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篇之一：决定论的混淆（续）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里面描写一个英国的牧师，一开始的时候，他在布道坛上雄辩滔滔，使无数信徒为之拜服。例如，一些信徒会提出质疑：“如果上帝是存在的话，为什么我会受那么多的苦？”他有力地反驳这种动摇的心态，说：“上帝让我们受苦，是为了使我们变得更美好。上帝就如一个雕刻师，在我们这些木头上雕刻出精美的艺术品。刻刀削去多余的木屑，使木头感到痛苦，但若非如此，木头就永远只是一块平凡的木头，不能成为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因此，上帝给予我们的苦难，恰恰是为了把我们磨砺成才。”

然而，后来这位牧师情不自禁地爱上了一个从美国移民到英国的妇人，然而那妇人却患上了癌症，不久于人世。他悲痛万分，不能自制。他的朋友就劝导他说：“你自己登坛论道时，不也跟信徒们说，上帝给予我们苦难，只是为了我们磨砺成才，我们不应因此而耽于悲痛之中吗？怎么轮到你自己的时候，却做不到呢？”他激动地说：“那是因为我以前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悲痛。上帝真的是为了磨砺我们而使我们受苦吗？不！它根本就不关心我们是苦还是乐，是成才还是不成才。它只关心自己的雕刻，而根本没有想过我们是否痛苦，我们是否愿意被雕刻成它所想要的样子。”

这电影中的牧师的思想前后有如此巨大的变化，看似惊人，但其实内核不变，都反映了他信奉的是那第二种类型的决定论。只不过是，开始时的他，认为“上帝”的目的是为了人类好，虽然人类是工具，但人类也是目的；电影结束时的他，认为“上帝”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它自己的雕刻乐趣，而根本没有考虑到作为工具的人的感受，因此人类是工具，但人类不再是目的。他相信“上帝”存在的信心并没有动摇，动摇的是他对于“上帝”的动机。

（本篇完）

番外篇之二：自由与责任

在正贴中我提到过，存在主义是从责任的高度来看待自由的问题的。自由意志之所以是一个必须相信的信念，是因为如果相信了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话，那么人就不必为他所做的任何事情负责，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一个由无赖地不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的人组成的世界，不知其可也。

存在主义从这一视角来看待自由意志，乍一看非常新颖，令人鼓掌。但其实如果熟知西方文化，就会发现这种对“自由与责任”的关系的认识，并不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凭空地产生的，而是西方文化之中早就包含了这种思想的“萌芽”，存在主义只不过是把这种思想清晰化、系统化地表达出来而已。

例如，早在“伊索寓言”中，就有三个故事是关于“自由与责任”的问题的。其中两个都是以狗和狼来作比拟，说狗不自由，但不用自己去觅食；而狼很自由，却要自己想办法解决生计。在这两个故事中，作者都表达出对狼的赞美和对狗的不以为然。一个故事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失去自由的人来说，即使最好的美食也都索然无味。”另一个故事的结论是：“自由比安乐更重要。”。但在第三个故事中，却是以野驴和家驴来作比喻，描写家驴经常要苦干，还要挨主人的打；野驴却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生活。然而，后来被狮子吃掉的却是自由的野驴，被奴役的家驴却因受主人的保护而免于一死。这一故事的结论是：“自由固然可贵，但有时也造成生命、生活的毫无保障。”这显然与前面两个故事的结论完全是针锋相对的。

“伊索寓言”里的故事虽然没有很直接地提到“责任”的问题。但它提到了“自由”的代价，就是要自己为自己找饭吃，自己保护自己。这显然是要自己为自己的生命、生活负责了。

后来美国的南北战争解放了南方大批的黑人奴隶，但不久后又出现了这些原来的奴隶自愿地回到白人庄园主那里去继续做奴隶，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有人为他们安排生活与工作，已经习惯了听从别人的指令来工作，而不是自己动脑袋思考应该做些什么。一个长期地丧失自由的人，也会丧失了自己为自己负责的能力。

（待续）

番外篇之二：自由与责任（续）

关于“自由与责任”，我认为西方文学中最成功地表达了有关的思想的作品，要数古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悲剧”。

“俄狄浦斯悲剧”的故事大致如下：俄狄浦斯是忒拜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俄卡斯忒的儿子。他出生以前，福玻斯（即阿波罗）曾对拉伊俄斯预言，孩子将来会杀父娶母。因此，当孩子出生以后，拉伊俄斯和伊俄卡斯忒便叫人把孩子抛奔在喀泰戎峡谷里，并把他的左右小脚跟钉在一起。不料拉伊俄斯家的老牧人出于怜悯，把这孩子送给在那里山上牧羊的一个科任托斯的牧人。这牧人又把婴孩送给科任托斯国王波吕玻斯和王后墨洛珀为养子。俄狄浦斯长大以后，从福玻斯的预言中得知自己注定的可怕命运，因为害怕犯罪，便赶快离开波吕玻斯和墨洛珀，只身出走。他在路上撞见一伙不相识的人，因故争吵，结果把他们杀死了。其中一人就是忒拜王拉伊俄斯。俄狄浦斯到了忒拜，替忒拜人除了人面狮身怪兽的大害，竟被拥戴为忒拜王，并娶了前王的妻子，那正是他的亲生母伊俄卡斯忒。神的预言应验了，注定的命运实现了。这以后，这个不幸的、其实是无辜的俄狄浦斯遭受到一连串的折磨和报应。他所辖下的王国爆发了可怕而漫长的旱灾和瘟疫。根据祭师向神问卜的结果，原来是这个国家里有人犯下了杀父娶母的大罪，因而上天要降临报应于这块土地之上。除非严惩那犯罪者，否则灾害不会结束。结果一查之下，原来犯下此罪的正是俄狄浦斯自己。当事情的真相完全弄明以后，伊俄卡斯忒（俄狄浦斯的母亲）悲愤自缢。俄狄浦斯尽管是如此地无辜，但为了拯救他的王国与子民，他放弃了王位，挖掉了自己的一双眼睛（以惩罚自己“有眼无珠”，见到自己的父亲和母亲都认不出来），将自己终生地放逐出境。

俄狄蒲斯悲剧是很典型的古希腊悲剧，也就是“命运悲剧”的代表之作。古希腊的“命运悲剧”中有一个反复地表达的主题，那就是人无法抗拒命运，但尽管如此，人仍然是伟大的。与“黑客帝国II”这一类表达“悲观主义”的哲学观的悲剧作品不同，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认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但这自由意志并无助于人挣脱命运的摆布。这跟“悲观主义”彻底地认为人根本就没有自由意志不完全是一回事。

我们不妨比较“俄狄蒲斯悲剧”和“黑客帝国II”就能明白这二者的微妙区别所在。“俄狄蒲斯悲剧”中，俄狄蒲斯的父亲、俄狄蒲斯本人在得知俄狄蒲斯命中注定要杀父娶母后，都竭力地采取了他们认为最有用的措施和行动来避免陷入这种命运之中，这些行为都显示了他们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相反，如主贴中提到的“黑客帝国II”中那段崔妮蒂违背诺言进入MATRIX中救援尼奥而致中弹下堕的情节，就连崔妮蒂爱上尼奥这一点也是早就被安排好的。证据是祭师能够预言这一件事，因此如果不是早就安排好的话，预言是不可能的。这就跟俄狄浦斯要杀父娶母这件事是他一出生就已经被安排好了的，因此可以被预言出来是同样的道理。因此，崔妮蒂在这一个行为的选择中，甚至是没有自由意志可言的。

（待续）

番外篇之二：自由与责任（续）

然而，古希腊的“命运悲剧”与“黑客帝国II”这一类反映“悲观主义”思想的悲剧作品更重大的不同，并不仅仅在于是否承认人有自由意志，更在于它们要表达的主题完全不是一回事。“黑客帝国II”的主题风格是纯粹的“悲观主义”，但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并不仅仅是要表达“人不能抗拒命运（哪怕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更主要的是要表达“人的肉体可以被命运所击败，但人的意志不会被命运所摧毁”这积极而昂扬的主题。

我们暂且不看“俄狄浦斯悲剧”，而看其余两个在古希腊悲剧中也很有名的悲剧－－“普罗米修斯悲剧”和“西西弗斯悲剧”。“普罗米修斯悲剧”中，普罗米修斯因偷窃火种播于人间而受到宙斯的惩罚，被绑在山崖之上，每天都被老鹰啄开胸膛，吃掉里面的内脏。但他总不能死去，因为每天夜里他又重新生出内脏，到第二天白昼的时候再受一次开膛破肚的极刑。普罗米修斯受其能力所限，不能反抗宙斯的惩罚，这跟作为凡人的俄狄浦斯不能抗拒命运的摆布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的。

但这个悲剧的重心并不仅仅在于表现他的痛苦与受难，更在于他从来没有因为受到这样的残酷折磨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生出半点后悔之情。他顽强地忍受痛苦，勇敢地承担这窃火的后果。宙斯可以日复一日地迫害他的肉体，但从来没能摧毁他的意志。宙斯是万能的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说是，是因为他爱怎么处置冒犯了他的人或神就能怎么处置；说不是，是因为他再怎么能耐，他也控制不了别人的精神，压服不了别人的意志。由此可见，古希腊悲剧所极力歌颂的恰恰是人的自由意志－－可“自由意志”却是“黑客帝国II”等“悲观主义”的悲剧作品中所极力质疑其存在性的东西。

类似地，我们可以看“西西弗斯悲剧”。诸神为了惩罚西西弗斯，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到山顶，然后让巨石滚落下来，他再把巨石推上山顶，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在这样的无效又无望的劳作当中消耗殆尽生命。但是，西西弗斯却在这种孤独、荒诞、绝望的生命中发现了意义，他看到了巨石在他的推动下发出的动感的美妙，他与巨石较量所碰撞出来的力量，是那般壮美，他沉醉在这种幸福当中，以至于再也感觉不到苦难。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类似地看到，西西弗斯虽然无力与诸神相抗，不得不去一次又一次地徒劳无益地推石上山，但最终他却凭着自己的意志把惩罚变成降福，把苦难变成享受。诸神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终止了这一惩罚。这里的故事走得更为极端，故事终结的时候，悲剧已经变成了喜剧，西西弗斯仅仅是凭着自己的意志而最终战胜了诸神，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待续）

番外篇之二：自由与责任（续）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俄狄浦斯悲剧”、“普罗米修斯悲剧”和“西西弗斯悲剧”三者都有着共通的地方，都是关于人不能抗拒神（或命运），但人的意志却在对抗神或命运的过程中得到了张扬，被热情地歌颂与赞美，从而使古希腊悲剧带着浓厚的激扬奋发的风采。

不过，我认为这三个悲剧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仍然要数“俄狄浦斯悲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不仅仅是简单地赞美了人的意志，更是将自由与责任联系起来。由“俄狄浦斯悲剧”的故事情节可知，俄狄浦斯在不知不觉之间犯下的杀父娶母的大罪，根本就不是他的自由意志想做的事情。他是身不由己，受到了命运的可怕的捉弄。然而，尽管如此，他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行为的后果，即使有关的行为不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但为了拯救他的王国与人民，他主动地对自己一连施加了三重惩罚（而不是像普罗米修斯和西西弗斯那样，他们是被动地受到惩罚）－－弃位、挖眼、自我终生流放。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千多年后才大行其道的“存在主义”精神在他身上闪烁着光芒－－我自由，我选择，我负责。尽管我的自由，我的选择不是为了得到这样的结果，然而，我仍然勇于为我所干下的一切负责，无怨无悔！这种强烈的责任感，是俄狄浦斯这一悲剧人物的形象能照耀千古、感动了无数后世的观众泫然泪下的根本原因所在。人的自由意志为什么可贵，为什么可爱，为什么伟大，就在于这种责任感的存在。这就使俄狄浦斯这一形象，远远要比普罗米修斯和西西弗斯的形象只是简单地表现了人的自由意志的不屈与顽强，要深刻很多很多。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自由意志，但自由意志本身并不是最伟大的所在；而是自由意志所带来的人的责任感，才是人的伟大精神的根本源泉。而古希腊悲剧的伟大，也恰恰在这里－－不仅仅是张扬人的自由意志，更是歌颂人的责任感。

（待续）

不好意思，前面搞错了，这个“番外篇之二”还没完。

番外篇之二：自由与责任（续）

俄狄浦斯聪明（那著名的狮身人面女妖斯芬克司的谜语“什么东西早上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就是他破解的，并因此而使女妖羞愤得跳崖自尽）、勇敢、正直、善良……可以说，人世间一切最美好的品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然而，正因他是如此的完美无缺，根据鲁迅对“悲剧”的定义－－悲剧就是把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他注定了要被摆上命运的祭坛。

无独有偶，评论家对于“天龙八部”中的萧峰的评价，恰恰与俄狄浦斯如出一辙：“在三个人中（按：指在“天龙八部”的三个主角中），甚至在金庸笔下所有侠客中，萧峰的形象最为完美，然而偏偏也是他的悲剧色彩最为浓重。……萧峰的悲剧在于，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摆脱他的悲剧，这是他的命运，是他与生俱来的、命中注定的。如同古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王一样，命中注定他将杀父娶母，他便是百般逃避依然不出命运的手掌心，依旧得杀父娶母。……于是，愚昧的、冲动的、软弱的、心怀叵测的、与他为敌的群众是对的，正气凛然的萧峰却错了，从他一出生便错了，没有任何人冤枉萧峰，命运恶毒地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然而萧峰的伟大，萧峰的不同凡俗在于他没有在命运的压迫下自暴自弃、沉沦屈服。”

