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水浒》：梁山地区不可能成为宋江义军的根据地

《细说水浒》：梁山地区不可能成为宋江义军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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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水浒》研究会主编的《水浒争鸣》第四、第五辑上，连续发表了四位山东作者写的《水浒》历史、地理背景探讨文章，即山东《牡丹》编辑部朱希江、周谦写的《‘水浒’文史辨析》，山东梁山县一中王衍用、王学真写的《北宋梁山地区地理环境探考------兼论宋江据梁山地区的可能性》（以下简称朱周文及王文）。这两篇文章共同的特点是从八百里梁山水泊复杂险要的地理位置，说明“它是反抗者铤而走险的理想依托”（朱周文），从而推导出梁山地区（甚至于说水泊梁山）是宋江义军理想的根据地。虽然文章中也多次说是“可能”，但实际是在说梁山地区（或梁山）就是宋江义军的根据地。
《水浒》本是一部反映北宋时期农民斗争的长篇小说。既是小说，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允许虚构。即可虚构，那么对《水浒》里梁山好汉是否以梁山为根据地这个问题，就毫无必要去探考，更没有必要为此打笔墨官司。既然朱周文中说“探讨《水浒》所描写的梁山泊宋江起义与历史真实的联系与差异，探讨古典文学反映生活的规律，这对于解决《水浒》研究中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乃至正确理解文史间的辨证关系，或许是有裨益的”。既是如此，那么，我也愿意对超出《水浒》本体研究范围的问题------梁山地区是否是宋江义军理想的根据地这个问题费一些笔墨，愿与朱希江、王衍用等四位探讨，以求教正。
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在正史、野史中是有零星记载的。比如《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云：“（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张叔夜传》云：“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樱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宋史•侯蒙传》卷第一百一十《侯蒙传》亦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等等，这是正史的部分记载。宋人所撰野史中也述及宋江起义事。如李《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六载：“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抚山东盗宋江”；李焘《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十八云：“宣和二年十二月，盗宋江犯淮阳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方勺《泊宅编》卷五云：“宣和二年……天章阁待制歙守曾孝蕴以京东贼宋江等出入青、齐、单、濮间”。另外在《三朝北盟会编》、《林泉野记》、《青溪寇轨》、《东都事略》、《王师心墓志铭》及《王登墓志铭》等史料中也都有宋江事记载。史料虽说零零星星，综而观之，我们可以理出这么个头绪：宣和元年（或在此之前），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事于河、朔（即黄河以北，今山东徒骇河东南，山东东阿，河南睢县、柏城以东地区及江苏的西北部地区），宣和三年二月，在楚、海州（即今淮南及江苏东海）被海州知府张叔夜派伏兵袭败，宋江投降。宋江义军在这短短的二、三年时间内，他们时而在淮南，时而在山东，时而“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时而又“出入青、齐、单、濮间”，“转掠十郡”，活动范围在今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河南等省的广大地区。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么个结论：宋江起义军是一支不曾建立任何根据地的、流动作战的游击部队。如果像《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据以长期地进行武装斗争的地方”就叫“根据地”（王文中借用此说），这就恰恰说明梁山地区不可能成为宋江义军的根据地。因为宋江义军“转掠十郡”，而不是“长期地”“据以”这个地方，既不可能“据以长期地进行武装斗争的地方”，又何能称为根据地呢？
既是如此，四位山东作者的论文又是怎样来论证梁山地区或水泊梁山是宋江义军的根据地的呢？综合起来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从地理的角度论述梁山地区的险要地形。关于这一点，王文可说是论述的再详细不过了。王文先从梁山及附近诸山的形成和概况，论述到梁山泊的形成及其概况，再从丰富的资源、险要的地形，论述到北宋时期的梁山地区是农民起义的理想根据地。故此，王文最后一节明确指出：“北宋时期的梁山地区，水阔山险，地形复杂，位置重要。经济上，具有丰富的生活资料来源；军事上，进便于出击，守利于防卫，退易于转移，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军事要地，是起义农民据以同北宋王朝进行武装斗争的理想根据地。正因为梁山地区具有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所以北宋时期借居梁山地区反抗北宋王朝腐朽统治的不计其数。《宋史》上不乏‘梁山泊多盗’，‘梁山泊素多盗’，‘梁山泊渔者习为盗’的记载。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宋江据此起义，但当时的史料却提供了‘宋江寇京东’，‘出青、齐、单、濮间’的活动区域，正是属于京东西路，又恰恰处在青、齐、单、濮州包围之中。在这一地带，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象梁山地区这样有利的活动场所。宋江之所以能以少数人坚持同北宋王朝相对抗，使‘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官军莫敢樱其锋’，若不是借助梁山地区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环境，是根本不可能的。史载宋江‘其才必过人’，应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总之，从北宋时期梁山地区的地理位置环境来看，我们认为宋江据此起义是可能的。”
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北宋时期的梁山泊号称“方圆八百里”，实际上它南自今巨野县城北二十余里，北抵梁山县斑店一带，东南达嘉祥县梁宝寺附近，东北到小安山东部，西逾今之黄河二十余里，形状为南北狭长，方圆约四百余里。水泊之中，有占地3.54平方公里、海拔高为197.9米的梁山，加上附近的凤凰山、龟山、土山，占地总面积仅十余平方公里。据王文说：“梁山地区的水陆交通也比较便利。向西南可沿五丈河进击北宋的都城东京；向东南可沿南清河进击单州、徐州；向东北可沿北清河进击齐州、青州；向西北可以从陆地进击北京（大名府）。”因之“宋江等人要四方进击，进退可靠，就必然在青、齐、单、濮这片广阔的战场上找一处有险可守，进退自如的根据地。那么，位居四州中心地带的梁山泊，当然是最理想的去处了。况且，在这一带可以凭险而居的也只有梁山泊一处”（朱周文）。这就很清楚地说明梁山泊是宋江义军的根据地，而梁山水泊之中可驻足又仅有梁山了。
梁山的地形的险要，的确有利于农民起义，但四位山东作者只看到了有利的一面，没有看到不利的另一面，而这有利的一面恰恰又产生了这不利的一面。首先是梁山泊离北宋京城汴京（即今开封）较近，既有进击之利又有被剿之弊。它既构成了对京城的威胁，又加速了朝廷对它的防范和镇压。为了京城的安全，朝廷历来对这一带地区防范甚严，其任命的知府或知州一般要由“两制以上的臣僚”担任，而且有的还由皇帝亲自遴选（见《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八一）。朝廷通过这些得力的地方官控制这个地区。而这些地方官一般又兼有京东西路安抚使的头衔。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干”，他们又常以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来报答皇帝的恩宠。所以担任这一带的地方官大多是战绩彪炳、多谋善断之人。《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四二七载：“蒲宗孟以郓多盗，疼诛锄之，所戮不可计。”另外如张奎“数月捕诸盗悉平”，李璋“信尝罚擒捕，盗为衰也”，刘温舒因“用心督捕”，曾受到朝廷的嘉奖。洪迈《夷坚乙志》卷六中载：宣和六年，梁山泊又掀起一次农民起义，很快就被朝廷残酷镇压下去，起义群众一次被杀就有五百余人。官军的严密防范、地方官吏的残酷镇压，就逼使宋江义军无法在此立足。其次，梁山泊水陆纵横，相互为用，既然“军事上，进便于出击，守利于防卫，退易于转移，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军事要地”，那么这个“战略性的军事要地”也就必然为官军所用。因为这些军事上的有利之处，也可以说是官军在军事上的有利之处。“梁山泊多盗”这是历史真实，而累次起义都迅速被镇压下去这也是事实，这就充分说明：梁山泊不是义军理想的依托。如果说梁山泊是理想的根据地的话，史实上的宋江起义就没有必要到处转移。再说梁山泊沟通黄河、运河，是北宋重要的交通要道，正因为交通方便，就造成易攻难守之势。四位山东作者说梁山泊水势浩大，情况复杂，官兵一般不敢进入，而且又可借助险要的梁山负隅抵抗，但是请不要忘记宋代的造船业是相当发达的。《水浒》里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船只，特别是高太尉讨伐梁山时，请叶春设计建造的大海鳅及小海鳅战船，每只只能容百人至树百人，外用竹疤遮护，既可避箭火，又可在船面树立弩机，官并凭借这些战船在泊中就可畅通无阻，更何况北宋时还专门设立了制造火药的火药局，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运载武器------火箭。《水浒》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述：轰天雷凌振打梁山时就用了三种火炮：风火炮、金轮炮及子母炮。吴用以为“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多。宛子城离水又远。总有飞天火炮，如何能够打的到城边。”谁知凌振只放了三炮，“两个打到水里，一个直打到鸭嘴滩边小寨上”，使“众头领尽皆失色”，可见其射程之远。从书中“天崩地陷，山倒石裂”八字看，其杀伤力之大可想而知。据王文提供的资料：梁山寨仅只是个197.9米高，占地仅3.54平方公里的矮小孤山，朝廷官军利用其巨大战船及其火炮攻击，宋江义军在梁山之上是难以藏身的。再次是，地形险要之处往往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就难以成为某一方面的根据地，加上交通一便利，作为起义军的根据地就难上加难。从古今事实看，某一地区要成为起义军的根据地，先决条件是交通一定闭塞，是敌方守备的薄弱环节。江西井冈山根据地如此，陕北延安根据地亦如此。而梁山泊正恰恰是北宋王朝防范的重点地区，交通又极为便利，我认为它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宋江义军的根据地的。
第二，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论证。关于这一点，在朱周文的第二部分述之备矣。朱周文在这一部分，以先立论，后驳论的论证方法来确立自己的观点的。在立论部分，朱周文首先提出“已为人们发现的明确记载宋江起义曾驻扎梁山泊的材料”，即元初陈泰《所安遗集补遗》中的一段记述为依据，然后用推理的形式，从三个方面推导出结论。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个“理”，还是推不出来。我们不妨看看朱周文认为“已为人们发现的明确记载宋江起义曾驻扎梁山泊的材料”。材料曰：“余童卯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过梁山，泊舟，遥见一峰，嵽嵲雄跨。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处……’。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江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请注意文中的“闻”字，闻者，听说也，听说之事怎能信以为真呢？“此安山也。昔宋江□事处……”也是闻“篙师”所言。篙师者，船工也。“篙师渔夫世代生活与此”，但其所言又怎能替代史料呢？如果按朱周文的见解，“流传于他们之中的故事是可信的”，那么，今阳谷县城东南三十五华里的景阳岗，立有“武松打虎处”碑，阳谷县十字街首有“狮子楼”，我们就能确认真有武松打虎、斗杀西门庆这样的故事是历史事实了？！梁山义军中就真有武松其人了？！现在梁山黑风口塑起了李逵像，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李逵是梁山义军将领之一？中国类似的民间传说很多，后人为了纪念它，往往喜欢假事真做，如果我们把这些都当成了可信的材料，那就无所谓历史，更不用考证了。再说陈泰生活的年代虽距宋江起义仅百余年，但陈泰毕竟是词曲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所著的《所安遗集补遗》是文艺作品，而不是史书。何以见得呢？朱周文在引用这段“可信”的“材料”时，省略了两段文字：一是朱周文引文前省略号文字为：“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二是“始予过此，荷花弥望，今无复存者，惟残香相送耳。因记王荆公诗云：‘三十六陂春水，白首想见江南’。味其词，作《江南曲》，以叙游历，且以慰宋妻植荷之意云。”很清楚，朱周文中引用的这段文字，本是陈泰为其《江南曲》所写的序言。作《江南曲》只不过是因过梁山，闻篙师所言，味王荆公诗，而叙游历所作，这怎能算是“明确记载宋江起义曾驻扎梁山泊的材料”呢？更何况篙师自己还错把距梁山十余里的“小安山”当成梁山。再说朱周文在驳论部分明确指出：“我们决不应把作为当时说话人底本的《宣和遗事》当作史书对待”，因为“这是属于文艺作品，属于‘文’而不属于‘史’的范畴的东西。”这个说法我认为是对的。既是如此，陈泰的《所安遗集补遗》也是属于“文”而不属于“史”的东西 ，何况陈泰在文中很慎重的用了“相传”两字，籍以说明此为不属于“史”的范畴。朱周文又为何当“史”来看待，这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
朱周文的这个立论观点站不住脚，其他三个方面也就无理可推了。朱周文说：“宋江起义前和起义后均有人在此安营落草”。这并不能说明宋江就在梁山起义，并以此为根据地。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宋江可能在此起义或义军到过梁山。朱周文说：“宋代的不少文献曾明确说明宋江等人活动与山东梁山水泊周围。”宋代的不少文献的确是说明宋江等人活动在山东梁山水泊周围，但没有“明确说明”宋江等人活动在梁山。再说梁山周围地域如此之大，如果说其活动过的地方都可称为宋江义军根据地的话，那就无所谓要根据地了。再次是宋江在梁山水泊周围活动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不长的时间内，又“出青、齐、单、濮”，“剽掠山东一路”，又怎能说其有根据地呢？“从宣和年间北宋官吏的调动也很能说明问题”，这是朱周文的第三个推论。朱周文在引用了《宋史•侯蒙传》后，明确指出：“这位资政学士的招安建议获皇帝的赞许，接着便派他去东平府（亦称郓州）上任，干什么去呢？显然是完成招抚宋江使命的。东平府在梁山的东岸，宋江等当时在梁山泊为营是无疑的。”这个说法就太武断了。这只是朱周文的推理，推理是不能代替史实的。说其武断，一是皇上派他去知东平府“显然是完成招抚宋江使命的”，《宋史•侯蒙传》中没有这个意思；二是东平府一度为京东西路安抚使的驻所，东平府曾列入大都督府的级别，辖六县，而东平府一带，又是“多盗贼”地区，为了京都的安全，加强这一地区的领导，宋代历朝都非常重视此地官吏人选，派侯蒙这个资政学士去知东平府完全符合他的身份，属于正常调动。所以，我们也就不能同意朱周文的说法：因侯蒙调东平府，东平府又在梁山的东岸，“宋江等当时在梁山泊为营是无疑的。”
朱周文在驳论部分的有些理由也是不能令人同意的。比如朱周文说：“有人以《宋史》没有明确记载而否定宋江起义在梁山泊，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完全站的住脚。我们论证历史事实是绝对离不开史料的，不以史料为依据，就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就无法论证。“《宋史》中没有专门记载过宋江等人的活动”（朱周文），这是事实。如有这方面的专门记载，我们今天也就无须商讨了。但是我们可以从《侯蒙传》、《张树夜传》和《徽宗本纪》及其他史料中，还是可以间接找到宋江起义大概的轮廓：宋江起义，自始至终没有建立名号；而其战略方针是流动作战，不曾建立根据地，也不曾有过较为固定的临时战略驻地，随战事情况而四处奔走，故而被官军污蔑为某一地区的“盗”“贼”。宣和元年，活跃在京东西路，先被称为“河北贼”（《王师心墓志铭》），后又称为“京东贼”（《王登墓志铭》），“山东盗”（《皇宋十朝纲要》），宣和二年又向东流动到京东东路，《青溪寇轨》、《泊宅编》中又称其为“京东盗”。由于宋江等人用游击战术，对付强大却又十分分散的官军，取得了节节胜利，造成“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这样的影响，朝廷于是派曾孝蕴镇压，逼使宋江义军向沂州运动，又遭到沂州知州蒋园的围剿，宣和三年初，宋江义军又从沂州转向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北），又被称为“淮南盗”（《宋史》、《京都事略》），后来又向东挺进沐阳，又遭县尉王师心的阻击，最后在海州为张叔夜所擒。从以上大概轮廓看，宋江义军经常转移，这就充分说明他们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如象朱周文所言，梁山泊“可以凭险而居”，那又何必要经常转移呢？《宋史》等史料，没有一处提到宋江义军占据梁山泊，我认为这就是铁证。
又如，朱周文在批驳有人断言宋江起义发生在太行山时，一方面指责说：“我们决不应把作为当时说话人底本的《宣和遗事》当作史书对待”，另一方面自己又吧元人陆友《提宋江三十六人画赞》写的内容当成史料，说成是“明确记载宋江起事在梁山泊的材料”；一方面说“史料上有宋江等占据梁山泊的确凿记载”；另一方面又不能举出“确凿记载”，虽举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一句，又把原文“政和中，剧贼宋江结寨于此”改为“宋政和中，宋江结寨于梁山泊”。清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的确是较有权威的历史考证专著，然而对宋江结寨梁山泊，前人史料中找不出依据，顾祖禹写下这句，又不做注释，不能不使人生疑。
朱周文还化了好大力气，列表说明历史人物活动抵御情况。我以为余嘉锡、王利器二位老先生的这些考证，主要是说明《水浒》“作者以卓越的才能，把自己直接或间接得到的真人真事，通过合理加工，压缩到宣和三几年间，突出地刻画了若干个别的形象，更成功地描绘了若干个别形象的性格，通过这些典型人物，去歌颂和发扬人民丰富的斗争生活经验，反映现实的社会意识和历史趋向”的（王利器先生《“水浒”的真人真事》）。而不是用来证实宋江起事在何处的。再说就是从朱周文中列举的历史人物及其活动范围来看，也无法统一到梁山泊来。

《细说水浒》： 唐牛儿和郓哥

《细说水浒》： 唐牛儿和郓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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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作品就好比是一盘菜，主要人物就好比是这盘菜中之主料，那次要人物就好比是这盘菜中之辅料或调料。次要人物是为主要人物服务的。要抄出一盘可口的好菜，主料齐备了，没有这辅料或调料，厨师手艺再高，这“巧姐也难为无米之炊”，也难炒出这盘好菜来。同样，没有这次要角色，主要人物的性格无从表现，次要人物写不好，主要人物性格也展示不好，没有次要人物，主要人物的故事结构，性格发展就脱节，就难完成。这唐牛儿和郓哥就是这样两个次要人物。
     唐牛儿和郓哥是《水浒传》仅有的两个少年形象，他俩年龄相仿：年方十五六岁。职位相同，都是小商贩：一个卖糟腌，一个卖果品。两人又各有一个靠山：唐牛儿常常得宋江资助，“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的几贯钱使。宋江要用他时，死命向前。”而郓哥，“时常得西门庆赍发他些盘缠”，常“赚得三五十钱养活老爹”，两个性格又有两点相似：乖巧、油滑。两人在《水浒传》里所遇之事也大致相同，然而两人因经济负担，社会阅历有别，性格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唐牛儿孤单一人，无牵无挂、又无人管束，“只是帮闲”，也正因此沾染了一些坏习气，如赌博。而郓哥家有老爹，他卖果品谋生是为了养家糊口，颇有孝心。两人都因寻靠山挨了打。唐牛儿明知宋江的“外宅”阎婆惜偷人养汉，虽说他对阎婆惜这行为大为不满，但并不愿揭发。就是挨了阎婆的打，他恨的咬牙切齿，发誓“我不结果了你，不姓唐”也仅是吹吹牛、说说大话而已。就是在这种气愤情况下，他既不打算去捉奸报仇，也不向宋江告发。最后宋江杀阎婆惜被阎婆在县衙门前揪住不得脱身，唐牛儿见此情景，想起自己被阎婆扭打的“一肚子鸟气”，才冲过去，“把婆子手一拆，拆开了，不问事由，叉开五指、去阎婆脸上只一掌，打个满天星，那婆子昏撒了，只得放手，宋江得脱，往闹里一直去了。”唐牛儿此时并不是有心救宋江，完全是报阎婆惜打他之私仇。不信，以上有言为记：当阎婆抓住他叫道“宋押司杀了我的女儿，你却打夺去了”。他这才慌了，忙说：“我哪里得知！”如果唐牛儿当时知道宋江杀人，宋江虽是他的“孤老”，我想他也决不敢插手打阎婆，放走凶手。这就是唐牛儿在这复杂的社会里养成的“尖刁促狭”的帮闲性格。在这一回书中，平日里宋江是他的“孤老”，关键时刻他却成了宋江的“救星”。他之所以无意救宋江是因为他赌博输了钱，想找宋江要几个子儿，解决“喉急”。这阎婆不但断了他的财路，反把他打了。有了这个前因，才出现后面打阎婆，让宋江逃脱的后果。没有这个因果，这一出戏就难演了。
郓哥则不然。他寻找西门庆是为了“赚得三五十钱养活老爹”。为达到这个目的，他虽象唐牛儿一样，与王婆油嘴滑舌地纠缠，但是挨了王婆打后，他不是象唐牛儿那样说大话，吹牛皮，说什么要结果阎婆之类的话，而是下决心揭发王婆这“做牵头的老狗”。他说到做到，在街上寻找武大，用言语奚落、激将武大，然后又出计与武大一同去捉奸。郓哥的这个举动虽与唐牛儿一样，“也不为武大，也不为西门庆，只是要出王婆这口气”，报“一头大栗暴凿”之仇，完全是夹杂着个人意气的得失计较。但比唐牛儿泼辣、果断、敢为。当武松找上门来，他“也瞧了八分”。他知道这个忙是一定要帮的，于是，提出了一个条件：“我的老爹六十岁没人养赡，我却难相伴你们吃官司耍。”这真是大实话。如武松所言：“你虽年纪幼小，倒有养家孝顺之心”。当武松拿出银子给他安家，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时，他顾不得个人的安危得失，又不象唐牛儿那样不问是非，也不考虑西门庆往日的小恩小惠，而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如实地提供自己所掌握的奸情，最后还勇敢地为武松作证。郓哥虽有钻营、油滑、撒泼等小市民习气，但还是能辩是非、分曲折、爱憎分明，坚持正义的美德。更可贵的是不为小恩小惠所惑而颠倒黑白、好歹不分。这点，不但唐牛儿无法比拟，恐怕连人们喜欢、歌颂的好汉武松也望尘莫及。郓哥这个次要人物的设置，正像一根针一样，串起了激将、捉奸、作证及以后武松告官、杀人等情节，同时又展示出“虽年纪幼小”，还敢仗义执言这个小人物的品质。没有他这个“辅料或调料”，武松要炒的这盘大菜也就索然无味了。

