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为何重视《公羊传》

[size=5][align=center][color=Blue]汉武帝为何重视《公羊传》[/color][/align][/size]


[align=center]【作 者】寇养厚[/align]

　　〔内容提要〕　汉武帝之所以重视《公羊传》，既有总体原因，也有具体原因。从总体上看，因为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属于政治理论性著作，而以其为主要经典的今文经学也全都注重阐发义理以通经致用，很强调为政治服务，实际也易于为帝王直接提供进行统治的理论依据，所以汉武帝便很重视今文经学，尤其重视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公羊传》。汉武帝重视《公羊传》的具体原因有二：一是《公羊传》在解释《春秋》经义时所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为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政治的统一和皇帝专权的中央集权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董仲舒根据《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为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儒学的统治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汉武帝非常重视《公羊传》，不但自己“尊《公羊》家”，而且“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汉书•儒林传》)。　?
　　汉武帝为何重视《公羊传》?这既有总体原因，也有具体原因。现分别论述如下。?　　　
　　一　?
　　汉武帝重视《公羊传》的总体原因，既与“《春秋》三传”性质之差异有直接关系，也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性质之差异有直接关系。?
　　《春秋》记事有两大特点。一是记事极为简略，即：每条记事只用简短的语句进行概括，几无具体史实可言，如同标题纲目；全书之标题纲目式记事各自独立，互不相关，如同流水账目，被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　(孙觉《春秋经解》周麟之跋引)。　二是记事讲究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即：经常运用具有特定含义的字眼或独特的行文方式，在字里行间暗寓作者对某人某事的看法和褒贬。“《春秋》三传”虽然名义上都是解释《春秋》经义的“传”体著作，但按其解释的角度和方法，实际上分为两个系统。?
　　被汉人称为古文经的《左氏传》，单独为一个系统。其对《春秋》经义的解释，主要是针对《春秋》记事极为简略这个特点，通过补充具体史实，以解释《春秋》标题纲目式记事的来龙去脉。《春秋》经文与《左氏传》传文的关系，如同新闻报道的标题与正文的关系。如果只有经文而无传文，则经文的含义便很难正确理解。只有有了传文所补充的具体史实，经文标题纲目式记事的含义才易于正确理解。桓谭说“《左氏传》于《经》(指《春秋》经)，犹衣　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指《左氏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得也”　(《新论》)，　孔颖达也说“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所谓子应乎母，以胶投漆，虽欲勿合，其可离乎”　(《春秋正义序》)，　这都是指《左氏传》的以事解经，最合《春秋》经文之本义。当然，《左氏传》　在个别地方有时也据事以发简单之议论，但这并非全书的主要内容。?
　　被汉人称为今文经的《公羊传》和《谷梁传》，共同构成另一个系统。其对《春秋》经义的解释，不补充任何具体史实，完全是针对《春秋》记事讲究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这个特点，通过自问自答的议论，以解释《春秋》经文的褒贬义例。《春秋》经文与《公羊传》传文及《谷梁传》传文的关系，如同谜语与猜谜者的关系，猜谜者对经文的含义有时可能猜对，有时可能猜错。而且，《公羊传》和《谷梁传》在解释《春秋》经义时，有时又故意脱离经文本义而随意发挥议论，甚至故意歪曲经文本义而强行穿凿附会。何休虽然很喜好《公羊传》，但却说《公羊传》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春秋公羊传注》)，　纪昀也说抛开《左氏传》而据《公羊传》和《谷梁传》以解释《春秋》经义者，实际是“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是《春秋》为射覆矣”　(《四库全书总目•春秋类一》)，　这都是指《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空言解经，难合《春秋》经文之本义，有随意猜测、牵强附会之弊。?
　　由于《左氏传》以补充具体史实为主，不随便空发议论，其以事解经之目的在于通经识古，不在于通经致用，因此，其价值主要在史料方面，而基本无理论价值。所以，《左氏传》虽然名义上是解释《春秋》经义的“传”体著作，但实际上其性质与《春秋》本身基本相同，都属于历史著作，只不过记事比《春秋》更为详细具体而已。在汉哀帝时期古文经学家刘歆与今文经博士们的争论中，今文经博士们之所以极力反对为《左氏传》立学官，设博士，理由就是“谓《左氏氏》为不传《春秋》”　(《汉书•刘歆传》)　，即认为《左氏传》不是解释《春秋》经义的“传”体著作，而是历史著作。《左氏传》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其很难为帝王直接提供进行统治的理论依据。?