确实，正如香港著名的言情小说女作家林燕妮曾提到过的那样，金庸小说以往的男主角身上的所有缺点，在萧峰身上一一得到修正；而金庸小说以往的男主角身上的所有优点，在萧峰身上则一一得到加强。然而他的命运却是最悲惨的。不过，上述对萧峰的形象何以伟大的评论，仍然是不够准确的。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要从他的形象与俄狄浦斯的相似之处上看。那就是，萧峰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没有沉沦屈服，就像普罗米修斯、西西弗斯这些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们那样在命运或诸神的打击下精神意志依旧顽强一样，更在于他也如俄狄浦斯一般，勇敢地承担责任。在雁门关外，他“以下犯上”胁逼辽帝退兵，他最后以死谢罪。读者都知道，他并没有错，但在那个古代社会里，他的这些行为无疑是“罪人所为”，他勇敢地承当了。他从胁逼辽帝的一开始，就已经知道是这个结果，但他无怨无悔。

作为一个现代作家，金庸为萧峰安排的“命运”不像“俄狄浦斯悲剧”中那样是由天神决定的，而是由恶毒的人心、无可选择的血缘、无知的群众、偏狭的时代、甚至是萧峰自己不求得真相不肯罢休的倔强……编织成一张“命运之网”，将他一步步地推向毁灭，将他的一个个梦想无情地粉碎。因此，萧峰的悲剧，甚至不像“俄狄浦斯悲剧”那样是纯粹的“命运悲剧”，更揉合了“人性悲剧”与“性格悲剧”的因素在其中，使这部小说的悲剧色彩极其浓厚，主题内涵十分深刻。

这里，也再一次证明了我以前提到过的一个观点，即金庸小说带有鲜明的西方文学的特征。

（本篇完）

期待“西方文明VS中国文明”

这一直是我感兴趣的问题，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分别太大，为什么中国文明的土壤里产生不了对个体的尊重，自我个性的张扬这些理念？

番外篇之三：西方文明VS中国文明

写下这个题目，心虚得要死。因为这个题目实在起得太大了一点，很有点唬人之嫌。“happytime”说很期待，就更让我惭愧了，因为我并没打算就他（or她？）所希望得到解答的问题提供答案，而只是想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明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对个体认识的差异。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的产生，那实在不是我所能回答的。即使我能，也不可能在这么一个短短的“番外篇”中能做到的。我若真的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会专门开一个新贴来作深入的分析，而不会只把它放在一个附贴里进行。

实际上，我以前也已经一再地提出很多文学领域中的困惑－－为什么西方文学中的很多文学类型，中国文学中都不存在？（如史诗、演说词等。）另外，西方文学中一些很成熟、成就很高的文学类型，中国文学中都或者是极其不发达，或者是艺术成就远远不及。（如长篇小说、戏剧等。）

这其实是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存在着重大差异，具体到文学领域中的表现。我连这些具体表现的原因是什么，至今都不能完全地得到至少能令我自己感到满意的答案，那就更不必提更进一步、也是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是如此地不同？

不要跟我提什么民族性的不同，我从来不相信这种东西。不是说不存在着民族性这种东西，而是民族性的不同本身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正是因为长期的文明差异的存在，逐渐地沉淀在我们的血脉之中，才形成了所谓的民族性的差异。而不是恰恰相反，因为民族性有差异，所以文明有差异。

而且，我更相信的是，人性是共通的。民族性的差异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顽固不变。特别是，如果我们要相信中国文明可以得到改造，我们就不能相信中国人天生地比西方人低劣，而且这种低劣是“江山易改，本性难易”。因为如果是这样相信的话，那么我们不必谈论任何改变了，因为从逻辑上说，我们已经堵塞了所有可以改变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金庸小说的客观存在，雄辩地说明了一件事：中国文学在积极而巧妙地吸纳、消化了西方文学的精髓之后，成就之高，不下于任何世界经典文学。因此，中国的现代文学的困境，在通俗文学的层面，是因为对于西方文学的优秀一无所知；而雅文学的层面，是一方面“食洋不化”地吸收西方现代文学，另一方面却也恰恰是对于西方古典文学一无所知。加强对西方古典文学的研究与学习，真正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的灵魂、而不是拙劣地模仿其皮相，当为中国现代文学在未来的发展之正途。

在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是非常有必要学习一下日本的现代文学的。日本的古典文学深受中国的古典文学影响，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精髓，但也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问题。总的说来，日本的古典文学成就不如中国的古典文学。但以现代文学而论，日本以其当年模仿中国古典文学的热情，积极地模仿西方现代文学，但同时又没有因此而全盘抛弃了以前继承下来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精髓，而是将二者（西方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当巧妙地融合起来，形成日本文学自身所独有的经典。最典型的例子，我在这个主贴中已经提到过了，就是宫崎骏的作品。这模仿而成的一些作品的成就，甚至已经超过了被它模仿的西方文学。

另外，日本的作家，甚至包括通俗文学的作家，对于西方古典文学的典故非常熟悉。这一点，相信对日本的动漫作品很了解的人就会深有所感，因为很多优秀的动漫作品都是以西方古典文学的典故为故事背景的。中国作家在这一方面，明显地落后日本的同侪多矣！这显示了日本现代文学不仅仅是模仿了西方现代文学的精髓，更大量地从西方古典文学中吸取养分。

当然，如果从整体来说，日本现代文学的成就仍然不能与西方文学相比，但至少比中国现代文学是远远胜过。中国现代文学要急起直追，日本现代文学的经验是应该参考与吸取的。

另外，前面提到过，金庸小说之大成，在于它巧妙地吸纳、消化了西方文学。我觉得这一点是少有金学家注意到的。大多数研究金庸小说的评论家，都只集中于分析他的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却甚少有人注意到他的作品中深深地浸透了西方文学（包括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精神。其实，如果是对西方文学有比较深入研究的人，很容易就会看到金庸小说中西方文学的影子无处不在，一点不下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之深。目前金学研究过于偏重于中国古典文学一方，显然是因为评论家大多不具备对西方文学的深刻理解，没有能力去分析，甚至是没有眼力去辨识充斥在金庸小说中的西方文学的精神。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的时候，能专门对此进行比较深入而细致的研究，目前的话，也只能是零敲碎打地见到一些就提一些吧。

（待续）

番外篇之三：西方文明VS中国文明（续）

前面一贴，其实有点走题，这里还是回到这个“番外篇”要探讨的问题上去吧。

由主贴的内容，以及前面的“番外篇之二”，我们很自然会注意到一个问题，也就是在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中，明显地反映出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巨大不同。

我们看到，西方文学早于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很关注“自由”的问题，而这显然是中国文学所甚少涉及的。中国的道家也谈论“自由”，但其内涵与起点与西方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正如一些朋友在评论我所分析的“射雕三部曲”的主题是演绎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两大思想流派儒家与道家时所指出的那样，道家所主张的“自由”是相当消极的，带有浓厚的厌世、逃避的色彩。真正比较起来，可能道家的思想反而是更接近于尼采、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而完全不是古希腊悲剧中那种悲愤却积极、悲痛却乐观的风格。因此，道家的“悲观”是阴柔的、被动的；古希腊悲剧中所反映出来的“悲剧感”（甚至不能说它是“悲观”）却是阳刚的、主动的。

（赶紧澄清一点，其实我认为道家的那种悲观出世的思想，实际上也不同于尼采、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因为后者恰恰是因为悲叹“自由意志”的失落而悲伤愤慨，前者却多多少少给人一种“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阿Q精神”的感受。即在人世中不如意，于是以逃避尘世，回归所谓的“自由”、“自然”、“自我”的世界来开解和宽慰自己。）

更不必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思想，道家虽然影响极大，也只是辅助性质，为儒家“拾遗补缺”而已，并不能代表中国文明的“正宗”。

（待续）

这一直是我感兴趣的问题，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分别太大，为什么中国文明的土壤里产生不了对个体的尊重，自我个性的张扬这些理念？

我这个问题真是强人所难了。其实我现在只是想比较系统地了解一下东西方文明的特征，内涵以及之间的差异性，因为之前对两者都是东一块西一块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印象。
曾经买了一本厚厚的西方思想发展史，翻了翻，还是不怎么弄明白，之后就扔在 一边了。
至于中国文化方面，对现代文化可能还有一些认识，毕竟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内，对古代的东西，说来惭愧，基本上不明白，以前学古文最头疼了，基本上没有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可惜可惜！

[quote]原帖由[i]happytime[/i]于2004-05-09, 9:59:20发表
曾经买了一本厚厚的西方思想发展史，翻了翻，还是怎么弄明白，之后就扔在 一边了。
至于中国文化方面，对现代文化可能还有一些认识，毕竟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内，对古代的东西，说来惭愧，基本上不明白，以前学古文最头疼了，基本上没有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可惜可惜！ [/quote]
要理解西方或中国文明的特征，对于普通人来说，与其钻研厚厚的学术论著，不如去看文学作品。那东西间接，却真切。

问个问题：笑傲江湖中令狐冲追求的自由是什么自由？
好象也是道家那种逃避，厌世的自由吧。
小时候，很喜欢令狐冲，觉得他那种“人生在世，会当畅情适意”的豪情很是让人佩服和羡慕。
大了，发现令狐冲原来是个懦弱的逃避者，而且他的隐居根本是个空洞的梦想。

番外篇之三：西方文明VS中国文明（续）

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差异，具体地表现在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之上，最显著的一点，就要回到我在主贴中提到过的那个最基本的哲学元命题：“我是谁？”或者说，“人是什么？”如果仅仅从单纯的生物学的角度来界定的话，那么人只是一团血肉骨头。但动物也是一团血肉骨头，人与动物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说人在智力上比动物要聪明，但动物在很多体力方面也比人要灵活敏捷，凭什么只比较智力，而不比较体力呢？因此，“我是谁？”或“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地引申为“人与动物有什么区别？”的问题。

中国文明其实对此是有研究与回答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孟子的观点：“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说，中国文明之中，是以“道德”或“善”或“君子”来界定“人”的。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不是禽兽（动物），是因为人有向善之心。尽管人与动物一样，也有食、色、性等动物的本能或野性的欲望，但人也有动物所绝对没有的“社会性格”，正是这些“社会性格”决定了人与动物的不同。中国文明所认为的是，这“社会性格”就是“善”。道德由善及由此而发展出来的其它品质所构成，而这些品质集中于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称之为“君子”。“君子”是“善”或“道德”的人格载体。一个人，如果没有承载这些品质，那它跟动物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实际上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很少很少的，但正是那一点点的善恶之别，就“人鬼殊途”，就区分了“庶民”（只有动物性的、仅仅在生物学意义上可称之为“人”的人）与“君子”（具备了社会性、在社会学、伦理学意义上与可称之为“人”的人）。

相比之下，西方文明的回答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前面在“番外篇之二”中我已经提到：“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自由意志。”这就是西方文明的回答。人与动物乃至其它一切死物的根本不同所在，是因为人是自由的，是自我支配的，人的一切行为是为自己服务的。像前面提到的“伊索寓言”之中，有两个关于狗和狼的故事，都是歌颂自由而鄙视为了生活的舒适和安乐而放弃选择自由的行为的。在古代的西方社会中，如果没有自由，人就是奴隶，跟工具没有区别，只不会是前者会说话，后者沉默不语而已。真正的人，是自由的人。西方文明对“自由人”（另一种称呼是“公民”）与“奴隶”的区别之重视，就如同中国文明对“君子”与“庶民”（另一种更常见的称呼是“小人”）的区别之重视。

由此，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对于“人是什么？”、“人与动物有什么区别？”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如何地不同，从而反映了各自对于“人”的认识的差异之巨大。

（待续）

[quote]原帖由[i]happytime[/i]于2004-05-09, 10:13:13发表
问个问题：笑傲江湖中令狐冲追求的自由是什么自由？ [/quote]
令狐冲所追求的自由，既有道家那种逃避的成份，也有西方思想中关于“自由”的观念（具体地说，是针对政治对人的异化而产生的反抗，从而主张人是自由的，不是政客的工具，不应被利用，不应被政治目的而侵害人的私人空间）。因此，“笑傲江湖”的主题是很复杂的，实际上更主要的是反映西方思想中的自由观，而不是道家的自由观。但因为是古代题材的作品，不能凭空地拨高书中人物的思想境界，因而就选取了比较近于西方思想的道家而不是儒家。但你如果注意地看，注意地分析，会发现那里面的自由与道家不完全一样。实际上，“射雕三部曲”中的所谓道家人格也不完全是真正的道家思想。

总而言之，“笑傲江湖”中也深深地浸透了西方思想，你如果多了解西方政治哲学中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分别，就会明白“笑傲江湖”中的自由观属于西方政治哲学中所主张的“消极自由”观。（但注意，那跟道家的自由观很消极，不是一回事。）

[quote]原帖由[i]nononono[/i]于2004-05-08, 20:02:10发表

作为一个现代作家，金庸为萧峰安排的“命运”不像“俄狄浦斯悲剧”中那样是由天神决定的，而是由恶毒的人心、无可选择的血缘、无知的群众、偏狭的时代、甚至是萧峰自己不求得真相不肯罢休的倔强……编织成一张“命运之网”，将他一步步地推向毁灭，将他的一个个梦想无情地粉碎。因此，萧峰的悲剧，甚至不像“俄狄浦斯悲剧”那样是纯粹的“命运悲剧”，更揉合了“人性悲剧”与“性格悲剧”的因素在其中，使这部小说的悲剧色彩极其浓厚，主题内涵十分深刻。

[/quote]
對天龍的看法可謂精辟。極其的贊同----蕭峰，金庸筆下第一人(我一直這樣認為)

對文學沒什麼感覺，特別是西方古典文學就不知所雲了。
很多時候是因為喜歡歷史才看一些東西的。

好象看过介绍说积极自由是去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是免于……的自由。
那杨过追求的是什么自由？
喜欢杨过那份永远抗争的精神，虽然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也许是不智。