《细说水浒》 ：武大、烧饼及其他

《细说水浒》 ：武大、烧饼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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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罢了强者武松，也该写写弱者武大了。这兄弟两虽是一母所生，差别也太大了。“武松身长八尺、仪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如何打的那个猛虎？”而“这武大郎，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清河县人见他生的短矮，起他一个浑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武松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赤手空拳就打死猛虎，为报仇敢杀西门庆、蒋门神、张都监全家，杀后居然敢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八个血字，堂堂正正，敢做敢为的好汉。而武大呢，是个本分、隐忍、懦弱的人。连潘金莲都说他“忒善人，被人欺负。”不是吗？某大户把潘金莲白白的送给了他，这本是对潘金莲的惩罚，却给了武大郎招来“横祸”。就因为这老婆有几分姿色，一些好色之徒常来打扰，逼的他在清河县无法安身，只得“逃”到郓城来避一避，希望能过比较安安静静的日子。谁知到郓城，也难逃色网。就是捉奸被西门庆踢成重伤，在求生不生，求死不死的情况下，说他是可怜兮兮地吩咐，不如说是苦苦乞求更为准确：“我死自不妨，和你们争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须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归来，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怜我，早早伏侍我好了，他归来时，我都不提……。”这话显得他多么厚道、老实、又多么窝囊，忍让，屈辱到如此田地，最后还是被害死。由此足见，在弱食强食的社会里，光靠老实、安分是不能守己的，是难以活命的。武大郎是值得同情的。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人，死了人们还不知其名，《水浒传》中其死后灵牌上也只写“亡夫武大郎之位”几字，真是可悲。
武大郎的故事集中在《水浒传》第二十四回至第二十六回里。这三回书里写了他遇弟、捉奸、被害三件事。叫什么名字，书中从未交代。武大郎有没有名字呢？有。电视连续剧《武松》里，他死后的灵牌上就写着叫“武植”，可惜仅短短的一个镜头，又一晃而过，未能引起观众注意。武植这个名字从何而来呢？他来处有二：一是我国另一部古典小说《金瓶梅》，书中就明与他叫“武植”，另一来自武大的故乡，河北清河县。手中正好有一张一九八九年十一期《湖北青年》的剪报，说了武大的身世。虽然离谱，不妙照抄一段，以娱读者。剪报上云：大郎武植系清河县武家那村人。据传，他自幼崇文尚武，人力超群，因而，少年得志中了进士，在山东阳谷做了知县。曾资助过武大郎的一位同窗好友因怀才不遇，家境日渐贫寒。于是，千里迢迢来投武大郎欲谋一官半职，摆脱困境。开始，他受到盛情款待，可过了半年也没听其提及做官之事，他便认为“武大郎真乃忘恩负义之辈，”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在回家路上，他编写了许多谩骂讽刺武大郎的小故事、歇后语，见村贴村，逢店贴店，于是乎，沿途传遍了有关武大郎的粗俗之词。谁知，待他回到家中，武大郎早已托人送来了银钱，帮他修房盖屋，置买良田。这时，他才发现武大郎决非知恩不报，而是不搞以权谋私。他发疯似地返回原路去撕自己贴的纸条。但是，悔之晚矣。这些东西就象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加上一些文人墨客借题发挥，因而一传再传。这毕竟是传话，不足为据。武大名武植可供参考。
在《水浒传》中武大郎是个卖炊饼的。炊饼如何做，书中没有交待，但从武松出差前对哥哥的叮嘱，我们可知一二，哥哥“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你从明日为始！只做五扇笼出去卖。”这炊饼是用笼屉蒸出来的，所以又叫“蒸饼”、“笼饼”。饼乃古代面食的通称，炊饼既是蒸制而成的面食，就可能是类似今日的馒头、发糕之类食品。据宋人顾文荐《负喧杂录》中考证：炊饼因蒸制而成，宋叫蒸饼，即今之馒头。到宋仁宗时，因宋仁宗叫赵祯，这“祯”与“蒸”谐音，为了避讳，宋人就把“蒸饼”改叫“炊饼”了。

《细说水浒》：浔阳江张顺早生

《细说水浒》：浔阳江张顺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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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里的浪里白条张顺，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人的。他的身世与《水浒传》里完全不同：既不是江州的鱼牙贩子，也没有能在水底伏七天七夜的本事；即不是死在杭州涌金门下，更不是水泊梁山上的一员头领。如果寻求其共同点的话，唯一相同的就是都死在战场。
历史上的张顺，是一位农民出身的南宋爱国将领及民族英雄。他的英雄事迹，在南宋确实轰动一时，像《宋会要辑稿》、《齐东野语》及《西湖二集》等书中都有记载，而且有些神化，就连《宋史》第四百五十卷还单独有《忠义张顺传》。综合过这些史料，张顺的史迹概是这样的：南宋咸淳三年﹙公元一二六七年﹚，元军围困襄樊，一围五年，使襄樊城军民弹尽粮绝、危在旦夕。为解襄樊被破之急，朝廷出重金征募得敢死将士三千人，张顺及张贵自告奋勇率队，乘轻舟百艘，漏夜三刻出发，径犯元军重围。行至磨洪滩，遇敌船数百艘拦住江面，而且敌船船船铁索相连，水中又载木桶无数。欲救襄樊，首先必破此封锁线。张顺见状，一舟当先，斩铁索、拔木桩，转战百二十里，抵达襄樊城下。城中军民闻援军到达，人人振奋，内外夹攻，苦战多日，打破重围，击退元军。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独独不见了援军主将张顺。几日后，江中浮尸朔江而上，披着甲胄，手执弓矢。大家才发现是张顺，打捞上岸，只见他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葬在襄阳城外，立庙记之。这些记述虽有神化之处，但大体如实。
    有趣的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却以历史上的张顺故事为原始素材，移花接木地处理为梁山上的水军头领，又添加了许多本事、故事。比如全身肌肤雪白、水性最好、战功卓著，活捉过挑拨是非、陷害宋江的闲判官黄文炳，生俘过围剿梁山泊的死对头高俅。打方腊攻杭州时，他从水中摸过西湖，欲从水底潜入城去。不料却中了方腊军队的埋伏，“只听得上面一声梆子响，众军一齐起。张顺从半城上跳下水池里去，待要趁水没时，城上踏弩、硬弓、苦竹箭、鹅卵石，一齐都射打下来。可怜张顺英雄，就涌金门外水池中身死。”后来作者也将张顺神化，被西湖震泽龙君收做金华太保，留在龙宫为神。这点又与历史上的张顺有雷同之处。历史上的张顺殉国于公元一二七二年，而按照小说时间的推算，《水浒传》中的张顺牺牲的时间则是在公元一一二三年，整整让他早出世了五十一年。

《细说水浒》：张天师及罗真人

《细说水浒》：张天师及罗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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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师及罗真人是《水浒》里的两个“神人”。张天师“虽然年幼，其实道行非常。他是额外之人，四方显化，极是灵验。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这代祖师，号曰虚靖天师，性好清高，倦于迎送，自向龙虎山顶，结一茅庵，修真养性”，“能驾雾与云，踪迹不定”；而这个罗真人是个老道，不但法术通天，能呼唤天神，亦能知卜未来，葫芦在他手里也能变成人，真是人间天仙。
历史上是确有张天师及罗真人的。但是两个人都是凡人。由于被后世统治者有意地加以神化，因此也就分别成了仙、神，而脱离了人世间。说他们升了天，似乎又太脱离广大民众，让他们夹杂在民众之间又太俗气，于是让他们都隐居在深山之中，过着半人半仙的生活，就更能迷惑人了。据《龙虎山•张天师传》记载：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就是在宣德元年（公元一四二六年）中秋夜，极欢酒阑之时，被雷电击死的。如果天师真是活神仙的话，岂能被雷电击死呢？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吗？历代张天师之所以如此走红，有两个原因：一是其道义提倡“忠孝”和“佐国护民”，这个道义有利于当权者的统治。自东汉张道陵创立道教以来，这个道义越来越受当权者青睐，故此道教的负责人，封之为“天师”，既冠以“天”字，身价就高了，神秘的色彩自然而然地添加了，神化了。而且此尊号其后代可以世袭，就出现了各代的“天师”。只要有此尊号，理所当然就是半仙半人了；二是宣扬学道可以长生不老，得道可以升天，这更颇得历代帝王所崇奉。他们巴不得自己可以长生不老，永坐江山。象唐玄宗、唐僖宗及宋徽宗都笃信神灵，想求长生不老之术，于是就大肆信奉道教，大封张天师。元顺帝为挽救元朝灭亡，幻想张天师能祈神明保佑，也求助于张天师。朱元璋称帝前，因杀人太多，心有所愧，恐上苍降罪，也求张天师替自己发了“上天奏词”，了却心病。宋徽宗自称是“教主道君皇帝”，命人编写了不少道教经典分发至全国，并在福宁殿侧专门建造了玉清和阳宫，在全国各地兴建了不少道观。历代帝王如此重视、推崇，谬误重复千遍还成了真理了，张天师才会由人被吹成神了。
那么，张天师是何许人也？据《笑道论玄》一书载：东汉顺帝时，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五斗米教道”，奉老子为教主，自己奉为“天师”，其子张衡为“嗣师”，孙子张鲁为“系师”。张鲁的儿子张盛游方至江西信州（今江西贵溪）龙虎山，就在山上建道观，成为天师门的永驻之地。道教认为天中之尊者为三清：即玉清宫道法天尊、因清宫灵宝天尊、太清宫道法天尊。因上清宫是道教崇敬的仙居之所，故上清宫作为道教宫观名称，也成为历代“天师”们世居之地及祀神之所。历代“天师”在此繁衍，因可世袭，这样一代代就成了“天师”。
罗真人也是个凡间老道，亦是道教门人。大概也是宣扬道教教义有功，颇得统治者器重。但是因为其不姓张，就不可能成为天师，只有被“委屈”地当上了“真人”。据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中云：“绵州罗江有罗璝洞，昔罗真人，名璝，修道上升之所在，祷之，灵无不应。后太平兴国五年，洞上时闻因乐之声，时见车辙之迹。地方官吏奏闻于上，诏赍香设醮”。可见罗真人，名璝，原是四川罗江县一个修道之人。《水浒》里说他是宋徽宗时人，居蓟州九宫山二仙山，显然又是张冠李戴之事了。至于他的其他情况，笔者手头资料匮乏，就无从查考了。

[quote]原帖由 [i]弓骑步[/i] 于 2006-7-6 09:29 发表

朱仝这个人不简单，排天罡第十二位合情合理。
1、恩情深厚。连续私纵晁盖、宋江、雷横，美髯公的人脉之广，毋庸赘言。
2、手腕高明。不管是在老窝郓城县还是在异乡横海郡，朱仝时时地地受人喜爱。他不仅外表出 ... [/quote]
弓兄说得好啊！
此数语一出，美髯公无须再评矣！

[quote]原帖由 [i]弓骑步[/i] 于 2006-7-7 14:29 发表
某家觉得一百零八将的存在仅仅彰显了神秘数字在中国文化中的深远影响罢了，也就是其二那个原因。其一素材的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原本就是天罡数、地煞数的体现，怎么能够反因为果呢。其三反叛精神云云，更不搭界 ... [/quote]

哈哈，看弓兄妙论 感觉真是爽呆呆~
最难得的是，无须刻薄极端之词，同样令人感觉酣畅淋漓~

[quote]原帖由 [i]弓骑步[/i] 于 2006-7-8 12:56 发表

介个[b]……[/b]介个[b]……[/b]:blink:林扈配怎么就是低级趣味了呢，某家也很希望这样啊。:P [/quote]
庸俗 实在是庸俗，和和

[quote]原帖由 [i]马岱[/i] 于 2006-7-8 11:36 发表
跟王伦相比，宋江的做法当然是高明了，但并不是真正的高明。
排资论辈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特别是山寨的组织结构雏形已经建立，每次的新到人员相对于老人都是少数的时候。
排资论辈有利于保持老员工的稳定，让 ... [/quote]

马岱兄言之成理。但现在的公司的人事政策，无论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欧洲的(日本
除外)，大多都与宋江如出一辙，那就是，老员工虽于公司有功，但有经验有能力的
新人一进来就跟老员工平起平坐甚至还压老人一头。
现代公司这样做，还是有其道理的。毕竟老员工干久了，容易滋生惰性，也容易形
成固定思维模式，这两点都不利于公司保持竞争力，所以需要借助新人的热情活力
和innovativeness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
但宋江这么干，理由就不那么充足了。现代公司这么干，预设前提是公司能不断从
人力市场上聘用新人。可宋江早就知道凑齐一百单八就该鼓捣招安的事了(九天玄女
的懿旨)，不能再招新人了，所以他还老拿新人压旧人，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呵呵，煮公好久不见。朱仝是某家最喜欢的梁山好汉之一，所以跳出来为他分说一番，老调重弹，没说出啥新意来，听了你的赞扬，有些脸红啊。:wub:近来重读《镜花缘》，在研究后半的那些花样，家里的《水浒》都发霉了。:lol:

[quote]原帖由 [i]弓骑步[/i] 于 2006-8-14 13:19 发表
呵呵，煮公好久不见。朱仝是某家最喜欢的梁山好汉之一，所以跳出来为他分说一番，老调重弹，没说出啥新意来，听了你的赞扬，有些脸红啊。:wub:近来重读《镜花缘》，在研究后半的那些花样，家里的《水浒》都发霉了 ... [/quote]
镜花缘？30年前家父读时随手翻过几页，就又去看水浒去了。没办法，还太小~ 现在
么... 又老了，还没读过，惭愧啊惭愧~
弓兄要评这个，建议你去西西找你雪个JJ~

[quote]原帖由 [i]灿烂海滩[/i] 于 2006-7-3 09:20 发表
《细说水浒》：梁山英雄排座次的原则是什么
                          -----兼与曲家源先生商榷
                   灿烂海滩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在农民起义队 ... [/quote]

同意楼主关于“排名是考虑综合条件的结果”之观点。
但一些具体细节却值得商榷。

1 关胜上山前从来就不是宣赞的下属。
关胜在被宣赞举荐并被授领兵指挥使之前，官职为蒲东巡检。查宋史同时根据水浒
情节推测可知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上校正团。
被授领兵指挥使后 官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少将正军 (“少将”原误作“少校”。多谢密林兄提醒)。

2 楼主为证明关胜能力过人而举出力战林秦这一战例。在下以为这个证据不太有说
服力，因为林冲刚一出手夹击，关胜那边儿就抗不住了。此战根本看不出关胜哪里
比林冲呼延强来。关胜真正有说服力的战例是战索超和后来征辽平腊的单挑表现。

要证明关胜能力过人其实不难，只要举他战阵指挥能力就可以了。与呼延征梁山相
比，呼延拥有装甲集群和导弹专家，关胜可没有这些高技术军种，但关胜依然得与
梁山形成对峙态势。而且关胜还用计生擒了张横+小七。呼延林冲从未表现出过这些
能力。
所以，关胜单凭指战能力和乃祖盛誉，压林冲一头没什么不合理的。

楼主辩驳曲文的部分 我深表赞同。

[[i] 本帖最后由 煮酒正熟 于 2006-8-20 12:16 编辑 [/i]]

关于梁山座次排名，我首先承认它是天意。因为我们读的是小说，还是应以小说所述
为大。硬说什么那个座次排名是宋江吴用捏古好的，这种分析和评论方法不是严肃
认真的方法，因为这个说法在小说中完全得不到任何证据支持。这种过于随意主观
的分析方法实在不足取。

在承认座次是天意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从我们“人”(而不是天)的观察角度
来分析一下，这个天意排名究竟有没有道理。

我以为，总体来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觉得这个座次排名是综合人物各方面“资本”的结果。具体来说就是：
1 功劳(私纵第一代领导核心就是首功一件)
2 上山前的江湖地位或官场职位
3 才能(武艺、智谋等)
4 上山前的江湖声望(属于政治资本)
5 有无明显品行缺陷(当然是以当时的江湖中人的标准来看。孙立就吃亏在这个上面
)
6 与宋江亲疏
7 其他(比如师徒关系。排名时会刻意拉开师徒之间的名次)
------------------------------------

由于孙立属于江湖品行有重大缺陷，因此无缘天罡正位，但为了安抚拉拢孙立集团，
就将二解硬拔了上来，算是给这个集团一定补偿。
很显然，二解能力不堪重望。他们不过是政治平衡的产物罢了。
黄信大概吃亏在他是秦明的徒弟上了。卢俊义有奇功于山寨 且武艺天下第一 入伙
前地位也至为显赫，坐了第二把交椅。他的徒弟燕青论综合能力绝对是前20位的(其
实燕青武艺并不出众，但其他能力很出众)，却只将将占住天罡末席。这么一看，黄
信作为秦明的徒弟，综合能力又不如燕青，跌出天罡 位列地煞，也就没什么可奇怪
的了。
朱武吃亏在上山前的第二把交椅这个问题上。第一把交椅的史进不过排在天罡中下
游，朱武跌出天罡也属正常。

地煞其他有重要才能的人物包括：凌振、安道全(御医的干活？)。时迁顾大嫂勉强
也算吧(出色的牒情人员)。凌振火炮的作用在梁山作战中并不关键，而御医历来地
位都不高。至于两位牒情人员，天罡里的石秀这方面更为出色...