　　由于《公羊传》和《谷梁传》完全是议论，不补充任何具体史实，其空言解经之目的在于通经致用，不在于通经识古，因此，其价值完全在理论方面，而毫无史料价值。所以，《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性质与《左氏传》截然相异，不属于历史著作，而属于政治理论著作。刘歆批评今文经博士们“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　(《汉书•刘歆传》)，　就是指研治《公羊传》和《谷梁传》等今文经的博士们，只会空发议论，至老也不能究通一部经义。《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其很容易为帝王直接提供进行统治的理论依据。?
　　《左氏传》是古文经学的主要经典，《公羊传》和《谷梁传》是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三者(实为两个系统)性质之差异，实际也代表了汉代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性质之差异。学术界一般认为，汉儒与清儒注重考证训诂，宋儒与明儒注重阐发义理。这种看法对汉代儒学来说并不十分准确，有以偏概全之嫌。实际上，汉代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性质大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汉代古文经学家注重考证训诂以通经识古，不强调为政治服务，实际也难以为帝王直接提供进行统治的理论依据，如马融、郑玄等人，因此，汉代的古文经学实为清代儒学之源头。汉代今文经学家注重阐发义理以通经致用，又宣扬符命谶纬等迷信思想，很强调为政治服务，实际也易于为帝王直接提供进行统治的理论依据，如董仲舒、京房等人，因此，汉代的今文经学实为宋明儒学之源头。?
　　正因为从总体上看，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属于政治理论性著作，而以其为主要经典的今文经学也全都注重阐发义理以通经致用，很强调为政治服务，实际上也易于为帝王直接提供进行统治的理论依据，所以汉武帝便很重视今文经学，尤其重视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公羊传》。?
　　至于汉武帝重视《公羊传》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两条，下面两部分将具体论述。?
　　二　?
　　汉武帝重视《公羊传》的第一个具体原因是：《公羊传》在解释《春秋》经义时所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为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政治的统一和皇帝专权的中央集权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下面举几条《春秋》经文为例，每条经文之后分别列出《左氏传》和《公羊传》的不同解释。之所以要列出《左氏传》的解释，原因是若无《左氏传》所补充的具体史实或据事议论，人们对《春秋》标题纲目式记事的来龙去脉将一片茫然，对《公羊传》的空言解经也将莫名其妙。?
　　《春秋》以鲁国十二公的世次编年，其开篇的首条经文是隐公元年正月的“元年，春，王正月”。此六字经文只记时间，未记任何事件。?
　　《左氏传》对六字经文的解释，主要是补充了一段有关鲁隐公的具体史实，大意是说：鲁惠公的元配夫人是孟子。孟子死后，惠公以声子为继室(名分比夫人低，相当于妾)，生了鲁隐公。后来惠公又正式娶宋武公之女仲子为夫人，生了鲁桓公，立为世子。惠公死后，由于桓公年幼而由其庶兄隐公摄政以奉戴桓公。在补充了以上具体史实之后，《左氏传》又据事议论曰：“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春秋》所记的鲁隐公元年“正月”，采用周历，是指周平王四十九年正月。二是说《春秋》之所以不记鲁隐公在元年正月即位，是因为他只是暂代鲁桓公摄政。?