我也很喜欢萧峰，非常经典的悲剧，任是如何地武功盖世，如何地豪情盖天，如何地智谋过人，仍逃不出命运的天罗地网。


有些评论家认为杨过小龙女的大团圆是败笔，改成悲剧会更经典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接受萧峰的悲剧（最后的结局如此无奈，却也如此自然，以萧峰的性格还有别的选择吗？），却不愿接受神雕的悲剧（如果是悲剧结局的话），杨过只不过追求个人小小的幸福，却要遭受如此多的波折，那也太郁闷啦

[quote]原帖由[i]happytime[/i]于2004-05-09, 18:35:51发表
好象看过介绍说积极自由是去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是免于……的自由。
那杨过追求的是什么自由？
喜欢杨过那份永远抗争的精神，虽然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也许是不智。 [/quote]
不错不错，你还真有点西方政治哲学的底子，可以跟你比较深入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确实，消极自由就是“免于……的自由”。所以你看“笑傲江湖”中，刘正风要金盘洗手，这跟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道家所追求的“退隐”不完全是同一回事。如前所述，道家的主张，其实很有点“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味道，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如意，因此就退而求其次地想退隐。但刘正风显然不是在现实世界（江湖）中不如意，他早就已经名成利就，并不是像李白之类的是“怀才不遇”而郁郁不平。他是真心地希望与知音人逍遥世外，追求真正的艺术，因此要退出江湖，不要受江湖上那狭隘的“正邪之分”的左右，那是一种典型的希望能拥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免于正邪之见的影响的自由”，因此是西方思想中所主张的“消极自由”。

然而，他的愿望不但落空了，而且为此而付出了家破人亡的沉重代价。这里的故事，所昭示的正是政治的可怕，它不容许你“敬而远之”！你想“免于过问政治的自由”？没门！

至于杨过，显然他所追求的也是一种“免于……的自由”。“神雕”中描写他与小龙女在英雄大会上与郭靖起冲突时的一个细节描写，对于这一点表现得很明白：

=======
杨过昂然道：「我没错！我没做坏事！我没害人！」这三句话说得斩钉截铁，铿然有声。

厅上群雄听了，心中都是一凛，觉得他的话实在也有几分道理，若是他师徒俩一句话也不说，在甚麽世外桃源，或是穷乡荒岛之中结成夫妇，始终不为人知，确是与人无损。只是这般公然无忌的胡作非为，却是有乖世道人心，成了武林中的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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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追求的，是“免于世俗道德约束的自由”。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没有对任何人构成伤害，根据西方思想中对于“消极自由”的观念，这就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事务，政府也好，社会也好，其他人也好，是没有权利去干涉的。这就是“消极自由”的精髓所在。自由总是有约束的自由，但如果一个人行使他的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时并没有影响其他人，其他人是不能以任何的藉口，诸如道德啊、大义啊、国家利益啊，等等，去干涉他的自由，干涉他的选择。

由此，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金庸小说中是如何地浸透着西方思想的精髓。

至于杨过性情激烈，令狐冲则冲和得多，那并不是“消极自由”中的“消极”的含义，而只是各人的性格不同而已。金庸不会重复自己笔下的男主角，因此杨过与令狐冲不是同一种性格的人，尽管他们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西方“消极自由”的观念。

[quote]原帖由[i]happytime[/i]于2004-05-09, 18:35:51发表
有些评论家认为杨过小龙女的大团圆是败笔，改成悲剧会更经典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接受萧峰的悲剧（最后的结局如此无奈，却也如此自然，以萧峰的性格还有别的选择吗？），却不愿接受神雕的悲剧（如果是悲剧结局的话），杨过只不过追求个人小小的幸福，却要遭受如此多的波折，那也太郁闷啦 [/quote]
小说创作要考虑多种因素的综合，如果小龙女的结局不是写成大团圆，“主题”上或许能有更深刻的悲剧色彩，但对“情节”是一个重大的损害。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杨过一定跳崖死了，郭襄也跟着要死，大家都死了，这样的结局有什么意思？（这跟“天龙八部”中把萧峰、阿紫、游坦之都写死了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各自的故事都已经相当完整，“情节”上自然而然地到了要结尾的时候。但显然是郭襄的故事还很不完整，未到必须结束的时候。）仅仅是因为它够悲吗？要注意的是，主角“死”一定会带来悲剧色彩，但悲剧色彩并不一定非要以“死”来表达。像郭襄没有死，一辈子地思念杨过，这样的结局，不是比她一死了之更“悲”吗？又如“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复，疯了，不是比他一死了之的结局更发人深思吗？不要总以为“死”才是最“悲”的结局。

更何况，“射雕三部曲”的三本小说的风格都是“正剧”而不是悲剧，把“神雕”写成纯粹的悲剧，会影响三部曲的风格不统一。金庸要考虑的，已经不仅仅是“神雕”本身的需要，更要通盘地综合考虑三部曲作为一个整体的艺术价值。

因此，综上所述，我不认为那是败笔。进行文学创作时，要综合考虑各要素的关系；进行文学批评时，也要综合考虑各要素的关系。不能将某一要素孤立地进行评价，那样的意义不大。

说的有理，杨过的追求是属于”免于世俗道德约束的自由“，那么他的行为说来就是积极地追求他的”消极自由“。
”消极自由“也是要人去积极争取的，呵呵！

记得我看的资料上好象说积极自由经常有被滥用的可能性，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灾难后果，所以消极自由是更为合乎现实选择的自由。

[quote]原帖由[i]happytime[/i]于2004-05-09, 21:13:53发表
记得我看的资料上好象说积极自由经常有被滥用的可能性，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灾难后果，所以消极自由是更为合乎现实选择的自由。 [/quote]
是啊，“倚天”中的灭绝师太的形象就是用来反映“积极自由”的危害之大的。嗯，这里又再说明金庸小说中是如何地浸透着西方思想了。

通俗地说，“消极自由”是指，我相信什么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而这事情是不影响别人的，我就有自由去做，别人不应该来干预；而“积极自由”却是指，我相信什么是你应该做的事情，而你却认为不应该做，我就有自由来强迫你去做。

“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就是“积极自由”无限扩张的结果。“法国大革命”中有一句充满了矛盾的话——强迫你自由！因为我认为你是应该自由的，因此即使你不想自由，我也要强迫你自由。但这恰恰是严重地违反了“消极自由”的宗旨的。我如果不想自由，那是我的自由选择！你怎么可以强迫我，而我的自由还能不受侵犯？

“积极自由”往往以“道德”、“正义”等冠冕堂皇的藉口来侵犯别人的“消极自由”，从而在实际上使自由变成一句空话。我们看到，“笑傲江湖”中左冷禅要杀刘正风，用的也是什么“反魔教、扶正道”的大口号，最后的结果却是不折不扣地侵犯了刘正风要退隐江湖的自由。

实际上，法国大革命的末期，罗兰夫人临死时就已经沉痛地谴责：“自由，自由，多少罪恶灭汝之名以行！”这里的“自由”，严格地说，其实是“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从来是不会被借用来行罪恶之事的。因为“消极自由”从根本上就反对以任何大义凛然的藉口来干涉别人的自由选择。

灭绝这个老尼姑我最深恶痛绝的了，杀人如麻还自认为正义无限，小东邪的传人怎么这么失败？周芷若拜在她的门下可算倒了八辈子，当初多善良可爱的一个小姑娘。

法国大革命时期腥风血雨，确实恐怖，相反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温和得多。
英法两国地理位置如此靠近，民族特性却相去甚远，哲学流派上好象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划分。

[quote]原帖由[i]happytime[/i]于2004-05-10, 13:31:24发表
哲学流派上好象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划分。 [/quote]
是啊。由此衍化出来很多的区别，如“自由”中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民主”中分“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等等。

番外篇之三：西方文明VS中国文明（续）

通过上述的比较，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文明从一开始的起点上，就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界定“人”的。那所谓的“道德”，所谓的“善”，是要通过与其他人的交往、合作才能体现出来的。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的，就是主张压抑个体的意志（否则就是“自私自利”），鼓吹为集体（如社会、国家）而奉献。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文明更重视人对集体的贡献，而不是他自身个性的张扬。

相反，在西方文明中，人如果没有自己的意志，就不再是人。因此，西方文明更主张的是个性的张扬，鼓吹的是在外间势力的压迫之下，即使客观上无法战胜，主观上也要努力地抗争。

这就导致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往往对同一故事情节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审美倾向。例如，在某件事上张扬自己的个性，中国文明可能会认为那是“自私”，那是“不顾全大局”。甚至，即使是对于同一件事抱有相同的态度，其出发点很可能也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前面的“番外篇之二”中提到过的“普罗米修斯悲剧”，如果是中国文学中的作品，可以预见，有关的主题会被大改特改，改成主题重心在于表现普罗米修斯为了让人间有火、让人间有温暖而不惜牺牲自己。然而，古希腊悲剧中的重心显然主要不在于此（当然，这也是该剧的一个小主题，但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大主题）。

前面提到过，金庸小说的成就，在于他成功地把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与西方文学的精髓揉合而成浑然一体，这里又可以举出例子来加以证明了。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就已经是一本同时浸透了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精神的悲剧作品。在这小说中，香香公主喀丝丽为了爱而献出自己的生命，陈家洛则为了所谓的“兴汉大业”而牺牲了喀丝丽，当然也葬送了自己的爱情。此书一出，读者都恨极了陈家洛，认为他以事业牺牲爱情，不值之极。然而，问题并不是一般读者所直观地理解的那么简单。

这书里其实是讲述了两个类似的故事的。除了喀丝丽的故事之外，还有一个二人在迷城之中发掘出来的古代故事，即玛米儿的故事。玛米儿也是为了事业而牺牲爱情，似乎跟陈家洛的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后来陈家洛劝说喀丝丽听从乾隆的时候，也是以玛米儿的故事来作榜样的。但为什么读者不会觉得玛米儿的行为不妥，反而觉得她很伟大，她的故事很感人；却觉得陈家洛很可恨，他的故事很可鄙呢？

一些读者可能认为，那是因为玛米儿是主动地要求献身的，而喀丝丽是受陈家洛所劝的；玛米儿牺牲的是自己，陈家洛牺牲的是别人。这不对。陈家洛也没有强迫喀丝丽，而是以道理说服她的，喀丝丽在明白了情势之后，也是以自己的自由意志来作出这样的选择的。而陈家洛深爱喀丝丽是无庸置疑的，他牺牲喀丝丽，其实比牺牲他自己更要痛苦上千倍万倍。我相信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意牺牲喀丝丽。

另一些读者可能认为，那是因为玛米儿的牺牲最终是成功地实现了她所要追求的愿望，但陈家洛的牺牲最后却是彻底地归于失败，因此会令人觉得陈家洛的牺牲很不值。这样的不同结局确实是会影响到普通读者的情绪，但我们不妨细心地一想。就算陈家洛真的成功了，读者就会因此而原谅他，因此而认为他这样牺牲喀丝丽是正确的吗？恐怕答案，仍然是“不”吧！

（待续）

番外篇之三：西方文明VS中国文明（续）

其实，根本的原因不在于这些，而在于玛米儿与陈家洛各自的追求看似一样，其实完全不同。玛米儿所追求的，正是“自由”！我们看她临死时所书写的遗书中最后的段落：

＝＝＝＝＝＝
以后我们的人就能在沙漠上草原上平安过活，年轻姑娘可以躺在他心爱的人怀里唱歌。我哥哥、阿里和我都死了，可是我们已打败了暴君。暴君的堡垒造得再坚固，我们还是能够攻破。
＝＝＝＝＝＝

看到这样的文字，有谁能不热泪盈眶，有谁能不被那热烈地追求自由、无畏地追求自由、无悔地追求自由，而且坚信追求自由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的精神所感动？那尽管是出自一个古代女子的手笔，却充满着磅礴的爱与恨，那顶天立地的形象，那风云也为之失色的气概，与古希腊悲剧中的那些英雄们的形象与气概，是何等的相似！

是的，玛米儿的形象，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古典文学中才有的形象。我们完全不可以想象，中国的古典文学中能塑造出如此伟岸昂扬的男子形象，更不必说那是一个女子的形象了。鲁迅曾盛赞“山海经”中的“刑天舞干戚”，以追思远古时代的中国人也有这样的“猛志故常在”的情怀与壮烈。然而，故且不论这样的英勇形象与“自由”的追求扯不上什么关系，那也就只是这么“小猫数只”的珍稀品种，完全不能与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群像相提并论。而我以前在“文学影视中的李世民”一贴中提到过“虬髯客传”中的“虬髯客”形象之壮怀激烈，中国文学中少有能及，但跟这类古希腊悲剧式的英雄形象相比，仍然不免显出小家子气来了。因为，虬髯客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报仇雪恨而已，即使不是私人恩怨，又怎能跟这种张扬个性、追求自由的男男女女们相比呢？

事实上，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所描写的回疆部落的风貌，与其说写的是少数民族，不如说是以西方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形象为模仿的对象的。我们看到，这个部落中的人们，粗犷、质朴、英勇、善战、正直、不屈、热情、奔放……每一种品格，无不是西方古典文学中所热情讴歌的英雄形象所具备的品格。

而到小说将近结束的时候，金庸更以其悲剧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毫不回避地给这个部落安排了最悲壮的结局－－全军覆灭，全族人力战不屈而死！这跟古希腊悲剧之中，英雄们到最后仍然不能摆脱被命运、诸神所战败、击倒的结局又是何等的相似啊！

（待续）

番外篇之三：西方文明VS中国文明（续）

既然对回疆部族的描写反映的是西方文明，那么很明显，对以陈家洛为首的“红花会”众英雄的描写，所反映的正是中国文明。陈家洛的所作所为，令读者切齿痛恨的，其实是因为他根本并不真正地打算追求什么“自由”，推翻什么“暴政”，而仅仅只是想上面的统治者在形式上改变成为“汉族”的“正统”而已。乾隆还是那个乾隆，皇帝还是那个皇帝，只是改了衣冠，只是改了血统，有什么不同吗？此书把乾隆的统治写成“暴政”，这姑且不论与历史事实不符，但恰恰既然已经在小说中设定为“暴政”，为什么陈家洛在乎的仅仅是他是汉人还是满人？难道因为是汉人，他的暴政就不再是暴政？难道因为是“自己人”，暴政就变得可以容忍？自由就不再需要、也不再值得追求了吗？这跟玛米儿的理想完全就不是一回事！陈家洛等人所追求的，根本就不是玛米儿所追求的免于暴政的自由，而仅仅是一个虚有其名的所谓的“正统”！