地煞里最容易让人忽视的能人其实是樊瑞。这家伙一身好武艺，又会道术，上山前
又是一寨之主，入选天罡本应无问题。可惜的是这家伙的野心令任何领导者都颇为
忌惮，所以不仅跌出天罡，而且地煞排名也只是个中游，排在许多能力不如他的人
之后。

天罡里明显占了与宋江关系铁这个便宜的有：戴宗(他那个神行能力我觉得比凌振的
火炮还次要)，雷横，穆弘。
沾了兄弟光的有：张横、阮小五。
这几位入选天罡都不硬气。二解就更不用说了。

回复 #133 煮酒正熟 的帖子

[quote]
被授领兵指挥使后 官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color=Red]少校正军[/color]。
[/quote]
指出一点小BUG，少将正军。

《细说水浒》：鲁智深与酒

《细说水浒》：鲁智深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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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作品中，英雄与酒是密不可分的一对双胞胎，写英雄少不了写酒，写酒离不开英雄。描写中极力去渲染英雄的豪饮，借助英雄的海量来壮英雄胆，借酒放威、借酒来塑造英雄的壮举。在《水浒》里，差不多回回都写了酒，会喝酒的人也特别多，其中不乏象鲁智深这样嗜酒如命、无酒不勇的人。鲁智深喜欢喝酒，在《水浒》里交代的够清楚了。但他喜欢到什么程度，当了和尚怎么想酒喝之类情况，读者看书时是一读而过，很少去品味。笔者在阅读之中，作了一番研究，觉的颇有趣味。
在《水浒传》里，作者与鲁智深喝酒的地方共有十四次。可分如好酒、闹酒、夺酒、骗酒、戒酒五个过程。说其好酒，是因有酒必喝，《水浒》的前十七回，只要有鲁智深其人，就一定会写他喝酒。鲁智深喝酒那真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他从不用杯盏，酒器小则碗，大则用桶。特别是二次大闹五台山，第一次喝一桶，第二次先喝了二十来碗、还嫌不过瘾，买下只狗腿，边吃边喝，又喝下一桶。有人说鲁智深喝酒最“豪”，真是一点不假。鲁智深好酒，酒量又大，每次喝完又常闹事。渭州城与史进、李忠喝酒，引出了拳打镇关西，搞的提辖做不成，只能去当和尚；桃花村冒充“在五台山真长老处学的说姻缘”，赚的酒吃，结果大闹桃花村，痛打了小霸王周通；大相国寺菜园与众泼皮痛饮，倒拨了垂杨柳，虽结识了林冲这个好兄弟，又因护送林冲，大闹了野猪林，搞的和尚也当不了，只得上山落草做山大王去了。这其中闹得最凶的还要数两次大闹五台山了，结果搞得在五台山无法立足，只有远走他乡。
五台山这两次闹酒又各有特色。第一次闹酒是当了和尚不久，又守不住佛门的清规戒律。加之赵员外多日未送东西来，“口中淡出鸟来”，游山之际恰逢卖酒汉，勾起酒瘾，出于礼貌先是问酒：“多少钱一桶？”卖酒汉说，这酒是卖给寺中勤杂人员的，杀了他都不敢卖给和尚喝！鲁智深便放出强硬口气逼酒，“真个不卖！”卖酒汉一看这口气不对，挑起酒担便走。鲁智深便演出了：赶下亭子，双手抓住卖酒汉扁担，踢倒卖酒人，提起两桶酒，抢酒喝。这一连串抢酒动作，不但直接与出鲁智深粗鲁性格，也画出其贪酒的馋相------抢。你抢就抢吧，喝完了酒还闹事，“把皂直裰褪下来”、“露出脊背上花绣”，打了指责他喝酒的门子，“伤坏了藏殿上朱红鬲子，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第一次抢酒，大闹五台山，挨了长老训斥后，也使鲁智深长了心眼。第二次闹酒是在游五台山福地。路过酒店，闻到酒香，目睹酒家不进门，偏进了铁匠铺。是不是不想喝酒呢？否也！而是在思考如何买到酒喝，又不惹出麻烦。此时，他是思酒如渴。打禅仗付了工钱，还赏了铁匠些银子。赏银子干什么呢？“和你买碗酒吃。”赏人家钱，自己心里想的还是离不开这“酒”。走了几家酒店试探，讨酒不着后，便诈称自己是行脚僧骗酒喝。粗人使计，反衬其直朴可爱。俗话说：“酒能成事，酒能败事。”骗酒喝的后果是“乱了清规，打塌了亭子，又打坏了金刚。”长老岂能容纳这等酒徒，一纸休书，便把鲁智深开走了。如果说第一次闹酒，作者着重写抢酒的外部动作的话，这第二次闹酒，则通过闻酒、睹酒、思酒、讨酒、骗酒，突出心理活动，这既显示了鲁智深率直的英雄豪气，又表现了与此相矛盾的忍让守戒的心理。
鲁智深最后一次喝酒，是与杨志、曹正用计打下二龙山，做了山大王以后。在此之前他还多次喝酒，当了山大王，自二龙山置酒宴庆贺后，《水浒传》中再也没提鲁智深喝酒的事了。鲁智深的酒，被《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无缘无故给戒掉了，不能不说莫名其妙。

[quote]原帖由 [i]弓骑步[/i] 于 2006-8-14 13:19 发表
呵呵，煮公好久不见。朱仝是某家最喜欢的梁山好汉之一，所以跳出来为他分说一番，老调重弹，没说出啥新意来，听了你的赞扬，有些脸红啊。:wub:近来重读《镜花缘》，在研究后半的那些花样，家里的《水浒》都发霉了 ... [/quote]

公公雅兴，我小时读过镜花缘，感觉前半部像“格列佛游记”，后半因太小就没能读下去，更兼当时评论皆认为后半是卖弄才华的无聊之作。过段时间手头的书读完了，也要好好研究下半部《镜花缘》，到时聆听公公教益！

《细说水浒》：北宋人怎么唱出南宋的曲

《细说水浒》：北宋人怎么唱出南宋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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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第五十一回写了这么一件事：插翅虎雷横从梁山回郓城先后，由李小二陪同到本县勾栏听东京的行院白秀英唱戏。进入勾栏，“便去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了”。这天，白秀英唱的是《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这白秀英说了又唱，唱了又说，博得满座喝彩不绝。就在这节骨眼上，其父白玉乔停下板鼓要求女儿向听众收钱。雷横坐了头座，理所当然“先到雷横面前。雷横便去身边袋里摸时，不想并无一文”。这唱戏的白秀英主要是靠听众的赏钱生活的。雷横“坐当其位，可出个标首”，按说不但要给钱，而且要多出些银两。说自己忘带钱来，就有听白戏之嫌，这坐首座的不给钱，这后面的钱又怎么收？白秀英很没有面子。于是白秀英父女两个，你一言，我一语的奚落雷横，不干不净的粗话也夹在其中。那雷横在郓城大小是个都头，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哪经得起如此羞辱，一气之下动手打伤白玉乔。谁知这白秀英与郓城县知县有染，故此雷横后来被示众受辱。母亲送饭来，又被白秀英“抢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个踉跄，那婆婆却待挣扎，白秀再赶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顾打”。雷横原本就是个孝子，眼见母亲受辱，一时怒不可遏，“扯起枷来，望著白秀英脑盖上，只一枷梢，打个正著，劈开了脑盖，扑地倒了。众人看时，脑浆迸流，眼珠突出，动弹不得，情知死了。”再以后的故事书中讲的很清楚，这里不多说了。
值得一说的是白秀英唱的《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这是一段著名的爱情故事。元人散曲中写这段故事的很多。据明人梅鼎祚《青泥莲花记》中介绍：苏卿，即苏小卿，卢州娼妓，与书生双渐相好，两人山盟海誓要终身为侣。后双渐进京考中进士，被派往临川县为官，久之未还。苏小卿守约不接客，其母（即鸨儿）就把她卖给豫章茶商冯魁。冯魁带苏小卿回家，路过金山寺，苏小卿提诗于寺壁以示双渐。后双渐寻找苏小卿借宿金山寺，发现此诗，便到豫章城，最后苏小卿和双渐终成眷属。
据叶德均先生《戏曲小说丛考》中载：“《双渐苏卿诸宫调》是张五牛、商政叔二人所编……白秀英在勾栏作场唱《豫章城双渐赶苏卿》，便是《双渐苏卿诸宫调》”。据《辞海•张五牛》条说：“张五牛，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唱赚’艺人。生平事迹不详“。叶德均先生《戏曲小说丛考》中说：“商政叔，名道，元人……大约生于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左右”。这样，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双渐苏卿诸宫调》既是张五牛、商政叔二人合编，这部作品就应该是南宋及元初的作品。《水浒传》写的是北宋宣和年间的事，白秀英是北宋的说唱艺人，一个是南宋作品，一个是北宋艺人，两者相差近百年，这个在北宋时期的白秀英怎么唱出了南宋人编的故事呢？这不是错误又是什么呢？

《细说水浒》：吴用岂能不认识宋江

《细说水浒》：吴用岂能不认识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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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用为劫取生辰纲设计的计策应该说是费了一番心血的。分“硬取”及“智取”两个方面，视情而动，灵活的很。事前的准备也是机密的。晁盖家的庄客一个不用，用的大都是外乡人，计谋的进展也顺利的很，除他们七人外，真是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失”又失在哪里呢？失就失在晁盖身上。晁盖在郓城县大小也是个名人，很多人认识他。而他在王家客店登记住宿时，就被何涛之弟何清认出。明明姓晁，却说自己姓李，从濠洲来，贩枣子去东京卖。“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生辰纲被劫后，社会上已传的沸沸扬扬，指明是卖枣人所劫，而他们还蒙在鼓里。何涛正是从何清嘴里得到线索，抓捕了白胜。白胜又是个软骨头，一上刑就供出了晁盖等人。宋江正是从何涛口中获悉：官府正待捉晁告等人归案的消息。为救晁盖，宋江飞马到晁盖家报信，建议晁盖逃走。晁盖顺便向宋江介绍吴用、公孙胜、刘唐等人。宋江走后，晁盖告诉众人，生辰纲事发，“亏杀这个兄弟，我们不是他来时，性命只在咫尺休了！”吴用也道：“若非此人来报，都打在网！这大恩人姓甚名谁？”晁盖答道：“他便是本县押司，呼保义宋江的便是。”从吴用的这一句话，我们可知在此之前吴用是不认识宋江的。
按说生辰纲事发之前，吴用认不认识宋江本来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但是从小说的记叙分析，这似乎非常不合情理。从《水浒》第十四回、第十八回看，吴用完全应该认识宋江，为什么这么武断呢？理由很简单：首先，宋江、晁盖、吴用都是土生土长的郓城县人氏。宋江虽在县衙门工作，但县城离晁盖所在的东溪村，骑马也只有不到半个时辰的路程，吴用家、晁盖家仅五、六里地。据晁盖家庄客在官府供认，吴用是本乡中的教书先生，可见吴用也是东溪村附近之人。而且三个人都是闻名之士，连在蓟州的公孙胜、江州的李逵都知其名，不少好汉做梦都想与之相认，为何同在一县的乡里，吴用反而不认识宋江呢？吴用不认识宋江连晁盖都感到惊讶。晁盖说：宋江“四海之内，名不虚传！”“吴先生不曾得会？”真是咄咄怪事，令人不解。
其次，《水浒》第十四回载：当吴用听雷横说刘唐是晁盖的外甥时，吴用寻思道：“晁盖我都是自幼结交，但是有些事，便和我商议计较。他的亲眷相识，我都知道，不曾见有这个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必有些蹊跷”。第十八回，当宋江来报信之后，晁盖道：“他和我心腹相交，结义兄弟”。从上述三人关系看，晁盖与宋江、与吴用都是知己，一对是“自幼结交”，一对是“心腹之交，结为弟兄”。三人都是好结交天下好汉之人，宋江又闻名山东、河北，晁盖早应介绍吴用认识宋江，更何况又有一县之便，所以说吴用岂能不认识宋江呢？再说吴用对晁盖的亲朋好友，他都知道，又为什么不知道晁盖有宋江这个拜把弟兄呢？
《水浒》的作者其实也意识到吴用不认识宋江有不合理处，所以，当吴用从晁盖嘴中得知报信人是宋江时，说了句“只闻宋押司大名，小生却不曾得会。虽是住居咫尺，无缘虽得见面。”来做补充解释，但于情理、于事实还是难自圆其说。说宋江与吴用过去不相识，并没有什么特殊作用和意义，它既不影响故事情节的发展及人物性格的塑造，又不会制造出什么惊天大事来。说不认识毫无意义，这只能说是作者的疏忽，是《水浒》中的一个漏洞。

《细说水浒》：南丰是安丰之误

《细说水浒》：南丰是安丰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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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自一百零五回起，多次提到南丰这个地名，并说王庆在两个月内集聚了二万余人，打破邻近上津县、竹山县、郧乡县三个城池，不久又打破了南丰府。王庆拿下南丰后“遂于南丰城中建造皇殿内苑宫阕，僭号改元，”可见这南丰绝非是个小地方。据何心先生《水浒研究》中考实：“北宋时无南丰府，只有南丰县，属江南西路建昌军，即今江西南丰县。”从《水浒》中所述之南丰看，显然不是江西南丰，那么真正的南丰在哪里呢？
    《水浒传》第一百一十回为我们寻找提供了些线索，书曰：“那淮西乃淮渎之西，因此宋人叫宛州、南丰等地是淮西。”《水浒》中称王庆是“淮西王庆。”自宣和元年作乱以来，至宣和五年春，王庆占据了南州、荆南、山南、云安、安德、东川、宛州、西京等八座军州。从历史资料看，荆南，即今湖北江陵、公安、监利、松滋诸县；山南，即山南东道，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辖地包括今四川涪陵，陕西洋县以东一线，何心先生在《水浒研究》一书中说：宋朝无此区域；云安，唐时云安郡，宋时称“夔州”，州治在今四川达县，北宋时以无云安军了；安德，北宋时，属河北东路德州，即今山东德州；东川在今云南会泽县；宛州即今河南南阳县；西京即今山西大同一带。从王庆所占的八个军州及上津、竹山、郧乡等三个湖北境内的县看，王庆活动范围充其量在湖北、安徽、河南、山西，甚至四川一带。宋江消灭田虎后，奉命到淮西征剿王庆，战斗一直发生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接壤的淮西地区。淮西即淮南西路，治所在寿州，即今安徽省凤台县，辖境相当今安徽凤阳、和县以西，湖北黄陂，河南光山以东的江北淮南地区。而在这一地区根本就没有南丰，更没有南丰府了，只有安丰。据史书载，安丰为郡名，三国魏黄初元年﹙公元二二0年﹚分庐江郡置，治所在安丰〈寿县南，安丰塘北〉。辖地相当安徽寿县、金寨、霍金西南部及河南灌河流域以东地区。加之安丰塘为我国古代淮河流域著名的水利工程，春秋时楚相孙叔敖所造，古来为人重视，再说安丰又是个郡，王庆在此建行宫，僭号改元，也理所当然。故此，我们为《水浒》中的南丰即安丰之误。这又是作者在地理知识的又一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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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第一百一十回为我们寻找提供了些线索，书曰：“那淮西乃淮渎之西，因此宋人叫宛州、南丰等地是淮西。”《水浒》中称王庆是“淮西王庆。”自宣和元年作乱以来，至宣和五年春，王庆占据了南州、荆南、山南、云安、安德、东川、宛州、西京等八座军州。从历史资料看，荆南，即今湖北江陵、公安、监利、松滋诸县；山南，即山南东道，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辖地包括今四川涪陵，陕西洋县以东一线，何心先生在《水浒研究》一书中说：宋朝无此区域；云安，唐时云安郡，宋时称“夔州”，州治在今四川达县，北宋时以无云安军了；安德，北宋时，属河北东路德州，即今山东德州；东川在今云南会泽县；宛州即今河南南阳县；西京即今山西大同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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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公浩大工程，精细打造，小弟学到不少东西，谢过。
斗胆发表点不同看法。

首先要说一句，一个军阀集团在起步之时，通常不会四面开花，而是滚雪球。平稳时，也会在一定的限度内“遍地”开花。王庆纵然有夺取天下之心，可他自始至终也只算个军阀，不是贼三国里的宋江。

小弟对其中一些地名的粗浅考证如下：
一则，从平王庆整套单元来看，所谓淮西王庆，活动区域在河南西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似乎并未向东扩展。他刚刚拿下均州、竹山、上津这种湖北西北侧的州县，又打破所谓的南丰府，那么王庆的部队既不可能跑去江西，也不可能东进安徽，因为很明显湖北西北部和安徽西部中间隔着湖北东北部，王庆的发迹地和“安丰”的当中被宋朝隔开。所谓的山南因为书中涉及“隆中山”，乃襄樊之地，可是它和安徽毕竟隔着蕲、黄、郢、鄂、复、义阳那么多地方，从战略布局的角度来说，似乎对于扩张中而非与宋朝对等地排布中的王庆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
所以斗胆认为：“南丰”可能是“南郢”误作，也就是郢州，在今湖北省中北部偏东的安陆地区，襄樊（山南）东侧，荆南东北方，复州北侧，鄂州（汉州）的西北侧。包括安陆、云梦、钟祥、京山、应山等县。
二，作者把东川、安德、云安三地在叙述时放在一组，他们应该不会跑到北方去。云安自然是达县，东川的名声大，可能他真在云南北部扎了根。可是所谓安德怎么会跑到山东德州呢？估计是在云安和东川这条斜线所能支撑的矩形所包含的大块区域之内。可能放到贵州西北部，也可能放到湖南西部，也可能就在重庆一带，甚至还望北一些。
三，您说西京是大同，小弟认为不妥。小说里攻打西京时，出现了龙门、伊阙、铜醍等地名，在今洛阳附近。而北宋有“四京”：东京开封，南京应天（商丘），西京洛阳，北京大名。那么，西京应该是指洛阳。否则王庆的战线拉得太长咯。

哪位大人还能考证出所谓安德究竟何处……小弟认为水浒里头的实在不会是指山东德州。应该是“德安”误作，德安府就是现在的孝感县一带。

呵呵，兄莫见笑！

[[i] 本帖最后由 陶心 于 2008-2-11 15:18 编辑 [/i]]

[quote]原帖由 [i]密林繁星[/i] 于 2006-8-14 14:39 发表
指出一点小BUG，少将正军。 [/quote]
才看到密林兄的指正，回复太迟，兄其见谅。已在原文中改过。多谢多谢