　　《公羊传》对六字经文的解释，完全是自问自答的长篇议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公羊传》的这个解释，除了大谈“立适以长”、“立子以贵”等嫡庶伦理之外，其核心内容就是认为《春秋》记鲁隐公(诸侯)之事而以周王(天子)之正月为始，表现了一种“大一统”思想。何谓“大一统”?王吉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汉书•王吉传》)　徐彦曰：“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　(《春秋公羊传疏》)　颜师古曰：“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　(《汉书•董仲舒传》注)　这些解释大同小异，基本意思都是释“一统”为天下统一，既指天下之政治统一于中央，也指天下之大权集中于天子。但均未释“大”字。所谓“大”者，犹言重视；亦可理解为以某某为大。故“大一统”者，实即重视天下之统一，亦可理解为以天下之统一为大。《公羊传》说《春秋》有“大一统”思想，实际就是说《春秋》尊周室而卑封国，崇天子而抑诸侯，强调周室是天下之政治中心，而封国则必须忠心耿耿地履行拱卫屏藩周室之义务，不得离心离德；天子有统系号令诸侯的绝对权威，而诸侯则必须俯首听命于天子，不得自专其事。为了说明《春秋》有“大一统”思想，《公羊传》在经文“春王正月”之“王”字上大做文章。《公羊传》明知鲁隐公元年正月实即周平王四十九年正月，但又说“王者孰谓?谓文王也”。在《公羊传》看来，西周之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周王有绝对的权威，诸侯完全俯首听命于周王，确实是“一统”之盛世。自平王东迁之后，天子大权旁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有些诸侯还僭号称王，企图与周王平起平坐，“一统”之盛世开始渐变为诸侯割据叛乱之乱世。因此，《公羊传》认为经文“春王正月”之“王”，应是遥指始受天命而建正月并开创“一统”盛世之周文王，不是指开始渐入乱世之周平王。由此可见，《公羊传》为了提出《春秋》“大一统”思想，有时竟不顾经文本义而随意发挥。?
　　《春秋》隐公元年十二月经文曰：“祭伯来。”意谓祭伯从京城来到鲁国。《左氏传》对三字经文据事议论曰：“祭伯来，非王命也。”意谓祭伯从京城来到鲁国，并非奉周王之命。而《公羊传》对三字经文议论道：“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意谓周王的大夫祭伯，未奉王命而私自来到鲁国，这实际等于逃亡(奔)到鲁国，所以不能称其为周王的使臣。但《春秋》之所以不说祭伯逃亡到鲁国，是因为“言奔，则与外大夫来奔同文，故去奔，明王者以天下为家”　(何休《春秋公羊传注》)。　就是说，对诸侯国来说，其封国的疆域有内外之别，如果外国(指其他诸侯国)的　大夫逃亡到鲁国，或者鲁国的大夫逃亡到外国，都可称为奔。但周王则不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者以天下为家，所有诸侯国都由他统辖，其所统治的疆域无所谓内外之别。如果把周王的大夫逃亡到诸侯国称为奔，就等于把周王与诸侯混同了。因此，周王的大夫祭伯虽然实际上是逃亡到鲁国，但《春秋》也不说这是逃亡。所以，《公羊传》所说的“王者无外”，实际就是认为《春秋》有“大一统”思想。?
　　《春秋》成公元年秋经文曰：“王师败绩于茅戎。”意谓周王的军队被茅戎打败。《左氏传》对七字经文补充史实曰：“王人来告败。”意谓王人(指周王所派下士级别的使臣)来鲁国告知周王兵败之事。而《公羊传》对七字经文议论道：“孰败之?盖晋败之……然则曷为不言晋败之?王者无敌，莫敢当也。”意谓周王的军队实际是被晋国打败，而《春秋》有意记成被茅戎打败。《春秋》之所以不说晋国打败周王，是因为王者之师无敌于天下，诸侯莫敢当其锋。如果说成晋国打败周王，就等于让诸侯凌驾于天子之上了。所以，《公羊传》所说的“王者无敌”，实际也是认为《春秋》有“大一统”思想。?
　　《春秋》僖公八年正月经文曰：“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意谓鲁僖公在?地与王人(指周王所派下士级别的使臣)及齐、宋等诸侯国的君主会盟。《左氏传》对这条经文据事议论曰：“盟于?，谋王室也。”意谓在?地会盟之目的，是商议安定王室。而《公羊传》对这条经文议论道：“王人者何?微者也。曷为序乎诸侯之上?先王命也。”意谓王人之职务级别比诸侯低微，但《春秋》之所以将其列于齐宋等诸侯之上，是因为王人“衔王命，会诸侯，诸侯当北面受之，故序列于上”　(何休《春秋公羊传注》)。　就是说，王人的职务级别虽然低微，但由于他是奉周王之命而会诸侯，因此诸侯必须北面受命。《春秋》将王人列于诸侯之上，正是尊崇周王，以王命为先的表现。所以，《公羊传》所说的“先王命也”，实际也是认为《春秋》有“大一统”思想。?
