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于期是否为桓齮之辨析

公元前228年，秦扫平六国之势已不可阻拦，继率军攻克邯郸，王翦又进兵北略地至燕国南界。燕太子丹大为恐慌，急令荆珂入关刺秦。易水边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慷慨悲凉，遂不顾而去。。。

一、
荆珂此番谋秦，是以请求“举国为内臣”为名，带着樊于期头函和燕督亢之地图做为信物。樊于期原为秦将，因得罪于秦王，“父母宗族皆为戮没”，逃亡至燕投奔太子丹，“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1]。如此高价悬赏，似乎应该是个具相当分量的角色，然而之前却没有见其行事记载，于是许多学者认为应该就是另一个秦将桓齮，音同而通假，必是燕人口音有所变异而见诸史册为不同。

的确，桓齮的记载要来得详细许多，最早见于吕不韦免相的嬴政十年（BC219年），桓齮为将军（呵呵！有点新人换旧人的味道），随后屡次率军出征，战功卓著。十一年，与王翦、杨端和将秦军攻邺，取赵九城，桓齮再取安阳。十三年，桓齮攻赵平阳、武城，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十月，桓齮攻赵。十四年，桓齮攻赵赤丽、宜安，赵乃以李牧为大将军，率师与战肥下，“大破秦军,走秦将桓齮”[2]。正因此败，就有桓齮畏罪奔燕的说法。

著名历史学家杨宽持这一看法，认为《秦始皇本纪》详载屡次出战秦将姓名，独不见有樊于期，而桓齮在始皇十四年的败走，正与燕太子丹的十五年由秦归国在时间上恰好相当。且此后再不见桓齮为秦将事，所谓“走”当是大败后畏罪逃走[3]。

自然，也有不少反对这种看法，司马光在记载此战事用“复战于宜安、肥下，秦师败绩，桓齮奔还”[4]，看来也是不认同这种看法。仔细分析，的确是存在着许多疑点。

二、
历史考证是在遵循史料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断的，归纳起来，认为同一个人的理由大致分两个方面：一是对樊于期来说，之前没有他的记载，而名字发音又如此相近；二是对桓齮来说，战败时间恰好吻合，且此后再无桓齮为秦将事。

但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先秦史料本身就十分短缺，加之太史公以春秋笔法叙事，记载非常简约，许多重要人物也不过只言片语，所谓“秦将樊于期”可能只是秦众多将军中的一员，失其行事记载十分正常，象桓齮首次登场也已经是将军，而白起更是以左庶长身份亮相（《后汉书·百官制》引刘劭《爵制》：自左庶长以上至大庶长，从九卿，为秦二十级军功爵之第十级[5]），也一样都没有他们之前的相关记载。至于秦王高价悬赏，并不表示樊于期的地位就有多高，只能说明樊于期得罪秦王的严重性，以及秦王对事态的重视程度（象《东周列国志》所描写的参与长安君叛变就是一种可能）。始皇二十九年的博浪沙遇刺，悍然令天下大索十天，也可以作为其行事的参照。

虽然有田忌或作田期、田臣恩，荆珂由庆卿而被燕人称为荆卿等例子，以证明战国时期存在着发音问题，但逻辑上说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且历史巧合比比皆是，甚至还存在许多同名同姓。比如秦国就有两个杜挚，一为孝公时反对商鞅变法，另一则是作为王稽副手，围攻邯郸十七月不下，受谗而一同被诛，恐怕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而三国时期的两个马忠，北魏宗室的两个元弼，道理也是一样的。

而从樊于期的慷慨自杀，以头颅相托荆珂，可见其并非是个贪生怕死之徒，要说是因惧罪出逃而导致父母宗族被诛似不可能，除非其罪恶太深，不论逃与不逃，都要被族诛，秦始皇的恨不得食其肉，也可见一斑。