因此，尽管大家最后都是失败的结局，而回疆部落的“全军覆灭”，甚至比红花会最后的“全身而退”更为惨烈，但我们绝不会觉得木卓伦一族的失败是“不值”，却会对红花会的一场谋划尽成空感到痛心和愤慨－－不仅仅是愤慨乾隆的“无耻”，更是愤慨红花会众英雄的“无知”！

总而言之，金庸在这小说中，其实是通过对所谓的少数民族的描写，处处都在以西方文明来与中国文明相比较，以西方文明“大道直行”地追求“自由”，来含蓄地否定中国文明那“曲线救国”式的追求所谓的“正统”。

由此可见，金庸从最一开始创作小说的时候，就已经深受西方文明的熏陶与影响，这显然是其他所有武侠小说作家所不会、也不能做到的。

（待续）

番外篇之三：西方文明VS中国文明（续）

更能反映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在界定“人”（英雄）方面的巨大差异的，正是这部“黑客帝国”的第一部，与中国近来另一部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大制作”－－“英雄”。

网上有一篇评论文章，就从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对“英雄”的界定不同的高度之上，比较了这两部电影。评论已经分析得很充分而透彻，不必我来重复了。就把那篇文章贴在下面，作为这个“番外篇”的终结。


附：

《英雄》的奴隶逻辑（作者：李大强）

　　张艺谋的《英雄》是一件精致的工艺品。工艺品的特征在于以机械化的程序精确地实现艺术品的细节特征，但不具备艺术品的灵魂。在细节方面《英雄》近乎完美，在音响和视觉方面给人强烈的震撼，但是整个故事表达了一种畸形的哲学。

　　《英雄》表现这样一种境界：牺牲个人，成就大业。所谓的大业就是令每一个个人献出自己，成就一个人的统御，而积极地献出自己的人被称为英雄。篇尾字幕称秦始皇“护国护民”，张艺谋为什么要加上一句如此突兀和牵强的评价？因为“护国护民”这四个字是刺客们甘愿自我牺牲、甘愿放弃复仇目标和刺秦使命的理由，张艺谋的故事以此为基础。尴尬的是，“护国护民”其实是奴役国民的婉称。

　　刺客们的一句台词是“和天下人的痛苦相比，一个人的痛苦不是痛苦”。这句话的现代解说是“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我绝不反对奉献精神，但我反对奉献精神背后的陷阱。一只狼出现在羊群中，对羊进行教化：奉献是美德，统一是大业，把你的贱命交给我，我利用你的痛苦结束天下的痛苦。这个奉献精神的圈套不是童话寓言，而是两千年来历久常新的中国历史。这种理论最初由狼主张，后来则由羊主动宣扬，这就是自然的奴隶进化为自觉的奴隶的过程。“和天下人的痛苦相比，一个人的痛苦不是痛苦”，这句台词本应属于秦王，却由刺客说出，这就是进化的证据。两千年来，中国人惯于把强者的意志当作自己的意志，把强者的声音当作自己的声音，把强者的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把强者的逻辑当作自己的逻辑。

　　汉朝以降，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传统，这种传统是以"主-奴关系"为核心的。整个社会构成一个层次分明的金字塔，两个层次之间以主-奴关系连接，奴隶是主子所拥有的一样物件。为了确立主-奴关系的先天合理性，这种关系披上了人伦关系的伪装。这种意识形态当然是由主子设计的，反映了主子的愿望，但是中国文化的畸形之处在于强大的教化使得每个奴隶发自内心地拥护这种关系。奴隶意识深入人心，并渗透到各种活动中，以至于在电影院里，我们时常与奴隶意识遭遇，编剧和导演经常在无意中陶冶我们的情操，使我们的思想更像一个奴隶。

　　我愿意把《英雄》与另一部著名电影《骇客帝国》(the Matrix)比较。两部电影都在市场意义上获得辉煌的成就，在艺术形式方面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二者有根本的差别。《骇客帝国》中的人物希望建立一个摆脱奴役的世界，《英雄》中的人物希望建立一个奴役的世界(张艺谋把奴役叫做“统一”，把这个建立过程称为“统一大业”)；《骇客帝国》的故事是一群原本受奴役的人寻找自由，《英雄》的故事是一群原本自由的人追求奴役；《骇客帝国》是关于英雄的故事，《英雄》是关于奴隶的故事；《骇客帝国》反映了马丁.路德以来西方文化中日渐膨胀的自由精神，《英雄》继承了孔子以来中国文化中逐渐定型的教化意识。

　　教化即奴化。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奴隶不是人，所以《英雄》是关于奴隶的电影，而不是关于人的电影。这样一部影片竟以"英雄"冠名，确实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强大教化功能--奴役不再是一种强制，而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追求奴役的人被中国人作为英雄崇拜，从而鼓励大家更好地向往和欣赏被奴役的状态。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效益和效率领导艺术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张艺谋无意中充当了教化者的角色，遗憾的是，这种教化本是主人为奴隶准备的。


（本篇完）

再补充一下，我觉得上面转贴的评论文章有一点是非常精准的，那就是中西方都讲究奉献，但西方文明主张的是为自由而奉献，但中国文明主张的是为所谓的集体利益而奉献。

这也正是玛米儿与陈家洛的区别。玛米儿也奉献，但为的是摆脱暴君的统治而奉献；陈家洛也奉献，但为的是一个虚幻的“正统”，是一个所谓的汉人的集体虚荣心而奉献。

好奇地问一句，西方社会也是从封建社会过来的，难道没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观念，宣扬这些观念会给统治者带来多少好处，难道西方君主是傻瓜？

而中国百家争鸣时代各类思想喷涌而出，难道就没有出现过一点为个人争自由的观念？或者是出现过这类思想但被统治者抹灭地连一点渣都不剩了？

在中国为个人自由而奉献的精神谓之自私也！

[quote]原帖由[i]happytime[/i]于2004-05-10, 21:28:19发表
好奇地问一句，西方社会也是从封建社会过来的，难道没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观念，宣扬这些观念会给统治者带来多少好处，难道西方君主是傻瓜？

而中国百家争鸣时代各类思想喷涌而出，难道就没有出现过一点为个人争自由的观念？或者是出现过这类思想但被统治者抹灭地连一点渣都不剩了？

在中国为个人自由而奉献的精神谓之自私也！ [/quote]
唉，你这个问题又是太大了，我不可能回答得了的。

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在西方的历史进程中，宗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古代西方权势最大的不是君主，而是教皇；不是世俗的政府，而是信仰的教会。西方文明中讲究“上帝面前，人人都是罪人”，君主并不因此而比庶民更有道德上的优势。西方人心目中的“父”，只能是“天父”（上帝），不可能是君主。如果君主要求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他反而是“大逆不道”了。教皇会来找他麻烦的。

但这个理由只会引发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中宗教这么重要，中国却不然？因此这个问题仍然不算得到解答。

另外，你不要受那种什么“封建社会”的观念的影响。“封建社会”这个词误导性很强。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这个词语是西方历史中的概念，与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拿那个东西来套中国。

另外，你不要受那种什么“封建社会”的观念的影响。“封建社会”这个词误导性很强。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这个词语是西方历史中的概念，与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拿那个东西来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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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比较准确的说法是，自从建立秦朝以来，中国进入中央集权时代。不知道之前的周朝算不算是封建社会？说惯了封建社会，一时改不了口了。可能就是因为中国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才难以在中国扎根。
我也一直很奇怪，中国为什么没有影响深远的宗教，佛教和道教只给普通人的逃避厌世寻个合适的理由罢了。

[quote]原帖由[i]happytime[/i]于2004-05-11, 9:25:18发表
不知道之前的周朝算不算是封建社会？说惯了封建社会，一时改不了口了。可能就是因为中国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才难以在中国扎根。 [/quote]
嗯，周朝那个勉强可以说是算封建社会。西方的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庄园制的基础之上的，中国那个还很不一样。

资本主义能不能扎根，我觉得跟封建社会没有太大的关系。目前资本主义已经在今天的中国扎了根啦。中国宋代已经有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但为什么不能壮大，这个问题又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

而且，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很可能是西方的历史太特殊，而不是中国的历史不长进。在各个文明之中，最早突围而出的是西欧文明，中国文明与中东文明、俄罗斯文明都很相似。如果说中国没有宗教，中东、俄罗斯都是有宗教的，不也一样没能率先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宗教的因素，似乎又不能过于夸大其作用了。

我记得以前看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历史是循环史，反反复复跳不出一个圈。当时候看得把我给气死了。

[quote]原帖由[i]happytime[/i]于2004-05-11, 9:57:37发表
我记得以前看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历史是循环史，反反复复跳不出一个圈。当时候看得把我给气死了。 [/quote]
这是一派影响很大的意见。有一点道理，但不能说是全对。

现在对于中国的研究，很多都基于一种“歧视”中国的情绪之上进行，不够科学客观，经不起推敲的。

现在对中国的研究情绪化比较大，要么就是象nono所说的有微妙的“歧视”心态，要么就是把中国文明夸上了天（这一边的情绪化就更大了，文章更是不堪目睹），要看一些客观性的研究还真比较难。
另外，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中华文明的传承也出了一些问题。其实本人从骨子里比较崇尚西方文明，毕竟从个体出发，追求自由的思想更符合人的天性。但身为中国人，对中国文明又天然有亲近之意。

[quote]原帖由[i]happytime[/i]于2004-05-11, 10:51:46发表
现在对中国的研究情绪化比较大，要么就是象nono所说的有微妙的“歧视”心态，要么就是把中国文明夸上了天（这一边的情绪化就更大了，文章更是不堪目睹），要看一些客观性的研究还真比较难。
另外，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中华文明的传承也出了一些问题。其实本人从骨子里比较崇尚西方文明，毕竟从个体出发，追求自由的思想更符合人的天性。但身为中国人，对中国文明又天然有亲近之意。 [/quote]
中国文明当然有她的问题，西方文明当然有她值得借鉴的地方。时至今日，没有信息上的阻隔，我们当然是追求融合二者的长处了。文明这个题目太大，我不便多论。但就以文学而言，金庸小说的出现，已经证明了融合中西文学所长而成的作品，是可行的，而且是成功的。日本文学在这一方面已经比我们走快一步了，我们真的应该迎头赶上。

可惜的是，我在以前的贴子中都已经提到过了，中国的现代作家大多都很无知。通俗领域的对西方文学的优秀一无所知，仍然耽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狭隘天地之中，不知进取。而雅文学领域也只是皮毛地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的东西，对西方古典文学也是一无所知。

悲哀啊！

番外篇之三：西方文明VS中国文明（补充）

回去想想，觉得这个“番外篇之三”还不能完，还要再补充一点，那就是关于马克思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当然是西方思想的产物。实际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西方思想的一个分支，它也是以“自由”为基础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地表达了马克思的自由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每一个人都自由了，社会才是自由的，这是个人自由的精髓了。

吊诡的是，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之后，经毛泽东的改造后，“自由主义”竟然成了一个“万恶”的词汇，一篇“反对自由主义”把“自由主义”这个在西方文明中被高调地赞美的“褒义词”打成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神憎鬼厌的“贬义词”！这样的“奇峰突起”，恐怕是起马克思于地下，也会把这个大胡子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吧。

一些朋友见我这样写，一定以为我是在重复一个陈腐的意见，即“闲侃马克思主义及其错误（作者：樊弓）”一文中所提到的那样：“网友中有一种普遍共识，以为马克思是对的，错在列宁斯大林。”非也非也，我是绝对地赞成这篇文章的作者的观点的，即：“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起就错了。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错误则变成了罪恶。”

我只是客观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确是以“自由”为起点的，但它在传播过程中“发展”成“反自由主义”却是必然的，其必然性的根源正在马克思主义本身，而不是后来的列斯毛诸人。

上述一文中有一段很妙，值得抄录于下：

＝＝＝＝＝＝
有一种马主义辩护词：作为书呆子的马克思是无辜的。毛病出在后来的小马们，把一个好端端的革命理想煮成了夹生饭。徒子徒孙的无能不能怪罪祖师爷。

进一步的辩护：马主义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有恶棍用杀猪刀斩人你怎么去找铁匠算帐？再说，马主义是基于社会正义而提出的美好理想，这有理想总比没理想要好吧？

樊某一听，这就怪了。亚当·斯密的门徒怎么就天生比小马们多一个心眼？咋的没见一个独裁者把《国富论》奉为神明？把《独立宣言》作为立国之本？干嘛专抄老马那把杀猪刀？
＝＝＝＝＝＝

问题是很简单的，答案就在于马克思所主张的“自由”正是“积极自由”，而“积极自由”天生地具有“发展”成为或被“利用”成为“反自由”的潜质，然后这种蜕变后的马克思主义就与东方专制主义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二者结合而诞生出那荒唐的“毛主义”，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一切又是那么自然而然。

其实，不仅马克思主义会如此，一切具有“积极自由”性质的思想都会如此。如法国大革命，其思想根源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而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但法国大革命的血腥与恐怖，不下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天使会变成黑天使，“积极自由”会变成“反自由”，这是历史的吊诡，还是思想的必然？

如果我们早知道一些关于“自由”，关于“民主”的各种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早知道一些西方人在这方面走过的弯路、吃过的暗亏，那有多好啊！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因此，与其悲痛，不如把握现在吧。只是可悲的是，如今的网上有多少粪青，他们到底真正懂得多少？他们知道自由有多少种？民主有多少种？什么是好的自由，什么是坏的自由；什么是好的民主，什么是坏的民主？民主与自由有什么区别？有多少人知道？

