藤纸上，所以又叫青词贺表。
严嵩正是靠此平步青云，把持朝政二十年之久，《明史. 严嵩传》载，“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时人因此送严嵩一个绰号“青词宰相”。
这样的君臣，这样乌烟瘴气的朝廷，在正直之士看来，绝对是一个王朝行将覆亡的衰世之相，而决不是甚麽即将迎来“中兴盛世”的清明环境，，真不知，刚刚入仕的青年才俊张居正耳闻目睹了这一切之后，又是一种甚麽样的想法？
历史并没有给出这方面的记载，但此时位卑言轻的张居正，也只能百般讨好严嵩，还帮助他起草一些青词，因此得到了严嵩的器重，在嘉靖二十九年张居正为严嵩七十大寿所写的贺诗中，有“声名悬日月，剑履逼星缠。补衮功无匹，垂衣任独专。”这样的诗句，尽管这样的诗句被后世史家认为是言不由衷的拍马打油。但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张居正已经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史载：张居正在庶吉馆“潜求国家典故，及时务之切要剖析之，遇人多所咨询。”意思就是说张居正潜心钻研前朝政务，抓住关键，不懂之处，经常向别人咨询，经过这样一番研修之后的张居正，肯定已经明白，在自己未来无法预测的情况下，自己的仕途必须要依靠严嵩的权柄提携，从而一步步走向自己实现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的权力颠峰，尽管他此时更倾向于恩师徐阶，但按中国人的俗话，左右逢源显然要比一条道走到黑强的多，千心万苦才考上科举的张居正肯定清楚这些乡间老农都清楚的道理。
但即便这样，现实却依然让他深感“荣进之路，险于榛棘。恶直丑正，实繁有徒。”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上疏告假，回到了故乡江陵。
是甚麽原因直接导致抱负过人、意气风发的张居正竟然萌生了退隐之心？后世史家认为，有三件事值得注意。
第一是嘉靖二十八年，他平生第一次上书皇帝，将自己的政见做了简要的概括，写了一封《论时政疏》呈送嘉靖皇帝，但此时已不理朝政，崇道迷信，一心祈求长生不老的嘉靖皇帝根本不会对一个小小的翰林院编修的奏疏敢兴趣，他的上书自然是泥牛入海，有去无回。
第二件事，是首辅夏言被严嵩陷害致死。
夏言乃当时内阁首辅，他的位置一直被严嵩所觊觎，伺机弹劾，但其走上断头台的关键，却是开罪了迷信道教的嘉靖皇帝。
事情是这样的，嘉靖皇帝沉迷道教玄修，竟然荒唐到了不愿穿龙袍，戴皇冠的程度，他宁愿着道袍，头戴香叶冠，打扮成道士模样，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大臣与其一样打扮上朝，此举遭到了耿直的夏言的强烈反对，他坚持着朝服上朝，此举当然招致嘉靖皇帝的反感，转而宠信对此言听计从的严嵩。也为夏言的被害埋下了伏笔。
夏言的死，有两点令人关注，一是堂堂帝国官僚的最高长官被处死，这是明朝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一次悲剧（明朝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其二是严嵩弹劾夏言的奏疏，并没有抓到甚貘夏言的把柄与真凭实据，罪名竟然是一个正当的国防建议---由陕西总督提出的收复河套地区的主张，来作为击倒夏言的冷箭----宣称夏言为幕后主使，而荒淫无耻的皇帝竟然也完全赞同，同时下诏使用最严厉的惩罚措施----绑缚西市斩首示众，在老百姓面前，完全没有给鞍前马后效劳的帝国长官一丝颜面。
第三件事，是与张居正同科登第的兵部武选司杨继盛在一腔忠君爱国热枕的驱使下，不畏权势，不惧生死，山书弹劾权臣严嵩十大罪状。
中国古代一向有“武死战，文死谏。”的说法，武将死于沙场，文官死于谏诤是莫大的光荣。秉承了士大夫引以为豪的名节正气传统杨继盛自然也不例外，但面对嘉靖皇帝正在宠信严嵩的现实，他也就只能引颈就戮了，结果被廷仗一百，在刑部大狱关了三年，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被处死。（值得一提的是，杨继盛虽然在狱中受尽酷刑，却始终没有被屈打成招，真是一条铮铮铁骨的硬汉。）
这些事例，很容易使明眼人得出“君乱朝纲，奸臣小人横行于世，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的结论。聪明的张居正肯定更清楚，显然在这种形势下，既然不愿选择与严嵩同流合污，那也就根本不存在让他一个小人物上位并大展宏图的空间。同时作风务实，无意清名的张居正，也不会选择像杨继盛那样拿自己的性命去赌明天。那麽暂别官场，调理休养，静思良谋，以图他日，的确不失为上策。
