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27年,玩了一辈子木匠活的熹宗在临去见太祖的前几日,将他的五弟信王由检叫到跟前说:“来,五弟当为尧舜也。”他将一个内困外患的国家,而且还是阉党把持着的朝政的恐怖局面交给了他十七岁的弟弟。
这就是后世称为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为他的朝政和国家奋力挣扎了十几年的明崇祯皇帝。
崇祯是一个优点与缺点都突出的人
崇祯对朝务的勤勉和生活上的简朴在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都是罕见的。
把史书里对他评价综合一下就是:“他在位十七年,一直勤政理事，鸡鸣就起床以至夜晚都不睡觉,往往焦劳成疾。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宫里从来没有宴乐之事。”
再顺便举史书上所载的三件小事:
崇祯曾把宫中万历时所储藏的上等辽参在集市上买掉,换回数万两银子聊补国用。
某日思宗听讲官给他讲书时,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留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的把它塞进去遮掩。
崇祯十五年七月初九因为“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遭到了内阁辅臣的批抨。崇祯感激而又羞愧,特亲 笔写了手敕,对辅臣进行褒奖,对自己进行了虚心的批抨。


但崇祯性格上的缺点也是强烈和极端的,“刚愎自用，急躁多疑”。
崇祯期间内阁辅臣走马灯似的换了五十个,换了十四个兵部尚书,一直未形成一个稳定的内阁.所杀大臣不计其数,仅总督就有七人,巡抚十一人。

我认为他还有一个重大性格缺陷,就是极度过于自尊,也就是死要面子。这从三件事就能看出来。这三件事是“南迁”,“与后金议和”,“冤杀袁崇焕”,三件个个都是能置他于死地的重要事件。

1.南迁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明总兵唐通以居庸关降,李自成的农民直接对京城形成包围之势,崇祯明白大势已去,遂谋划南迁。本来南迁之事,直接关系到皇帝本人生命是否能存活,这种事情,只要皇帝一人拍案定夺就可以实行,纵使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也无所谓。但崇祯死要面子,认为南迁就是逃跑,置祖宗宗庙,江山社稷于不顾,恐遭后世耻笑。过于自矜,非要召集群臣商议此事,他的意思希望大臣合力恳请他南迁,他在力辞几次,最后不得不接受群臣好意,体面地写开京城。可这层意思他又不能直接说,那当然大家不明白啦。群臣还以为皇上真的是让他们讨论留京与南迁那种战略好呢,结果就有不少人提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认为不可南迁。三月初四崇祯最后一次提到“南迁”，仍然有些大臣建议固守京师,还说出,让太子监国南京,崇祯无奈在被逼出了一句慷慨之言“国君死社稷”，然后他紧跟着快忍不住哭似地又说了一句:“朕想往哪里去！”。
三月十七日早朝，崇祯懒得再说任何的废话，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策。看着哭天抹泪的诸臣，这时想跑也来不及了,只是用手指在桌案上写下“文臣个个可杀”，让身边的司礼太监看了看，随手抹去。这明显是针对文臣阻他南迁而有感而发的。崇祯没有南迁,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明末政局中的明朝、农民军和后金三股势力制约相持局面过早崩溃，本来明最基本的是可以划江而治。由于崇祯（包括太子）这个神经中枢自我毁坏，余下力量分散，内部矛盾重重,自相残杀,南明朝廷很快灭亡。

2.与后金议和
因为南宋的岳飞与秦烩事件,导致以后的朝代若与蛮帮议和,“皆背认为卖国”。
到了崇祯十四年年底,洪承孤军困守松山,松山,锦州形式日益吃紧,正月初一，他接受了兵部尚书陈新甲之建议，与后金秘密接触、私下议和，然此事不慎外泄，外廷一时间舆论大哗，所谓“言者皆云，堂堂天朝，何至讲款？”面对如此“朝议”，视面子如生命的崇祯为了表明清白，将一切责任推到陈新甲身上,指责他秘密议和,冤杀了陈新甲。本来己和皇太极达成的友如停战协议就此不了了之。这样一来遂丧失了结束两线作战的机会。以后一直在攘外与安内两手作战,疲于奔命。