《细说水浒》：生辰纲在哪里被劫？

《细说水浒》：生辰纲在哪里被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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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这个题目，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生辰纲在济州府境内的黄泥岗被劫。黄泥岗在哪里？读者大概也不难回答，因为第十六、十八回说的很清楚：在山东郓城县附近。
我们只要仔细地读一下《水浒传》，就会发现书中的毛病。杨志出发前曾向梁中书交待过：“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经过的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岗……。”紫金山、伞盖山在哪里？书中没有交待。二龙山原是邓龙强占的山头，后为鲁智深、杨志所占，在山东青州境内。桃花山乃李忠、周通占领的山头，也在青州境内。伞盖山在桃花山及黄泥岗之间，也应在山东境内。北京大名府即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很显然紫金山也应在大名府到二龙山的路途上，不在河北就应在山东境内。青州在山东哪里呢？据《辞海•青州》条载：“青州”，古“九州”之一，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郡之一。唐辖境相当于今山东潍坊市，益都、临朐、广饶、博兴、寿光、昌乐、潍县、昌邑等县地，州治在山东益都。指何心先生《水浒研究》载，北宋时，青州属京东东路，辖地稍有缩小，州治也在今益都。再翻阅一下《中国地图册•山东》，你就一目了然了，青州位于鲁中地区，而郓城附近的黄泥岗却在鲁西地区，两者相差真是俗话说的“十万八千里”﹙实际直线距离三四百公里﹚，它们怎么扯到一块去了。杨志真是一介武夫，毫无地理知识，连东西南北、孰远孰近都分不清。杨志押送的生辰纲是从河北大名府出发，送往河南开封府的。开封在大名府的正南方，杨志押送生辰纲，只需从大名府出发向正南走，即使跨入河南境内，经南乐、清丰、濮阳、长垣、封丘，即达开封。何必由鲁西，绕道鲁中，再由鲁中绕回鲁西，经郓城黄泥岗去开封呢？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很显然这又是《水浒》作者的一个失误。      第二是《水浒传》第十六回在描写黄泥岗形势时，有一首诗，诗的最后两句是：“休道四川蜀道难，须知此是太行山。”按《水浒传》上说黄泥岗明明在梁山泊附近，怎么说“须知此是太行山”呢？真是莫名其妙，叫人不解。
最近，读《大宋宣和遗事》才破解了这个疑问，找到了答案。《大宋宣和遗事》中载：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后，将一对酒桶忘在黄泥岗现场。押送人员药酒醒后，根据酒桶上的字号，到所属的南洛县报案。南洛县即今河南南乐县，在大名府的东南，正是大名府到东京的必经之地。南乐以西一百多里正是太行山区。《大宋宣和遗事》载：晁盖等劫取生辰纲的事发后，官府缉拿，无处藏身，便到太行山梁山泺落草。从地理位置上讲，路线合理。可见智取生辰纲的原故事是发生在太行山区附近的，那个黄泥岗应该在南洛县附近。而《水浒传》是以山东梁山泊为中心的，故作者写作时，把发生的事都与梁山泊挂上钩，挂钩时只注意原故事情节惊险，人物形象鲜明，而忽视地理上的校正，所以才出现了“此是太行山”，舍近求远，绕道鲁中等等违反地理常识的错误。

《细说水浒》：有关押送和劫走生辰纲的人和事

《细说水浒》：有关押送和劫走生辰纲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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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罢《生辰纲在哪里被劫》一文后，觉得文章仅提出劫取生辰纲故事在地理上的错误，不过瘾。原故事的详情却鲜为人知，广大读者可能没读过《大宋宣和遗事》，更不了解故事的原貌。这样，笔者认为应写此文作为补充。
看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押送生辰纲的是杨志，劫走生辰纲的是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兄弟及白胜等八人。生辰纲事发后，是济州府缉捕使臣何涛到石碣村去捉拿阮氏三兄弟的。但读者都不知，这个故事的雏形竟不完全如此。
水浒故事虽说北宋末期已开始流传，但一直未有文字记载，只是处于口头文学阶段。而记载最早的要数元代初年无名氏写成的《大宋宣和遗事》一书。据该书记载的劫取生辰纲的故事是这样的：宣和二年五月，北京留守梁师宝〈即《水浒传》中的梁世杰〉，将十万贯珠宝等物，差县尉马安国押送往京师为蔡京上寿。马安国一行行至五花营堤上田地里，巧遇八个大汉挑着酒来，因天热口渴，马安国主动买酒，并令随人都喝，谁知酒刚下肚便不省人事，珠宝皆被八人劫走。待酒醒后，现场只留下一对酒桶。后面追查得知此八人是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即阮小二〉，阮通〈即阮小五〉、阮小七及燕青等人。后来宋江私放晁盖。郓城县差董平引手下三十人至石碣追捕，未获。只得把晁盖之父解到县城，押解途中又被晁盖等人劫回。董平无奈，只好回县受责。
《水浒传》一书中，虽然保留了雏形的大概轮廓，但又作了大量的加工和润饰。更有趣的是，加工后的故事，原来押送生辰纲的马安国不翼而飞了，由杨志这个时乖运蹇的人当了替罪羊。劫取生辰纲的秦明、燕青变成了公孙胜、白胜。董平再也不当郓城县都头那个苦差事，而被施耐庵提明到东平府去当了兵马都监。燕青也不住石碣村，而成了北京土居民，大名府第一长者卢俊义的心腹人，秦明也不当劫贼，改邪归正去当了与强盗作对的、青州指挥司总管本州兵马统制。这是押送与劫取生辰纲人员的变动。
劫取地点变化也大。《水浒传》里的黄泥岗，是山僻崎岖小径，南山北岭，那冈子是“顶上万株绿树，根头一派黄沙。嵯峨混似老龙形，险峻但闻风雨响。山边茅草；乱丝丝攒通地刀枪，满地石头，碜可可睡两行虎豹。休道西川蜀道难，须知此是太行山”。从描写看，这黄泥岗真是个强人出没的鲜恶林子，也正是智取的好场所。而《大宋宣和遗事》中被劫之地，却是“五花营大堤田地里，”显然是一马平川之地，在这里劫取就没有什么悬念了。也很难像《水浒传》里，先让“对面松林里影着一个人，在那里拿头探脑望，”那么神秘、紧张，又难让杨治提刀赶去，让众人惊叫的恐慌，更难因此而达到麻痹杨治等人的效果，以至后面讨价还价、抢酒、下药一系列好戏在大堤田地就无法演出了。正因为这场地的变换，才使黄泥岗的智取更合情合理，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了。还有《大宋宣和遗事》中是马安国主动买酒，“并令随人都喝”。这就说明马安国与押送人员的关系是融洽的、友好的，内部是团结的，马安国是体贴下属的。这样的话，吴用计策再好，生辰纲可能也难得手，即使劫到手，也叫人难信。而《水浒传》中，吴用劫取生辰纲之所以成功，对吴用一方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杨志押送生辰纲失败，就失败在他与军健、与虞侯、与老都管矛盾重重，失去了“人和”，人齐心不齐，人虽一处，心为二心。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这心不齐，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加之天气，地形等等，又失去了“天时”、“地利”，失败在所难免。《水浒传》这么一加工，情节就更惊险错综，个性就鲜明突出，故事就合情合理。令读者读之，如临其境，心情与书中人物一张一弛，共呼吸共悲欢，这效果多好！

水浒传中的青州似乎改成濮州，闹西岳华山改成东岳泰山，只要加一段史进、朱武、陈达、杨春几个如何在关中地面混不下去东进山东的故事就可以了。
公孙胜的老家、杨雄人生转折地蓟州改成冀州，好像更合适。
可以把鲁达大闹桃花山的情节发生地点改作在河南府境内某山发生，然后结合少华山四杰的东进工程。
则可以圆一个地理bug。

[[i] 本帖最后由 陶心 于 2006-9-22 23:51 编辑 [/i]]

《细说水浒》 ：无为军在哪里？

《细说水浒》 ：无为军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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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在江州浔阳楼吟的反诗，是被无为军的闭通判黄文炳发现的，加上他的“曲解”、告密，使宋江下了死牢。戴宗为救宋江，从梁山带回的“家书”，虽说瞒过了江州知府蔡德章的眼睛，却又被黄文炳识破，反使戴宗也下了死牢。后来梁山好汉劫法场救出宋江、戴宗，打下无为军，放火烧了黄文炳家。关于这火，《水浒》第四十一回有具体描述：因为这火是用芦苇油柴点的，烧着以后是“黑云匝地，红焰飞天。卒律律走万道金蛇，焰腾腾散千团火块，狂风相助，雕梁画栋片时休。炎焰涨空，大夏高堂淡指没。”可见这火焰之高，火势之猛。不仅如此，由于火大，《水浒》中还说：“黄文炳谢了知府……望无为军来。看见火势猛烈，映的江面上都红”。
     正是这几句描写，使读者产生了一些疑惑：这里所写的“无为军”究竟在何处？有人说在九江新港附近有一小地方也叫无为。如在九江新港附近就好说多了。因为新港在九江东侧，距九江仅十多华里，又在长江边。从九江去新港可坐船也可走旱路，火烧起来的确可映红江面，江州也许可见其“蒸天霞红。”但是，它却在江南，更不是宋代“军”的建制，显然不是《水浒传》中所说的无为军。据《辞海•军》条载：军，“宋地方行政区划名。有二种：一与府、州同级，隶属于路；一与县同级，隶书于府、州。”据何心先生《水浒研究》中解释：“北宋时，无为军属淮南西路，领无为、巢、庐江三县，故治在今安徽省无为县。”又据清人程穆蘅《水浒传注略》中介绍：“无为军、无为州、巢县地，宋置无为军于此。”不管无为军故治是在巢县还是在无为县，反正这两个地方离江州都有数百里之遥，而且这个地方都不靠长江，离长江都有三十至五十公里不等的距离，火势就是冲天也无法映红长江江面，在江州更望不见无为军火起。
    《水浒传》第三十九回介绍无为军时还这样写道：“这江州对岸有了去处，唤做无为军，却是个野去处，”这就更是错上加错了。如在江州对岸，绝非是无为军；如是无为军，不管它是与府州同级还是与县同级，决不是个野去处。再说宋江等在攻打无为军前，再三派人去无为军“城中探听虚实，也要看无为军出没的路径去处，”“就要认黄文炳那贼的住处了，然后方好下手”。如果是个很小的野去处，这也就多此一举了。攻打无为军时，宋江安排了五只大船，两只小船装载张顺、李俊、三阮等会水的好汉及宋江、晁盖等人，又叫“侯家兄弟引着薛永并白胜”藏作内应，又派石勇、杜迁扮乞丐混入城中埋伏。从宋江布兵攻打无为军的情况看，是动用了梁山来江州劫法场的全部好汉，再加上江州地面上的英雄，像李逵、张顺、李俊等十条好汉，以及梁山带来的八九十个悍勇壮健的喽罗，数数拢近二百号人。江州这样的大府梁山好汉都敢劫法场，大闹一阵。如果无为军是块弹丸之地，宋江派这么多人去攻打，岂不是小题大做了吗？显然这些《水浒传》作者在地理知识上的又一失误。

《细说水浒》：“风雪山神庙”之山神庙

《细说水浒》：“风雪山神庙”之山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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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真是经典名篇，写不尽，道不完。它写了雪、写了火、写了刀、写了枪、写了山神庙等等自然景物及武器，“骤看之有如无物”，互不关联，细读读，则是“拽之通体俱动。”这几件景物及刀枪，无一不是紧紧相联又密密互扣的，可谓是：雪有雪韵，火有火影、刀有刀踪、枪有枪澜，庙有庙用。
山神庙在“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先后仅出现两次：一次是林冲初到草料场，因天冷屋破无法御寒，到小市井沽酒途中所见。当时并未进门，在大门口林冲便顶礼膜拜，求神明庇佑；第二次是沽酒归来，发现草料场住房被雪压塌，无处安身，只得到山神庙过夜。后来发现草料场火起，隔门又听得陆谦等人对话，怒冲霄汉，在山神庙前杀死三人，割下头来，摆在山神庙供桌上，然后整装雪夜上梁山。
别看山神庙在这回书中仅出现两次，但对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都必不可少。它不但构成了人物行动的契机，而且还是情节发展的线索和动因。从情节发展上看，山神庙的第一次出现，是为以后情节的发展作铺垫、准备的。有了这个铺垫，为林冲在草料场住房被雪压塌后，有暂时栖身找到依托。否则，以后林冲搬进山神庙，就有所突兀。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看到此处时写道：“妙绝、奇绝，先安此一笔。”这“妙”“奇”之“绝”处，我想正是我以上说的这个意思。山神庙是古代山边道旁常见之建筑，这建筑在凡人眼中并不醒目，然而在这回书里却派上了大用场。山神庙后一次出现更为重要。有住房压塌无处安身之因，就有暂住山神庙过夜之果；有风雪太大寒气逼人之因，就有用石头顶门避寒之果；有推门不开之因，就有立在屋檐下避雪观火之果；有洋洋得意互相吹捧之因，就有自我暴露之果；有真相大白之因，就有破门杀人报仇之果。这样山神庙的设置就与人物行动产生了一定的因果联系，成为情节发展的线索，人物行动的动因。
山神庙的设置，还衬托了人物心理，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林冲第一次出现在山神庙前，第一个动作是顶礼膜拜，第一句话是求“神明庇佑，”第一个想法是改日来烧纸钱。此时林冲所祈求的是平平稳稳的当罪犯，是求神明帮他消灾了祸，不愿反抗求生。这个行动正说明林冲此时幻想逢凶化吉的精神状态，也是他那安分守己性格的具体体现。第二次出现在山神庙前的林冲，是一个从血泊恨海中爆发出来的、坚定造反的英雄。你看他大喝一声“泼贼哪里去！”干净利落，铮铮有声，气势吓人。“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八字写尽了高俅、陆谦等人的全部卑鄙和狠毒，也表达了林冲为此的极大义愤和造反决心。他把人头放在供桌上，不再是祈求、了愿、而是祭奠、示众，是表示自己杀人的行动理直气壮，可见得天地鬼神，是与旧林冲决裂，又是对山神的蔑视，因为他虔诚地祈求并未奏效，灾祸依旧降临。通过这个动作，更深刻的表现了林冲光明磊落、扬眉吐气的新的精神境界。就是这个山神庙，完成了林冲性格的彻底转换。故金圣叹看到此，又批道：“行文如此，为之叹绝，”实在是心折之辞。

楼主写的不错，先顶一个~~第一篇，偶不觉得[b]金才子[/b]是什么反动文人，他的批语和评语，都是（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很精妙精彩的，他在那个时代更能理解那个时代的作品，他对宋江似乎是虚贬实赞~~读水浒，一定要读他的贯华堂本~~

***他们一会说宋江是农民革命领袖，一会说他是叛徒内奸战犯，是投降派，可见水浒的思想主题的判定，总是受到某一时期政治的左右~~~他们说金圣叹是反动文人也不足为怪~~

第二篇，水浒对引退的态度：[b]早知鸩毒埋黄垠，学取鸱夷泛钓船。[/b]说的是，下面漫漫看~~

[[i] 本帖最后由 萧ノ羽 于 2006-8-30 11:18 编辑 [/i]]

[quote]原帖由 [i]灿烂海滩[/i] 于 2006-8-22 08:57 发表
《细说水浒》：有关押送和劫走生辰纲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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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罢《生辰纲在哪里被劫》一文后，觉得文章仅提出劫取生辰纲故事在地理上的错误，不过瘾。原故事的详情却鲜为人知，广大读者可 ... [/quote]

[size=3]在慢慢拜读老兄长贴... 有很多收获
兄如此好贴却反响一般，望兄表气馁，务必续完大作
要知道，还是有不少人要看兄文的...

另 前文多有唐突，还望海涵~[/size]

《细说水浒》：神奇的蒙汗药

《细说水浒》：神奇的蒙汗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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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里的趣事莫过于蒙汗药，而且还神奇的很，无论是谁，只要吃下有蒙汗药的食物或酒，没有不倒的。黄泥岗上，吴用、晁盖等七人巧妙地把蒙汗药放在白胜的酒桶里，精明、谨慎的的杨志最后还是中计。虽说自己只是喝了半瓢，“口里只是叫苦，软了身体，扎挣不起。”而其他人，更是头重脚轻，一个个面面相观，眼睁睁看着吴用等人把生辰纲装上车，只是起不来，动不得，说不了。而晁盖筀主人不慌不忙地，搬下枣子，装上生辰纲，推着车子，而对杨志等人，很滑稽地叫了声打拢了，多谢之类词话便下岗了。蒙汗药是响午喝不得的，到一更才醒，麻醉时间是长达十多小时。李逵　在沂岭杀死四只老虎，惊动了当地村民，同时也惹来了麻烦，被李鬼之妻告到县衙，因而被沂水县衙抓捕。为救被抓的李逵，朱富知道沂水县来押送的都头李云是不喝酒的，于是把蒙汗药拌在肉里，李云勉强吃了两块，肉刚下肚，眼见随从纷纷跌倒，自己口中急叫“中计了”，恰待上前，身不由己也睡倒在地，软做一堆，眼看着李逵被救，也无力去管。

途经十字坡时，因天气找口酒喝，便来到孙二娘开的酒店。对这家酒店，武松早有耳闻，知道是家黑店，于是格外谨慎，警惕，故意找茬，故意戏弄孙二娘，激怒孙二娘使出蒙汗药酒来。两个公人因饥渴，端起酒来便喝，而武松是乘孙二娘不备，将酒泼在暗处，口中还故意喊：“好酒！还是这酒冲的人动！”孙二娘拍着手喊：“倒也！倒也！”两个公人，只见天旋地转，禁了口，望后扑地便倒。武松也把眼来虚闭紧了，扑地仰倒在凳边。待孙二娘来抬人时，武松突然将孙二娘放倒在地，压得鬼叫。这时菜园子张青赶到求情，武松才放了孙二娘。孙二娘于是调了一碗解酒药，“张青扯住耳朵灌将下去。没半个时辰，两个公人，如梦中睡觉的一般，扒将起来，看着武松说道：“我们却如何醉在这里？这家恁么好酒，我们吃恁不多，便乍地醉了。记着他家，回来时再问他买吃。”武松、张青、孙二娘都大笑起来，两个公人如云里雾里，不知笑从何来。哪有不笑之理，因为他俩还蒙在鼓里。

《水浒传》里的蒙汗药是种什么迷幻药？解药又是什么配成的？《水浒传》毕竟不是医书，所以没有介绍。正因为《水浒传》是小说，故不少读者以为是作者想出来的东西。其实不然，据古书载：蒙汗药及时用曼陀罗花制成。曼陀罗又名风茄儿、洋金茄花、山茄子，产于我国西南各省。为一年生草木，高四五人，茄叶互生，卵园形，端尖，边缘呈不规则波状分裂。夏秋间开花，花紫色或白色，有漏斗形三合瓣花冠，边缘五裂，果实为卵园形，有不等长尖刺，熟时四瓣裂开。叶、花和种子含茛菪碱、东茛菪碱等成分，具有麻醉、镇痛作用。现用曼陀罗制成的洋金花制剂，多用于手术麻醉。

用曼陀罗制成蒙汗药，是何人何时发明，当不知。但古书中有关此药的记载颇多。如宋代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载：“五溪蛮汉，杜杞诱出之，饮以曼陀罗酒，昏醉，尽杀之。”对其制法，明人魏滩在《岭南琐记》及清人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中都有同样记载：“用风茄为末，投酒中，饮之，即睡去，须酒气尽以寤。”

蒙汗药为粉末状，不下在酒里，故成悬　浮液，酒色显的浑、黄。蒙汗药与酒配伍，真可谓“珠联璧合“，麻醉效果更佳，药力见效快，真是出门倒，麻醉程度深，时间也长。

解药之法，清人程衡在《水浒传注略》中介绍“急以浓甘草汗灌下，解之。”这个说法，也是有根据的。孙思邈《千金方》中说：“甘草解百药毒。”李时珍说的更清楚：“菓中有东茛菪，叶园而光，有毒，误食令人狂乱，状若中风，或吐血，以甘草煮汁服之，即解。”孙二娘用的解药即可能就是甘草汁。只不过《水浒传》未点明，故弄玄虚而已。