回到了江陵老家的张居正虽身处江湖之远，一度沉迷游山玩水，阅读《庄子》，但始终没有真正忘记士大夫的抱负---治国平天下，在给朋友耿定向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大患。”这显然是他自己的雄心的自然流露，把自己看作“磊落奇伟之士”，既展示他自己强烈的信心，也表达了一种舍我为谁的气概。
在此种心态作用下，张居正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回到了京师。
很多人都知道千里马和伯乐的典故，如果将重回京师的张居正比作一匹急欲弛聘的千里马，那麽就必须要有一位能够为他提供上位空间的伯乐，否则，他就会如同很多怀才不遇的人一样，最终以郁郁而终度过平淡的后半生。
前面提过，精明的张居正很早就“潜求国家典故”，自然早就清楚“朝中有人好办事”，早在翰林院时，就已经找到并结交了这位伯乐，并成为他的门生，此人就是后来扳倒严嵩，并继严嵩之后在嘉靖末年与隆庆初年权倾一时的首辅徐阶。
当张居正在翰林院担任庶吉士时，徐阶以吏部左侍郎的身份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负责教育、辅导那些庶吉士，是张居正名符其实的业师，因此，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据史载：徐阶为人聪明机灵，有权术谋略，却深藏不露。徐阶做了两件事，为张居正的上位铺平了道路。
第一件是扳倒严嵩。
在嘉靖四十年严嵩失宠之前，他一直得到嘉靖皇帝的恩宠，在皇帝的支持下，他铲除了被他视为拌脚石的首辅夏言，狠狠的惩戒了那些敢于弹劾他的言官，使得一心想扳倒他的徐阶，也只能暂时以忍耐与委以虚蛇的态度，小心谨慎地与之周旋，当然为了应付严嵩的猜忌，有时也不得不委曲求全，---不得不将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严嵩的孙子，以政治联姻的方式来联络感情，化解两人的矛盾。
转机出现在嘉靖四十年，一向善于揣摩上意的严嵩这一次把马屁拍在了马腿上，由于嘉靖皇帝居住并修炼的永寿宫失火被焚，严嵩不知怎麽考虑，建议皇帝暂居南苑的重华宫，而在嘉靖皇帝看来，让他去住当年幽禁被蒙古放回的英宗皇帝的地方，显然是对上的大不敬。
由此，严嵩失去了嘉靖皇帝的恩宠。
面对失去皇帝撑腰的严嵩，剩下的事就好办多了，徐阶很快走出了内外结合的一招好棋，在内收买皇帝身边的道士蓝道行，让其在皇帝身边攻击严嵩。在外以御史邹应龙作为炮手，上疏弹劾严嵩，两面夹击之下，已经开始猜忌严嵩的嘉靖皇帝很快下诏将严嵩开缺回籍，将其子严世藩逮捕下狱。在把政二十年之后，不可一世的权相严嵩走终于走到了其政治生命的终点。
作为严嵩垮台的受益者，徐阶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内阁首辅，并一干就是7年，张居正的上位乃至入阁，此时已是水到渠成。
徐阶做的第二件事，是选派张居正到裕王府当讲读官。
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徐阶晋升吏部尚书，掌管了国家的人事大权，张居正的命运开始出现转折，走入了上位的快车道，先是被徐阶提升为右春坊右中允，兼任国子监（国子监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司业，前者主管太子相关事务，后者则是太学的第二把手，继而，又将其调入裕王府邸，担任裕王朱载垕的讲读官，名义上，作为长子的朱载垕按礼制将继承皇位，而作为皇储的侍从亲信，待皇储即位后，便会以拥戴之臣受隆恩-------徐阶对自己得意门生的这一安排，真是既厚道又又显深谋远滤。
其实，这个做法，倒也符合他办公室墙壁上写的一幅条幅“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以用舍刑赏还诸公论。”
言下之意，他要还政于皇帝、政府部门、公众舆论，并不想做一个严嵩那样的独断专行的独裁者。
徐阶的良苦用心已经为门生编织了锦绣前程，张居正所要做的就是不犯错误，静待出头之日的到来。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十二月十四日，嘉靖皇帝去世，十二月二十六日，裕王朱载垕登基，改元隆庆。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张居正先由翰林院学士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侍郎为三品官，紧接着，又于二月晋吏部左侍郎，同时，受恩师徐阶推荐，兼东阁大学士。
考虑到张居正在短短一年多内，就由一个五品的翰林院学士一跃成为内阁辅臣，以及长期在京中翰林院、国子监、裕王府等处修史与教书，从未有国家要害部门（如六部）以及地方基层任职的履历，同时也缺少相应政绩评估这些客观情况，可以认为张居正的确是沾了徐阶与隆庆皇帝很大的光，套用文革中的一句话，他是“坐直升机上来的！”