一知半解比一无所知更可怕！

（补充完）

番外篇之四：西方文学中的若干“母题”

在主贴中，我曾提到过：

＝＝＝＝＝＝
文学影视作品的“主题”很多是互相类似的。尤其是某些很基本的主题，如爱情、友谊、母父之爱、兄弟之情、忠诚等，更是普遍地存在于各个国家、民族和文化的作品之中，被不同时代的作家、不同类型的作品反复地表达与演绎。这类主题就叫“母题”。当然，也有一些某个特定的国家、民族和文化所特有的主题，在这国家、民族和文化之外不会去表达和演绎，但却被这个特定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中的作品反复地表达和演绎，这也是“母题”，但那是该特定的国家、民族和文化的所特有的“母题”。
＝＝＝＝＝＝

金庸在“神雕侠侣”的“后记”中曾这么说：

＝＝＝＝＝＝
郭靖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句话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我深信将来国家的界限一定会消灭，那时候“爱国”、“抗敌”等等观念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间的亲情、纯真的友谊、爱情、正义感、仁善、勇于助人、为社会献身等等感情与品德，相信今后还是长期的为人们所赞美，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论、经济制度、社会改革、宗教信仰等所能代替的。
＝＝＝＝＝＝

金庸在这里一口气地列举的“父母子女兄弟间的亲情、纯真的友谊、爱情、正义感、仁善、勇于助人、为社会献身等等感情与品德”，其实正是普遍地存在于任何国家、民族、文化的各个时代的“母题”，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或“审美情趣”，是“人性”具有共通之处的明证。因此，“政治理论、经济制度、社会改革、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各各不同或变动不居，是不会影响到这些“母题”的表达的。

但另一方面，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之中又确实存在着一些“母题”，是它们所独有的，在它们之外就不会出现的。例如，在前面的“番外篇之三”中，我曾提到过，“玛米儿的形象，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古典文学中才有的形象。我们完全不可以想象，中国的古典文学中能塑造出如此伟岸昂扬的男子形象，更不必说那是一个女子的形象了。”为什么玛米儿的形象是西方古典文学所独有，不可能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找到呢？显然是因为，玛米儿的形象所表达的“主题”，是西方文学的独有的“母题”，是中国古典文学所不具备的。

（待续）

如果我们早知道一些关于“自由”，关于“民主”的各种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早知道一些西方人在这方面走过的弯路、吃过的暗亏，那有多好啊！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因此，与其悲痛，不如把握现在吧。只是可悲的是，如今的网上有多少粪青，他们到底真正懂得多少？他们知道自由有多少种？民主有多少种？什么是好的自由，什么是坏的自由；什么是好的民主，什么是坏的民主？民主与自由有什么区别？有多少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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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垄断了教育，愤青的出现就成必然了。
在我从小的教育中，法国大革命可是具有相当进步意义的，长大后，才看到事情的另一面。
其实这些知道知识应该不会很难，应纳入公民教育的范畴。（不过现执政党是不会这样做的）

番外篇之四：西方文学中的若干“母题”（续）

这里约略地列举一些西方文学所特有的“母题”，肯定不完整，也没有什么系统性，纯粹是想到什么就举什么。

我首先想到的西方文学所特有的“母题”，就是关于探讨“我是谁”或“人是什么”的哲学性主题。显然，主贴所评论的“黑客帝国三部曲”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个“母题”是这个三部曲的“主题”之一。

我在“番外篇之二”中比较深入地分析了“俄狄浦斯悲剧”，实际上这一悲剧也包含了“我是谁”或“人是什么”这一“母题”。这一表达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俄狄浦斯的身世之谜本身就包含了对这个“母题”的表达。其二，就是那个著名的狮身人面女妖斯芬克司的谜语“什么东西早上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答案就是“人”。这当然并不是真的就是对“人是什么”这一哲学命题的回答，而是说这里使用了一种象征主义的手法来表达这一“母题”。在俄狄浦斯之前，大家都无法破解这个谜语，因而受到女妖的祸害，这就以象征主义的方式暗示这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问题，人们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感受到莫大的痛苦。而俄狄浦斯破解了这个谜语，解除了女妖的祸害，于是被人们奉为忒拜王，这也是象征主义式地暗示，能够解答这一问题的人就是圣人（“哲学王”？）。

（待续）

[quote]原帖由[i]happytime[/i]于2004-05-11, 20:50:36发表
政府垄断了教育，愤青的出现就成必然了。
在我从小的教育中，法国大革命可是具有相当进步意义的，长大后，才看到事情的另一面。
其实这些知道知识应该不会很难，应纳入公民教育的范畴。（不过现执政党是不会这样做的） [/quote]
这倒不一定。

台湾的龙应台你知道吧？她在国外受的教育，但她懂什么是民主？P！她也是典型的一知半解。不过，她至少不是粪青。

其实，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对现在的政府是有好处的。粪青的存在对政府也构成了威胁。

番外篇之四：西方文学中的若干“母题”（续）

在这里，我们又可以来顺便地看一下金庸小说如何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学的精髓。金庸有多部小说，都从或深或浅的程度探讨过“我是谁”的主题。最早的要数“射雕英雄传”，在快要结尾的时候，欧阳锋逆练九阴真经，再受到黄蓉之骗，忽然陷入了疯狂之中，不断地追问：“我是谁？”的问题。书中这样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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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锋心中愈是胡涂，只觉「欧阳锋」这名字好熟，定是自己最亲近之人，可是自己是谁呢？脱囗问道：「我是谁？」黄蓉冷笑道：「你就是你。你自己都不知道，怎来问我？」

欧阳锋心中一寒，侧头苦苦思索，但脑中混乱一团，愈要追寻自己是谁，愈是想不明白。须知智力超异之人，有时独自瞑思，常会想到：「我是谁？我在生前是甚麽？死後又是甚麽？」等等疑问。古来哲人，常致以此自苦。欧阳锋才智卓绝，这些疑问有时亦曾在脑海之中一闪而过，此时连斗三大高手而获胜，而全身经脉忽顺忽逆，心中忽喜忽怒，蓦地听黄蓉这般说，不禁四顾茫然，喃喃道：「我，我是谁？我在那？我怎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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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本小说中，这个充满了西方哲学色彩的“母题”只是一带而过，作为描写欧阳锋发疯的一段情节，并没有真正地构成书中的主题。因为，毕竟这部小说的主题虽然也是哲学性的，它所演绎的都是中国古代哲学，而与西方哲学没有关系。

到了“侠客行”，这部小说到最后的时候竟又再次提出了“我是谁？”的问题（事实上，此书的最后一回的名字就是“我是谁？”）：

＝＝＝＝＝＝
石破天自是更加一片迷茫：“我爹爹是谁？我妈妈是谁？我自己又是谁？”

梅芳姑既然自尽，这许许多多疑问，那是谁也无法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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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者在这里其实是有点故弄玄虚。虽说是“谁也无法回答”，但根据读者从书中得到的一系列“事实”，我们可以很容易并肯定地“回答”，那所谓的“石破天”就是石中坚，石清和闵柔生了次子，石中玉的孪生兄弟。

而且，这里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对小说的“主题”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也仅仅是作为“情节”上的一个“悬念”而已。不过，此书的“主题”是关于“认识真理（或真相）过程中人们受到的各种障碍”，“我是谁？”这个问题也是一个认识真理（真相）－－认识自我－－的问题。作者故意地使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小说结束的时候再次失落，这种安排本身也是一种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暗示的是认识真理、尤其是认识自我的困难。这一象征主义的内涵，与西方文学中的这个“母题”的内涵就有了比“射雕”一书更为密切的契合关系。

（待续）

番外篇之四：西方文学中的若干“母题”（续）

在“天龙八部”中，“我是谁”这一“母题”则得到了深刻得多的表达。萧峰苦苦追寻自己的身世之谜，这本身就包含着强烈的象征意味，反映了他急欲认识自我的真相。确实，正如“天人五衰——有关《天龙八部》的碎片”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萧峰身上有经典的西方悲剧因素：自我认知和复仇。”这“自我认识”正是“我是谁”的“母题”。

我只是想提请大家进一步注意，其实此剧中的三个主角都有着身世方面的隐秘，但作者通过“情节”上的不同的安排，使三人中只有萧峰一个是主动地去追寻这身世之谜的，其余二人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身世之谜突然被完全地揭发。他们当时的震惊与其后的痛苦，无论是本身的程度，还是作者的细致描写，都远远不能与萧峰相比。这是作者刻意为之的。金庸把对这一“母题”的表达特别地赋予给萧峰这最完美无缺、最英雄无匹的人物，就是为了更进一步地深化他的形象的悲剧性与震憾力。

萧峰一方面不断地追寻自己的身世之谜，一方面同时也在追寻那杀了他的养父养母、师父及一批证人的所谓“大恶人”。追寻到最后，不但错杀了阿朱，这种种阴差阳错，倒也罢了；然而，令人茫然到极点的是，答案在很久很久之后的“少林寺之战”中突然出现－－那“大恶人”就是他的亲生父亲萧远山！书中如此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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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峰道：“爹爹，这大恶人当年杀我妈妈，还可说是事出误会，虽然鲁莽，尚非故意为恶。可是他却去杀了我义父义母乔氏夫妇，令孩儿大蒙恶名，那却是大大不该了。到底此人是谁，请爹爹指出来。”

萧远山哈哈大笑，道：“孩儿，你这可错了。”萧峰愕然道：“孩儿错了？”萧远山点点头，道：“错了。那乔氏夫妇，是我杀的！”

萧峰大吃一惊，颤声道：“是爹爹杀的？那……那为什么？”

……

萧峰转默然，心想：“我苦苦追寻的‘大恶人’，却原来竟是我的爹爹，这……这却从何说起？”

……

……各人均想：“过去的确是错怪了萧峰。但他父子同体，是老子作的恶，怪在儿子头上，也没什么不该。”

……

萧峰这时方始恍然，为什么玄苦大师那晚见到自己之时，竟然如此错愕，而那小沙弥又为什么力证自己出手打死玄苦。却哪里想得真正行凶的，竟是个和自己容貌相似、血肉相连之人？说道：“这些人既是爹爹所杀，便和孩儿所杀没有分别，孩儿一直担负着这名声，却也不枉了。那个带领中原武人在雁门关外埋伏的恶人，爹爹可探明白了没有？”
＝＝＝＝＝＝

在这里，无论是旁观众人，还是萧峰自己，都认为“父子同体”，萧远山杀人作恶，就如同萧峰杀人作恶一样，不算是冤枉了萧峰。这样的描写，不仅仅是反映一种“父过子还”的传统观念，更有着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

（待续）

番外篇之四：西方文学中的若干“母题”（续）

也就是说，在象征的层面上看，杀人的就是萧峰，大恶人就是萧峰。不断地追问“我是谁？”的答案，最后答案水落石出之时，却是如此的令追寻者自己也感到震惊－－我就是那个大恶人！这里所象征的，是人在追寻自我之中，发现了自己“恶”的本质。

如果对西方文学非常熟悉的人，会很容易地发现，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在西方文学中极其常见，简直可以说是“用烂”了。例如，在主贴中我曾提到过“星球大战三部曲”。在这电影中，第一男主角任天行也陷入了身世之谜中，他不断地追寻的结果，却是发现自己一直以为是联盟军的大英雄、并在与帝国军的战斗中英勇献身的父亲任纵横，竟然根本就没死，反而是投敌卖身，成为了帝国军中的第二号人物－－黑武士，一直从事着助纣为虐、残害联盟军的可耻勾当。任天行就跟萧峰惊闻自己是契丹人的身世时一样，陷入了无穷的痛苦与煎熬之中，一方面在感情上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会是事实，但另一方面在理智上又不得不承认这就是真相。紧接着，他更陷入帝国皇帝的阴谋所布一的天罗地网之中。帝国皇帝看中了他的超能力甚至比他的父亲更强，因此想以“黑暗的力量”，一如当年引诱他的父亲堕落一样，诱使他也变节投降。在着这重大而艰难的考验中，任天行表现出他不但在超能力上胜过其父，他的良知的力量也胜过了他的父亲。他不但成功地抵制了帝国皇帝的诱惑，更挽救了已经沉沦于黑暗之中的父亲的灵魂。

这里的描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西方文学中的象征主义手法。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发展到古罗马时，基督教在各个领域（包括哲学、文学等）的作用开始变得日益明显和重要。基督教认为，人一出生就带着所谓的“原罪”。也就是说，人是“性本恶”的（注意这里与中国文明所主张的“人之初，性本善”完全是截然相反）。人要信仰上帝，就是为了洗脱这“原罪”。行善的目的并不像中国文明中的佛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积福，使来世有好报；而是为了“赎罪”，以便死后可以进入天堂。因此，基督教对于“人是什么”的回答是简单明了的，那就是－－“人是罪人”。

（待续）

番外篇之四：西方文学中的若干“母题”（续）

基督教这种“原罪观”或“性本恶”的“人性观”，对于西方文学的影响非常大，是西方文学中多个“母题”的根源。其中的一个来源于此而被反复表达的“母题”，就是这里提到的“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而表达的方式通常就是以“你的敌人就是你的血亲”，并通过象征主义手法把“血亲”与“自己”等同起来。

西方文学中也经常出现一种类似于中国文学所说的“天人交战”的场景，那就是“天使与魔鬼的争辩”。在一个人面临重大的道德抉择而犹豫不决的时候，他的脑袋上方就会跳出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天使不断劝他向善，魔鬼则不断引诱他为恶。这是一种最低级的反映基督教的“原罪观”的手法。另一种更巧妙、但又比较方便使用、因而更通常地采用的手法，就是这里的以“血亲”来象征“自己”。即让主角本身代表“天使”或人性中善的一面，而让主角的“血亲”代表“魔鬼”或人性中恶的一面，再通过二者的血缘关系来象征这两种完全对立的人性其实是“一体两面”，是统一于一体的。