　　《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五月经文曰：“公朝于王所。”意谓鲁僖公到周王的住所朝见。《左氏传》对五字经文补充了具体史实，大意是说：晋文公在打败楚国而取得城濮之战的胜利后，于四月间在践土建造了一座王宫，请周王前来居住。五月，鲁僖公在践土与晋文公、齐侯等会盟之后，便到周王的住所朝见。而《公羊传》对五字经文议论道：“曷为不言公如京师?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则曷为不言天子在是?不与致天子也。”意谓《春秋》之所以不说僖公前往京师朝见周王，是因为周王住在践土。既然周王住在践土，但《春秋》之所以也不说周王住在践土，是因为周王是被晋文公召(致)至践土的，而按君臣之义，诸侯不能召天子。《春秋》同年冬经文曰：“天王狩于河阳。”意谓周王到河阳狩猎。《左氏传》对六字经文补充了具体史实，大意是说：此年冬季，鲁僖公在温地与晋文公、齐侯等会盟，商议讨伐不顺从的诸侯国，晋文公把周王也请到温地附近的河阳，并率诸侯朝见周王。而《公羊传》对六字经文议论道：“狩不书，此何以书?不与再致天子也。”意谓四月间晋文公召周王至践土，《春秋》并未记载，而这次之所以记下“天王狩于河阳”，是因为“一失礼尚愈，再失礼重，故深正其义，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　(何休《春秋公羊传注》)。　就是说，诸侯出现一次召天子的行为，尚且属于失礼，何况晋文公两次召(再致)天子，更属严重失礼，因此必须记载。但《春秋》之所以把晋文公召周王至河阳记为“天王狩于河阳”，是由于按君臣之义，天子的行动不受诸侯左右，因此只能记为周王自愿至河阳狩猎，不能记为晋文公召周王至河阳。所以，《公羊传》所说的“不与致天子”和“不与再致天子”，实际也都是认为《春秋》有“大一统”思想。?
　　通过以上数例可以看出，《春秋》“大一统”思想确实是《公羊传》在解释《春秋》经义时所提出的一个独具特色的重要思想。与《公羊传》相比，其他儒家经典中虽然有些也程度不同地隐含着“大一统”的思想，但都未明确提出“大一统”的概念。有些具有民本思想的儒家经典甚至反对天子专制独裁和臣子无原则地忠于天子，认为君臣的结合应以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为基础，双方都有结合或分离的自由；对于怙恶不悛、不听劝谏的天子，臣子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纣那样的独夫民贼，臣子将其诛灭，不算弑君。孟子的民贵君轻和“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　以及“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　都是这个意思。《左氏传》对天子也并非一味恭维，而是时有批评，如《左传•桓公十五年》曰：“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意谓周王派家父来鲁国求取车辆，不合于礼。按礼之规定，车辆和礼服只能由天子赐给诸侯，不能由诸侯向天子进贡，天子不应违礼向诸侯私求财物。《左氏传》对诸侯中霸主的作用也并非一概否定，而是时有肯定，如《左传•昭公十六年》引叔孙昭子语曰：“诸侯之无伯，害哉。”意谓诸侯中若无霸主起领袖作用，小国将被大国任意欺凌，深受其害。《谷梁传》的性质与《公羊传》完全相同，二者对《春秋》经义之解释也多有相合之处。如对前文提到的《春秋》僖公八年正月“公会王人、齐侯……盟于?”之经文，《谷梁传》议论道：“王人之先诸侯，何邪?贵王命也。朝服虽敝，必加于上；弁冕虽旧，必加于首。周室虽衰，必先诸侯。”《谷梁传》的这个解释虽然和《公羊传》所说的“先王命也”完全一致，都认为《春秋》有“大一统”思想，但仍未提出“大一统”的概念。而《公羊传》不但在解释《春秋》首条经文时就明确提出了“大一统”的概念，而且认为《春秋》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大一统”思想。如《公羊传》在对《春秋》最后一条经文“西狩获麟”进行解释之后，又在全书结尾处议论道：“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此处认为《春秋》一书之目的就在于拨乱反正，通过其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辨别是非，褒贬善恶，使忠臣贤士奋而知有所劝，使乱臣贼子惧而知有所惩，从而使诸侯割据叛乱之乱世复归于天下统一之治世。这实际等于给《春秋》全书作总结，即：《春秋》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大一统”思想。?