不过，如果仔细分析，徐阶在门生张居正的升迁问题上的深谋远滤的的确确是大大赌了一把，自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倒台到隆庆二年徐阶去职，长达7年的时间里，徐阶一直是内阁首辅，他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召张居正去六部这样的要害部门工作，一方面打理政事，另一方面增加从政经验与资历，为将来入阁打基础。但他并没这样做，而是让张居正到裕王府邸做讲读官，联络与未来天子的感情，为将来一步登天做准备，这样的做法，虽然增大了张居正上位的保险系数，但风险也是很大的，因为嘉靖有八个儿子，其中五个早夭，仅有次子载壑，三子载垕，四子载圳，嘉靖十八年（1539年）立载壑为太子，载垕为裕王，载圳为景王。嘉靖二十八年，庄敬太子载壑死了。照例应立裕王载垕为太子，但崇信道教嘉靖帝，听信道士陶仲文之言，以为二龙见面不吉，遂不立太子，这便引发了裕王与景王之间争取皇位继承人的明争暗斗，并且一直没有分出胜负，徐阶虽然倾向于作为兄长的裕王，但经过“大礼仪之争”、处死首辅夏言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朝中大臣都领教了了嘉靖帝的心狠手辣与喜怒无常，也不敢像后来万历朝大臣“争国本”那样公开为裕王摇旗呐喊，小心谨慎的徐阶自然也一样。因此太子之位一直就空悬着，直到嘉靖四十四年景王朱载圳因病去世，裕王载垕作为唯一存活于世子嗣，才最终以嘉靖皇帝的无可选择而成为储君。
徐阶的这种投机心理也反映在他对待弹劾严嵩的御史邹应龙身上，与嘉靖三十四年被处死的杨继盛不同，邹应龙是一标准的投机分子，仅仅是因为从太监或徐阶了解到皇帝已经对严嵩由恩宠变为讨厌的事实，从而抓住机会投其所好而已，说白了就是沽名钓誉，根本没有杨继盛的高风亮节。
对此，嘉靖皇帝也有所察觉，加上他对严嵩多年效命尚有感情，于是有一日诏告徐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并当应龙斩之。”也就是说，今后如果再有官员谈起严嵩父子的事情，那麽就把那个官员连同邹应龙一并处死，此事被邹应龙得知，吓得他不敢出任通政司参议之职（嘉靖皇帝在罢免严嵩的诏书中提升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后来在徐阶的调护下，才提心吊胆的去通政司上任。有史家据此认为，徐阶之所以百般为邹应龙通路子，拉关系，使他平安无事，另有隐情，生怕邹应龙经不住压力，说出其中关节（邀邹应龙弹劾严嵩父子。）连累自己。
徐阶的这种做派与处世手段充分反映了他彻头彻尾的政治实用主义的心态，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过，此类手法很大程度上被其门生与作为旁观者的张居正所继承，并在后来打击高拱与推行新政时所运用。
但这些已经是后话了，隆庆元年入阁的大学士张居正自感已经可以大展宏图了，于是上了一份《陈六事疏》，向隆庆皇帝陈述了他的政见，主要是提出了他的六条改革主张：
第一条是“省议论”，就是少发议论多干实事。
第二条是“振纲纪”就是加强法规，统一号令。
第三条是“重诏令”。就是朝廷要慎重制定政令，一旦制定后，就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做到令行禁止。
第四条是核名实，就是对于官员的任用罢免，奖励与惩罚，是否正当，关键在于“综核名实”。也就是以政绩作为官员任用或罢免的标准。
第五条是“固邦本”就是巩固国家的根本—安定人民。
第六条“饬武备”，就是加强国防建设。
比较19年前那份《论时政疏》，这一次张居正的上疏的命运要好的多，得到了隆庆皇帝的亲笔批阅：“览卿奏，皆深切时务，具有谋国忠悃，所思详议以闻。”
皇帝的良好评价让部司行动起来，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朝廷上下一度气氛热烈。
然而隆庆皇帝只是一位平庸宽厚却又醉心享乐的君主，他并没有他的祖先朱元章、朱棣等人的能力与魄力，相反他对政治没有甚摸兴趣，每每例行朝会，很少发言，仅作应付而已。在位的六年，也从来没有对朝臣发表过自己的政治主张，朝臣批评他不理朝政，他亦不理睬。
皇帝并不想励精图治，做臣子的就只能按步就班，维持现状了，《陈六事疏》所提建议，很快就因为皇帝的毫无诚意和官场的敷衍了事的风气而变成了一纸空文。
对此，张居正当然是不甘心的，他不认为个人的理想---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已经实现，所以他要努力去奋斗，去完成这个目标，要完成这个目标，他就必须坐上帝国官僚机构的最高位置----内阁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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