这样的手法之所以比较方便使用，那是因为这样可以把那代表“天使”的主角塑造为“高大全”人物，降低了人物塑造的难度。同时，又方便了把“天人交战”或“天使与魔鬼的争辩”具体地表现为主角与其血亲的血肉相残，这也有利于降低设计“情节”的难道，而且也比较容易地表达出作品浓厚的悲剧色彩。

这里所说的“血亲”，通常是“父亲”，但我也见到过以“母亲”为代表的。小时候看过一部日本的卡通连续剧，叫“伏魔小王子”，是非常有深度的卡通片。片中的男主角“伏魔小王子”其实是以古希腊神话中宙斯的私生子海格立斯为原型的。

（顺便说一句，西方的现代电影中翻拍古希腊神话的片子很多很多，但很奇怪的是，被翻拍得最多的就是海格立斯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诚然海格立斯的英雄事迹是比较多，有12件之多，但一般的片子也不会真的就把他那12件英雄事迹都拍遍，实际上其中有些故事性很弱，不会拿来拍电影的。而且，很多电影中关于海格立斯的故事，索性虚构的不少，并不见得就是按照古希腊的原貌来拍的。但就我所见到的来说，除了有一次是以伊阿宋取“金羊毛”为电影的主要情节之外，其它都是以海格立斯为主角，以他的故事为主要情节。然而，即使是那部关于伊阿宋的电影，里面仍然有海格立斯这个人物，只不过是次要人物罢了。海格立斯这个形象及其故事何以如此受现代西方电影导演们的青睐，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自己还没有什么好的答案，希望对此现象也有注意，并有点自己见解的朋友提供一点意见。）

（待续）

[quote]原帖由[i]nononono[/i]于2004-05-11, 20:22:48发表
番外篇之三：西方文明VS中国文明（补充）

回去想想，觉得这个“番外篇之三”还不能完，还要再补充一点，那就是关于马克思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当然是西方思想的产物。实际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西方思想的一个分支，它也是以“自由”为基础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地表达了马克思的自由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每一个人都自由了，社会才是自由的，这是个人自由的精髓了。

吊诡的是，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之后，经毛泽东的改造后，“自由主义”竟然成了一个“万恶”的词汇，一篇“反对自由主义”把“自由主义”这个在西方文明中被高调地赞美的“褒义词”打成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神憎鬼厌的“贬义词”！这样的“奇峰突起”，恐怕是起马克思于地下，也会把这个大胡子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吧。

一些朋友见我这样写，一定以为我是在重复一个陈腐的意见，即“闲侃马克思主义及其错误（作者：樊弓）”一文中所提到的那样：“网友中有一种普遍共识，以为马克思是对的，错在列宁斯大林。”非也非也，我是绝对地赞成这篇文章的作者的观点的，即：“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起就错了。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错误则变成了罪恶。”

我只是客观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确是以“自由”为起点的，但它在传播过程中“发展”成“反自由主义”却是必然的，其必然性的根源正在马克思主义本身，而不是后来的列斯毛诸人。

上述一文中有一段很妙，值得抄录于下：

＝＝＝＝＝＝
有一种马主义辩护词：作为书呆子的马克思是无辜的。毛病出在后来的小马们，把一个好端端的革命理想煮成了夹生饭。徒子徒孙的无能不能怪罪祖师爷。

进一步的辩护：马主义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有恶棍用杀猪刀斩人你怎么去找铁匠算帐？再说，马主义是基于社会正义而提出的美好理想，这有理想总比没理想要好吧？

樊某一听，这就怪了。亚当·斯密的门徒怎么就天生比小马们多一个心眼？咋的没见一个独裁者把《国富论》奉为神明？把《独立宣言》作为立国之本？干嘛专抄老马那把杀猪刀？
＝＝＝＝＝＝

问题是很简单的，答案就在于马克思所主张的“自由”正是“积极自由”，而“积极自由”天生地具有“发展”成为或被“利用”成为“反自由”的潜质，然后这种蜕变后的马克思主义就与东方专制主义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二者结合而诞生出那荒唐的“毛主义”，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一切又是那么自然而然。

其实，不仅马克思主义会如此，一切具有“积极自由”性质的思想都会如此。如法国大革命，其思想根源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而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但法国大革命的血腥与恐怖，不下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天使会变成黑天使，“积极自由”会变成“反自由”，这是历史的吊诡，还是思想的必然？

如果我们早知道一些关于“自由”，关于“民主”的各种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早知道一些西方人在这方面走过的弯路、吃过的暗亏，那有多好啊！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因此，与其悲痛，不如把握现在吧。只是可悲的是，如今的网上有多少粪青，他们到底真正懂得多少？他们知道自由有多少种？民主有多少种？什么是好的自由，什么是坏的自由；什么是好的民主，什么是坏的民主？民主与自由有什么区别？有多少人知道？

一知半解比一无所知更可怕！

（补充完） [/quote]
对于no兄的主要观点我也是赞同的，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马克思篇里曾经有简略论及，虽然篇幅不长，于我却是受益匪浅，马克思理论受黑格尔哲学影响莫大，而罗素则将马克思继承自黑格尔哲学部分的东西全一棒子打死，以为由之得来的“一切成分都是不科学的”。罗素在书里说：“他（马克思）对说服劝导不抱什么希望，而希望从阶级斗争得到一切。因而，他在实践上陷入了强权政治，陷入了主宰阶级论，尽管不是主宰民族论。固然，由于社会革命的结果，阶级划分预计终究会消失，让位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完全谐和。然而这像基督复临一样，是一个渺远的理想；在达到这理想以前的期间，有斗争和独裁，而且强要思想意识正统化”。罗素在二战期间说出这样的话，随后苏俄，中国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历充分证明了他的预见的远见卓绝。我相信马克思理论自有它的根本性矛盾和缺陷才致使这种局面的出现，不过我对政治哲学了解不多，不敢妄言其中的根本所在，不知道四no兄在这方面有何高见？如有时机还望能恭听高论。四no兄提及“积极自由”仅是一笔带过，不知道“积极自由”的具体所指为何？还望四no兄释疑。有何书籍对“积极自由”有专门探讨论述？对“自由”“民主”我也仅止于一知半解，虽然有自己一些想法，不过过于粗浅，也就不宣之于口了。只是假如马克思理论本来也是推崇“自由”的，到了中国或者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那里，又是怎么演变为了“反自由主义”了呢？这种演变的根本性原因在哪里？于此不知道四no兄有何高见？

四no兄对于金庸小说的解读我是不赞同的，说得直点我觉得四no兄的解读是对金庸小说的一种拔高式误读。金庸小说在通俗文学里面的地位是无需多说的，他的小说的价值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并不是肯定了他小说在娱乐价值上的功绩，就能掩盖他的小说在思想上和道德上的浅薄性。当世人对毕加索的画狂热推崇时，毕加索却嘲笑世人：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画些什么。不说金庸小说追求的武侠世界是与当前世界普遍推崇“法治”理念是有冲突的，单是他追求的那种快意恩仇我认为也是与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最终人性所背道而驰的，即使他在某些小说里刻意安排的最终宽宏（比如张无忌最终没有去报杀父杀母之仇），也不能掩盖他的小说在思想境界上的狭隘性。至于四no兄所论及的金庸小说哲学主题，比如欧阳峰在疯之前提出的“我是谁”等等，我以为这和哲学意义上的“我是谁”完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金庸的小说里这和哲学完全搭不上边，只是情节编造的一种需要，金庸随手拈来使自己小说所穿的外衣看上去更华丽一些而已，比如要是从小说里抽掉这个问题完全不提，只是说欧阳峰疯了，对小说主题和故事性完全没有丝毫影响。在《侠客行》的那个“我是谁”亦是如此，只是小说情节悬念上的一种设计罢了，石破天假如最终和父母相认，我们丝毫不会有突兀的感觉，小说主题又有何损呢？

[quote]原帖由[i]栀子飘飘[/i]于2004-05-12, 15:24:37发表
四no兄对于金庸小说的解读我是不赞同的，说得直点我觉得四no兄的解读是对金庸小说的一种拔高式误读。金庸小说在通俗文学里面的地位是无需多说的，他的小说的价值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并不是肯定了他小说在娱乐价值上的功绩，就能掩盖他的小说在思想上和道德上的浅薄性。当世人对毕加索的画狂热推崇时，毕加索却嘲笑世人：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画些什么。不说金庸小说追求的武侠世界是与当前世界普遍推崇“法治”理念是有冲突的，单是他追求的那种快意恩仇我认为也是与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最终人性所背道而驰的，即使他在某些小说里刻意安排的最终宽宏（比如张无忌最终没有去报杀父杀母之仇），也不能掩盖他的小说在思想境界上的狭隘性。至于四no兄所论及的金庸小说哲学主题，比如欧阳峰在疯之前提出的“我是谁”等等，我以为这和哲学意义上的“我是谁”完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金庸的小说里这和哲学完全搭不上边，只是情节编造的一种需要，金庸随手拈来使自己小说所穿的外衣看上去更华丽一些而已，比如要是从小说里抽掉这个问题完全不提，只是说欧阳峰疯了，对小说主题和故事性完全没有丝毫影响。在《侠客行》的那个“我是谁”亦是如此，只是小说情节悬念上的一种设计罢了，石破天假如最终和父母相认，我们丝毫不会有突兀的感觉，小说主题又有何损呢？ [/quote]
我的其它分析都很详尽，你只却针对一点而言，何以令我信服？

至于“法治”之说，我看你才是要求太高吧。在那以古代江湖社会为背景的小说，怎么可能直接描写这种东西？金庸若按你的要求来写，反而是大大的败笔了。其实，金庸小说的主题中并非没有关于所谓的“法”的表达。你不能从“法制”的角度来生硬、肤浅地看这个问题，而是要从“自然法”的角度来看。像“倚天”、“笑傲江湖”等小说都探讨了“正未必正，邪未必邪”的问题，这其实是反思道德（古代之“法”？）与“自然法”的冲突。即前面的一个“正”或“邪”是指道德，后面的一个“正”或“邪”才是指与“自然法”暗合的真正的“法”。

在西方的政治哲学观念中，认为真正的良法，是要仿效“自然法”的。所以西方区分“法治”（Rule of Law）与“法制”（Rule by Law），前一个“Law”其实是指“自然法”，后一个“Law”是指人制订的“法”。

我不认为我有拨高金庸小说的思想性。首先，金庸有很强的自觉意识去表达西方思想，这一点很明显，后面会再深入地讲到。其次，就算他没有这种意识，他的作品客观地存在着这种思想，与他是否刻意而为没有关系。如果纯粹是牵强附会，是不可能有那么多“巧合”的。

“我是谁”那一问题，“射雕”和“侠客行”那两处确实是与主题表达没有太大的关系，我的评论中也客观地承认了这一点，是作者有点玩弄文字花样，但恰恰这一点说明他确实对西方思想有留心，但作品本身限制了在这一点上的深化。但“天龙八部”中，却是反而虽然没有特别明确地提出“我是谁？”的问题，主题上的关系却更明显。

至于说金庸小说追求快意恩仇，那真不知从何提起。谁都知道金庸小说的后期作品早已不是如此。萧峰的快意恩仇最后落得什么下场？你说张无忌的故事是刻意安排，不能掩盖其思想性的狭隘，“倚天”的思想性如何地狭隘了？你最好等我以后将在武侠版那里发的贴《最爱“倚天”》里再跟我辩吧。不要因为自己目光狭隘看不见，就当那东西不存在吧。

[quote]原帖由[i]栀子飘飘[/i]于2004-05-12, 14:28:43发表
对于no兄的主要观点我也是赞同的，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马克思篇里曾经有简略论及，虽然篇幅不长，于我却是受益匪浅，马克思理论受黑格尔哲学影响莫大，而罗素则将马克思继承自黑格尔哲学部分的东西全一棒子打死，以为由之得来的“一切成分都是不科学的”。罗素在书里说：“他（马克思）对说服劝导不抱什么希望，而希望从阶级斗争得到一切。因而，他在实践上陷入了强权政治，陷入了主宰阶级论，尽管不是主宰民族论。固然，由于社会革命的结果，阶级划分预计终究会消失，让位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完全谐和。然而这像基督复临一样，是一个渺远的理想；在达到这理想以前的期间，有斗争和独裁，而且强要思想意识正统化”。罗素在二战期间说出这样的话，随后苏俄，中国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历充分证明了他的预见的远见卓绝。我相信马克思理论自有它的根本性矛盾和缺陷才致使这种局面的出现，不过我对政治哲学了解不多，不敢妄言其中的根本所在，不知道四no兄在这方面有何高见？如有时机还望能恭听高论。四no兄提及“积极自由”仅是一笔带过，不知道“积极自由”的具体所指为何？还望四no兄释疑。有何书籍对“积极自由”有专门探讨论述？对“自由”“民主”我也仅止于一知半解，虽然有自己一些想法，不过过于粗浅，也就不宣之于口了。只是假如马克思理论本来也是推崇“自由”的，到了中国或者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那里，又是怎么演变为了“反自由主义”了呢？这种演变的根本性原因在哪里？于此不知道四no兄有何高见？ [/quote]
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很多，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但我在前面的贴子说得很清楚了，马克思的“自由”是“积极自由”，而一切“积极自由”的思想（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都一定在最后走向其反面，即变成了“反自由”。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最大，所以你只见到它的坏影响。我已经举了例，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马克思还没出生哩，但法国大革命的后果也是由“积极自由”导致的。