《细说水浒》：柴进纳士也因人而异

《细说水浒》：柴进纳士也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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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进以“门招天下客”扬名海宇，深得江湖好汉的仰慕。石将军石勇就公开声言：“老爷天下只让得两个人（即宋江、柴进），其余的都把来做脚底下的泥”，“只除了这两个，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宋江的弟弟宋清也说：“人都说他仗义疏财，专一结识天下好汉，救助遭配的人，是个现世的孟尝均。”从《水浒传》中看，谁人有难都愿投奔到他门下。他接待过充军沧州的林冲，资助过落第秀才王伦，热情款待过亡命江湖的宋江，留住过投奔的武松，石将军石勇也在柴进庄上住了四个多月，李逵也在庄上住过多时。但是，从书中所提供的文字看，柴进纳士也有三六九之分，也因人而异。
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充军时投奔他庄，庄客是“托出一盘肉，一盘饼，温一壶酒；又一个盘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贯钱”，可见这是对一般来客的待遇。故柴进回家见了后便责骂庄客：“村夫不知高下！教头到此，如何恁地轻意”。接着，命庄客“先把果盒酒来，随即杀羊相待”，“安排得食果品海味摆在桌上，抬在各人面前，柴进亲自举杯”陪之共饮。临别时，还以二十五两一锭大银相送，这又是一个档次。而又是另一番样式。《水浒传》“横海郡柴进留宾”中写到：“那庄客入去不多时，只见那中间庄门大开，柴大官人引着三五个伴当，慌忙跑将出来，亭子上与宋江相见。柴大官人见了宋江，拜在地下”，“口称道：‘端的想杀柴进！天幸今日甚风吹得到此，大慰平生渴想之念！多幸！多幸！’……满脸堆下笑来。”这开“大门”，柴进迎接，而且是“慌忙跑”，又是“拜在地下”，这些又是林冲享受不到的待遇。接着又是请宋江兄弟洗浴，又送上两套新衣服、巾帻，丝鞋，净袜，请宋江兄弟更换，邀进后堂深处饮酒，而且还有“有十数个近上的庄客并几个主管，轮替着把盏，伏侍欢饮。”从这回书的描写看，接待宋江的酒宴是何等隆重、丰盛，规格又是何等之高。
武松虽说在柴进庄上住了一年，是更本享受不到宋江、林冲这样的礼遇的。因为，他的地位、声誉远不如他们。尽管《水浒传》中一再交代武松初来柴进庄时，也受礼遇，只因武松脾气不好，喝酒生事打骂庄客，被柴进冷淡，使武松受到冷落。但是书中“也一般接纳管待”几字，就道出这“接纳管待”是低档次的。是一般的，恐怕也就是林冲初到柴进庄时，庄客按常规端出的五个“一”及“米上放着十贯钱”的做法初次接纳都这样。武松在柴进庄住了一年，这一年的日子会怎样，便可想而知了。也正如此，武松在柴进庄身患疟疾无人过问，只得自己在东廊前找地方烧火御寒。也正因此，当柴进找宋江找到武松面前，谈到宋江时，武松才会直言不讳地说：“他便是真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我如今只等病好时，便去投奔他”这一席话，可看出武松的直率。同时也间接地数落了柴进的不是。说宋江是个“真大丈夫”，言下之意，不就是说柴进是个“假大丈夫”吗？说宋江“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不就是批评柴进待人有头无尾，有始无终吗？还好武松初来，接待的规格就一般，如一开始象林冲、宋江初来那样高规格，而后来就完全改变了的话，真不知此时的武松要说出多难听的话来。说兵愈后便投奔宋江，更是道出武松一肚子的怨气及不如意，也是对柴进待客因人而异的公开批评。结识宋江后，宋江大喜，抓住武松的手，一同到后堂酒席上，又让武松与自己一同坐上座。酒后宋江又留武松在“西轩下做一处安歇”。这些行动，看似平常，但对长久受人奚落的武松来说就倍感亲切、温暖、真诚。这些举动与柴进因人而异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后宋江拿钱为武松做衣服，可见武松的衣裳已经破旧。临别时，宋江又“取出一锭十两银子，送与武松。”这一切当然使武松这条硬汉感动的感激涕零。这一切又应证了武松所说的话：“他便是真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正因为宋江对其厚爱，武松才寻思道：“结识这般弟兄，也不枉了！”言下之意，不又有贬柴进之意吗？可见像武松这样的平民，柴进的待遇又是另一样规格。这不同的接待方式，也充分反映出这位风子龙孙待人也是有等级之分的。

所以说, 柴进胜在庙堂, 宋江长于江湖. 在对待江湖人物上, 还是宋江会帮衬(对不起, 这里用了一个风月场上的词). 其实宋江的实际花费也不大, 但效果却很不错.

《细说水浒》李逵的真与假

《细说水浒》李逵的真与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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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里的黑旋风李逵是个粗人，以憨厚、卤莽闻名。你看他风风火火，天不怕、地不怕，一身豪气，不管是什么皇帝大王、王公贵族、官僚恶霸，他全不放在眼里，一贯野蛮。也不问平民百姓、娼女歌妓，不顺就骂，一火就打，全然是不顾一切，毫不讲理，处处卤莽。
其实这仅仅是这位李大哥的一面。李逵大哥还有其他的一面，这就是真。这个真尤其表现在对待宋江及梁山事业上。讲州城，李逵第一次与宋江见面。他那高兴的喊爹喊娘、他的跪拜就是出自真心，反映出他见到思慕已久、敬重之人的兴奋真情。接下来，他撒谎从宋江那里借得十两银子，借银子是去赌，赌的目的就是想赢，鹰了钱想请宋江吃一顿“也好看”，也就是尽地主之宜。面子上也过得去，这也是真心的。谁知事不由人愿，赌输了，一切都泡汤了，不但请不成宋江，连借的钱都还不上，这多丢面子。一向直的人，“今日权且不直一遍”，便凶相毕露，撒野抢钱。抢钱时，又被戴宗、宋江发现，“李逵见了，惶恐满面”。一个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惶恐”的人，如今却“惶恐满面”，这才是羞愧的真情表露。赌钱是真，这抢钱是真，想鹰钱是真，想请客是真，这抢钱也是真，处处体现了李逵的真心，毫无做作之意。还有，宋江想吃鲜鱼，他主动去讨，这也是真心。本来赌钱就是想鹰钱请宋江一顿。无钱请宋江，讨几条鱼来请宋江，也算还了这人情。谁知又闯祸了。被张顺浸的眼发白，被张顺拖上岸来还“喘做一团，口里只吐白水”，说道：“你也淹得我够了！”这都是真正的大实话，一点假都没有。所以宋江才说：“我到敬他真实不假。”
他的真实不假还表现在对待梁山事业上。当他听说宋江“强抢民女时”，回到梁山，李逵是“睁圆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做粉碎”，然后“拿了双斧，抢上堂来，迳奔宋江。”折回李逵又动了真格的。尽管此事他错怪了宋江，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梁山事业的忠诚，维护梁山名声的真心，对自己领袖的热爱。他坚决反对招安，多次抵制招安。闹了宋江的菊花会，扯坏了朝廷的招安诏书，打了前来宣诏的陈太尉，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尽管他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也不知道“夺了鸟位”以后该干什么，但是，他反对招安是真的，敢于骂皇帝老儿，反皇帝是真的。就是喝下了宋江给他的“御酒“，临死之前，他还说：“哥哥，反了罢！我镇江有三千军马，哥哥这里楚州军马，尽点起来，并这百姓，都尽数起去，并气力招军买马杀将去！”他致死都提出个“反”字，可见其彻底的反抗精神，对梁山事业是忠诚、忠心的，这正是李逵可爱、可敬的一面。
有趣的是，许多假事又偏偏让李逵这位“真人”碰上。接老娘上梁山途中，偏偏遇上假“李逵”。李鬼冒其名拦路抢劫，辱没了自己的江湖名声。按李逵往日的脾气非砍死不可。当李鬼谎称家有九十岁的老母时，李逵动了真心，平生第一次饶恕了一个赶坏事，而且是以自己的名字干坏事的强人，还赠银相助，真是一片忠恕。蓟州道上，李逵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找到了公孙胜，可是罗真人偏不让其下山。李逵又动了真情，平生第一次“不吃”、“那里睡的着”。难得！真难得！粗人、莽人也急的如此，真想不到。于是，李逵摸黑上山，砍掉了罗真人和道童的两棵假脑袋。有趣的是，李逵素来狼吞虎咽，鼾声如雷，重手重脚。大大咧咧，但是为让公孙胜尽早下山，竟然干出了与自己粗鲁、急噪不相称的事情来，真是妙人妙事，忠孝过人，令人感泣。
四柳村投宿，狄太公错把李逵当法师，要求李逵“捉鬼”救人。李逵又假道真吹，说自己是罗真人的高足，会腾云驾雾，专能捉鬼。骗的一顿好吃好喝，假戏真做，将假鬼------真人砍死；刘太公庄，又是他遇到假宋江抢夺民女之事，这下他可动了真气。大闹了忠义堂，大骂宋江是“畜生”，并警告说：“你若不把女儿还他时，我早做早杀了你，晚做晚杀了你。”李逵此举，虽说莽撞，缺乏调查研究，但也表现出他体察民情、爱护宋江之心，粗中见真情。
李逵还表演过一出滑稽戏，这就是寿张乔坐衙。本来寿张县民就谈虎色变，提起李逵的名字竟能医好小孩子夜啼惊哭症。见到李逵，更是吓得手脚都麻木了。就是这么个“魔王”却穿着知县的官服，假装做起知县，在县衙大堂取乐：要两个衙卒假装告状。李逵的判词也别出心裁，打人者反而是被释放，被打者却是要戴上枷具在衙门前示众。因为这知县是假的，案子是假的，判决也是假的，故县衙外老百姓都敢来看热闹，而众人对判决也忍不住哈哈大笑。李逵真是个“趣人”。
《水浒传》的作者不但正面写出李逵的“真”，而且通过所遇之“假”，来反衬其“真”。容与堂本批语道：“只有假李逵，再无李假逵。”写李逵的“真”，正是为批判现实社会之“假”，奸佞之徒的“假”。有了这真与假，李逵的性格才见丰富多彩。

《细说水浒》：杨雄的“软”

《细说水浒》：杨雄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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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可以说是病关索杨雄性格中最大的特点。他不但手软，而且心还软，故遇事思索的少，贸然从事，又没主意，往往上当。
杨雄是在《水浒传》第四十四回“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中出场的。当时正是他行刑归来，身边也带了三个牢卒，加上与他挂红贺寿的众人，居然在大街上被踢杀羊张保等七八个军汉拦住。他们素不相识，张保等人一要杨雄借钱给他们；二辱骂杨雄；三动手抢众相识贺喜的礼物；四是张保三人将杨雄逼的动弹不得。堂堂一条好汉如此受辱，杨雄是“施展不得，只得忍气，解拆不开。”这一个“忍”字就把那“软”的性格特征给予初步的揭示。
这种“软”的性格在以后的故事中越发突出。长街遇石秀后，为答谢石秀解救之恩，杨雄主动与石秀结为异性兄弟。两人的关系，用石秀的话来说，那就是杨雄把石秀当“做骨肉一般看待。”既是这样，做弟弟当然也要为兄长分忧解难。出于对兄长的爱护，这位老弟发现了兄嫂的奸情，又如实的向兄长做了汇报。这种仇事，作为丈夫谁听到都不舒服特别是外人转告，更是脸上无光。杨雄听到此事，当然会顿时忿怒非凡。石秀一再叮嘱：“且息怒，今晚都不要提”，“今晚且不可胡发说话”。而杨雄对石秀提供的奸情不调查，也不分析，对石秀的叮嘱是听之任之。由此可见，杨雄耳跟子特别软，是个很没有主见的人。特别是在知府那里喝多了几杯酒，忘乎所以，回到家里见到潘巧云，酒话就出来了。又是“你这贱人！这贼妮子！好歹我要结果了你”，又是“你这贱人！肮脏泼妇！那厮敢大虫口里倒涎！我手里不到得轻轻地放了你！”一个劲儿地骂，酒后吐了真言，泄露了秘密。骂完后他呼呼地睡大觉了。俗话说：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潘巧云也不是个傻子。她也知道，杨雄整天忙于公事，很少在家。她做的丑事，杨雄肯定是不知道的。现在杨雄既已说出，一定是有人告发。这一切都产生在家里。不用猜，这告发之人一定是石秀。她也深知这其中的厉害，于是她在杨雄脚后倒了一夜，实际上也是想了一夜。她了解杨雄，知道杨雄说她是“贱人”不假，说她是“泼妇”就错了。如果她象潘金莲那样“狠”、那样“泼”，杨雄烂醉，可能早就死于她的手下了。她和衣而卧，正如她所说的“只怕你要吐，那里敢脱衣裳……我夜来只有些儿放不下。”这是真心话，也说明她对杨雄的关心。第二日酒醒，潘巧云为保护自己，来了个先发制人，把昨夜和衣而卧想了一夜的计策实施出来：倒打一耙，嫁祸于石秀。石秀毕竟是外人，来杨家又不久，她又哪里知道这又是个狠毒的“拼命三郎”。正因为她对石秀的不了解，以为嫁祸于人，就可以解脱自己。谁知最后是惹火烧身。潘巧云嫁祸，杨雄又不假思索，听了潘巧云的话后，“心中火起”，便又骂开了，恨妻的怒火灭了，又转恨石秀。贸然变化把“亲骨肉一般”的兄弟石秀赶出了家门。
“石秀是个乖觉的人，如何不省得”，他又是条好汉，以“拼命三郎”号称，他那里受的住这奇耻大辱、不白之冤。为了表白自己，石秀杀了裴如海及胡头陀。消息传来，自然也惊醒了杨雄。杨雄忙向石秀赔礼道歉，表示“我今夜碎割了这贱人，出这口恶气！”这也是句气话。当石秀问他“如何不知法度？”他又手足无措，又软了下来。说真格的，杨雄的这句话倒是石秀想要达到的目的。你看下一步，不就是他为杨雄出主意，诓骗潘巧云及迎儿到“好生僻静”的翠屏山。首先是他石秀飕地掣出腰刀，露出了要杀人的真相。迎儿把潘巧云与裴如海通奸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叙述了一遍，石秀还不罢休，又逼着杨雄去问潘巧云，三头六臂问题真相大白。杨雄听了迎儿的招供后，对潘巧云表示：“把实情对我说，饶你这贱人一条性命！”这已经有念夫妻旧情、任其改过之意。当然这也是“软”的表现。潘巧云也承认了错误，要求给机会改过。石秀却认为“含糊不得”，步步紧逼，抓住杨雄“软”的弱点，激怒漾雄，又使杨雄听信他的言语，最后硬是碎割了潘巧云。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结果，完全是杨雄耳根子太软，心太软，遇事欠考虑，又没主见，听信石秀的安排，完全依照石秀的指使行事，落得这么个可悲的结局。如果杨雄硬一点、有主见，也不会造成赶石秀、杀妻这类事件的发生。

有人这样说,梁山上的人个个图个好处,封妻荫子而已:q(+

也不是个个 不过那些想要招安的肯定抱着这个心思。。。

《细说水浒》：《水浒传》两题

《细说水浒》：《水浒传》两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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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水浒传》里的宋江，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人的。关于他，《宋史》所载寥寥无几，只知“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教必过人”（《侯蒙传》），结果是张叔夜在海州，举火烧毁宋江战船，使之无斗志，最后是因“擒其副贼，江乃降”（《张叔夜传》），其他就不多了。《水浒传》里的宋江，是经过宋元两代民间传说、艺人加工及文人创作，最后而形成的艺术形象。这个艺术形象的原型是谁，很少有人探究。在《水浒传》里宋江这个艺术形象写得如此丰满，如此复杂，不是作者凭空想象的，一定有个原型或什么的，故此有人提出，宋江有点像岳飞，岳飞的故事不少都移植到宋江身上了，仔细看看有关岳飞的书籍再对照一下宋江，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全明了。比如《水浒传》中宋江征辽、平寇为国立了大功，尔后，被奸贼用鸩酒害死，宋徽宗梦游蓼儿洼后，给他昭雪，立庙封侯，与岳飞的经历就相同。岳飞不也是在大破金兀术，为国立功后，为秦桧在大理寺狱中用毒酒鸩杀，宋孝宗即位后，也给其平反，立庙封侯吗？

《水浒传》里的宋江招安投降后，就去征辽，平田虎、王庆、方腊等其他农民起义军，与岳飞追剿过张用、曹成，平定过江西的虔寇及湖南的杨么，抗击过金人也很相似。《水浒传》里称宋江为“退虏平寇征西正先锋”，这又正是岳飞的衔头。

《水浒传》说宋江仗义疏财，极其大方，所以天下归心。这又与岳飞的招贤纳士及其相同。岳飞当时每打一胜仗，朝廷即送来几万赏银。宋高宗还拨了湖北一带许多赋税给他作军饷，岳飞就用这些钱赈济百姓，颇得民心。在武昌时连远在太行山的梁兴，山东的李宝都赶来投靠，可见其真是闻名天下。

《水浒传》里宋江临死前怕李逵造反坏了忠义，把李逵也骗来喝了毒酒身亡。而岳飞传中人岳飞怕岳云、张宪不听圣旨，而亲手绑缚他们接旨，又何其相似。

以上数例，虽不敢说宋江的原型就是岳飞，但是至少可说，作者们在创作宋江这个艺术形象时，借用了岳飞的不少事实，这一点大概无疑问吧！不然的话，这些相似之处又作何解释呢？

二
《水浒传》和《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两部名著。前者写农民起义，后者与爱情故事；前者取材于历史、传说，后者取材于作者经历、社会生活；前者反映的是宋代，后者写的是清代；前者作者是元末明初人，后者是清朝人，两者好像无共同之点，然而仔细看看，这两部名作有点惊人相似之处。

这两本书都各有两个作者，《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红楼梦》是曹雪芹、高鹗，一般认为，施、曹是原作者或主要作者，罗、高是续作者或润色者。有趣是，大家都公认后面的续作远不及前面正文，甚至斥之为狗尾续貂。近几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两本书的作者产生了怀疑，认为历史上无施耐庵其人，他可能是一托名，无独有偶，也有人认为《红楼梦》作者也不是曹雪芹，而是石兄。

两本书的版本也极为复杂。前者除有简、繁本之分外，繁本中又有七十回本、百回本、百一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及百二十四回本，后者有庚辰本、甲辰本、乙卯本，有正本等等，至于谁先谁后，谁真谁伪，学术界争论不休，尚无定论。而这两本书都是章回本，都有个百二十回本。

这两本书问世后续书颇多。前者有陈忱的《水浒后传》、俞万春的《荡寇志》、介石逸叟的《宣和谱》（《翻水浒》）、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等等，后者有秦子忱的《续红楼梦》、小和山樵的《红楼复梦》、临鹤山人的《红楼园梦》、归锄子的《红楼梦补》等等。有趣的是，时至今日，还有人作续书，前者如禇同庆花费四十年改写、续写的《水浒新传》，后者如张之续作的《红楼梦新补》等。

这两本书问世后，评点批改者多。《水浒传》有李卓吾、杨定见、袁无涯、王望如、余象斗及金圣叹等人，《红楼梦》有脂砚斋、王希廉、姚梅伯等。金圣叹和脂砚斋都因评书而闻名，金批《第五才子书》及脂批《石头记》都成为研究这两部书的重要参考资料。

这两本书问世后，早就传到国外，译本颇多。《水浒传》是十七世纪后半叶传到日本，十九世纪后半叶传到欧洲，至今已翻译成十二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红楼梦》传日晚于《水浒传》，时间大概是十八世纪末，1892年由英国驻澳门领事裘里翻译成英文，才开始传至欧洲，但其部分内容，如第三回中的两首诗，却早在1830年就选刊出，早于《水浒传》。这两本书都成为一专门学科，如“红学”、“水学”，国际上也很重视，“红学”曾召开过国际讨论会，“水学”也被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研究。

这两本书的结尾相同，都是悲剧结局；这两本书里都写了不少梦，有很多梦的形式、内容、结局都很相同中；这两本书的主题也相同，都可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介绍。