　　东汉末年的何休，是两汉“公羊学”之集大成者，他曾本胡毋生之条例为《公羊传》作注，并著《公羊文谥例》、《公羊传条例》等，揭示出《公羊传》“三科九旨”、“五始”、“七等”、“六辅”、“二类”等义例。其中所谓的“六辅”是指：“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师辅君、诸夏辅京师。”　（徐彦《春秋公羊传疏》引何休《公羊文谥例》)　“六辅”将天子置于首位，认为公、卿等都是直接或间接辅佐天子的。在何休看来，《公羊传》不但提出《春秋》“大一统”思想，而且对这一思想补充发挥，使之成为有义例可循的系统思想。?
　　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政治的统一和皇帝专权的中央集权制，亟须一种理论作依据，而如上所述，《公羊传》在汉武帝之前早已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正好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这便成为汉武帝特别重视《公羊传》的一个具体原因。
　　三
　　汉武帝重视《公羊传》的第二个具体原因是：董仲舒根据《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为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儒学的统治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汉代由各家学说共存和黄老之学居统治地位走向全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儒学居统治地位，是在经历了汉初数十年的漫长过程后，至汉武帝时期才开始出现的。?
　　《史记•儒林列传》曰：“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这段话对自汉高祖即位至汉景帝末年这60余年间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作了高度概括。?
　　高祖即位之后，虽然主要对手项羽已被消灭，天下已大体平定，但由于异姓诸侯王相继反叛，高祖多年来一直忙于平叛，因此未遑庠序之事。当时只有儒生叔孙通及其弟子因制定朝仪而受到重用，他们虽有复兴儒学的想法，但在干戈扰攘之际，儒学实际上还谈不上复兴。?
　　惠帝、吕后之时，朝廷执掌大权者多为未曾读书却在开国创业时立过大功的武将，如舞阳侯樊哙原为屠夫，绛侯周勃原为吹鼓手，颍阴侯灌婴原为贩缯者，汝阴侯夏侯婴原为马夫。虽然惠帝四年(前191)三月下诏“除挟书律”　(《汉书•惠帝纪》)，　废除了秦朝焚书禁学的法令，允许各家思想自由发展，但由于武将出身的功臣们不重文事，因此儒学实际仍未复兴。?
　　文帝之时，开国立功并执掌大权的武将虽多已去世，文帝有了自主权，并曾征用贾谊等儒生，但从基本思想上看，由于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因此并不真正重用儒学之士。司马迁说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并不是说文帝喜好法家学说，而是说文帝喜好黄老之学。司马迁所谓的“刑名”往往与黄老思想相联系，如说申不害“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在司马迁看来，虽然黄老强调清静无为，顺应自然，法家强调循名责实，因言责功，二者貌似截然对立，但实际上乃一事之两面，“皆原于道德之意”　(同上)　，即其思想渊源都出自老子的《道德经》。司马迁在《史记》中之所以将道家人物老子、庄子和法家人物申不害、韩非纳于一传，原因正在于此。?
　　景帝之时，窦太后(景帝生母)权势颇大，使景帝难以重用儒生。窦太后与文帝一样，喜好黄老之学而不喜儒学。她曾召儒生辕固问及《老子》一书，辕固说“此是家人言耳”　(《史记•儒林列传》)，　意谓《老子》一书如同僮隶奴仆之言，窦太后大怒，命辕固入圈与野猪格斗。幸亏景帝知辕固直言无罪，乃假以利刃，才使他刺死野猪而免为所伤。《汉书•外戚传》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其实，景帝不重用儒生，除了窦太后的挟制因素外，还有自身的因素。景帝从当太子时就受到太子家令晁错的极大影响，称晁错为“智囊”　(《汉书•晁错传》)。　晁错既从张恢受申商之学，又从伏生受《尚书》，且通晓兵事，是个集法、儒、兵各家思想于一身的人物。但从晁错向汉文帝的上书看，他尤重申不害之“术”，其思想以法家为主。在窦太后的黄老思想和晁错的法家思想之共同影响下，景帝的思想介乎二者之间。但景帝即位不久，即毅然采纳晁错削藩之建议并雷厉风行地讨平吴楚七国之乱，这说明法家思想在他思想中有逐渐上升之趋势。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因此景帝“不任儒者”。他虽然曾以《公羊传》大师胡毋生和董仲舒等为博士，但诸博士只不过是“具官待问”而已，并不表明儒生受到重用，也不表明儒学有了发展。?