“积极自由”的问题，我已经说过了呀，其实就是强制的问题。你不肯自由，我也要迫你自由，所以最后你一定不可能是自由的。“积极自由”就是这样走向了“反自由”的。你说“倚天”思想性浅薄，可“倚天”中的灭绝师太的形象就是对这一点的最绝妙的反映。你明白了灭绝为什么这样可怕，就明白“积极自由”为什么可怕了。要注意，灭绝与“笑傲江湖”中的左冷禅等人是不同的，后者是利用正邪之分，实际上他们自己就很邪；但灭绝是真心地信仰正邪之分的。“倚天”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积极自由”即使不被利用，按其自身的逻辑，也一样会发展成为“反自由”。这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真相所在。罗伯斯庇尔是一个道德上极其纯洁的人，他真心地相信他所主张的东西，（反而我很怀疑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不是真心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或至少是不是真的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恰恰是他对道德和信仰的坚执，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和恐怖。你如果想详细了解有关的情况，可以去看朱学勤那本著名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目前国内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学术论著中，最好的就是这本了。将他那本书中关于罗伯斯庇尔的部分与“倚天”中关于灭绝的部分对照着看，你就能明白金庸的伟大了。

番外篇之四：西方文学中的若干“母题”（续）

那部日本卡通片描写的，是这位海格立斯是一个王国的小王子，他的妈妈被那著名的女妖墨杜萨变成一尊石像（那墨杜萨是头发由毒蛇组成的女妖，任何人的目光触碰到她的脸就会变成石头）。他为了救活妈妈，就踏上了漫长的征途，向着墨杜萨居住的城堡进发，一路上结交了一条小火龙，遇到了一个命中注定要爱上他并为他而牺牲性命的公主，当然也克服了不少困难。这种“西游记”式的故事结构，在日本卡通片中很常见，并无什么特别。但这部卡通片非常优秀，我认为它是我所看到过的所有连续剧式的卡通片中最优秀的作品。因为，它描写小王子在征途上的故事，差不多每一个都反映了相当深刻的哲学性或悲剧性的主题，非常发人深思。

包括像前面提到过的西方文学中的“母题”，它都包含在内了。如小火龙的故事反映的是“我是谁？”的主题；（它一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动物，只知道自己样子像晰蜴，但又会喷火，于是在遇到小王子之前，到处受排挤，谁都不把它当成是同类，使它感到十分孤独和彷徨。后来遇到小王子，与他结成好友，决心伴他上路，同时也是为了追寻自己的真正身份，后来终于在路上发现自己的同类，原来它的真正身份是一条龙。）而那公主的故事反映的正是“命运”与“自由选择”的主题（她是个祭师，自小就占卜到自己会遇到小王子，并爱上他。她跟他上路后，又在路上遇到森林女神，从她那里进一步得知自己以后的命运，是要为小王子而中毒。接下来有两个选择，或者是毒发身亡，或者是吃下解药，但从此性情大变，变成与小王子为敌的女妖。她的选择当然是前者了。）此外，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故事，表达了群众的无知、人性的软弱、背叛、友情……一系列的深刻主题。

而在这一系列的深刻主题里，其中一个正是前述的“你的敌人就是你的血亲”。小王子在快要到达墨杜萨的城堡时，无意中被告知，其实他的真正的妈妈不是那个被变成了石头的美丽温柔、善良贤淑的女子，而是那个他将要与之决战的蛇发女妖墨杜萨。他万分震惊，不愿相信，但又疑惑重重。他在遇到森林女神时忍不住向她提出疑问，质疑自己的身世。但森林女神肯定地说他的真正的妈妈就是那变成石头的王后。

这部卡通片我没能看到大结局，所以到如今我还不知道到底小王子的妈妈是不是真的就是他的敌人墨杜萨，如果是的话，故事会如何发展。但我猜想，既然片中设下了这样的悬念，小王子的妈妈肯定就是墨杜萨了。但片子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以表达那个主题，我就怎么也猜不出来了。因此，我至今仍很怀念这部片子，因为那不知道的结局，因为它的优秀。

这部片子真的很优秀。像片中女妖墨杜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面人物，但片子没有简单地丑化她，而是把她刻画成一个圆形人物。她虽然残暴恶毒，但却很爱很爱自己的女儿。她的女儿是一个孤高傲慢的音乐家，对于母亲的所作所为很不以为然。墨杜萨对音乐一窍不通，但为了讨好女儿，假装听她弹竖琴听得很入迷，还迫着她那些庸俗愚蠢的手下也跟着假装很爱听。她竭尽所能地想女儿快乐，却始终办不到。因为她不明白她女儿之所以不快乐，恰恰是因为讨厌她的作恶多端。片中关于墨杜萨那爱女情深的描写，十分感人，使人感到凶恶狠毒的女妖，也有温情脉脉的人性的一面。

这部卡通片精彩之处甚多，这里就不便过分详细地评论了。以后我将会写一个长贴“落樱缤纷，情陷东瀛－－日本文学杂谈”，在那个贴子里再更详尽深入地分析吧。

（待续）

番外篇之四：西方文学中的若干“母题”（续）

前面说到，西方文学受基督教的“原罪”思想影响很大。“天龙八部”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深受影响。除了前面提到的萧峰最后发现“大恶人”就是自己的生父，或毋宁说就是他自己这一情节设定反映了这种影响之外，还有一处也是明显地表现出这种西方文学精神的影响的。那就是书中三个主角都有着身世上的隐秘，或者更直接地说，他们都可以说是“孽种”，这正是对“原罪”思想的象征主义式的表达。正如“天人五衰——有关《天龙八部》的碎片”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虚竹和尚身份的丧失，与萧峰汉人身份的丧失一样令其人惶然。萧峰的真正出身是血统上的原罪，虚竹的真正身份是道德上的原罪。”其实段誉的真正身世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原罪，因此书中三个主角的身世之谜，实际上都是对“原罪”思想的一种象征。

这三个主角的身世都有着这样的特征，那就显示了不可能是一种“巧合”，而是作者的刻意安排。从佛家思想的角度来看，这可以看成是对佛家思想中的“孽缘”的象征；但从西方思想的角度来看，这又可以看成是基督教中的“原罪”思想的象征。那么，到底作者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呢？当然，从全书的“楔子”来看，金庸在写作此书时，无疑心中是想着佛家的思想的。但若说他心中仅有佛家，而无西方思想的影响，又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因为，萧峰这样的人物形象，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会有的，也不可能是佛家思想中会有的，而只能从西方古典文学中去寻找其原型。而且，正如陈世骧评论这部小说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时而透露出来。而在每逢动人处，我们会感到希腊悲剧理论中所谓恐怖与怜悯……”。确实，这部小说仅仅从佛家思想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完全得到把握的。只有综合了佛家思想与西方思想，才能完整地发掘出这部小说的全部“真义”。

事实上，“碧血剑”一书后面所附的“袁崇焕评传”中的内容，有力地证明了金庸在创作上，至少是深受西方古典文学中的古希腊悲剧和史诗的影响的。如该文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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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时势也就是命运。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希腊史诗《伊里亚特》记述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感到非常难过，“那不公平！那不公平！”过了许多岁月，当我读到满清的皇太极怎样设反间计、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怎样商量要不要杀死袁崇焕，同样有剧烈的凄怆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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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金庸那篇“袁崇焕评传”，从严格的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是不及格的。他过于激动，过于投入了，这是做历史考证的大忌。不管你的内心有多爱你的传主，你是不能这样在考证文章中毫无保留地渲泄出来的。而且，他从性格冲突的角度来考证袁崇焕和崇祯的关系何以恶化，作为小说家言，那完全是可以的，而且是很精彩的心理描写、性格刻画，可以写成一部心理小说或性格悲剧；但作为严格的历史考证，却显然是太儿戏了，太多的臆测成分了。

然而，这篇似历史非历史、似散文非散文的东东，却充分地揭示了金庸的文学欣赏观是如何地深受西方古典文学的影响。作为一个作家，这种文学欣赏观当然是会直接地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观的。由此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说金庸小说中充满了西方文学的精神绝非是臆测，不但是因为这些精神客观地大量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因此肯定不可能是出于“巧合”或是我的有意拨高的“误读”；更因为金庸在这类非小说的文章中多次地、一再地透露出他对西方文学认识之深（除这篇之外，还有“三剑楼随笔”里金庸写的那部分散文，也明白无误地显示了这一点）。

（待续）

番外篇之四：西方文学中的若干“母题”（续）

西方文明中的“原罪”观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很大，除了上述提到过的之外，最重大的影响，莫过于“圆形人物”这一类型的人物形象在西方文学中极为发达这一点了。西方文明中很早就有这样的观念：“人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在这一种观念的影响之下，西方文学中大量地把主角人物塑造成“圆形人物”。相比之下，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圆形人物”数量之少，与西方文学中的景观形成了非常鲜明而强烈的对比。除了“四大名著”之外，中国古典文学中几乎不可能找到“圆形人物”，不是“高大全”人物（用于正面人物身上），就是反面人物。

但有趣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相对而言，有不少“扁平人物”，像程咬金、牛皋等，形象都深入人心，其影响之大，不在作为主角的“高大全”人物之下。这些“扁平人物”实际上都是插科打诨式的人物，作者故意地把其中一种性格夸张到极致，因而造成滑稽搞笑的效果。这显然是因为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实际上都是出身于说书。为了吸引听众，这些作品中都特意地安排一个这样的人物，以便缓和气氛，调节情绪，增加作品的趣味性。事实上，西方的戏剧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都一定会安排一个小丑或疯子这样的角色，其目的也是要插科打诨，引观众大笑。因为，西方的戏剧与中国的说书一样，都是要即席表演，现场气氛活跃是很重要的。

但是，西方的戏剧并没有因此而塑造出一大批像中国古典文学中那样的“扁平人物”出来。莎士比亚的戏剧里，那些小丑或疯子的角色，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承担插科打诨的功能，同时还往往借他们之口说出表达主题的台词来。由此我们可见莎士比亚的伟大，他从来不随便地浪费笔下的任何一个角色，而是让每一个角色都综合地承担多种功能。他笔下的小丑或疯子，不是简单的小丑或疯子，反而是充满着睿智，以冷眼旁观的清醒，冷嘲热讽着这个实际上才是真正癫狂的世界。

无独有偶，金庸的小说也是如此。他的小说中，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说书传统，往往也在作品中安排一个插科打诨式的人物，如“射雕”中的周伯通、“笑傲江湖”中的桃谷六仙等；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戏剧中对小丑或疯子这一类角色的处理手法，不仅仅是让他们承担搞笑的功能。如周伯通本身就是一个很丰满的人物，不仅仅是搞笑而已。桃谷六仙的搞笑功能比较突出，但他们的搞笑又不是纯粹的逗乐读者，而是他们那种“挑字眼”式的争辩不休的方式，本身就充满了机锋（当然他们自己是不觉得的，是读者有这种感受），让人感到像是在讽刺一些学术上的斤斤计较、钻牛角尖的争论。而在“鹿鼎记”中，主角韦小宝本身就是一个插科打诨式的人物，但他同时所承担的其它功能，是何等的丰富啊！

（待续）

番外篇之四：西方文学中的若干“母题”（续）

西方文明中有着“人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再加上“原罪观”的本质是“性恶论”，与中国文明的“性善论”恰好相反。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文学中有着那么大量的“圆形人物”，而中国古典文学相比之下却是更偏重于塑造“高大全”人物。

此外，即使是中国文学发展到近现代，吸纳了西方文学的精神，在雅文学的领域里，开始涌现出大量的“圆形人物”，但往往这些“圆形人物”的复杂性是来自于其社会性，而不是人性本身的复杂。最典型的例子，正是我在主贴中曾比较过“黑客帝国II”与鲁迅的小说“伤逝”。实际上这两部作品有着很相似的“表面文本”，它们所表达的“潜文本”也不无暗合之处，但鲁迅小说的风格明显地偏于社会性，与“黑客帝国II”的哲学性风格完全不是一回事。事实上，这种情况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作品中也存在着。如“金瓶梅”中的角色，几乎都是“圆形人物”，这在缺乏“圆形人物”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是非常罕见的情况。但此书的“圆形人物”的阴暗性格，与西方文学中描写人物阴暗性格的情况，有着本质的区别。即“金瓶梅”的描写的阴暗性格，是由社会所造成的；而西方文学中大量描写的阴暗性格，与社会无关，是为了昭示人性的“罪恶”一面的真相，因此有关的描写明显是受到“原罪论”所支配的。

也就是说，中国文学中，人的丑恶是由社会造成的，描写人的丑恶实际上目的并不是揭露人性的真相，而是用于批判社会现实；但西方文学中，人的丑恶是由自身造成的，描写人的丑恶，其目的往往并不主要是为了批判社会现实，而是为了演绎西方思想中的“原罪观”。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中国文学中的悲剧，往往是“历史悲剧”或“社会悲剧”；而西方文学中的悲剧，则往往是“人性悲剧”或“命运悲剧”。

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文学中就没有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像主贴中提到过的易卜生的戏剧，其风格全是社会性的，因此在五四时期如此地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青睐。但很显然的是，西方文学中地位最尊崇的，往往是刻画人性的作品，而不是批判社会的作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莎士比亚的戏剧才是西方戏剧的经典之作、代表之作，而易卜生戏剧的艺术成就与艺术地位无论如何是不能与莎士比亚戏剧相提并论的。

（待续）

番外篇之四：西方文学中的若干“母题”（续）

其实，西方文明中的“原罪观”对西方文学影响最大的，是它提供了一个西方文学所独有的“母题”——“沉沦与拯救”。

早在“圣经”这部身兼宗教与文学两种身份的作品之中，这个“母题”就已经浮现出来了。亚当与夏娃本来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伊甸园中，直到夏娃被蛇所诱惑，和亚当一起吃了代表智慧的苹果，从此就有了羞耻之心，也就有了人的种种私心杂念，被上帝逐出伊甸园。这是西方文学中最早的表达了“沉沦”这一“母题”的作品。