很有道理，四大名著之中，三国在年轻人中人气固然最高，水浒红楼却是底蕴最深，至于西游，虽然家喻户晓，但是就现在看来，似乎很难走到潮口浪尖了

《细说水浒》：梁山三寨主

《细说水浒》：梁山三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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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泊梁山前前后后换了三个寨主，他们是白衣秀士王伦、托塔天王晁盖和及时雨宋江。这三个寨主由于出身、地位、经历的不同，在待人接物、处理问题上又各有不同。
白衣秀士王伦是梁山寨的第一任寨主、梁山事业的开拓者，出身是个落第的秀才。虽说有些文化，不过离满腹经纶还差了很多，又没有什么本事，只不过是有些胆量。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就造成了，好不容易占据了山头，坐了第一把交椅，当上了梁山的老大，从此结束了遭人白眼、瞧不起、寄人篱下的局面，过着秤金分银、成瓮喝酒、大碗吃肉、发号施令、无人不听的生活。这种美滋滋的好日子，谁不想过呢？因此他就特别害怕比他强的人来投奔自己。心胸狭窄、疾贤妒能就成为他致命的弱点。林冲来投奔，有持有柴进的介绍信，连朱贵都认为：“既有柴大官人书缄相荐，亦是兄长名震寰海，王头领必当重用。”坏事就坏在这“名震寰海”上，林冲乃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本领当然比王伦不只高出多少倍，而这正是王伦最害怕、最嫉妒的，他当然不敢接纳林冲，想方设法要拒林冲于山门之外。因此，连杜迁、宋万都觉得他“忘恩背义”，不够哥儿们的江湖义气。也正因此，晁盖等人上山，他更加不敢接纳，这就必然引起林冲的不满，最后火并了王伦。
王伦的不义，还表现在对待老百姓方面。对过往客商，只要有钱，他从不放过。轻则用蒙汗药麻倒，重则要人性命，既谋财又害命。对山寨周围的群众，也经常骚扰。阮小五说：“在先这梁山泊是我弟兄们的衣食饭碗，如今绝不敢去！”阮小七补充说：“这个梁山泊去处，难说难这！如今泊子里新有一伙强人占了，不容打鱼。”这两个”难“字，说尽了王伦的霸道，也表达了和阮氏三雄一类的渔民们的痛楚和无奈。由此观之，王伦占据山头，完全是地道的强盗。
火并王伦后，晁盖被推举为梁山第二任寨主。晁盖的为人，从《水浒传》里看大概有四点：一是仗义疏财；二是好结交江湖人士；三是不懂得体察人情；四是有勇无谋，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又有些家长作风。正因此，他做了山大王后，虽也拦路打劫，但强调“只可善取金帛财物，切不可伤害客商性命。”这就比王伦更有仁慈之心，但没有完全摆脱强盗的品性。不过，晁盖的手段毕竟比王伦高明了许多。他一即位，便把打劫来的生辰纲、财物及自己家里的金银财帛赏赐给众人。体现了他仗义疏财的一贯作风。做了梁山老大后，他又安排修理寨栅，打造兵器，命令手下喽罗加紧操练，准备迎敌。这既稳定了军心，又对梁山事业的巩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的霸道和不体察人情，书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例证。比如投奔王伦，他明知王伦的为人，初会王伦，就被王伦的“热情”所迷惑，而未察觉到王伦毫无收留之意，还对人说：“此恩不可忘报”。真是反映迟钝，太迷糊了。花荣上梁山投奔于他，人夸花荣神箭，惟独他不信，使花荣很不开心。还有杨雄、石秀上山，讲起时迁偷鸡，祝家庄誓与梁山为敌之事。晁盖不分敌我，不恨祝家庄人，反而责怪杨雄等人有辱山寨，盛怒之下，就要“孩儿们将这两个与我斩讫报来”。作为梁山上的主要领导人、一把手，处理事情也未免太轻率了一点。从他开口“孩儿们”的语调看，也完全是一副强盗的口吻，不免有类似王伦之嫌。他有勇无谋，没有什么雄才大略，表现在对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处理上。他总是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只讲“芥立同心，共聚大义”，对山寨前途无具体打算，这“大义”是什么也不明确。他的这些弱点，书中也披露了不少。比如生辰纲事败露后，他就慌张的不知所措，竟不知“走哪里去好”，一点主意都没有。每当官兵来进剿，他都是“大惊”，问吴用“如何迎敌？”关键时刻都是如此恐慌，缺乏主见，这怎能当好这一山之主呢？特别是曾头市中箭之后，立下了这么个荒谬、令人不可理喻的遗嘱：“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他这就不成了第二个王伦了吗？他公开的把水泊梁山当成了他晁盖的私有财产，前途命运由他如此轻率安排。这一切充分说明晁盖这个寨主，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缺乏领导能力。还好他提前去世，不然梁山的前途实在是令人忧虑。他晁盖这样的人是难以当好一山之主的。
晁盖身亡后，宋江做了第三任寨主。这个寨主礼贤下士、仗义疏财。他与晁盖相比，就强在礼贤下士上。正因此，他以他那杰出的领导才能和江湖威望，赢得众好汉的推崇和爱戴，使得山寨十分兴旺。加上他指挥得当，众弟兄精诚团结，奋力拼杀，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反围剿的胜利，扩大了梁山力量，建立了一个巩固的根据地。他的局限在于：对上山造反始终认为是“灭九族的勾当”，暂住水泊是“专待朝廷招安”，“早招安，心方足”。宋江在将梁山事业推向顶峰的同时，忠君报国的观念在头脑中日趋严重，并主导了他的思想，故梁山事业之兴兴在宋江，亡亦亡于宋江。
宋江当了山大王后，对周围的群众、过路的客商所采取的做法已大大不同于前任。他的政策是：赈济、安抚。让他们过着和平、安宁的正常生活；对于客商是任从经过；对官宦、富户的不义之财是定夺不饶。这就脱离了强盗这个身份，有点造反、正义的品性了。在梁山的这三个寨主中，宋江算是最豁达大度、最有才干、又最受人尊敬的寨主了。

对宋江执政后的变化介绍的好象太敷衍了啊。

宋江强大起来向更远的地方借钱粮，对窝边态度有一些调整是合理的，书中说的不是很明确，我也未细细研究。不知道灿烂兄具体怎么看待的？

宋江当了山大王后，对周围的群众、过路的客商所采取的做法已大大不同于前任。他的政策是：赈济、安抚。让他们过着和平、安宁的正常生活；对于客商是任从经过；对官宦、富户的不义之财是定夺不饶。这就脱离了强盗这个身份，有点造反、正义的品性了。

这个好象含糊了点轻漂漂的感觉。

廖老虎对宋江“借”钱粮有什么疑问？
我个人认为，宋江对于州县是武装威慑为主，希望他们自觉送点钱粮来，实在不行再打。
但是从王伦的劫财杀人到晁盖的劫财不杀人再到宋江的只劫不义，这还是不能脱离客观条件的
王伦时期由于他的嫉妒人才，导致山寨实力较弱，只能靠劫财为生，根本不敢惹官府，否则一旦围剿起来，恐怕早就没了
到了晁盖时期，人才开始多了，实力也慢慢强大，而晁盖相比王伦也略微懂得些江湖义气，不乱杀人了
宋江时期的山寨完全可以和官府抗衡，至少围剿是进不来的，所以宋江还是注意先解决内部问题，处理好周边的人心，和百姓商户相处都算和谐，毕竟就算劫，也没太大利益，养不活山寨的

《细说水浒》：《水浒》三淫妇

《细说水浒》：《水浒》三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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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里的淫妇不少，但比较突出的有三个，这就是阎婆惜、潘金莲和潘巧云。虽说都是淫妇，都偷人养汉，但又有差异：潘巧云比较隐蔽，潘金莲和阎婆惜又比较放肆。潘金莲与阎婆惜虽都放肆，但又有差异：潘金莲较狠毒，阎婆惜又狡诈。
阎婆惜随父母来山东投亲，不期父亲染病身去，母女俩又无安葬之资，在宋江的帮助下，总算度过难关。为了报答宋江这个“至生的父母，再长的爹娘”，阎婆主动将女儿阎婆惜典给宋江做“外宅”。“没半月之间，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遍体绫罗。又过几日，连那婆子也有若干头面衣服，端的养得婆惜丰衣足食”。生活地位的改变，应该使阎婆惜感到极大的满足，正如阎婆所言，宋江是他们的“恩主”是她们的买卖衣饭，表示应“做驴做马，报答押司”。可是阎婆惜毕竟是个唱曲女，“年方一十八岁，颇有些颜色”，不是个正经人。很快就忘恩负义，淫乱纵欲，并且公开化，白热化。她认为：“我正要和张三两个做夫妻，单单只多你这厮”，完全视宋江为仇敌，只是抓不到把柄致宋江于死地。当她发现宋江招文袋里的书信时，她大喜：“好啊！我只道‘吊桶落在井里，’原来也有‘井落在吊桶里！’我正要和张三两个做夫妻，单单只多你这厮！今日也撞在我手里！原来你和梁山泊强贼通同往来，送一百两金子与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仅仅几句话，活画出她的得意神态及狡诈。于是她以此为条件来苛求宋江：首先公开承认与张三的关系。这是向宋江示威；接着提出要宋江归还典身文书，任从改嫁。可见其刁滑老练；家中的一切归她所有，可见其心贪；最后硬要一百两金子。既不相信宋江的老实，又不相信宋江的诚意。宋江提出变卖家私，抵偿一百两金子。阎婆惜却认为这是“棺材出了，讨挽哥郎钱”，是宋江作弄自己。硬要宋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快把来两相交割”，不然的话就公堂上见。她就是掌握宋江胆小怕事的心理，处处以官府要挟，阴毒狡诈性格处处可见。
潘金莲的放肆，表现在她偷人的公开化。连亲叔子武松也不放过，比阎婆惜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的可悲在于，她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她出身使女，年轻貌美，不甘心受主人的勾引，不肯就范，以禀告主人婆来揭露主人的无耻，结果反遭迫害，把她嫁给一个“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的武大。可是她又不满于命运的安排，对武大的本份、善良、懦弱，潘金莲同情少，认为嫁给武大是自己的“晦气”。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潘金莲又把武松当成了反抗的对象，以偷人的方法来报复。武松来了，她认为“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因此她不顾家庭伦理道德，主动向武松献媚，设酒勾引。遭失败后，她淫心不死，又落入圈套与西门庆打得火热，以致在武大捉奸时，她又以“闲常时，只好鸟嘴卖弄杀好拳棒。急上场时，便没些用，见个纸虎，也吓一交”的言语提醒西门庆去打武大，可见其狠。武大被踢伤后，口吐鲜血，面似蜡黄，一病五日，要汤不见，要水没有，只指望武大早死，可见其毒，最后竟与人同谋，毒杀亲夫，狠毒之极。
潘巧云没有阎婆惜狡诈，更没有潘金莲狠毒。虽也是淫妇，却来得比较隐蔽。虽说也有撒泼之时，但无狠毒狡诈之心。比如石秀看出奸情禀告杨雄，杨雄又因酒醉吐真言。她听后先是吃惊，后是“不敢回话”，杨雄醉后熟睡，她毫无歹意，和衣而卧服侍杨雄。对石秀也仅是利用杨雄心软耳软的弱点，使出反间计，倒打一耙，使杨雄信以为真，把石秀赶走了之。淫夫裴如海被石秀杀死的消息传来，她“目瞪口呆，却不敢说，只是肚里暗暗地叫苦”，说明奸情被揭后，她的害怕心理。翠屏山上，石秀把裴如海及头陀的衣服取出，向她是否认得，她是“飞红了脸，无言可对”，说明她知羞，当杨雄逼向时，她供认不讳，并承认是自己的“不是”，请求杨雄“饶恕了我这一遍”，可见其知错认错、老实，不是石秀的狠毒、挑拨，她也决不会死于非命。

《细说水浒》：江州的鱼宴为何使宋江腹泻

《细说水浒》：江州的鱼宴为何使宋江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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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州，古称柴桑，近叫九江。它东临鄱阳湖，面对长江，周边河湖交错，物产丰富，素称鱼米之乡。因水多鱼也特别之多，江州渔民还有一套活鱼保鲜之法。那大江里鱼船船尾开半截大孔，放江水出入，养着活鱼，却把竹笆蔑拦住，以此船舱里活水往来，养放活鱼。因此江州有好鲜鱼。故此九江的鱼宴更是久负盛名。加上琵琶亭酒楼“畔临江岸，四围空阔，八面玲珑，栏杆影浸玻璃，窗外光浮玉壁”“端的是景致非常”这美境、美酒、美肴。大概是这个缘故，宋江充军到此，在琵琶亭酒楼和戴宗、李逵、张顺吃了一顿还不够，回家后还将张顺送的一条金色鲜鲤鱼烧吃了，真可谓大饱口福。谁知半夜四更，肚子绞肠刮肚样疼，天明时，一连泻了二十来遭，昏倒在房中。宋江也懂些医道，张顺来时，说要请医人调治，宋江却叫他买了副“止泻六和汤”来吃吃便好了。这“止泻六和汤”是古之良方，今还常用，主治夏季饮食不调，内伤生冷，外感暑气，胸膈满闷，头弦目昏，全身酸懒，恶寒发热，口微渴，小便黄赤或吐泻等症。由藿香、厚朴、砂仁、杏仁、半夏等等中药组成、煎服。
江州的鱼宴为何使宋江腹泻呢？读者不难发现，《水浒传》中两次提到腹泻的原因。一次是作者叙述，一次是宋江自述，原因都是：因见鱼新鲜，贪爱爽口多吃了一些，坏了肚腹。那么，多吃鲜鱼怎么会腹泻呢？这是因为鱼中含蛋白质高。据营养学资料介绍：每百克鲤鱼含蛋白质17.3克。宋江吃了大量鲤鱼，使体内蛋白质剧增，而大量的蛋白质在体内不易分解，指使消化功能发生障碍。中医书上曰：“饮食不节，起居不时以至脾胃多伤，则水反为湿，谷反为常，精华之气不能输化，致合污下降，而泻痢作矣。”（见《景岳全书》）说明宋江是因为饮食过量而引起腹泻的。
宋江是否完全是因饮食过量而引起腹泻的呢？我看不尽如此。施耐庵忽视了造成腹泻的主要原因：宋江、戴宗、李逵三人在琵琶亭酒楼是先要了三份加辣红白鱼汤。宋江只“呷了两口汁”，便放下筷子不吃了，同时觉得这鱼汤“不中吃”。戴宗也说“一定这鱼腌了，不中仁兄意。”、“便是小弟也吃不得；是腌的，不中吃。”而戴宗要酒保另做两碗鱼汤时，酒保答道：“不敢瞒院长说，这鱼端的是昨晚的。今日的活鱼还在船内，等鱼牙主人不来，未曾敢卖动，因此未有好鲜鱼。”宋江等在琵琶亭饮酒正值阴历“五月半天气”，“一轮红日，将及沉西”之时。阴历五月半，和阳历七月初，气温一般高达摄氏20---30度之间。这个温度，正适合一些食物腐败的微生物和中毒性细菌的繁殖。再说鱼打捞出水后，对鱼体起保护作用的粘液中的氮，逐渐被细菌耗尽，各种细菌便于侵入鱼体，加速鱼体逐步变质。昨夜打的鱼，留到第二天下午吃，加了辣椒等佐料，仍然有腌味，可见鱼变质腐败的程度。宋江吃了此鱼汤，那有不因食物变质中毒导致腹泻之理？而施耐庵将宋江腹泻说成是饮食不节所造成的，这就有所偏颇了。

书是他自己写的，怎好说他自己搞不清拉肚的原因？这个结论太过草率了吧？

宋江拉肚子，表面看是吃了不干净的过期鱼，与吃多了，两个原因混合所至。

但，作为细节（这么琐碎的细节，真不懂老施写来表达啥子主旨），“呷了两口汁”，就发现鱼不鲜，说明老宋嘴很刁，很有美食考究的经验与贵气。他又不是林黛玉，就那么尝试匝吧两口也能拉？所以还是吃多了才拉的。

既然是嘴很刁，那么根本就不该吃多吃撑到拉，那是几年没吃过好东西的土豹子干的失格事情，和前面很有美食考究的经验与贵气的形象又矛盾了。

所以，我看这段戏老施也是无聊，写些闲话罢了。如老施惜墨，微言必有大义的话，那么逻辑应该是这样子：

1、“呷了两口汁”，就发现鱼不鲜，说明老宋嘴很刁。
2、如此讲究吃的人，按理不该吃多撑到拉肚，但他还就是拉了
3、说明他是享受惯了的人但近年来苦的厉害了，饿痨的很，准确说食物他没缺过，但对上得席面的好东西，隔绝已久、谗的厉害
4、刻画这么个细节也许是无心的写写生活中作者的一则小经历，并无大义
5、一定要有大义的话，我看，这可以表现老宋为什么不爱当土匪成天想招安。东京城膏粱繁华之地里自有许多这些考究吃食，家住蓼儿洼就算官兵永远剿你不动，也就天天吃大碗肉喝大碗酒的命。
6、吃大碗肉喝大碗酒，无拘无束的痛快汉子，李逵武松鲁达等人皆是，宋江其实和他们不合，宋江比较小资。这个微言大义就合理的很了。

哈哈哈，这点小的细节，还是老虎分析的精彩
小剑佩服！

《细说水浒》：韵文、诗词、山歌的妙用

《细说水浒》：韵文、诗词、山歌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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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每回书的开头、结尾以及正文中，常常插有或诗、或词、或山歌、或韵文之类。很多读者在看书时，嫌它麻烦而经常跳过去不看，这实在可惜。这些韵文、诗词、山歌的设置并非多余，它也不仅仅是使作品行文活泼、富有变化、而且还有其它很多好处，它是整个作品有机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据统计，《水浒传》中的韵文、诗词、山歌，用在篇首的有一百多篇，篇尾有一百四十多篇，用在正文中的有七百三十多篇。它们往往以“诗曰”、“正是”、“但见”、“怎见得”、“有诗﹙词﹚为证”、“常言道”、“古人云”、“怎生打扮”、“有分教”等话来标明。这些韵文、诗词、山歌，或点明主题、概括大意、或造成意境、烘托环境、或抒发感慨、劝戒读者、或刻画人物，写景状物等等，总之，都有明确的目地性。
白胜在黄泥冈上唱的山歌不但紧扣环境还尖锐地指出了当时阶级对立的情况，对比出两个不同阶级的生活、心态。这对比之中，不难看出作者的愤怒，对统治者的蔑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它不仅宣告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同时表明夺取是正义之举。同时这首山歌还抓住了人物思想，对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及人物思想的变化都取到了促进作用。阮小七在石碣村的两首山歌，语言直白、粗而不俗，既说明了自己的职业、本性及这次行动的目的，甚至还透出山歌者虽不反皇帝，但要杀尽“脏官”的人格。“引首”末尾的：“不因此事，为何教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再加上后面的诗，正是全书故事内容及其主旨的角度浓缩。它总领全文，又引出下文，正是这误走的“妖魔”，闹动赵氏天下。还有这“引首”引用的诗，作者是通过这首感叹五代残唐天下干戈不息的诗，来说明古代人民渴望过和平安乐生活，可是社会黑暗，奸佞当道，偏不让人民安居乐业，只得造反，这就点出“官逼民反”的主题及社会现实。又如排座次后，那首“单道梁山的好处”的诗词，它不但介绍了这支队伍人员的出身、职业、性格、同时还道出了他们之间情同兄弟的骨肉深情，既是对梁山斗争历史的角度概括，对英雄的赞美，同时又寄托了作者对梁山社会的美好思想。
《水浒传》有四百一十多篇韵文、诗词、山歌是用来刻画人物的。瓦罐寺流氓道士邱小乙唱的是黄色歌曲，四句歌词粗俗无聊道出了这伙披着道袍的人的朊脏灵魂。吴用装扮算命先生唱的就是江湖相士的歌儿，张横在浔阳江上打劫时唱的“湖州歌”，宋江等一听就“酥软了”，都与他张横的身份相吻合，一听就知其人。又如第十八回宋江出场时，所用的一韵文及一词，韵文是用静态描写手法，光写年齿“年及三旬”，次写形体“身躯五尺”，再写风度气质“有养济万人之度量”，“怀扫四海之心机”，再用古代名士“肖相国”“孟尝君”作比，使其品质得到初步展示，《临江仙》一词更是着重对其义士风度品格进行渲染，使其形象更高大。
写景状物的韵文、诗词，在《水浒传》里更是比比皆是。野猪林的阴森恐怖，是对黑暗社会“不知天日何年照”的控诉，这景已抹上了政治色彩；孟州东门外卖村醪小酒店的幽静给人一种馨新之感，武松怎能不开怀痛饮呢？这景中已有人情；浔阳江上黑旋风斗浪里白跳，一组色彩分明的诗句描写，又怎不引来五百人“喝采不已”，这景又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书中的韵文、诗词、山歌，正是这样言简意赅，省去了很多笔墨，又达到如此之效果，跳过去不看，这势必减弱小说的艺术力量，对我们理解人物、掌握主题都有不利。