3.冤杀袁崇焕
崇祯杀袁崇焕使后世人衍最为迷惑不解的一个如此精励图志的皇帝却自毁长城,大家只好尽力翻找袁崇焕的所有过失和错误来解释这个问题,犹未能令人彻底信服。甚至于还有人从崇祯的心理是否有问题来考虑。我想从崇祯爱面子方面来解释一下。
1.计五年,全辽可复 2.诛杀毛文龙3.彻底摧毁东林党4.与后金议和
擅自诛杀大帅毛文毛,让崇祯的权威与面子何处放?崇祯授袁崇焕于尚方宝剑,也只是让他在紧急时刻能够自作主张,先斩后奏。但诛杀毛文龙,袁在出京前就已在谋划了,处死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居然是在一直瞒上皇上偷偷进行。
崇祯最忌恨党争,手握重兵的总督居然与东林党有些暖味,让崇祯面子何处放?
私下与后金议和,让崇祯面子何处放?
一开始崇祯默许同意,但后来因为朝臣哗然反对,崇祯就禁止他不许议和,但袁为了能有时间修筑边防,就仍于皇太极私下秘密来往书信,以求得宝贵时间。殊不知,此乃皇太极一计也,在围困北京时,皇太极将这些书信突然公布与众,以至袁崇焕于死地。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袁崇焕既忠且能，可惜生不逢时，最后还落得一个凌迟。经历过袁崇焕的凌迟，以为无论谁投降满清都是可以理解的，想想以袁崇焕如此忠心耿耿，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
崇祯在农民军攻城时,他望眼欲穿的吴三桂走了半个多月还没有从宁远赶来，在他上吊前的那一时刻，他是否想起了当年袁崇焕两昼夜急驰三百余里来救他的事呢 ...


崇祯为了自己的面子而置整个国家利益于不顾,置自己的江山与性命不顾。前有宋襄公,后有崇祯帝啊！
崇祯如此一个爱民勤政,自强的人却因为自身许多严重的缺点而落得个亡国下场,实是令人叹息。

老实说，在古代中国，国家就是皇帝，皇帝要面子是很正常的。。。。。。。。。。
其实现在也一样，为了某些所谓国家的面子。。。。。。。。

卖参恐怕就是形象工程，据说李闯进京后，打开内库，内库里的银子都已经发黑了

最荒谬的说法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死要面子的他最后还做了一步，自杀前留下遗诏要求李自成不要伤害百姓，结果不明事理的人还真以为崇祯是勤政爱民呢。

当然自杀也一定程度说明了崇祯对面子的关注程度。

[quote]原帖由[i]吴元叹[/i]于2004-07-14, 19:13:06发表
卖参恐怕就是形象工程，据说李闯进京后，打开内库，内库里的银子都已经发黑了  [/quote]
我也听说
这个崇贞特别爱银子咯~~~~

爱面子甚至胜于里子是通病啊

[quote]原帖由[i]晓晓[/i]于2004-07-15, 14:52:35发表
我也听说
这个崇贞特别爱银子咯~~~~ [/quote]
有这么多银子还守不住城，只要说谁去上战场就给他5两银子，城里的老百姓还不争个头破血流啊。

[quote]原帖由[i]晓晓[/i]于2004-07-15, 14:52:35发表
我也听说
这个崇贞特别爱银子咯~~~~ [/quote]
袁崇焕死得这么快，与要崇祯发内币作军饷也很有关系

good

[quote]原帖由[i]易非[/i]于2004-07-16, 14:58:18发表
我也听说
这个崇贞特别爱银子咯~~~~ [/quote]
要钱不要命的家伙

有心无力
他想做个好皇帝，但是能力不行。如果不是在明末，在明朝中叶可能做个守成皇帝还不错，明都病入膏肓了，他也是回天乏术

明朝实亡于神宗万历皇帝也！

议和——从明朝的最后机会谈起

　　明朝和满清议和？如果这样是不是又招来后世的一片指责，因为我们一向认为谈和就是投降、就是汉奸、就是秦桧，但是明清议和也许应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明朝末年，崇祯皇帝守着祖宗留下来的烂摊子，面临着外患内忧，一方面要对付日益强大的满清，另一方面又要镇压农民军。两线作战导致国家财政破产，更加难以为继，很快亡国。其实明朝本来有最后一次战略的机会：他可以选择与满清求和，来集中精力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甚至可以通过割地赔款等方式借清兵的力量来打击农民军。可是这样一个最后的机会却在一片反对议和声中丧失了。

　　此时的明朝，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已濒于崩溃。对民间的搜括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崇祯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对于朝廷来说，这时最大的威胁不是关外的满清，而是星火燎原的农民起义。有山海关，有袁崇焕的关宁铁骑，皇太极一时也无办法，而李自成、张献忠等的农民军却是日益强大，说不定哪天就打到了北京。两害相具选其轻，在不能同时承担的情况下，明王朝必须有个选择。

　　当时的满清并没有灭亡明朝的计划，就算皇太极有统一天下的野心，但是在那个形势下看来，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满清当时是奴隶制，掳掠汉人农耕，生产力低。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市场，军队又大加扩充，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向中原侵略，又打不破山海关。皇太极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对于缔结和平具有极大诚意。清方的议和主要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和给予一定的钱粮，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出于这个基础，后来满清能够把握住明朝内溃的战机，入关为王，可以说是“一不小心”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战略：进占中原，创建王朝！这无疑是吴三桂带给意外的收获。