　　所以，自汉高祖即位至汉景帝末年这60余年间，意识形态领域总的情况是：儒、法、道等各家思想共存，而黄老之学居统治地位，儒学并未得到发展。?
　　《史记•儒林列传》又曰：“及今上(指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①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③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这段话认为汉代儒学的发展是由汉武帝时期开始的，而武帝时期儒学的发展又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时间界限是窦太后去世的建元六年(前135)。?
　　在前一阶段，喜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武帝祖母)尚在，权势仍然很大，致使武帝凡事都得向她奏请。武帝在始即位的建元元年(前140)，为了发展儒学，曾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十月间下诏各地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便从中选用儒学人才。但各地所举者却多非儒学之士，丞相卫绾奏道：“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汉书•武帝纪》)　武帝采纳了卫绾的建议。武帝这次罢黜各地所举法家及纵横家之目的虽在于为发展儒学扫清道路，但由于未触犯黄老之学的利益，因此窦太后并未出面干涉。第二件事是六月间卫绾以病免相后(汉在武帝太初元年之前沿用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故六月在十月之后)，武帝任命好儒的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③分别为丞相和太尉，又任命儒生赵绾和王臧分别为御史大夫和郎中令，并迎赵绾和王臧的老师申培由鲁国至长安，准备议立明堂之事。好儒的窦、田、赵、王诸人均被任以要职，而准备议立之明堂又是宣明儒家政教的重要场所，于此可见这是武帝为了发展儒学而实施的一项重大举措。但是，由于“(窦)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次年，即建元二年(前139)十月，赵绾建议武帝以后不必每事奏请窦太后，欲削其权，“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窦婴）、太尉(田@③)”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史记•儒林列传》又说：“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不但汉武帝本人因有发展儒学的想法和举措而受到窦太后的责备，而且窦婴、田@③、申培等人也因此而被罢免，赵绾、王臧还因此而被逼自杀，建立明堂之事及“诸所兴为皆废”　(《史记•孝武本纪》)。　要发展儒学，就必须罢黜数十年来一直居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但是，经建元二年(前139)这次打击之后，武帝不敢再提罢黜黄老之学。武帝虽在建元五年(前136)硬着头皮下诏“置五经博士”　(《汉书•武帝纪》)，　但由于窦太后仍然在世，黄老之学仍然居统治地位，因此儒学并未得到真正的发展。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提到的研治儒家五经的申培、辕固、董仲舒等人(均为今文经学家)，武帝虽有重用他们的想法，但在窦太后在世时根本无法实现。?
　　在后一阶段，即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死后，武帝大权独揽，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才出现了发展儒学的大好契机。更为重要的是，从时代背景方面看，同汉初与民休息和清静无为政策相适应的黄老之学，此时已不能适应汉武帝开拓进取和好大喜功之要求，其统治地位被儒学所取代，已成历史发展之必然趋势。武帝在窦太后去世的当年，就任命武安侯田@③为丞相，并“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史记•儒林列传》)，　这说明汉武帝在董仲舒贤良对策之前已经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　至此，结束了汉初数十年来各家学说共存和黄老之学居统治地位的局面，全国的意识形态开始趋于统一，儒学开始居于统治地位。?