《细说水浒》 一刀一境界 一枪一精神

《细说水浒》  一刀一境界  一枪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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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腕尖刀”和“花枪”在“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是两件极平常的道具，“骤看之，有如无物，”细念之，刀有刀踪，枪有枪澜，真乃“一刀一境界，一枪一精神。”
林冲发配沧州后，原打算安分守己，待朝廷赦罪，挣扎回京与家人团聚，毫无杀人之念，所以身边也无刀枪之类复仇武器。虽说他武艺高强，仗义助人，富有正义感，但由于俸禄优厚，夫妻和睦，恩爱，小日子过的美美的，满足于现状。为了维护这幸福美好的生活，他决不惹事生非，得过且过，养成了这种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性格。娘子在岳庙被人调戏，他忍了，娘子被骗至陆谦处受辱，他还是忍了，白虎堂被抓，他明知自己是中计遭陷害，他也忍了。然而高俅一伙还是不让他“立地成佛，”磨刀霍霍在暗算他。发配路上，董超、薛霸两公人千方百计地整治他，用开水烫伤他的双脚，又让他满是潦泡的双脚穿上新草鞋，潦泡打破，鲜血淋滴，他毫无反抗，就是两公人要结果他的性命，被鲁智深营救，他依然还是妥协忍让，求鲁智深放过公人，还是没有放弃“挣扎着回来”的幻想。可是他的对手却不是这样做的，野猪林行凶不成，高俅又派陆谦追杀到沧州。林冲毕竟是条好汉，具有反抗因素。因此当李小二向他报信时，他立刻意识到是“来这里害我，”怒火顿生，发誓要将陆谦“骨肉如泥。”于是不顾李小二的劝阻，买下这解腕尖刀。这是因恨而买刀，意味着随事态的发展，恨之加深，用刀必狠，这就为后文刀刃陆谦作暗示、铺垫。
事与愿违，带刀寻仇人复仇又寻不着，“也自心下慢了”，刚刚燃起的复仇之火又将熄了，这也合情合理。因为林冲是一时火起，因恨买刀报仇，这也合情合理。然而林冲必竟是个逆来顺受惯了的人，此时此地，他巴望的是有出头之日，能与家人团聚之时，不想铤而走险。三天找不着仇人，火气自消，也较之合理。如果他一直是怒火冲天，杀气腾腾，那他就不是林冲，而是武松或李逵了。调往草料场“带了尖刀”，又添花枪，这说明复仇之火没完全熄灭，警惕性尚存。此后写到交割，沽酒、避雪，处处点到花枪，但这刀却藏之未见，加上山神庙前的乞求，好象林冲完全放弃警惕。其实刀一直在身边，这“解腕尖刀”是报仇雪恨之利器，因恨而买，怀恨而藏，为恨而用，藏而不露正是为以后恨而用障目。
最后在山神庙内，听得陆谦等人自供内幕，怒气复生，恨之加深，藏刀复出，冲出山神庙，先用枪搠倒差拔、富安，回身将陆谦丢倒在雪地，花枪却搠在一边，从身边取出那由仇恨浇铸的刀来，往陆谦脸上搁着，使陆谦无法逃脱。痛骂一阵过后，一扯、一剜、一提、一割、将仇人刮刃杀。加上前面的一提、一丢、一搠、一踏、一取几个动作，生动的表现了林冲觉醒后，对助纣为虐、凶残歹毒的陆谦的极大义愤。用刀之残，则表明了林冲挣断了忍辱求生的枷锁，与旧林冲决裂的决心。有枪在手不用，偏要从身边抽刀，从虐杀陆谦那一系列动作看，好象林冲早已设计好，只有如此这般才能泄恨。这用刀的狠，正说明恨极之情。
买刀、带刀、藏刀、用刀是刀踪；挑酒葫芦之枪变杀人之枪是枪澜。有了这两件道具，才出现了对三个仇人的不用杀法。正如容如堂眉批在此写道：“杀的快活，杀的快活，若如那两人也一枪搠死，便没趣了”。有了这一刀一枪，才产生“以一个人杀三个人，凡三四个回身，有节次，有间架，有方法，有波折，不慌不忙，不疏不密，不缺不漏，不一片，不烦琐，真鬼于文、圣于文也”（金圣叹语﹚的艺术效果。有了这一刀一枪，才看出几经波折后，林冲性格的质的变化，才看出到刀刃、枪尖上体现出来的、林冲的感情。

《细说水浒》：闲话宋徽宗

《细说水浒》：闲话宋徽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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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赵佶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有名的昏君。他的品行，正如《水浒传》里所描述的那样：“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在治国上，他昏庸腐朽，重用奸邪，实属庸碌之才；在外交上，他软弱无能，屈辱忍让，最后当了俘虏；在生活上，他挥霍无度，穷奢极欲，他笃信神灵，多次向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光问道，以求长生不老之术，还自号为“教主道君皇帝”。身为国君，还偷鸡摸狗，从皇宫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妓院，去私会名妓李师师。宋徽宗还喜欢踢球，爱好古玩玉器等等。这些在《水浒传》里都是有所表述的。
其实，宋徽宗赵佶倒也不完全像《水浒传》里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他是个颇为有名的画家、书法家。在发展美术事业方面，他是有成就和贡献的。他创造的“瘦金书”，颇得书法家重视，用这种字体书写的崇宁大观等钱币是收藏家至爱的珍品。《书史会要》评价说：“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意度天成，非可以形迹求也”。他的绘画重视写生，尤善画花鸟画，极强调细节，以精工逼真著称。据说，一次宣和殿前的荔枝结果了，孔雀在树下啄食落下的荔枝。赵佶一看心血来潮，命画师们画一幅荔枝孔雀图给他评赏。他看完画师的作品后不满的说：“你们虽画得不错，可惜都画错了，孔雀上土堆，往往是先举左脚，而你们却画成了先抬右脚”。起初画师们不信，反复观察后，果如赵佶所言。还有一次他去龙德宫品画，看到一幅月季花连连叫好，众画师莫名其妙，请万岁爷赐教，宋徽宗说，百花之中，唯月季花少人画，其原因是此花每月开一次，一年四季以及清晨黄昏，它的花瓣、花蕊、花叶的形状和颜色都会发生变化，很难掌握得准确，此画上之花是春季正午时分盛开的月季花画得准确同真花一样。众画师不信，找来画作者一问，画作者道：此画画的正是春季正午盛开之花。可见其观察之真之细。故此他的传世作品《芙蓉锦鸡》、《池圹秋晚》、《四禽》及《雪江归棹》等画，都可称为珍品。他还发展了宫廷绘画，广集画家，创造了宣和画院，培养了像王希孟、张择端、李唐等一批杰出的画家。还亲自出题，留下了“踏春归来马蹄香”的佳话，他组织编撰的《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是美术史研究中的珍贵史籍，至今仍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崇奉道教，干了不少蠢事，也做了不少好事。他多次下诏搜访道书，设立经局，整理校勘道籍，政和年间编成的《政和万寿道藏》是我国第一部全部刊行的《道藏》，对研究道教历史和经典，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他下令编写的“道史”和“仙史”，也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道教史和道教神化人物传记。宋徽宗还亲自作《御注道德经》、《御注冲虚至德真经》和《南华真经逍遥游指归》等书，使我国道籍研究有了完备的资料。

《细说水浒》：《水浒》续书种种

《细说水浒》：《水浒》续书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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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红楼梦》一样，《水浒传》自问世以来续书纷纭，人们从各自的好恶增补这部名著。其中，有的续书写的很是不错，也算是“流芳千古”。
续书中的佳作要数明代陈忱的《水浒后传》。全书四十回，主要描写宋江、吴用死后，其余幸存者在北宋朝廷的压迫和外族侵略下再度起义，一部分随混江龙李俊出海，一部分参加了抗金斗争，失败后，也都出海与李俊会合，据暹罗（即今泰国）为王、为官的故事。小说继承原作中不畏强暴，为民伸张正义，敢于斗争的传统，歌颂了他们的英雄主义，同时还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农民起义的同情。《水浒后传》里的人物，大都保持了原作原有的性格和面貌，语言也通俗流畅。
续书中的内容和原作截然不同的是清代俞万春的《荡寇志》及清代介石逸叟的《宣和谱》。《宣和谱》又名《翻水浒》，顾名思义，即推翻《水浒》，共二十回。主要写《水浒传》中曾出现、但没参加梁山起义或与梁山好汉作对的人，如王进、栾廷玉、扈成等人。他们响应朝廷号召，自愿组织起一支武装，围剿梁山泊，杀尽水浒英雄的故事。《荡寇志》又叫《结水浒》，是以《宣和谱》为蓝本发挥而成。意为要扫荡梁山贼寇而定名。全书七十回附结子一回。小说从原作排座次后写起，朝廷派三路大军与地方武装一起荡平梁山贼寇为止。作者在小说中针锋相对地制造出一些能制服梁山好汉的官员、能人。比如梁山上有个神行太保戴宗，他就制造出了一个比戴宗走的更快、施法时脚踏风火轮的康捷；梁山上有打虎英雄武松，他就写了一个比武松还勇猛，能打死独角神兽的唐猛。反正他制造出的官员、能人，总比梁山某某好汉厉害的多，梁山好汉个个都惨死在他们手下。在我国小说史上，《荡寇志》可算是翻案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荡寇志》在人物塑造、行文布局、造语设景上都有可取之处。鲁迅先生曾评之曰：“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
此外续书还有：清代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全书四十五回，写宋江、卢俊义死后，在南宋初年又转世为杨幺、王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湖南洞庭湖仿效梁山好汉起义的故事。小说反映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歌颂了农民起义战斗不息的精神。但小说中的迷信、宿命的东西比较多，结构也比较松散。一九八六年初，全国各报报道，有一部“湮没三百余年的古本《水浒传》重见天日”。据专家们考证，这本书是梅寄鹤伪托施耐庵著的。此书前七十回为全本，后五十回为梅氏续书。全书揭示了阶级矛盾，歌颂了起义军的英雄气概，也弥补了原作中的缺漏，布局前后呼应，情节连贯吻合，均可看出续书者的水平。一九三三年出版的程善之著《残水浒》共十六回。此书写梁山一百零八将各因其出身不同，分为几个派系，派系之间互相残杀。最后是众叛亲离等到官兵进行围剿时，投降的投降，被俘的被俘，战死的战死，结果以宋江被戳，梁山终被消灭告终。这是继《荡寇志》后出现的另外一部翻案的续书。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姜鸿飞著《水浒中传》共三十回，上接金本《水浒传》，下连陈忱《水浒后传》，是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后五十回的修改本。今人褚同庆花费四十余写成的《水浒新传》共一百七十回，作者不满悲剧结局，仅保留原作三十九回，改写四十回，新增九十一回，也是一部较为有趣的读本。解放前还出版了几部续书，如张青山的《水浒拾遗》、谷斯范的《新水浒》、张恨水的《水浒新传》、刘盛亚的《水浒外传》。解放后也出了一些续书，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这里想重点说说张恨水的《水浒新传》。此书补充了施耐庵《水浒传》之不足。如原作歌颂梁山英雄的忠义，而张恨水就把对北宋王朝一家一姓的忠义扩大为对国家民族之忠义。全书大部分篇幅是写他们抗击金人入侵的故事，虽也同样战死牺牲，但比原作征剿王庆、田虎、方腊等其他农民起义军牺牲立意更高，更为人所崇敬。在人物塑造上也有创新。比如史进这个人物，原作在“拳打郑关西”后就黯无生气了，而此书则重塑了史进活跳粗豪的一面，作了较大的丰满；又如时迁、白胜这一类人作者极力提高他们的价值，挖掘他们的优点，都写的比原作充实、可敬可爱。

《细说水浒》：安道全治痈疽

《细说水浒》：安道全治痈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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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第六十五回载：宋江攻打大名府时，突然患病，一卧不起。起初是“神思疲卷，身体酸疼；头如斧劈，身似笼蒸”，“背上好生热疼”，以“鏊子一般红肿起来”，最后是“神思昏迷，水米不吃”。“鏊子”是烙饼器具，图形中凸，从介绍看，宋江有发热、头痛、背部红肿，掀热疼痛等表证，这是什么病呢？吴用说的对：非痈即疽。对于这类病的善恶，中医有句顺口溜，叫“五善见三则吉，七恶有二即凶。”宋江最后是“神思昏迷，水米不吃”，可见是恶疾，如不及时治疗，性命悠关。故此，梁山寨先后派出张顺去请、戴宗去接，这个“肘后良方有百篇，金针玉刃得师传”的祖传内科外科尽皆医得的神医安道全，几经周折，终于及时赶到梁山。
在返回梁山途中，安道全就问戴宗：宋江“皮肉血色如何？”戴宗回答：“肌肤憔悴，终夜叫唤，疼痛不止”，虽然戴宗说是“性命早晚难保”，安道全却认为“可医治”。一到梁山，宋江口内只有一丝气息了，一诊脉，安道全便断定“脉体无事。身躯虽是沉重，大体不妨”，并当众夸口道：“不是安某说口，只十日之间，便要复旧。”果然如其所言，“五日之间，渐渐皮肤红白，肉体滋润。不过十日，虽然疮口未完，却得饮食如旧”，不久就完全康复了。
安道全用什么办法治病呢？他的医法有无道理？《水浒传》里只说了两句：“先把艾培引出毒气，然后用药：外使敷贴之饵，内用长托之剂。”所谓“艾培”，是灸法，起到疏通气血、开结拔毒作用；所谓“外使敷贴”，即用外科常用膏药，用来消肿、提毒、去腐、止痛、生肌、收口。如加味太乙膏之类，即能清火消肿，又能提脓生新，故为肿疡和溃疡通用方。《水浒传》虽未点出药名，也无非是此。“内用长托之剂”，更是中医之常法。中医书载：“外科痈疽等症的内服药的运用，原则上分为消、托、补三法。”安道全是“内用长托之剂”，书曰：“托法，施用于肿疡化脓时期和溃疡初期，能托毒外出，防止毒气深入扩散”，便于生肌收口。因用了艾培、外敷、内托三法，使脓出痛减，脾胃之气渐复，故宋江不过十日虽疮口未愈，饮食却恢复如常，真是药到病除，医道高明，神医安道全，真是名不虚传。
说安道全“神”就“神”在宋江病重时夸口的“只十日之间，便要复旧”上。安道全一上梁山刚诊脉，就敢当中夸口，固然与其医道高明有关，但是另一方面又与其胸有成竹相联。这个胸有成竹又源于从戴宗嘴里了解了宋江的病情，几套医疗方案在旅途中早已形成。上山后一切、一闻、一望、一问、一触，正确的方案已经出来了，对症下药，也就立竿见影了。

《细说水浒》：宋江的哥哥和老婆

《细说水浒》：宋江的哥哥和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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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第十八回在介绍宋江时是这样写的：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驰名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上有父亲在堂，母亲早丧；下有一个兄弟，唤做铁扇子宋清。
这段文字说的很清楚，宋江是排行第三，那么他就应当还有两个哥哥。而书中对此却是只字不提，不能不说是阅读者的一个遗憾。
最近看山东省《牡丹》杂志编辑部的《水浒外传》中“宋公明乡里扬孝义，毛头星大路惩凶神“一章，就觉得弥补了《水浒传》里的这个遗憾。这回书开宗明义：
话说济州郓城县城西有一宋家庄，庄上居住一个宋太公，已是画家之年，妻室早丧，膝下有四个儿子：长子宋海、次子宋河、三子宋江、四子宋清。
这几句交代既与《水浒传》相吻合，又说明了宋江排行第三的情况，免得读者生疑。这回书还介绍宋江不但有两个哥哥，还有两个嫂子。大哥二哥性情宽厚，且又孝顺，在家协助老父操持农事，兄弟之间是兄宽弟忍，而乡邻相处甚好。打扫俞氏性情泼辣，受不得闲气，动辄噘嘴使气。嫁到宋家后，性子便使到丈夫头上，经常吵闲不休，而且对宋太公宠爱三子宋江非常不满，对宋江的仗义疏财更是气的要命，多次闹着要分家宋河高低不答应。最后她想以假上吊来逼丈夫与兄弟分家。谁知她机关算尽，反而弄巧成拙、弄假成真，真的把自己给吊死了。这就是二嫂的结局。大嫂及二哥以后又如何呢？这回书中也是漏掉交代。虽是如此，但是宋江的家世，特别是宋江两个哥哥的情况有了交代，宋江为何排行第三也比较清楚。
作为水泊梁山大头领的宋江是没有老婆的，仅仅娶过阎婆惜为“外宅”。但是不到二个月，因阎婆惜抓住宋江私通梁山好汉的把柄要挟宋江，结果被宋江所杀。此后宋江就一直没有再娶，更谈不上什么明媒正娶的老婆了。
从《水浒传》中看，宋江第一次露面是在劫生辰纲事发后，何清到郓城县下捕公文之时。根据书中提供的时间，是在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此时的宋江已经“年及三旬”。而宋江死于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年纪有四十。按理说这么大的年纪，加上母亲早丧，父亲也没有再娶，弟弟宋清又未成家，三条光棍操劳家务、农事，有极大不便。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宋江又是个大孝子，这无后又那能算孝子呢？故此，宋江应当有老婆。最近翻元人诗文偶得数据。元人陈泰在其《所安遗集补江南曲》序中云：“余童卯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舟过梁山泊，遥见一峰，嵽嵲雄跨。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议事处。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茨，相传以为宋妻所植。”陈泰所述说明历史上的宋江是有妻子的。宋江的妻子姓甚名谁呢？明人许自昌的传奇《水浒记》里有交待。书曰：宋江的妻子姓孟。夫妻和谐融洽，宋江希望有所作为，但又记挂妻室。孟氏对其极为理解，要他以事业为重，不要以家庭为念。宋江上梁山后，梁山好汉把孟氏请上山与宋江团聚。
施耐庵在写《水浒传》时不写宋江有妻室是为什么呢？一来可能是情节发展的需要；二来恐怕也是有意借此突出其不念女色的英雄本色吧！《水浒传》里衡量一个男子是不是条好汉，“不近女色”也是一条及其重要的标准。在书中，作者不是通过宋江的口正式宣布了这条标准吗？第二十二回中宋江就说过：“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作者不是公开出面说：“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不十分要紧（第三十二回）。”卢俊义也是“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第六十二回）。”故此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大多数是没有家小的光棍。这显然是作者的妇女观造成的结果。