然而，秦法虽然苛刻，但对战败却少有治罪的记载，顶多不过免职，更别说到族诛的地步。这种情况前有王陵、王龁趁长平余威围攻邯郸而受挫，后有李信、蒙武将二十万大军攻楚而大败，结果是王陵被替换，王龁继续为将，李信、蒙武也一样得以跟随王翦再度攻楚。相反地，秦法对叛逃则是收其三族（举荐者也是，“任人而所人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但范睢也法外开恩[6]），对于这些桓齮应该十分清楚，若说他因战败畏罪出奔，并导致族诛，实在过于勉强。

三、
在桓齮战败一事上，史料的记载存在着纷杂抵触的问题。据《秦始皇本纪》“十四年，攻赵军于平阳，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桓齮定平阳、武城”，似乎应该是桓齮大胜；然而《李牧列传》则是“击秦军于宜安，大破秦军，走秦将桓齮”，又是李牧大胜的局面，《赵世家》也有类似的记载。许多支持桓齮战败逃亡看法，就简单地以二比一的形式，取后者而舍前者。

但是，如果考虑战场形势和地理因素，这两者的记载并不矛盾。上述战役可能并非一战，而是三战，或者说是一个战役的三个阶段，桓齮两胜而一败，具体战役经过是：秦军取攻势，桓齮从上党越大行山进攻赵的赤丽、宜安（石家庄东南），获得胜利，并杀了一个赵将；随后赵派大将军李牧率边兵进行反攻，破秦军于肥下；桓齮引兵转而南向攻取平阳、武城（邯郸以南）[7]。

当时邯郸地区尚在赵的控制中，漳水一线也筑有赵国长城，桓齮要考虑到李牧的追击，绝不敢引败军直线穿越赵都，只能先退回上党地区，再绕道从南取平阳、武城，这段时间不可能很短，且其败后还能再攻，有可能损失也不是很大，著名学者王蘧常就认为《赵世家》记载的“李牧率师与战肥下，却之”在程度上较为可信[8]。

就算排除宜安、肥下为两次战斗的可能，从随后“桓齮定平阳、武城”也可看出其败后再战。《通鉴》在此的处理是将肥下之战和十三年的“十月，桓齮伐赵”连在一起说，“复战于宜安、肥下，秦师败绩，桓齮奔还。十四年，桓齮伐赵，取宜安、平阳、武城”，认为这是上年十月出师的结果，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正是有了桓齮畏罪出逃的先入为主，因而视《战国策》的“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李牧数破走秦军，杀秦将桓齮”[9]而不顾，虽然《史记》和《通鉴》在记载十八年秦围攻赵时，简单的用“御之”二字，没有详细的战役经过和结果，但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桓齮依旧活着。贸然否定此记载，却又说此后再无桓齮为秦将事，实际上就是以果论因。

四、
燕太子丹在始皇十五年自秦逃归，按《刺客列传》记叙，正是由于樊于期前来投奔，鞠武谏阻别因此而被秦王牵怒，应让其入匈奴而灭口，太子丹不从，并令鞠武更图他策，鞠武便推荐田光智深而勇沈，再由田光自杀而激荆轲见太子丹。整件事一环扣紧一环，如果樊于期奔燕是在十五年左右，似乎荆轲与太子丹见面时间也应于此。

然而，初次见面时太子丹对荆轲阐明形势的危急，提到“今秦已虏韩王，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邺，而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则祸至燕”。这分明就是十七年韩亡之后，十八年秦大举兴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端和将河内，羌瘣□□。伐赵，端和围邯郸城”[10]的三路伐赵。如果不是《史记》的记载经过艺术加工，把几件看似互不牵扯、时间间隔很长的事联系在一起说，那么樊于期投奔太子丹应该在十七八年间，这在时间上就和桓齮战败存在着起码三年的差距。

当然，如果中间有其他情况发生，比如象王稽的被谗，桓齮逃亡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以现存的史料和桓齮于十八年战死的记载，只能认定桓齮与樊于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参考书目：
[1]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1985年；
[2]司马迁，《史记·李牧列传》，中华书局，1985年；
[3]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1997年；
[4]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5]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56年；
[6]司马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华书局，1985年；
[7]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1982年；
[8]王蘧常，《秦史》，上海古籍，2000年；
[9]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5年；
[10]刘向，《战国策·赵策》，中华书局，1991年。