其后，西方文学中涌现了大量关于“沉沦与拯救”的作品。最直接的这一类型的作品，当然是那些本身就是表达圣经思想的作品。例如，英国伟大的诗人弥尔顿晚年所写的“失乐园”与“复乐园”这两部史诗。但有趣的是，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代表着“沉沦”的魔鬼撒旦，却没有被简单地丑化，也写出了它的不屈不挠、战斗不息的顽强与勇气，可以说是继承了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形象，因而是一个内涵极其深刻而复杂的“圆形人物”。又如歌德的“浮士德”，也表达了类似的“母题”。

至于其它不是直接地表达圣经思想，因而对有关的“母题”的表达远为隐晦的作品就更多了。如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中，“哈姆雷特”和“麦克白”都表达了这一“母题”。“哈姆雷特”中的女主角欧菲利娅，正如我在《最爱“倚天”》中提到过的那样，其形象与“倚天”中的周芷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她因受到父亲波隆尼尔的压力，违心地拒绝了哈姆雷特的求婚，沉重地打击了他。在她明白自己铸成大错后，她唱着歌儿投河自尽。她这一行为，既是表达对黑暗现实的抗争，但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拯救”的表现——以自杀来洗脱自己的罪孽。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欧菲利娅之死与“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之死。林黛玉之死，表达的是对黑暗现实的抗争，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所谓“自我拯救”的意味，因为她根本没有做错过任何事情。但欧菲利娅之死，显然还有着表达“拯救”的主题的内涵。

而“麦克白”一剧所表达的“沉沦”的主题就更为明显了。“麦克白”这一剧在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显得非常诡奇。其余三大悲剧（“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中的主角虽然都是“圆形人物”，在性格上存在着或这样或那样的弱点或缺陷，但总的说来仍然是正面人物；但“麦克白”中的主角虽然也是“圆形人物”，总的说来却是属于反面人物。但麦克白在一开始的时候，虽然也怀着野心与私欲，总的说来还是个“好人”。整部戏剧的重心，正是描写他在那似是而非的预言的影响下，一步步地走向沉沦，干下了不可挽回的“弑君”大恶行，成为了一个大暴君。可说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直接地以“沉沦”为主题的作品。

（待续）

番外篇之四：西方文学中的若干“母题”（续）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西方文学中，“圆形人物”的数量不但多，而且种类也很丰富。“圆形人物”可以分为“静态”的圆形人物和“动态”的圆形人物两类。前者是指有关的人物从出场到最后都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的圆形人物，性格没有发生变化。但“动态”的圆形人物却是指有关的人物在刚一出场的时候，可能总的说来是正面或反面人物，但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性格也在变化，到最后转变成反面或正面人物。前一种情况（从正面人物变成反面人物）就是“沉沦”，后一种情况（从反面人物变成正面人物）就是“拯救”。中国古典文学中，即使有圆形人物，也多属“静态”的圆形人物，而不见有“动态”的圆形人物，这是因为中国古典文学没有“沉沦与拯救”这一“母题”。

在西方现代文学中，我认为最成功地演绎了“沉沦”这一主题的作品，要数英国的威廉·戈尔丁的“蝇王”。之所以说它成功，是因为它很“纯粹”。前已述及，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中即使都有描写人的丑恶，但中国文学是偏重于社会性的，而西方文学是偏重于人性的，但那也只是“偏重”而已，不是“纯粹”地写人性。西方现代文学中虽然也有很多演绎“沉沦”这一主题的描写人性阴暗面的作品，但或多或少地，导致书中的人物“沉沦”的原因不免带有社会性的因素。但“蝇王”则很“纯粹”，书中描写的是一群孩子为了逃避核战争而落难于一个荒岛上。这个荒岛与世隔绝，而书中的人物又都是孩子，也就是未受所谓社会污染的人。然而，他们最后还是无可避免地“沉沦”堕落了。导致他们堕落的，显然不是什么社会性的因素，就是人性之中与生俱来的“恶”。该书的序言也一针见血地指出：“野蛮的核战争把孩子们带到了孤岛上，但这群孩子却重现了使他们落到这种处境的历史全过程，归根结底不是什么外来的怪物，而是人本身把乐园变成了屠场。”这一来，此书对“沉沦”的主题的表达，就深入到了这一思想最初的来源——“原罪观”上去了。

（待续）

那么周芷若可以算是一个动态的圆形人物啦，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形象（虽然在生活中碰到这类人会敬而远之），书中赵敏个性鲜明，形象饱满，我只是单纯地喜欢她，但却觉得没有周芷若那样触动人心。

也许赵敏在我心中只是个理想化人物（神采飞扬，至情至性），但周芷若这个人物刻画地就现实得多。看她在师命，爱情与个人野心之间挣扎，一步步走向黑暗，真是不忍心多责怪她。

番外篇之四：西方文学中的若干“母题”（续）

如果说“蝇王”是因为“纯粹”地表达了“沉沦”的主题而成功的话，那么“1984”就因为“行云流水”地表达了“沉沦与拯救”的主题而成功。我感到很奇怪的是，大部分评论家，包括西方的在内，似乎大家在评论“1984”这部伟大之作时，都只是从“政治寓言”的角度来分析它。当然，奥威尔最明显的用心，确实是把这部小说写成“政治寓言”，但我认为仅仅如此并不足以完整地把握这部作品的全部意义。尤其是，不能充分地说明“1984”这部作品与奥威尔的另一部著名的“政治寓言”——“动物庄园”有什么区别。

相信大家都会认同，“1984”与“动物庄园”同为十分精彩的“政治寓言”，“1984”的艺术成就显然更高。这不仅仅是因为“动物庄园”本身的形式就是“寓言”，更重要的是，“1984”不仅仅是“政治寓言”，更是一部“人性悲剧”，反映了人性在极权主义的压迫下“沉沦与拯救”，而最后以“沉沦”告终的悲剧主题。评论家似乎都只关注到这部小说中描写主角史密斯最终受刑不住而意志崩溃，反映了人性在强大而罪恶的极权主义面前是多么的卑小微弱；却没有注意到，史密斯最后的崩溃（“沉沦”）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外在的压力，也来自于他内在的固有的人性中阴暗的一面。

例如，小说中描写史密斯不断地回忆自己小时候关于母亲和妹妹的事情（按：这是一个他在进行“自我拯救”的过程，通过回忆而想唤起对过去的认识，用以抵制现实的极权主义的“洗脑”）。他经常想一个关于母亲在他下面沉进水里的梦，他回想起小时候抢走妹妹的食物，残忍而自私。这些都是对他的人性中阴暗一面的暗示，为后面他在受刑时，最后因恐惧老鼠咬他而出卖了情人裘莉娅作了充分的铺垫。

另外，小说中一面描写史密斯对于“双重思想”极其痛恨；但另一面，又描写他在所谓的“真理部”（实际上是为了变动不居的政治需要而不断地伪造历史、毁灭关于真相的证据的部门）中工作，每天从事着圆谎的事情。书中写道：“对于他在听写器上说的每一句话，他的墨水铅笔的每一笔勾划都是蓄意说谎这一点，他并不感到不安。他象司里的每一个人一样，竭力想把谎话圆得很完美。”他甚至对于自己比其他人更擅长把一个困难的谎言编造得天衣无缝而洋洋自得。作者在这里就不动声色地把史密斯性格中所潜藏着的“双重思想”刻画得入木三分——他一方面冒着莫大的危险而写日记，竭力地追寻真相；一方面却又对自己那毁灭真相、伪造历史的工作乐在其中。这也是为他后面在受刑时终于彻底地被“洗脑”，由衷地相信“自由就是奴役”、“二加二等于五”等逻辑完全矛盾的东西作了充分的铺垫。

也就是说，作者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实际上令史密斯崩溃的并不是外在的刑罚。极权主义的可怕，并不在于其本身，而是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践踏人性中自尊与善的一面，诱发人性中阴暗与恶的一面，使后者全面地支配你。这才是“1984”最伟大与深刻之处！它不仅仅是控诉极权主义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更是清醒而睿智地指出，是人自身的天性中所带有的倾向于、有利于极权主义的“恶”，为极权主义的这种摧残大开方便之门。

（待续）

[quote]原帖由[i]happytime[/i]于2004-05-14, 20:27:16发表
那么周芷若可以算是一个动态的圆形人物啦 [/quote]
对，我马上要谈金庸小说中的“沉沦与拯救”的主题。

番外篇之四：西方文学中的若干“母题”（续）

前面说到中国古典文学中没有“沉沦与拯救”的主题，但随着西方文学在近现代传入中国，中国现代文学中也开始出现了表达这类主题的作品。在雅文学的领域之中，最著名的，当然是要数郁达夫的“沉沦”与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了。这两部作品都是以“沉沦”为主题的。但反映“拯救”的主题的优秀作品，却似乎见不到。

而在通俗文学的领域中，又是金庸小说最大量地表达了“沉沦与拯救”的主题。例如，“笑傲江湖”中的林平之的形象，是很典型的用于反映“沉沦”的主题的形象。“神雕”中的慈恩（“射雕”中的裘千仞）则是很典型的用于反映“拯救”的主题的形象。最大量地出现承载了“沉沦与拯救”主题的人物的作品，要数“倚天”和“天龙八部”。“倚天”中的谢逊，其实是从“神雕”中的慈恩形象发展过来的，反映了“拯救”的主题。而周芷若的形象，主要是用于表达“沉沦”，虽然她最后是被“拯救”了的，但有关的过程写得比较含糊，不如“沉沦”的主题表达得那么清晰。

“天龙八部”中，萧峰也经历了“沉沦与拯救”。正如“天人五衰——有关《天龙八部》的碎片”中指出的那样：“孔子说，勇而无礼则乱，萧峰后半生被中原武林所谓的礼义之道贬斥，告白无门，他也索性睥睨了‘礼和义’，奔走杀戮，凭着天性中的清白和骄傲，为所欲为，实在是孔夫子所谓君子之乱。”这描写的是萧峰的“沉沦”。但阿朱的爱与她的猝死，成为了把萧峰从“沉沦”中惊醒过来，从而获得“拯救”的契机。最后他的自杀，与“哈姆雷特”中的欧菲利娅自杀有着类似的意味，反映了他最终实现了“自我拯救”。与萧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慕容复，他彻底地“沉沦”了，虽生而犹死。

“天龙八部”中更显著地表达“沉沦与拯救”的主题的人物形象是萧远山和慕容博。然而，正如一些评论者指出的那样，“天龙八部”中这段描写，显得比较牵强，存在着“主题先行”的问题。确实如此。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这样。最初，我以为是因为书中关于二人的描写铺垫不足，因为二人的故事在书里是以“悬念”的形式存在的，不能直接地进行详细地描写。但后来我又想到，在这二人之中，萧远山的“拯救”（大彻大悟）显得远为自然而可信。如果说是缺乏铺垫，那么萧远山与慕容博都是缺乏铺垫的，为什么对萧远山的描写要比对慕容博的更自然可信呢？显然这与铺垫不足无关，而是由于有关的情节设定不同。

萧远山的故事是综合了“沉沦”与“拯救”的。书中这样描写萧远山：“他本是个豪迈诚朴、无所萦怀的塞外大汉，心中一充满仇恨，性子竟然越来越乖戾。再在少林寺中潜居数十年，昼伏夜出，勤练武功，一年之中难得与旁人说一两句话，性情更是大变。”这里描写的是萧远山的“沉沦”。由这些描写可见，造成他“沉沦”的“心结”是仇恨，因此他要获得“拯救”，需要解开的心结是仇恨。扫地僧当着他面一掌打“死”了慕容博，他一下子发现仇恨没有了，于是就有了书中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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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数十年来恨之切齿的大仇人，一个个死在自己面前，按理说该当十分快意，但内心中却实是说不出的寂寞凄凉，只觉得这世间再也没什么事情可干，活着也是白活。他斜眼向倚在住上的慕容博瞧去，只见他脸色平和，嘴角边微带笑容，倒似死去之后，比活着还更快乐。萧远山内心反而隐隐有点羡慕他的福气，但觉一了百了，人死之后，什么都是一笔色销。顷刻之间，心下一片萧索：“仇人都死光了，我的仇全仇了。我却到哪里去？回大辽吗？去干什么？到雁门关外去隐居么？去干什么？带着峰儿浪迹天涯、四海飘流么？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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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仇恨的“心结”一去，他顿时发现自己的人生的荒诞与无意义，这就为他能获得“拯救”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反观慕容博，他的“心结”是权势。这一“心结”始终没有解开，又怎能为他的“拯救”提供充分的理由呢？仅仅是在鬼门关上走一遭就能解开这“心结”？未免太也令人难以置信了。

这说明了要令人信服地进行“拯救”，“心结”的解开是关键。像谢逊就是听到张无忌出生时的一声哭泣，回复了人性，那是因为他的“心结”是自己的儿子被师父摔死。慈恩的“心结”也是这样，他是因为杀死了瑛姑的儿子而良知不安，最后的“拯救”正是由他以为自己又再误杀郭襄这个婴儿而再次唤回了良知。

（待续）

番外篇之四：西方文学中的若干“母题”（续）

除了金庸小说之外，能有意识地表达这个“沉沦与拯救”的西味很重的主题，并表达得相当成功的作品，就我所见到的来说，要数那部网上小说“大唐风云录”。关于这一点，我在“文学影视中的李世民”一贴中会很充分地进行分析，这里就不便展开细述了。

此外，西方文学中的“母题”还有很多，如前几个“番外篇”中已经一再地提到过的“命运与自由”、“自由与责任”等的主题。这些在前面几个“番外篇”中其实已经论述得比较充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至此，这个关于西方文学中的“母题”的“番外篇”也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我们看到，西方文学中的“母题”与其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母题”是专属于西方，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没有这样的哲学思想与宗教信仰为基础，是不可能凭空地在文学作品中产生表达和演绎这些“母题”的“冲动”的。

（本篇完）