　　所以，当时议和是对双方都有利的！

　　明与后金交战之初，努尔哈赤曾经很想议和，但明朝朝廷瞧不起后金，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而且对于议和一概不予理会。仗一直打到崇祯十五年（1642），洪承畴在全军覆没后降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主动想和满清议和了，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此时，国家财政也趋破产，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但是，崇祯和陈新甲的秘密商议，却不慎被公开了出来，群臣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崇祯见包瞒不住，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但陈新甲声辩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两年后即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元，渡河东征，三月初，攻破了北京城,明灭。

　　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漏，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思想认为谈和就是投降、就是汉奸、就是秦桧。于是，这个对于明朝可行的最后一个战略也被放弃了。

　　说到议和，肯定避不开宋朝。

　　两宋与辽、夏、金、蒙，国力、军力双方互成反比，用经济的优势弥补军事的劣势，应该是明智的。只要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来保证和约的顺利执行，用和约来保证双方和平也是可行的。

　　澶渊之盟是宋朝在辽的巨大军事压力之下，不得不选择的外交策略。宋、辽停战后，双方贸易大大发展，北宋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每年都有上百万的收入，而且也有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力大大增强，而“岁币”也就愈发无足轻重。这“岁币”只占宋朝7000万财政收入的一小部分，可以当作是给比较贫困的邻邦的一种援助，以弥补双方的贸易赤字。而辽也无力南侵，也乐于“岁币”的供养。这种为和平付出的代价无疑要比军费来的便宜，当然，这种政策必须放弃感情色彩而由地缘政治来仲裁。用确有保障的外交手段代替毫无信心的军事行动，三十万岁币要比两次北伐带来的成果丰厚得多。澶渊之盟后，宋、辽基本保持和平120余年，一直到宋徽宗才联金灭辽。所以，澶渊之盟应该是成功的外交。

　　而南宋的和约外交的失败，除绍兴和议是生不应时，其余的隆兴和约、嘉定和约正是因为总体上南宋的国力、军力要大大弱于北宋，和约才没有保证，屡屡被撕毁。首先看绍兴和议，宋高宗在己方军事占优的局势下，或为了避免钦宗回朝，或为了防止武将专权，而固执地坚持议和，浪费了大好形势，牺牲了一代名将，确实不值！再到后来，几乎都是宋军在军事上失利，而不得不受人敲诈。绍兴和议的出台，并非宋金两国之间局势的需要，完全是出于宋高宗的个人，先不论高宗议和出于何种政治目的，和约既已签了，如果绍兴和议一直能执行下去，和平能持续，对后人对历史也算多少有所交待。这样就没有以后的隆兴和约、嘉定和约，估计后世也不会过于批判其丧权辱国。但是，正因为南宋没有军事实力来保障和约的顺利执行，要么对手视和约为空文，要么自己军事冒险而失败，结果成了屡战屡败，屡败屡和，屡和屡毁的恶性循环。

　　议和本身无非是一个政治手段，战争也同样。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战争并不是政治的唯一选择。就像一团乱麻，解不开只好用刀斩，但若能解开那又何必动刀呢？就如今天经济学给“道德”下的定义：道德就是使社会的最大多数得到最大的利益。那么，政治的基本目的就是使本国或本朝得到最大利益，至于是战争还是和谈并不重要。两国之间，没有必要始终兵戎相见，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境战争并不应视为耻辱，至少现在这就是我国外交的基本政策之一。和平还是战争，首先要看得到的好处和付出的代价，还要看自己的实力，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至于是否丢了面子，就是末节了。

　　历史转到今天，我们应该放弃所谓议和即汉奸的病态之论，承认暂时的妥协是人类政治的正常行为，承认议和乃形势所然。秦桧的罪恶在于其全无恢复的欲望，不在于议和。无论是句践的卧薪尝胆，还是列宁的布列斯特和约，都是暂时的忍耐，以后总是要想办法恢复中原的，而我们从赵构、秦桧那里看不出有任何恢复的打算和措施。正如钱穆先生所言，秦桧最大的罪恶是因他的所作所为给妥协背上了罪名，自他以后中国就受制于舆论压力，再也不能妥协，因而就只能进不能退了。在宋以前，中国的政治家总能根据力量对比决定进退，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如果明末朝廷能抛开无谓虚名，站在务实的角度上认真考虑怎样才能得到最大利益，恐怕历史就会有另外一个结果。

野史上不是号称陈圆圆原来是由当时宰相送给了崇祯皇帝~~~
他为了面子 又把她还给了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