[[i] 本帖最后由 风使 于 2008-6-4 15:12 编辑 [/i]]

秋开始钻研学问了，好兆头。

[quote]荆轲欲得樊于期首为信，太子丹不忍，遂私往说之，樊于期慷慨自杀，以头颅相托，可见其并非是个贪生怕死之徒，要说是因惧罪出逃而导致父母宗族被诛，更大可能是另有原因，其得罪秦王太深。[/quote]

樊于期不跑也救不了父母宗族，不过一起死罢了，他跑了可以还找机会复仇吧。

呵呵，居然漏掉了“不可能”几个字，难怪意思有些对不上。说白点，我认为以樊于期的为人，不象似只管自己不顾家族（按秦法，叛逃要族诛，而不逃顶多自己受点罪），肯定还有其他原因导致他叛逃。

[quote]原帖由[i]跋锋寒[/i]于2004-06-17, 19:21:44发表
呵呵，居然漏掉了“不可能”几个字，难怪意思有些对不上。说白点，我认为以樊于期的为人，不象似只管自己不顾家族（按秦法，叛逃要族诛，而不逃顶多自己受点罪），肯定还有其他原因导致他叛逃。 [/quote]
樊于期可能于秦犯了株灭九族的罪吧，以他性格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不会以一人之贪生而累及父母家族。不过历史上确难找到记载。史书本来记载就够简略的了，再者樊于期在荆客刺秦王事件中属于过渡人物自然不会记载太多。

前面分析得在理，但是最终得的结论却是比较武断的。跋兄所做的论证不比认为两者为一人的学者更有力，因何断言“但以现存的史料和桓齮于十八年战死的记载，只能认定桓齮与樊于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战国策》乃策士之言，又经好事者臆测删修，反较《史记》不可信。同样，关于华阳一战中魏将芒卯是生是死，诸书也是矛盾重重。而且并没有“桓齮于十八年战死”的记载。

所以，我看如今战国史的大家如杨宽、林剑鸣、沈长云等皆以为两者为一人，此说还当盛行。虽无法肯定，但是否定之的力量更不足。

关于结论的问题，这涉及到逻辑论证的因果关系。道理很浅显，从史料的记载看，这不仅是名字不同，还活动在不同空间的两个人，按常理都会被认为是两个人，除非有十足的理由。也正如你要论证一加一等于一或等于三，我只需要指出推断的不足为凭，似乎没必要再去论证一加一等于二。

关于史料的可信度问题，司马迁自己也说是建立在春秋国语的基础上，如果说战国策是策士教科书，则左传差不多也是命题作文，其实也并非完全可信，许多人就认为史记更象历史小说。当然，这已经超乎我的想象，我对论据的选择第一也是史记，但我不认为史记没有记载而其他书有载的就一定没有发生，而在史记中还找不到可以否定战国策关于“桓齮于十八年战死”的记载。

对待专家，一般来说我还是信赖的，也经常借鉴，但我不认为他们就一定全对（恐怕他们自己也不敢这样认为），他们的研究也是建立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做出的推断。而且在我的感觉中，许多专家学者更倾向于典章制度、学术思想的考究，反而容易忽视一些小的问题。

喜欢追求细节的史学家也很多啊，考据派到现在为止还很流行，如有时间可以看看钱穆、蒙文通等的大作。

桓齮有无可能即刘邦击秦时的南阳守齮

[quote]原帖由[i]菜九段[/i]于2004-07-01, 11:54:21发表
桓齮有无可能即刘邦击秦时的南阳守齮 [/quote]
那得先论证战国策所载的二十年前的死是错的。而且看他的表现也不象一个战功赫赫的名将。

[quote]原帖由[i]菜九段[/i]于2004-07-01, 11:54:21发表
桓齮有无可能即刘邦击秦时的南阳守齮 [/quote]
不是，在《前汉纪》里明确记载南阳守齮姓“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