　　(二)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儒学的统治地位，亟须一种理论作依据，而董仲舒根据《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正好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
　　董仲舒自幼研治《公羊传》，在汉景帝时即与将《公羊传》记录成书的前辈《公羊传》大师胡毋生齐名，二人并为景帝博士。元光元年(前134)，即窦太后去世之次年，汉武帝下诏各地举荐贤良之士，并亲自策问，“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汉书•武帝纪》)。　在这次参加贤良对策的儒生中，董仲舒的三篇对策文章在儒学发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董仲舒在第三篇对策的最后说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这段话的核心内容是将儒家之外的各家学说统统斥为异端邪说，认为如果听任各家异端邪说流行传播，将会危及汉朝的统纪和法度，只有禁绝各家异端邪说，才能使意识形态趋于统一，因此他建议武帝罢黜各家学说，只尊奉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董仲舒的这个思想，后来被人们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受到《公羊传》的启发，根据《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而提出的。在过去有关董仲舒和《公羊传》的研究中，这一点经常被忽视。董仲舒在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那段话的开头便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在董仲舒看来，《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既不受时间限制，也不受空间限制，是施之古今而不易，施之四海而皆宜的通用思想，它不但可为全国政治的统一和皇帝专权的中央集权制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可为全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儒学的统治地位提供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如果将学术思想比之于人，则儒学如同天子，其他各家学说如同诸侯；儒学在意识形态上居统治地位，如同天子在政治上居统治地位。而这些都可从《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
　　董仲舒不但在贤良对策时对《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非常赞赏，而且随时随地加以宣扬传播。江都易王刘非，是武帝的庶兄，骄奢而好勇，董仲舒为江都相时便经常以《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匡正其言行。易王曾对董仲舒说，越王勾践用大夫泄庸、文种、范蠡之计灭掉吴国，此三人可算是越国的“三仁”，并把自己比作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把董仲舒比作辅佐齐桓公的管仲。董仲舒则认为，按照《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礼乐征伐应自天子出，而勾践僭号称王，三大夫又设诈以助其伐吴，他们都算不上仁人，并对易王说：“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比于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　(《汉书•董仲舒传》)　他认为《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尊王而贱霸，尊天子而贱诸侯，春秋五霸虽是诸侯中的佼佼者，但与天子相比，也不过如同武夫(即“@①@②”，石之美而似玉者)与美玉相比而已，至于为诸侯大夫者，即使贤如管仲，亦无须称道。董仲舒为易王所讲述的这些君臣之义及天子与诸侯的关系，都源于《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而他随时随地宣扬传播这一思想之目的，不仅在于为全国政治的统一和皇帝专权的中央集权制提供理论依据，也在于为全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儒学的统治地位提供理论依据。?
　　《汉书•董仲舒传》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在董仲舒贤良对策之前，汉武帝虽然已经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全国的意识形态已开始趋于统一，儒学已开始居于统治地位，但当时仍然亟需一种理论作依据。而董仲舒在贤良对策时根据《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正好为武帝的实际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这便成为汉武帝特别重视《公羊传》的另一个具体原因。?
【作者简介】寇养厚，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邮码：250100。
【责任编辑】贺立华
【外 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石+武
　　@②原字为石+夫
　　@③原字为虫+分

由于西汉君主普遍重视今文经学而轻视古文经学的情况，所以自西汉末期开始，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进行了长达二百年左右的斗争。而作为古文经学主要经典的《左氏传》和作为今文经学主要经典的《公羊传》，一直是斗争双方关注的焦点。但是，公羊学的衰落，并非完全是由于古文经学的“进攻”。汉武帝时极盛的公羊学在汉末发生了章句化、神学化等异化现象，这才是它衰落的原因。到了东汉末期，公羊学的思想内涵已然无用武之地了。
东汉初樊倏，见《公羊严氏春秋》章句庞杂，曾进行了删定。他的弟子张霸认为樊倏删定后的《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于是又进行了一次删减，但最后所定字数仍有二十万之多，可见删定前章句是多么的繁杂。

阅毕全文，对汉前期的思想概況大有助益，就是文未(二)的董仲舒部分有点冗。

问一下适之兄，公孙弘也是專治《公羊》的，对不？

[quote]原帖由 [i]村夫[/i] 于 2006-3-24 20:40 发表
阅毕全文，对汉前期的思想概況大有助益，就是文未(二)的董仲舒部分有点冗。

问一下适之兄，公孙弘也是專治《公羊》的，对不？ [/quote]

的确如此，好象是师从胡母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