《细说水浒》：《水浒》人物趣谈

《细说水浒》：《水浒》人物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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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水浒传》，厚厚三大本，洋洋百万言，写了从宋徽宗即位、高俅发迹到宋徽宗梦游梁山泊蓼儿洼前后二十五年之事，光出场人物就有七百二十五人之多。这么多人物一定有趣事可写，看我慢慢展示开来。全书第一个出场的是宋仁宗，他派人请张天师祈禳瘟疫，最后一个露面的是为鲁智深坐化点火的六和寺大惠禅师。第一个出场的水浒英雄是九纹龙史进，最后一个上梁山的好汉是兽医皇甫端。
全书出场次数最多的是宋江，从第十八回私放晁盖开始至第一百二十回饮“御酒”身亡为止，全书有七十回记载了他的行踪，把宋江这个出身小吏，熟知法度、同情晁盖等人，又不敢造反，不得已造了反，又不敢反到底，盼招安，最后受招安，当了官又极不愉快，惨遭毒害的形象，写的真实，有血有肉。水浒英雄中出场最少的是神算子蒋敬。记载有他仅两回书。一是第四十一回黄门山下投宋江，另一回是第一百二十回，不愿为官，回归故里为民。表现了他颇有谋略，看破红尘的性格。武松的出场次数虽不及宋江，但他的传最集中、最长。从第二十回他在柴进庄会宋江开始，作者接连写了他打虎、遇兄、杀嫂、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碎醉打孔亮、上二龙山等十回书，共十万余字，把武松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奋不顾身、知恩必报的性格写的可爱可敬。
从《水浒传》的回目看，林冲好像是第一个上梁山的。其实不然，梁山的开山大王应是王伦、杜迁。王伦因心地狭窄、妒贤嫉才，早就做了林冲刀下鬼。杜迁虽说资格老，只因本领低下、无才无德，最后排坐在第八十三把交椅上。上梁山的第一个好汉却是他摸着天杜迁，林冲充其量算是第一个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了。最后一个上梁山的是被请张顺捎上山的兽医皇甫端。他来的勉强，上山后毫无建树，除第七十回有段对他的介绍外，全书中没有关于他的任何一次行动，也从未说过一句话。《水浒》中个头最高的是险道神郁保四，他身长一丈，折合现在的尺码也有七尺有余，比原我国篮球巨人穆铁柱还高出半头。个头最矮的是武大郎，身高不满五尺，仅现在的三尺五寸不到。他形体虽猥亵，但心地善良，安分守己，难得的良民，颇为读者同情。
《水浒传》中出现的第一个“强盗”是神机军师朱武，早在上梁山之前，他已在少华山做了山大王。第一个被官府捉拿的好汉是白日鼠白胜，严格地说他算不得是条英雄好汉，被官府抓住后，一打，他就出卖了晁盖、吴用等劫取生辰纲等七条汉子。第一个被水浒英雄俘获的官军是前来追捕晁盖等人的何涛。好汉们却不优待俘虏，放他回去，还割了何涛的耳朵。遇险次数最多的是宋江，前后九次死里逃生。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仅是人们的一句祝福语，其实也不尽然。宋江九死一生，按说应是福气多多，最后他还是逃不脱朝廷的迫害。水浒英雄中亲缘最复杂，亲朋最多的，恐怕要数解珍、解宝兄弟了。孙立、孙新是其姑舅哥哥，而表哥，姑舅嫂子有乐夫人及顾大嫂，姑舅妻弟还有铁叫子乐和，数数拢这家亲戚有七人。
水浒英雄上山之前，都天各一方为生存经营着，他们大多是久闻其名、不识其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江湖上又名传海宇，与之相见是大多人“平生渴仰之念”。一旦相见，都觉得相见恨晚，不由分说便结为异性兄弟。故此梁山之上就有了十三对拜把兄弟：宋江与晁盖、林冲与鲁达、戴宗与杨林、李逵与汤隆、宋江与武松、鲁达与张青、宋江与扈三娘、关胜与赫思文、武松与张青、宋江与李俊、戴宗与李逵、武松与施恩、石秀与杨雄。这其中宋江一人就结了四对。更好玩的是这四对之中竟有一个扈三娘，不但是异姓，还是个异性。也有费解之处，李逵对宋江是唯命是从的，哥哥前、哥哥后的叫个不停，煞似亲热，可宋江竟然没有与他结拜为兄弟，怪！怪！《水浒》里还有十二对嫡亲兄弟：武大郎武松、宋江宋清、阮氏三雄、解珍解宝、李达李逵、张横张顺、穆弘穆春、孔明孔亮、童威童猛、朱富朱贵，孙立孙新，蔡福蔡庆等。还有三对新婚夫妻：矮脚虎王英与扈三娘，霹雳火秦明与花荣之妹，没羽箭张清与琼英。

《细说水浒》：三个未出场的《水浒》人物

《细说水浒》：三个未出场的《水浒》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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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尧夫及老种、小种经略相公是《水浒传》提到其名，但未出场的三个人物，先说说邵尧夫。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
           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这是《水浒传》开篇所引用的一首诗。诗的作者，《水浒传》中作了简单介绍，是“宋神宗天子朝中一个名儒，姓邵讳尧夫，道号康节先生”。
《水浒传》里对邵尧夫的介绍过于简单，而且还有点错误。邵尧夫应叫邵雍，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元祐年间赐谥康节。祖籍范阳（今河北定兴县南）人，幼年随父亲迁共城（今河南辉县）。不愿为官，隐居在苏门山百源之上，故后人又叫他做百源先生。后出山迁居洛阳，与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交游甚密，邵雍是北宋哲学家、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虚构宇宙构造图式和学说体系，成为他的象数之学（也叫“先天学”）。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即“道”、“心”。他在《皇极经世》一书中说：“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器则变，复归于神也。”也就是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则皆有消长，有始终，按照他所说的“先天图”循环变化。以为人类社会已经是盛极而衰，从中国古代有关三皇五帝等传说和某些历史现象出发，提出了“皇、帝、王、霸”四个时期的历史退化论。按照他的观点，古往今来一切朝代、社会的治、乱、兴、衰以及人事的变迁、贫、富、祸、福、生、老、病、死，都是循环变化的。《水浒传》里所引用的这首诗，也正是他这种唯心主义观点的反映。
再说老种、小种经略相公。《水浒传》第二回王进挨了高太尉一顿斥骂后，知道自己无法在东京呆下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向母亲提出到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安身立命。第三回史进烧庄拒捕后，逃到渭州找师父王进，不期遇到鲁智深。鲁智深介绍道：“俺这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这个老种经略相公、小种经略相公到底是何许人也？
“相公”这个词，解释有二：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四中曰：“前代拜相必封公，故称之曰相公。”可见古代称宰相为相公；二是就是对上层社会年轻人的敬称。《水浒传》里的“相公”之称，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而是介乎两者之间，是对当官人的尊称。“经略”亦称“经略使”或“经略安抚使”，这是个官名。唐朝所置，是边境重要地区的军事长官。宋代的经略使不但掌管一路军事，而且掌管行政，故《宋史•职官志》中云：“以直秘阁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
老种、小种其实是兄弟俩。老种叫种师道，小种叫种师中，河南洛阳人。兄弟俩都是北宋末年西北名将。种师道初任文职，后为武职，镇守边关。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因攻克西夏臧底河城有功，威名著于西陲。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围攻东京时，他不顾六十六岁高龄，率兵入京，任京畿两河宣抚使，威望更高，天下人称之为“老种”。京城暂时解围后，由于宰相李邦彦作梗，种师道竟然被解除兵权，不久即病逝，谥号忠宪。至于这个“小种经略相公”，是种师道的弟弟，叫种师中，初为秦风经略使。秦风乃宋时路名，辖境在今宁夏、甘肃、陕西交界地区，治所在秦州（及今甘肃天水市）。据《续纲目》载：金人入寇，朝廷令钟师中以本路兵马会郑洛，外援河阳，内卫京城。有功，后救助太原，杀至榆次，因援兵姚古失期不至，钟师中孤军作战，最后寡不敌众以身殉国，威名不亚于其兄种师道。

《细说水浒》：施耐庵笔下的老虎

《细说水浒》：施耐庵笔下的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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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不仅是个写人的行家，而且是个画虎的高手。《水浒传》里有四处写到虎，虽说都是吊睛白额锦毛大虫，但虎资、虎态又各不相同，真可谓是同中有大异，异中有小同，读之趣味盎然。
洪太尉在龙虎山所遇之虎是吓人之虎。你看它出现在洪太尉孤独一人、脚穿麻鞋、揽葛攀藤、脚酸腿软，“掇肩气喘”、心中抱怨之时。突然间山凹里起一阵风，虎借风势，风助虎威，接着是奔雷似的一声吼。此时虎虽未出，但这眼见之风势、耳闻之吼声，已使人丧胆。待猛虎扑地跳出，跃在洪太尉前面，洪太尉哪能不大吃一惊，“扑地望后便倒”！此虎吓人之处还在于“那大虫望着洪太尉左盘右旋”，使读者为之颤栗，叫人三魂悠悠，七魂荡荡。此虎戏人还在于咆哮了一阵，往后山坡下跳了去，就不见踪影了。虎虽去，洪太尉吓的“浑身却如重风麻木，两腿一似斗败公鸡”，可见其害怕之极。此虎虽“睛如闪电尾如鞭，口似血盆牙似戟。伸腰展臂势狰狞，摆尾摇头声霹雳”。委实吓掉人命，但它并不吃人，只是吓吓人、寻人开心而已。
武松在景阳岗所遇之虎才是吃人之饿虎。因官府贴出榜文，要求过往客商成群结队在规定的时间里过岗，那虎数日未食，是只寻人的饿虎。但在写作上，作者并不是将饿虎与武松马上接触，而且让武松打虎之前，通过“三碗不过岗”酒店小二及榜文，三番两次渲染，说明此虎凶猛，使读者为之捏汗。武松毕竟是条好汉，为了展现好汉的风采，作者接下来写他豪饮。首先是说明酒之烈；喝三碗出门便倒。而武松连喝十八碗不曾醉倒，这不是简单地说明武松有超人的海量，而是在暗示其勇力过人，且又让读者为之宽心。老虎出现时是“发起一阵狂风”，而且“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说明此虎又饥又渴，早就发现了武松，于是一上来便是一扑，从半空里窜下来咬人，接着使出看家本领一掀、一剪三下子。老虎抓武松不着，才气极败坏地大吼一声，“振的那山冈也动”。这扑、窜、掀、剪、吼的动作完成于瞬间，说明老虎饿极，气极，急于要吃人。俗话说：“饿汉无长力”，饿虎也如此，折腾了一阵，体力消耗竭尽，而武松此时酒发力来，饿虎要吃他，为了活命，他不得不使出全身解数来对待老虎。这“饿虎”对“神人”一场好戏就这样演绎了。
李逵在沂岭所遇之虎是饱虎。此虎刚刚饱食了一顿，吃了李逵老母，正从外面饮水归来。见小虎死于洞口，虽也张牙舞爪，但想到洞内虎子，又不见人，也就用不着呛哮，更不用扑、掀、剪的动作，故斯斯文文“先把尾去窝里一剪”，然后才将半截身躯坐将进去，完全是饱虎归窝的动作。李逵虽是粗人、莽汉，却是个孝子。好不容易接到老娘，想带回梁山去享福，千辛万苦将老娘背到沂岭，谁知却被老虎吃了，目睹此惨状，李逵哪能不“心头火起，赤黄须竖立起来”，连杀四虎，勇猛无比、痛快利索，也算是报仇雪恨了。解宝  珍是“当官受了甘限文书”。限期之内捕不到老虎就要受官府责打。只得到山上捕虎，先是尝尽等虎之苦，得虎之难。黄天不负苦心人，终于见到老虎。而解珍、解宝在登州山所见之虎，是受伤之虎。此虎虽然中箭，在地上翻滚，企图挣脱身上之箭，箭未挣脱，又见解珍解宝兄弟持叉奔来，身上疼痛难忍，那虎威早无。一个力竭，一个力旺，老虎自知敌人不过，带箭便逃。箭上又有毒，大虫奔命，血液循环加快，毒汁攻心，“那大虫当不住，吼了一声，骨碌碌滚将下山去了”，一命鸣呼。
《水浒传》里的四虎，虽作者笔下所画，但有的“以神见形”，有的“绘形托神”，读来却似逼真，可见施耐庵写作手法之高绝。

是不是发个签名售书仪式啊:P

《细说水浒》：《水浒》人物知多少

　　《细说水浒》：《水浒》人物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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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古典长篇小说中，塑造人物最多的恐怕要数《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及《水浒传》了。据《中国文学史》及其他资料记载：《三国演义》写了一千一百八十三人，《西游记》写了四百多人，《红楼梦》写了九百七十五人，惟独《水浒传》写了多少人，这些资料大多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有的说大约四百多人，有的又说六百人以上，这两者差距又如此之大，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水浒传》人物到底有多少？这一直是一个我想搞通的问题。一九八一年，我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水浒全传》，进行了全面、仔细的阅读，并作了详细的记录。在人物方面，我记录了每一回出场的人物及书中点到但未出场的人物。除去丫鬟、士兵、喽罗等“龙套”外，最后的统计结果是：有名有姓的人物五百七十七个，有姓无名的人物九十九个，有名无姓的人物九个，无名无姓，但对故事情节发展有一定作用的人物四十个。加起来一共写了出场人物七百二十五人，另外书中提到但未出场的人物还有一百零二人，总共为八百二十七人。

　　在出场的七百二十五人中，男人有六百六十五个，妇女有六十个。这七百二十五人如按其职业划分的话：官员八十八人，小吏五十六人，士兵四人，地主﹙包括士豪、富户﹚六十七人，知识份子五人，艺人十三人，僧道二十人，奴仆十四人，百姓五十八人，少数民族﹙包括辽国上下﹚七十四人，手工匠人十五人，娼妓四人，农民四十一人，绿林好汉三十三人，商贩三十人，其他起义军二百零三人。这些人物在书中大多有份小传，少则三言两语，多则洋洋万言﹙如武松的传多至十回书﹚，使其有血有肉，性格鲜明。

　　正文写到此应该说已基本结束。但有一点说明、一点补充不得不罗嗦几句。一点说明是原文付梓时，我写道“一共写了出场人物六百八十五人”。而今文却出现了出场人物七百二十五人，整整多出四十人。这四十人是原文中没有加上的无名无姓的人物。重写此文时，我翻阅当年的记录，又翻读了《水浒全传》的有关章回，觉得这无名无姓的四十八人非补上不可。比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一回中的店小二就是个无名无姓的人物。此人虽无名无姓，但在此一回书中绝非可有可无。书中写到他的文字前后仅二百来个，分为接待鲁达，阻拦金老父女，遭鲁达痛打，报信未果及目睹拳打镇关西五处。字不多，但一个恃强凌弱、不知好歹，但又胆小怕事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又比如“戴宗智取公孙胜，李逵斧劈罗真人”一回中的吃面老人，就人物形象而言，他没有前面说的店小二那么活脱鲜明，但对情节的发展、所产生的喜剧效果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水浒”人物知多少？》写成后，为了与广大《水浒》爱好者分享这一成果，《南昌晚报》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七日刊载了此文。没想到，此后不久《文学报》、《天津日报》、《羊城晚报》、《贵阳晚报》及《合肥晚报》等二十余家报纸陆陆续续转载了此文。更没想到的是，这一统计数字得到很多《水浒》学者及爱好者认可。他们在论及《水浒》人物时，也多引用此数字﹙见汪远平先生著《水浒拾趣》一书﹚。就连江西省二00六年小学二年级语文寒假作业中也有《水浒》人物有多少的题目，其答案也是我统计的数据。看到这些，我为之一喜，我总算是回报了《水浒》为《水浒》作了一点点的贡献。

　　

李忠的“啬”

李忠的“啬”
在梁山好汉当中，打虎将李忠恐怕是最小气的人了。吝啬应该是他性格上的主要特征。《水浒传》对这个人物着墨不多，但这个主要特征却表现的淋漓尽致。
李忠出场较早，是《水浒传》中第六个出场的梁山好汉。一出场既在渭州街头使枪卖药，巧遇他的徒弟九纹龙史进及鲁达鲁提辖。故人相逢，一饮为快，既有鲁达尽地主之谊、做东买单，就应欣然同往方尽人情，而李忠却以要卖药相推，无非是怕破费，很不给面子。直到鲁达急了，又是推人又是骂，又以打相威胁，把看耍把势的观众们轰走，“李忠见鲁达凶猛”，敢怒不敢言，无奈之下，赔笑同往，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潘家酒楼，鲁达为资助金氏父女，史进拿出十两银子相帮，声明不要鲁达还，而李忠却无动于衷。鲁达第二次发话，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他才慢吞吞摸出二两银子来，不能不说他吝啬、小气。这“看着李忠道”五字，虽未明写鲁达此时的语气、面部表情，但字里行间流露出鲁达对他很不自觉的不满。待李忠摸出二两银子时，鲁达终于按耐不住说话了：“也是个不爽利的人。”这“不爽利”三字道出李忠的“啬”来。正因为其“不爽利”，鲁达最后将这二两银子丢还给他。李忠是个使枪卖药的江湖艺人，从经济上看是远不及史进富裕、鲁达大方，拿出二两银子也的确不易。我们是不能从出钱的多少来评价英雄的。出钱或多或少，只能是根据出钱者的情况而定，能量力而行就可以，出了都代表一点心意。有这个心意，总比没有强，但前提是自愿。从李忠对解囊相助的态度、摸钱的动作看，他完全没有这点心意，不是自愿的。摸出二两银子还是鲁达催促下拿出来的，这就没有江湖好汉的“义”了。此无他，这正是他舍不得和吝啬的本性所致。李忠好歹也算是好汉一条，好汉在江湖行走，讲究的就是“义气”。为了这“义气”，命都可以舍弃，钱又算什么呢？史进为“义气”，烧了庄园，离家出逃，一路上的花费是只出不进。当鲁达借钱时，他毅然拿出十两银子。李忠虽远不及史进富有，但他在江湖上卖艺卖药，虽收入不丰，但毕竟是有出有进，日积月累也有写盈余。这济贫之举都如此小气，不吝啬又是什么？
江苏如东县岔北中学孙凯明老师在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少年文史报》上撰文，认为“说李忠小气吝啬就有点失之偏颇了”，并举鲁达、史进、李忠三人去酒店前李忠的二段话“待小子卖了膏药，讨了回钱，一同和提辖去”和“小人的衣饭，无计奈何”为证，说明“李忠身上确实没有什么钱，他摸出二两银子后已是囊空如洗了。所以鲁提辖错怪了李忠，使他受了委屈。”故此此文题是《李忠‘吝啬’吗？》，看来也似乎有些道理。不过，如果我们读一下《水浒传》中有关李忠的章节，对李忠性格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后，相信会自然得出一个结论：李忠的确小气吝啬。孙凯明老师的看法又“有点失之偏颇了”，有点以偏盖全了。
卖艺的李忠，生活有时可能会拮据。做了桃花山大王后，他的生活地位应该有了极大的提高。你看作为桃花山二大王的周通到桃花庄订亲，一下就“撇下二十两金子，一匹红锦为定礼。”作为大王的李忠，富有程度虽不能说强过周通，至少与周通差不多。鲁达又是李忠请上山来住的，住了几日，鲁达发现李忠还是那么小气巴巴的，“不是个慷慨之人，作事悭吝”，于是决意下山。打发鲁达下山的盘缠应该说李忠是绰绰有余的，可是李忠不是拿出自己的钱来相送，依然是吝啬小气，提出“我等明日下山，但得多少，尽送与哥哥作路费。”果然第二天下山打劫为鲁达赚路费去了。正如鲁达评价所说：“这两人好生悭吝！见放着有许多金钱，却不送于俺，直等去打劫得别人的，送与洒家！这个不是把官路当人情，只苦别人？”正是如此，李忠的吝啬不是一时一事，而是其本性如此。
当然，李忠也有好的一面。当他打劫归来，发现鲁达“盗”走金银酒器逃走后，他也不让周通吃亏，将打劫应分给自己的一份给予周通做补偿，小气里又见一点点义气。桃花山遭呼延灼攻打，抵挡不住时，他提出向二龙山鲁达等求援。周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怀疑鲁达会记前仇。李忠笑道：“不然，他是个直性的好人，使人到彼，必然亲引军来救我”，可见他却识得英雄。

武松

景阳岗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精采的故事使武松名气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